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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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則可以天下無敵。
對于同樣的政治主張，《孟子·盡心下》則表述為“仁人無敵于天下”。
《荀子·王霸》也曾經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的觀點。
《易·系辭上》也說，“聖人”以“易”為思想基礎，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
使“天下”歸于“大一統”，已經成為許多政論家的政治理想。
統治“大一統”的“天下”，已經成為許多政治家的政治追求。
《墨子·尚同中》也曾經提出過“一同天下”的說法。
甚至莊子也曾經發表類似的涉及“天下”這一政治命題的意見。
如《莊子·天道》所謂“一心定而王天下”，《莊子·讓王》所謂“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成為戰國晚期秦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韓非子》一書，可能是先秦諸子中說到“天下”一語頻率最高的，竟然多達二百六十七次。
其中可以頻繁看到所謂“霸天下”，“強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強匡天下”，“進兼天下”，“謂天下王”，“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說法。
而“一匡天下”出現四次，“治天下”出現六次，“王天下”也出現六次。
很顯然，謀求對“天下”的統治，謀求“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建立，已經成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已經成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我國早期地理學名著中，有一部著名的《禹貢》，後來也被收入《尚書》中，列為儒學基本經典“十三經”的内容。
《禹貢》分天下為九州，又分别論述了九州的土氣、物産，以及向中央政府貢奉的品物、方式和道路等。
一般認為，《禹貢》成書于戰國時代，并不能體現夏代制度。
據有的學者考定，《禹貢》大約是梁惠王積極圖霸期間，魏國人士于安邑撰著成書的，是在魏國霸業基礎上設想出來的大一統事業的藍圖。
“大一統”的理想能夠形成，又得以傳布，表明華夏文化走向同一、走向成熟的曆史進步邁過了新的裡程碑。
實現“大一統”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孟子·公孫醜上》中可以看到孟子提出的反對通過戰争手段“以力服人”，而應當推行“王道”，實施“仁政”才可能實現“大一統”的主張。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當時的政治現實，卻是各個大國都在積極強兵備戰，連年兼并不休，企圖通過武力使“大一統”的理想得以實現。
《呂氏春秋·蕩兵》說，古代聖王和古代賢王都有“義兵”，就是以正義的軍隊、正義的戰争實現其聖賢之業，而一概否定軍隊、否定戰争的見解，是荒謬的。
“義兵”，其實是醫治天下弊病的“良藥”。
以實現“大一統”為目的的戰争形式，就被看作“義兵”。
我們甚至還看到，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中成書于戰國晚期的體現道家以所謂“自然”、“無為”為中心的政治思想的《十六經》中，以《觀》為題的一篇，也明确肯定了在“今天下大争”的形勢下，應當堅持“為義”的“兵道”，“伐亂禁暴”，取得成功。
秦國就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基礎，通過嚴酷的戰争形式，靠着打了無數勝仗，才一一擊滅六國，建立了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帝國，實現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的。
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李斯等人贊美秦始皇的說法，即：“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所謂“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大一統”的局面，是通過“興義兵”的戰争過程實現的。
儒學雖然早就提出了“大一統”的理想，但是卻好像并沒有能夠真正找到實踐“大一統”的正确道路。
戰國時期以法家為主的諸家學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一統”終于成為一種政治現實。
但是在新的曆史時期，儒家為鞏固和強化“大一統”，進行了更重要的理論建設和政策設計。
還應當看到，老子學說其實是以所謂“小國寡民”作為社會理想的。
《老子》第八十章寫道，小國寡民，使其即使有高效率的器具也不使用，使民衆畏懼艱險而不向遠方遷徙。
雖然有舟車，也不乘用，雖然有武裝，也不炫耀。
使民衆回複到結繩記事的遠古時代，滿足其飲食衣裳，安于其住居禮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裡體現的社會觀、政治觀和經濟觀，看起來都是和正統“大一統”思想不協調的。
但是，這一思想的産生和傳播，也自有曆史文化的基礎，是我們不應當忽視的。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老子》書中提出的這種主張，其實大體是符合古代中國農耕經濟和農村社會的基本狀況的。
可見這種狀況和國家的“大一統”政體，并沒有根本的矛盾。
“大一統”的理想，當時為社會大多數人所共同向往。
秦國實現“大一統”的戰争過程，與曆史進步的方向是一緻的。
秦王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政權。
秦王朝的建立，是
對于同樣的政治主張，《孟子·盡心下》則表述為“仁人無敵于天下”。
《荀子·王霸》也曾經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的觀點。
《易·系辭上》也說，“聖人”以“易”為思想基礎，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
使“天下”歸于“大一統”，已經成為許多政論家的政治理想。
統治“大一統”的“天下”，已經成為許多政治家的政治追求。
《墨子·尚同中》也曾經提出過“一同天下”的說法。
甚至莊子也曾經發表類似的涉及“天下”這一政治命題的意見。
如《莊子·天道》所謂“一心定而王天下”，《莊子·讓王》所謂“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成為戰國晚期秦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韓非子》一書，可能是先秦諸子中說到“天下”一語頻率最高的，竟然多達二百六十七次。
其中可以頻繁看到所謂“霸天下”，“強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強匡天下”，“進兼天下”，“謂天下王”，“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說法。
而“一匡天下”出現四次，“治天下”出現六次，“王天下”也出現六次。
很顯然，謀求對“天下”的統治，謀求“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建立，已經成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已經成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我國早期地理學名著中，有一部著名的《禹貢》，後來也被收入《尚書》中，列為儒學基本經典“十三經”的内容。
《禹貢》分天下為九州，又分别論述了九州的土氣、物産，以及向中央政府貢奉的品物、方式和道路等。
一般認為，《禹貢》成書于戰國時代，并不能體現夏代制度。
據有的學者考定，《禹貢》大約是梁惠王積極圖霸期間，魏國人士于安邑撰著成書的，是在魏國霸業基礎上設想出來的大一統事業的藍圖。
“大一統”的理想能夠形成，又得以傳布，表明華夏文化走向同一、走向成熟的曆史進步邁過了新的裡程碑。
實現“大一統”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孟子·公孫醜上》中可以看到孟子提出的反對通過戰争手段“以力服人”，而應當推行“王道”，實施“仁政”才可能實現“大一統”的主張。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當時的政治現實，卻是各個大國都在積極強兵備戰，連年兼并不休，企圖通過武力使“大一統”的理想得以實現。
《呂氏春秋·蕩兵》說，古代聖王和古代賢王都有“義兵”，就是以正義的軍隊、正義的戰争實現其聖賢之業，而一概否定軍隊、否定戰争的見解，是荒謬的。
“義兵”，其實是醫治天下弊病的“良藥”。
以實現“大一統”為目的的戰争形式，就被看作“義兵”。
我們甚至還看到，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中成書于戰國晚期的體現道家以所謂“自然”、“無為”為中心的政治思想的《十六經》中，以《觀》為題的一篇，也明确肯定了在“今天下大争”的形勢下，應當堅持“為義”的“兵道”，“伐亂禁暴”，取得成功。
秦國就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基礎，通過嚴酷的戰争形式，靠着打了無數勝仗，才一一擊滅六國，建立了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帝國，實現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的。
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李斯等人贊美秦始皇的說法，即：“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所謂“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大一統”的局面，是通過“興義兵”的戰争過程實現的。
儒學雖然早就提出了“大一統”的理想，但是卻好像并沒有能夠真正找到實踐“大一統”的正确道路。
戰國時期以法家為主的諸家學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一統”終于成為一種政治現實。
但是在新的曆史時期，儒家為鞏固和強化“大一統”，進行了更重要的理論建設和政策設計。
還應當看到，老子學說其實是以所謂“小國寡民”作為社會理想的。
《老子》第八十章寫道，小國寡民，使其即使有高效率的器具也不使用，使民衆畏懼艱險而不向遠方遷徙。
雖然有舟車，也不乘用，雖然有武裝，也不炫耀。
使民衆回複到結繩記事的遠古時代，滿足其飲食衣裳，安于其住居禮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裡體現的社會觀、政治觀和經濟觀，看起來都是和正統“大一統”思想不協調的。
但是，這一思想的産生和傳播，也自有曆史文化的基礎，是我們不應當忽視的。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老子》書中提出的這種主張，其實大體是符合古代中國農耕經濟和農村社會的基本狀況的。
可見這種狀況和國家的“大一統”政體，并沒有根本的矛盾。
“大一統”的理想，當時為社會大多數人所共同向往。
秦國實現“大一統”的戰争過程，與曆史進步的方向是一緻的。
秦王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政權。
秦王朝的建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