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 史學
關燈
小
中
大
書，一概不曾參考。
然而，這部元朝官修的《遼史》，仍不失為一部正史，足以與《宋史》相參證，永不可廢。
它的平實，較之宋人葉隆禮所編的《契丹國志》，有過之而無不及；雖則論取材的豐富，略遜一籌。
脫脫等人所修的《金史》，在三史之中是最好的一部。
金朝的年代，不及遼朝的一半，而《金史》的篇幅仍有一百三十五卷。
它的内容，“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
《金史》之所以能夠如此之好，應該歸功于金朝遺老王鹗與元好問二人。
王鹗是曹州東明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狀元，于蔡州城破之時，被張柔救了命，帶回保州（保定），其後當了忽必烈可汗的“翰林學士承旨”。
張柔獻出在蔡州所獲得的金朝實錄，王鹗向忽必烈建議設立一個機構，纂修金史，蒙準。
可惜王鹗年事已高，在至元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五歲），這機構不曾能夠完成任務。
然而實錄已獲保存，而且有了初步的整理。
元好問是太原秀容人，北魏皇帝的苗裔，金宣宗興定五年的進士，于金亡以後隐居，一度向張柔借用實錄來自著金史，不曾借到，便自建一座“野史亭”，獨力搜尋史料，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稿子，其後成為脫脫等人主修《金史》時的藍本。
元好問不僅有功于《金史》，也有功于《元史》。
在他的文集《遺山先生文集》之中，有不少關于元朝人物的碑傳。
真定（正定）人蘇天爵寫了一部《國朝名臣事略》，把木華黎等四十七人的事迹一一記載了下來。
以後明朝宋濂主編《元史》之時，便用了這部《國朝名臣事略》作為藍本之一。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此為書影。
蘇天爵又編了一部《國朝文類》，其中除了各家的詩文以外，有王鹗等人替元朝曆代皇帝所寫的诏二十六篇，冊文十六篇，制五十三篇；他們呈給皇帝的奏議十篇，表二十六篇；他們所寫的有關元朝人物的碑文十四篇。
在這十四篇碑文之中，最為西洋學者所重視的，是閻複的《驸馬高唐忠獻王碑》與虞集的《高昌王世勳碑》。
（高唐忠獻王是汪古部長阿剌兀思剔吉忽裡的曾孫，闊裡吉思。
高昌王，指畏吾兒國的帖睦兒補化；“世勳”，是詳叙自從該國的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歸順成吉思可汗以來，曆代子孫的勳績。
） 虞集是宋朝虞允文的五世孫，元朝吳澄的學生，在成宗鐵木耳可汗之時，由大都路儒學教授，曆升國子助教
然而，這部元朝官修的《遼史》，仍不失為一部正史，足以與《宋史》相參證，永不可廢。
它的平實，較之宋人葉隆禮所編的《契丹國志》，有過之而無不及；雖則論取材的豐富，略遜一籌。
脫脫等人所修的《金史》，在三史之中是最好的一部。
金朝的年代，不及遼朝的一半，而《金史》的篇幅仍有一百三十五卷。
它的内容，“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
《金史》之所以能夠如此之好，應該歸功于金朝遺老王鹗與元好問二人。
王鹗是曹州東明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狀元，于蔡州城破之時，被張柔救了命，帶回保州（保定），其後當了忽必烈可汗的“翰林學士承旨”。
張柔獻出在蔡州所獲得的金朝實錄，王鹗向忽必烈建議設立一個機構，纂修金史，蒙準。
可惜王鹗年事已高，在至元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五歲），這機構不曾能夠完成任務。
然而實錄已獲保存，而且有了初步的整理。
元好問是太原秀容人，北魏皇帝的苗裔，金宣宗興定五年的進士，于金亡以後隐居，一度向張柔借用實錄來自著金史，不曾借到，便自建一座“野史亭”，獨力搜尋史料，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稿子，其後成為脫脫等人主修《金史》時的藍本。
元好問不僅有功于《金史》，也有功于《元史》。
在他的文集《遺山先生文集》之中，有不少關于元朝人物的碑傳。
真定（正定）人蘇天爵寫了一部《國朝名臣事略》，把木華黎等四十七人的事迹一一記載了下來。
以後明朝宋濂主編《元史》之時，便用了這部《國朝名臣事略》作為藍本之一。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此為書影。
蘇天爵又編了一部《國朝文類》，其中除了各家的詩文以外，有王鹗等人替元朝曆代皇帝所寫的诏二十六篇，冊文十六篇，制五十三篇；他們呈給皇帝的奏議十篇，表二十六篇；他們所寫的有關元朝人物的碑文十四篇。
在這十四篇碑文之中，最為西洋學者所重視的，是閻複的《驸馬高唐忠獻王碑》與虞集的《高昌王世勳碑》。
（高唐忠獻王是汪古部長阿剌兀思剔吉忽裡的曾孫，闊裡吉思。
高昌王，指畏吾兒國的帖睦兒補化；“世勳”，是詳叙自從該國的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歸順成吉思可汗以來，曆代子孫的勳績。
） 虞集是宋朝虞允文的五世孫，元朝吳澄的學生，在成宗鐵木耳可汗之時，由大都路儒學教授，曆升國子助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