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焚書坑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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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制手段将秦地風俗推行全國以“匡饬異俗”，“大治濯俗”，追求所謂天下民俗文化的“混同”“中和”。
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就寫道：“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僻（辟），除其惡俗”，說明秦政府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在戰争警報尚未解除之際，就已經将這種“移風易俗”的事業作為主要行政任務之一，并以法律為強制手段，以軍事管制的形式強力推行這一政策了。
古代風俗中至今能夠留下最明顯遺迹的莫過于葬俗。
陝西臨潼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發掘的秦始皇陵勞役人員墓地，發現死者的葬式大多數與秦人墓葬頭向西的傳統相一緻，出土骨架一百具，其中隻有四具是傳統的仰身直肢葬，絕大多數都是蜷曲特甚的屈肢葬，與關中地區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屈肢葬的蜷曲情況相同。
這種現象，應該理解為出身關東地區的勞役人員在專制制度下生前備極勞苦，死後仍被迫以秦人風俗就葬。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謀求統一，是通過極其強硬的專制手段推行有關政策的。
所謂焚書坑儒，就是企圖完全排斥東方文化，以秦文化為主體實行強制性的文化統一。
為了實現這種統一，甚至不惜采用極端殘酷的手段。
秦王朝力求以專制手段實現文化統一的政策和戰國以來思想文化傾向自由的傳統，終于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秦王朝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之後，戰國時代舊有的文化體制被否定，文化成為政治軍事的附屬，私學盛起的形勢一去不複返，生動活躍的文化氣氛被洗蕩一空。
一些儒生和遊士于是私下批評時政，引用儒學經典《詩》《書》及百家語，以古非今。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關于郡縣制的禦前辯論中，丞相李斯批判了儒者遵行古制，實行分封的主張。
他說，先古五帝三代制度不相承襲，各因時勢之變異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天下。
當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其意義，當然是狹隘淺薄的儒生不能理解的。
儒者所說三代分封之事，當代不可以遵法。
李斯又說，古者天下散亂，不能統一，諸侯并争，厚招遊學，形成了引述古典來批評當今，用空虛的理論指責實際的政策的風氣。
現在天下已經平定，法令出于皇帝，而私學卻公然非毀法教，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批判當世之政，惑亂民衆之心。
政令一旦頒下，都各自站在自己學派的立場上妄加批評否定，以超越主上、标新立異來擡高自己的名位，甚至公然诽謗朝政。
如此不加制止，上則損害皇帝的威望，下則擴大私黨的影響，因此必須嚴厲禁絕。
李斯又建議，除秦官定史書《秦紀》以外，其他曆史記載都統統予以燒毀。
除了博士官所掌管的以外，天下有私人收藏《詩》《書》及百家語的，都必須上繳，由地方官員負責燒毀。
有膽敢私下讨論《詩》《書》的，要處以棄市之刑，敢于以古非今的，誅滅其家族。
官員知情而不舉報者，則與其同罪。
焚書令頒下三十天仍然拒不遵行的，罰作築守邊城的勞役。
不過，醫藥、蔔筮、種樹一類技術書籍，不在焚燒之列。
李斯的建議得到秦始皇的批準。
秦始皇焚書，是對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冷酷的否定和粗暴摧殘，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次嚴重的浩劫。
焚書之後不久，又發生了坑儒事件。
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
（圖選自明刻本《帝鑒圖說》） 秦始皇晚年，獨斷專行，又迷信方術，欲求長生。
曾經受到他信用的侯生和盧生不滿秦始皇貪于權勢，專好以刑殺強化自己的威權，于是相約逃亡。
秦始皇大怒，以侯生和盧生的“诽謗”之罪，疑心諸生在鹹陽者多以妖言擾亂民心，于是派禦史嚴厲拘審，将所謂違反禁令的諸生四百六十多人坑殺于鹹陽，以警告天下有不同政見的文化人。
秦始皇的長子扶蘇勸谏道，天下初定，遠方人心尚未安甯，諸生不過誦法孔子之學罷了，現在以嚴酷之法處置他們，擔心天下将會發生動蕩。
秦始皇大怒，下令讓扶蘇離開都城鹹陽，到北方邊疆蒙恬的部隊裡擔任監軍的職務。
焚書坑儒等極端的措施，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凋零，同時也激起了讀書人對秦政普遍的抵觸和反抗。
對于焚書坑儒，曆來有種種的否定與抨擊，但是當時曆史條件和文化背景的複雜，也是不可以簡單論定的。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綱評要》卷四《後秦紀》中曾經這樣評論李斯關于焚書的上書：“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
當戰國橫議之後，勢必至此。
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 但是李贽在《藏書》卷二《混一諸侯·秦始皇帝》又寫道：“直使儒生至今猶害怕。
”這也是事實。
秦王朝對于思想文化控制的手段确實厲害。
這反映了秦王朝當政集團比較急進的行政作風，同時又表現出長期戰争之後行政軍事化的曆史慣性。
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就寫道：“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僻（辟），除其惡俗”，說明秦政府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在戰争警報尚未解除之際，就已經将這種“移風易俗”的事業作為主要行政任務之一，并以法律為強制手段，以軍事管制的形式強力推行這一政策了。
古代風俗中至今能夠留下最明顯遺迹的莫過于葬俗。
陝西臨潼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發掘的秦始皇陵勞役人員墓地，發現死者的葬式大多數與秦人墓葬頭向西的傳統相一緻，出土骨架一百具，其中隻有四具是傳統的仰身直肢葬，絕大多數都是蜷曲特甚的屈肢葬，與關中地區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屈肢葬的蜷曲情況相同。
這種現象，應該理解為出身關東地區的勞役人員在專制制度下生前備極勞苦，死後仍被迫以秦人風俗就葬。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謀求統一，是通過極其強硬的專制手段推行有關政策的。
所謂焚書坑儒，就是企圖完全排斥東方文化，以秦文化為主體實行強制性的文化統一。
為了實現這種統一，甚至不惜采用極端殘酷的手段。
秦王朝力求以專制手段實現文化統一的政策和戰國以來思想文化傾向自由的傳統，終于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秦王朝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之後，戰國時代舊有的文化體制被否定，文化成為政治軍事的附屬，私學盛起的形勢一去不複返，生動活躍的文化氣氛被洗蕩一空。
一些儒生和遊士于是私下批評時政，引用儒學經典《詩》《書》及百家語，以古非今。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關于郡縣制的禦前辯論中，丞相李斯批判了儒者遵行古制，實行分封的主張。
他說，先古五帝三代制度不相承襲，各因時勢之變異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天下。
當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其意義，當然是狹隘淺薄的儒生不能理解的。
儒者所說三代分封之事，當代不可以遵法。
李斯又說，古者天下散亂，不能統一，諸侯并争，厚招遊學，形成了引述古典來批評當今，用空虛的理論指責實際的政策的風氣。
現在天下已經平定，法令出于皇帝，而私學卻公然非毀法教，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批判當世之政，惑亂民衆之心。
政令一旦頒下，都各自站在自己學派的立場上妄加批評否定，以超越主上、标新立異來擡高自己的名位，甚至公然诽謗朝政。
如此不加制止，上則損害皇帝的威望，下則擴大私黨的影響，因此必須嚴厲禁絕。
李斯又建議，除秦官定史書《秦紀》以外，其他曆史記載都統統予以燒毀。
除了博士官所掌管的以外，天下有私人收藏《詩》《書》及百家語的，都必須上繳，由地方官員負責燒毀。
有膽敢私下讨論《詩》《書》的，要處以棄市之刑，敢于以古非今的，誅滅其家族。
官員知情而不舉報者，則與其同罪。
焚書令頒下三十天仍然拒不遵行的，罰作築守邊城的勞役。
不過，醫藥、蔔筮、種樹一類技術書籍，不在焚燒之列。
李斯的建議得到秦始皇的批準。
秦始皇焚書，是對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冷酷的否定和粗暴摧殘，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次嚴重的浩劫。
焚書之後不久，又發生了坑儒事件。
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
（圖選自明刻本《帝鑒圖說》） 秦始皇晚年，獨斷專行，又迷信方術，欲求長生。
曾經受到他信用的侯生和盧生不滿秦始皇貪于權勢，專好以刑殺強化自己的威權，于是相約逃亡。
秦始皇大怒，以侯生和盧生的“诽謗”之罪，疑心諸生在鹹陽者多以妖言擾亂民心，于是派禦史嚴厲拘審，将所謂違反禁令的諸生四百六十多人坑殺于鹹陽，以警告天下有不同政見的文化人。
秦始皇的長子扶蘇勸谏道，天下初定，遠方人心尚未安甯，諸生不過誦法孔子之學罷了，現在以嚴酷之法處置他們，擔心天下将會發生動蕩。
秦始皇大怒，下令讓扶蘇離開都城鹹陽，到北方邊疆蒙恬的部隊裡擔任監軍的職務。
焚書坑儒等極端的措施，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凋零，同時也激起了讀書人對秦政普遍的抵觸和反抗。
對于焚書坑儒，曆來有種種的否定與抨擊，但是當時曆史條件和文化背景的複雜，也是不可以簡單論定的。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綱評要》卷四《後秦紀》中曾經這樣評論李斯關于焚書的上書：“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
當戰國橫議之後，勢必至此。
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 但是李贽在《藏書》卷二《混一諸侯·秦始皇帝》又寫道：“直使儒生至今猶害怕。
”這也是事實。
秦王朝對于思想文化控制的手段确實厲害。
這反映了秦王朝當政集團比較急進的行政作風，同時又表現出長期戰争之後行政軍事化的曆史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