三三 丙午萍醴例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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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華死後，秋瑾、易本羲、姚洪業等人回國，準備在上海自辦一所學校。
其中，姚洪業因遭遇挫折，憤而投海自殺。
（最後，學校終于辦成，定名“中國公學”，由馬君武、于右任、陳伯平等人任教。
） 陳天華與姚洪業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運回湖南（姚洪業是湖南益陽人）。
在長沙的志士禹之谟，在棺柩到達的一天率領全城的學生與市民一萬多人列隊迎接，送到嶽麓山，舉行公葬。
當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時候卻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谟有鼓動湘鄉縣各界反對鹽商浮收鹽價，“率衆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監禁，關在靖州的牢裡。
萍醴浏之役以後，靖州的知州金蓉鏡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時将禹之谟嚴刑拷打，逼他承認是“孫文之黨”，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絞死在靖州東門外。
萍醴浏之役的最初發動人，是同盟會會員劉道一。
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國，召集了三十八位别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紹南、龔春台、陳顯龍、蔣翊武、覃振、易本羲、楊熙績、彭邦棟，在長沙水陸洲旁的船裡開會，決定糾合一萬名會黨，于年底清吏“封印”之時起事于浏陽、醴陵，攻取長沙；新軍與隊營方面，分别由蔣翊武及彭邦棟等策動，屆時響應。
計劃之中的所謂會黨，包括蔡紹南與魏宗铨、龔春台所組織的新團體“洪江會”與姜守旦所領導的哥老會的一個支派“洪福會”。
魏宗铨是江西萍鄉上栗市人，在長沙明德學堂讀書，認識了黃興、禹之谟、甯調元，醉心革命。
龔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時自稱為張章年，是湖南浏陽人，當過清軍的小軍官。
他們二人與蔡紹南在萍鄉蕉園村“開山”（創立幫會），取名“六龍山”，對外稱“洪江會”，以龔春台為大哥。
入會的誓辭是：“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洪江”二字，是用來紀念馬福益的。
馬福益是湖南會黨的大首領，在甲辰[1904年]與黃興合作，事敗，逃至廣西，次年春天回湖南，準備在黔陽東北的洪江鎮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于不久後被殺。
） 姜守旦是湖南浏陽人。
他的“洪福會”，亦稱“洪福齊天黨”，以推倒清廷，另創朝代為目的，不主張建立民國，卻也願意與“誓遵中華民國宗旨”的“洪江會”合作。
水陸洲會議以後，劉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紹南偕同魏宗铨到上海，準備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孫中山。
他們在上海遇到了同盟會會員李發根。
李發根介紹他們入盟，并且寫信向同盟會本部函詢孫中山的行蹤。
孫中山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會正式成立以後，在九月初九日啟程去西貢，于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貢去新加坡，在三月間回到日本。
其後，又在五月間離開日本，到“南洋”（馬來亞），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貢，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紹南與魏宗铨在丙午年七月間從湖南來到上海之時，孫中山可能尚在馬來亞各埠忙于吸收同志，捐募款項，購買軍火。
李發根無法知道其行蹤，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聽的意思。
但是，他們在八月間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浏陽麻石鎮失風，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間，留在萍鄉的同志“許學生”被清吏捕殺。
十月某日，設在萍鄉慧曆寺的機關被清吏查抄。
十七日的夜裡，重要同志在萍鄉高家台開會，蔡紹南等人主張等候軍械運到之時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張立刻起事，雙方辯論了一陣，沒有結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單獨行動，率領兩三千人在浏陽麻石鎮起事，豎起白色的革命旗幟。
龔春台與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于十月十九日，也貼出檄文起事，占領浏陽金剛頭與萍鄉的高家台。
自從龔春台正式起義以後，萍鄉、醴陵、浏陽三縣的若幹村鎮，紛紛有會黨響應，總數不在三萬人以下。
最難得的是：他們的紀律特别好。
清廷的兩江總督端方與代理江西巡撫瑞良在他們的“會奏”之中說：“當匪踞各處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隻索軍械、糧食、白布等。
”因此之故，他們到處都受老百姓歡迎。
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進入浏陽東南、萍鄉西北的重鎮上栗市的時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們，使得
其中，姚洪業因遭遇挫折，憤而投海自殺。
（最後，學校終于辦成，定名“中國公學”，由馬君武、于右任、陳伯平等人任教。
） 陳天華與姚洪業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運回湖南（姚洪業是湖南益陽人）。
在長沙的志士禹之谟，在棺柩到達的一天率領全城的學生與市民一萬多人列隊迎接，送到嶽麓山，舉行公葬。
當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時候卻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谟有鼓動湘鄉縣各界反對鹽商浮收鹽價，“率衆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監禁，關在靖州的牢裡。
萍醴浏之役以後，靖州的知州金蓉鏡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時将禹之谟嚴刑拷打，逼他承認是“孫文之黨”，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絞死在靖州東門外。
萍醴浏之役的最初發動人，是同盟會會員劉道一。
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國，召集了三十八位别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紹南、龔春台、陳顯龍、蔣翊武、覃振、易本羲、楊熙績、彭邦棟，在長沙水陸洲旁的船裡開會，決定糾合一萬名會黨，于年底清吏“封印”之時起事于浏陽、醴陵，攻取長沙；新軍與隊營方面，分别由蔣翊武及彭邦棟等策動，屆時響應。
計劃之中的所謂會黨，包括蔡紹南與魏宗铨、龔春台所組織的新團體“洪江會”與姜守旦所領導的哥老會的一個支派“洪福會”。
魏宗铨是江西萍鄉上栗市人，在長沙明德學堂讀書，認識了黃興、禹之谟、甯調元，醉心革命。
龔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時自稱為張章年，是湖南浏陽人，當過清軍的小軍官。
他們二人與蔡紹南在萍鄉蕉園村“開山”（創立幫會），取名“六龍山”，對外稱“洪江會”，以龔春台為大哥。
入會的誓辭是：“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洪江”二字，是用來紀念馬福益的。
馬福益是湖南會黨的大首領，在甲辰[1904年]與黃興合作，事敗，逃至廣西，次年春天回湖南，準備在黔陽東北的洪江鎮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于不久後被殺。
） 姜守旦是湖南浏陽人。
他的“洪福會”，亦稱“洪福齊天黨”，以推倒清廷，另創朝代為目的，不主張建立民國，卻也願意與“誓遵中華民國宗旨”的“洪江會”合作。
水陸洲會議以後，劉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紹南偕同魏宗铨到上海，準備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孫中山。
他們在上海遇到了同盟會會員李發根。
李發根介紹他們入盟，并且寫信向同盟會本部函詢孫中山的行蹤。
孫中山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會正式成立以後，在九月初九日啟程去西貢，于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貢去新加坡，在三月間回到日本。
其後，又在五月間離開日本，到“南洋”（馬來亞），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貢，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紹南與魏宗铨在丙午年七月間從湖南來到上海之時，孫中山可能尚在馬來亞各埠忙于吸收同志，捐募款項，購買軍火。
李發根無法知道其行蹤，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聽的意思。
但是，他們在八月間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浏陽麻石鎮失風，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間，留在萍鄉的同志“許學生”被清吏捕殺。
十月某日，設在萍鄉慧曆寺的機關被清吏查抄。
十七日的夜裡，重要同志在萍鄉高家台開會，蔡紹南等人主張等候軍械運到之時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張立刻起事，雙方辯論了一陣，沒有結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單獨行動，率領兩三千人在浏陽麻石鎮起事，豎起白色的革命旗幟。
龔春台與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于十月十九日，也貼出檄文起事，占領浏陽金剛頭與萍鄉的高家台。
自從龔春台正式起義以後，萍鄉、醴陵、浏陽三縣的若幹村鎮，紛紛有會黨響應，總數不在三萬人以下。
最難得的是：他們的紀律特别好。
清廷的兩江總督端方與代理江西巡撫瑞良在他們的“會奏”之中說：“當匪踞各處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隻索軍械、糧食、白布等。
”因此之故，他們到處都受老百姓歡迎。
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進入浏陽東南、萍鄉西北的重鎮上栗市的時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們，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