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焚書坑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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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的統治表現出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高度的集權，高度的專制。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有同樣的風格。
秦王朝雖然統治的時間并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幹方面産生了相當深遠的曆史影響。
“書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理想。
孔子的孫子子思作《中庸》，引述孔子的話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他又指出，雖然踞有政治地位，但是沒有相應的政治道德，是不能夠主持禮樂的；而即使有相應的政治道德，但是未能踞有政治地位，也是不能夠主持禮樂的。
“書同文”，已經成為文化統一的一種象征。
但是在孔子的時代，按照儒家的說法，有其位者無其德，有其德者無其位，“書同文”實際上隻是一種空想。
戰國時期，分裂形勢更為顯著，書不同文也是體現當時文化背景的重要标志之一。
正如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所說，由于諸侯力政，不遵從周天子，于是禮樂典籍受到破壞，天下分為七國，各自文化特征都不同，“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于是，秦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後，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議以“秦文”為基點，要實現天下文字的統一。
凡是和“秦文”不一緻的，統統都要予以廢除。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币制。
此為通行全國的秦半兩。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度量衡。
此為秦銅量器。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文字，将繁難的大篆省改為小篆。
曆史上的這一重要文化過程，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中寫作“書同文字”與“同書文字”，在《六國年表》與《李斯列傳》中，又分别寫作“同天下書”，“同文書”。
《漢書·藝文志》和《說文解字叙》都曾經說到，秦文字有八體，就是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和隸書。
其中主要是小篆和隸書。
大約鄭重的場合用小篆，一般的情況下用隸書。
李斯的《倉颉篇》，趙高的《爰曆篇》，胡毋敬的《博學篇》，是官方正式頒布的文字範本，都是用小篆書寫的。
秦王朝統一文字，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上的一次大轉折。
不過，所謂“書同文”，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隻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在短時期内全面實現的過程。
文字的變革，因為秦王朝短促而亡，其實并沒有能夠真正完成。
“書同文”的事業在漢初繼續進行，實際上到漢武帝時代才可以說逐步走向定型了。
經過了這一轉折，漢代的文字和先秦的文字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以緻漢時以淵博著稱的學者也已經難以通谙先秦的文字。
秦王朝的“書同文”雖然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成功，但是當時能夠提出這樣的文化進步的規劃，并且開始了這樣的文化進步的實踐，應當說，已經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偉大的創舉。
秦王朝推行文化統一的政策，當然并不僅僅限于文字的統一。
我們在秦始皇出巡時在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要求各地民俗實現統一的内容。
比如琅邪刻石說到“匡饬異俗”，之罘刻石說到“黔首改化，遠迩同度”，都表示各地的民俗要予以改造，以求整齊統一。
而強求民俗統一的形式，是法律的規範，就是所謂“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
更為明顯的實例，是會稽刻石中還說到皇帝“親巡天下，周覽遠方”，“宣省習俗，黔首齋莊”，對于當地民俗的幹預，已經相當具體。
例如，婦人有子而再改嫁，或者丈夫死後妻子改嫁，或者逃嫁而遺棄子女等現象，都受到譴責，宣布要予以懲治，期望建立所謂“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的新的道德秩序，甚至宣稱“夫為寄豭，殺之無罪”。
對各地民間家庭婚姻習俗的強制性改造的方針，表現出新政權文化統制的空前嚴厲。
掌握最高政治權力的秦帝國的統治者期望直接以強制手段改變民俗，确定新的有利于“常治無極”的“法”、“令”、“軌”、“則”，也就是新的文化規範，以實現會稽刻石所說到的“大治濯俗，天下承風”的局面。
《漢書·地理志下》寫道：民衆的性情是有地方差異的，剛和柔，緩和急，以及音聲的不同，都和水土之風氣有關系，這就是“風”；而好惡和取舍的價值傾向，以及動靜的變化，又都和君上的情感影響有關，這就是“俗”。
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是說聖王在上，有統理人倫的責任，以正确的文化導向，促使各地民間風俗“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方可以成就所謂“王教”。
統一國家的建設，必然促成文化的融合與統一，這是沒有疑義的，然而問題在于實現這一過程的手段和方式。
戰國時代，各地居民因長期分裂的政治形勢造成的不同的心理狀态是很明顯的，秦人風俗與東方各國更有相當大的差異。
秦實現統一之後，秦王朝企圖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有同樣的風格。
秦王朝雖然統治的時間并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幹方面産生了相當深遠的曆史影響。
“書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理想。
孔子的孫子子思作《中庸》，引述孔子的話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他又指出，雖然踞有政治地位，但是沒有相應的政治道德，是不能夠主持禮樂的；而即使有相應的政治道德，但是未能踞有政治地位，也是不能夠主持禮樂的。
“書同文”，已經成為文化統一的一種象征。
但是在孔子的時代，按照儒家的說法，有其位者無其德，有其德者無其位，“書同文”實際上隻是一種空想。
戰國時期，分裂形勢更為顯著，書不同文也是體現當時文化背景的重要标志之一。
正如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所說，由于諸侯力政，不遵從周天子，于是禮樂典籍受到破壞，天下分為七國，各自文化特征都不同，“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于是，秦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後，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議以“秦文”為基點，要實現天下文字的統一。
凡是和“秦文”不一緻的，統統都要予以廢除。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币制。
此為通行全國的秦半兩。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度量衡。
此為秦銅量器。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文字，将繁難的大篆省改為小篆。
曆史上的這一重要文化過程，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中寫作“書同文字”與“同書文字”，在《六國年表》與《李斯列傳》中，又分别寫作“同天下書”，“同文書”。
《漢書·藝文志》和《說文解字叙》都曾經說到，秦文字有八體，就是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和隸書。
其中主要是小篆和隸書。
大約鄭重的場合用小篆，一般的情況下用隸書。
李斯的《倉颉篇》，趙高的《爰曆篇》，胡毋敬的《博學篇》，是官方正式頒布的文字範本，都是用小篆書寫的。
秦王朝統一文字，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上的一次大轉折。
不過，所謂“書同文”，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隻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在短時期内全面實現的過程。
文字的變革，因為秦王朝短促而亡，其實并沒有能夠真正完成。
“書同文”的事業在漢初繼續進行，實際上到漢武帝時代才可以說逐步走向定型了。
經過了這一轉折，漢代的文字和先秦的文字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以緻漢時以淵博著稱的學者也已經難以通谙先秦的文字。
秦王朝的“書同文”雖然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成功，但是當時能夠提出這樣的文化進步的規劃，并且開始了這樣的文化進步的實踐，應當說，已經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偉大的創舉。
秦王朝推行文化統一的政策，當然并不僅僅限于文字的統一。
我們在秦始皇出巡時在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要求各地民俗實現統一的内容。
比如琅邪刻石說到“匡饬異俗”，之罘刻石說到“黔首改化，遠迩同度”，都表示各地的民俗要予以改造，以求整齊統一。
而強求民俗統一的形式，是法律的規範，就是所謂“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
更為明顯的實例，是會稽刻石中還說到皇帝“親巡天下，周覽遠方”，“宣省習俗，黔首齋莊”，對于當地民俗的幹預，已經相當具體。
例如，婦人有子而再改嫁，或者丈夫死後妻子改嫁，或者逃嫁而遺棄子女等現象，都受到譴責，宣布要予以懲治，期望建立所謂“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的新的道德秩序，甚至宣稱“夫為寄豭，殺之無罪”。
對各地民間家庭婚姻習俗的強制性改造的方針，表現出新政權文化統制的空前嚴厲。
掌握最高政治權力的秦帝國的統治者期望直接以強制手段改變民俗，确定新的有利于“常治無極”的“法”、“令”、“軌”、“則”，也就是新的文化規範，以實現會稽刻石所說到的“大治濯俗，天下承風”的局面。
《漢書·地理志下》寫道：民衆的性情是有地方差異的，剛和柔，緩和急，以及音聲的不同，都和水土之風氣有關系，這就是“風”；而好惡和取舍的價值傾向，以及動靜的變化，又都和君上的情感影響有關，這就是“俗”。
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是說聖王在上，有統理人倫的責任，以正确的文化導向，促使各地民間風俗“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方可以成就所謂“王教”。
統一國家的建設，必然促成文化的融合與統一，這是沒有疑義的，然而問題在于實現這一過程的手段和方式。
戰國時代，各地居民因長期分裂的政治形勢造成的不同的心理狀态是很明顯的，秦人風俗與東方各國更有相當大的差異。
秦實現統一之後，秦王朝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