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一枚銀元值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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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原因，有許多人執筆指責當時軍人在華作惡情況，形諸筆墨，銷路很大。
最後他們又出版了一部占領南京的畫冊，據說有圖畫數百幅，大抵這種圖片是和這類照片有關的。
這本畫冊出版之後，日本全國震驚，認為原來軍人竟敢如此無法無天。
這段消息我聽到之後，急忙托日本朋友在日本購買，但是那朋友說，這書出版後第七天，已銷到一百多萬部，第八天就被禁止發行了，因為震動人心太厲害，所以一下子就禁掉了。
） 軍人霸權野心狂妄 陶德曼對中日戰争的調解，上海人都很關切。
有些人認為調解必然能成功，有些人認為戰争一定會抵抗到底，否則政府處在日本人的爪翼之下，以後中國的主權完全喪失，要是回到南京去的話，也不過成了一個徒有其名的政府，還有什麼國家主權可言。
在談和期間，中國方面仍有作戰準備，日本也仍然把大量軍需品運到上海。
我們這時居留在沉悶的空氣之下，本來不關心時事問題的人，也逐漸把中日戰争前途作為研究資料。
那時節便産生了許多日本問題的觀察家，其實這些觀察家，都有其自己的打算，立論難免有偏見。
龔德柏是一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他的觀察最是深刻，他發表了許多文章，我都很喜歡讀，他的意見：日本人不但要想征服全中國，而且要統治整個亞洲，所以在中國使用的軍力，不過是十分之三，還有十分之七，準備用在“南征”，不惜與英美打上一仗。
他這種說法，初時我們認為有些狂妄，後來這些話，卻一一地應驗了。
還有一個日本問題專家，是陳彬龢，他出了整套研究日本問題的小冊子，撰述的人，許多見地都是很高超的，不過他有一種觀念，總是不滿現實，要推翻原有的政府。
所以我們要聽研究日本問題的話，衆口紛纭，教人很難捉摸。
倒是有一次碰到一位姓劉的長者，他是早期日本留學生，對日本的情況，觀察力很深，他從來不執筆寫文章，但是他的話，簡直句句都有來曆，而且把中日戰争的根本原因，分析得清清楚楚。
這些話現在雖已過去，但是我看許多抗日書報都沒有表達出像他那麼高超的見解。
日軍入侵上海 他說出日本進攻中國，摧毀中國政府的軍力，易如反掌，但是中國地方實在大，日本要是出兵幾百萬的話，也隻要抱定宗旨和他們長期作戰，使其泥足越陷越深，俗語說蛇能吞象，雖是一句不合理的譬喻，可是蛇要是真的吞并象的一部分，那麼自己可能被脹死。
所以日本武力的當權者，預先雖做過這種種調查，認為中國是一無可懼，甚至無數軍人以遊曆為名，暢遊中國各地。
如松井石根，在沒有開戰之前，先到南京，再經廣州返日，他也認為滅亡中國是不會超過一個月的，所以軍人個個都摩拳擦掌準備出動。
日本文人當權者，他們知道事情不是那麼簡單，雖說侵吞中國，意志是一緻的，不過要運用哄、吓、騙、詐的外交方式，最好不要出動兵力開火來達到目的，這是上策，用兵動武，乃是下策。
軍人們對國内文人的論調，深惡而痛疾，所以動不動就将主張緩進的政論家、外交家以及首相重臣，一個個都采取暗殺手段來消滅，大規模的暗殺事件陸續發生，不計其數。
最駭人的如首相犬養毅、财相高橋，都為日本軍人公然擊斃，西園寺元老也受到恐吓，政府的政策完全操縱在軍人手中。
日本戰前的政治制度，内閣總理雖有權提出财政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等名單，但是對陸軍部部長、海軍部部長、空軍部部長，是無權過問的。
是要由軍方推出，内閣總理唯有仰其鼻息。
軍方要是反對其人并不推出部長的話，内閣總理就做不成。
還有一點，即使内閣已組織成功，内閣總理不聽軍部政策的話，軍部就可以令海相或陸相辭職，一個人辭去，内閣就要改組，所以從前日本政府的内閣總理，完全處于軍方爪翼之下。
姓劉的長者又說，那麼日本為什麼會造成這般的局面呢？他們是有法律根據的，因為海陸空軍是直接隸屬于日皇的，所以内閣總理對軍事實實在在是沒有一些力量來統制的。
而且他們也有一種成規，軍人在外行動自由，不受國内的命令拘束，所以有許多事件發生，都是軍人鬧出來的，内閣總理預先不知道，外交部部長更是蒙在鼓裡。
但是事體一經發生，當地的領事就要乖乖地收拾殘局，全國性的政治也是如此。
軍人在外，盡管不宣而戰，外交部部長隻有代表軍方說圓滑的話之外，沒有别的話可說，即使咎在軍方，外交部也要想出适當的理由來袒護軍方的。
這許多話，我倒是聞所未聞。
所以陶德曼的調解，雙方都是表面上做出一種媾和的姿态而已，軍人是有軍人的準備，中國政府也明知日本外交界不能約束軍人，所以一場調解宣告失敗之後，就大打起來。
當時上海的報紙，很少知道這種内部症結，和乎，戰乎？大家都莫測高深。
抗戰初期五洋獨秀 調解不成，掀起全面大戰之後最初三年，實實在在可以說法币堅挺，老百姓對它的信心，一點也沒有動搖，購買力也一如其舊，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麼叫作囤積，更不知道什麼叫作外彙。
黃金與美鈔，不見流通，普通人對黃金美鈔的重要性也無從知道。
我們大家還是過着和從前一樣的生活，認為打仗由它打下去，從不想到法币是會動搖的。
隻有一部分商人和逃難移居到上海的人，知道上海的物價是如何如何，鄉間的物價又是如何如何，兩者之間的差額很大，既然沒有生意可做，就奔走兩地，把甲地的東西，帶到乙地，再把乙地的東西，帶到甲地，以有易無，這樣賣出買進，可以從中博得不少利益，這種人後來就稱為“跑單幫”。
這種人從幾百人開始，直到幾萬人，在戰亂期間，借此維持生計。
最初“跑單幫”的人，目的隻有五樣東西，這五樣東西叫作“五洋雜貨”。
所謂五洋雜貨，是五種外洋來的實用品，即洋火（即火柴）、洋油（即火水）、洋煙（即香煙）、洋皂（即肥皂）、洋布（即外國布），這五種東西，鄉間都沒有生産，向來靠上海運去，是日常的必需品，跑單幫的人就采購了這種東西，鑽罅覓縫地走出界線。
到了鄉間，把它賣掉，把當地的土産、米、魚、肉、麻袋等帶回來，走一次單幫，可以賺不少錢，因此跑單幫的人越來越多，後來人數多到幾十萬人。
這雖然是一種畸形的生意，但是勤力的人由于跑的次數多，賺的錢比普通職工的薪水要高出幾十倍。
這種跑單幫，雖然辛苦萬分，可是回到上海把帶回來的貨色賣掉，同時再購入新貨，然後就聊以自慰地進入菜館，大魚大肉地飽餐一頓，因此中小型的菜館，天天座無虛席，而遊樂場所也是滿坑滿谷。
大商家最初認為大戰開始，是發戰争财的機會。
從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顔料絕市，造成了四個千萬富翁，如貝某、周某、席某、吳某等，因此，這時好多大商人也在計劃，怎樣才能發到戰争财。
可是打了三年，貨價并未提高，白白地空等一場。
隻有五洋商人，由于跑單幫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倒有機會發了大财。
戰争到了第三年年底，上海的煤來源斷絕，日本軍艦到了上海，向煤炭商人購煤，這一下子，煤球就起價了。
所謂煤球，是上海市民家家用來煮菜煮飯的主要燃料，是用煤屑和黃泥做成的，燒起來很耐久。
由于此時存煤日少，煤球的價格天天漲，質料卻漸漸地差，差到泥多煤少，煮一餐飯要用去好多煤球。
我們感到生活上的影響，别的無關重要，倒是煤球關系最大。
（按：後來幾年，因為煤源不濟，連電力都有限制了，家人吵着煤球買不到，我就想到戰争開始時，曾經買過許多煤，堆在天台上，因為從前的煤棧叫煤，價格便宜，一擔兩擔是不送的，一叫非一卡車不可，重十幾噸。
叫來之後，放在天台上，沒有多大用處，日久之後也忘記了，後來才知道煤價飛漲，一擔煤可以換十四擔煤球。
） 物價飛漲法币貶值 這個時候，大家對黃金美鈔還沒有注意到，我查出當年黃金美鈔的價格，與法币的價值實在沒有什麼變動，例如（錄自《銀行周報》）： 一、一九三八年四月：美鈔一元合法币二元七角半，黃金十兩合法币一千一百四十二元。
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鈔一元合法币六元一角八分，黃金十兩，折合法币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就上述兩項來看，法币的動搖，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之後才開始的，四月之前實在和戰前相差無幾。
從前一般人還沒有想到物價漲，就是法币貶值，不像現在的人，商業知識豐富，腦筋較為敏感，物價會不會有波動，他們早已有預感，想辦法不使手中的錢受到損失，所以要買東西，還是能從心所欲的。
舉一個例來說：我印一種醫藥雜志，每一期到紙行去購買十多令白報紙，不但很容易買到，而且價錢每次相差不多。
我有幾個朋友是辦報的，報紙的銷路都很大，每天買白報紙，也都沒有什麼困難。
直到一九三九年開始，白報紙的身價就高了一倍，本來每令三塊多錢的，這時就要賣到七元左右，因此紙商個個都發了财，一般人就稱他們為“紙老虎”。
這還是物價波動的初期情況，後來就達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不過有一個特點，就是紙商隻有擡高價格，而沒有居奇不賣的情況，初時在紙商方面說來，他們也沒有想到後來法币貶值，會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初期法币貶值，有一個故事，傳說紛纭：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懇懇地積了許多資财，弟弟有錢就買啤酒喝。
弟弟常常囊中空無一文，可是他飲罷啤酒之後，總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後花園曠地。
後來馬克跌到不值錢，哥哥的積蓄化為烏有，那位一味飲啤酒的弟弟，擁有啤酒空樽兩三千個，反而可以用這些空樽來換取食物，繼續生存下去。
這個故事，大家都付之一笑，認為這隻是海外奇談，誰知後來在上海也發生了類似這般的情形。
一般商人，隻知道求貨如輪轉，但求稍有所獲，就買進賣出，最初三年囤貨的人畢竟少數，特别是成千成萬跑單幫的人，錢财越賺越大，還沒有囤積的觀念。
但是到了這時，跑單幫的人，已成為天之驕子。
我隻懂得行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囤貨。
我有一個遠房舅舅陶庭瑤，那時他是亞細亞汽油公司的買辦，我的妹夫就在他的機構中任職。
有一天，他走來對我說：“現在最好的賺錢機會就是囤貨，最好囤的貨，一種是火油，一種是汽油，戰争持續下去，這兩樣東西一定要漲上幾
最後他們又出版了一部占領南京的畫冊，據說有圖畫數百幅，大抵這種圖片是和這類照片有關的。
這本畫冊出版之後，日本全國震驚，認為原來軍人竟敢如此無法無天。
這段消息我聽到之後，急忙托日本朋友在日本購買，但是那朋友說，這書出版後第七天，已銷到一百多萬部，第八天就被禁止發行了，因為震動人心太厲害，所以一下子就禁掉了。
） 軍人霸權野心狂妄 陶德曼對中日戰争的調解，上海人都很關切。
有些人認為調解必然能成功，有些人認為戰争一定會抵抗到底，否則政府處在日本人的爪翼之下，以後中國的主權完全喪失，要是回到南京去的話，也不過成了一個徒有其名的政府，還有什麼國家主權可言。
在談和期間，中國方面仍有作戰準備，日本也仍然把大量軍需品運到上海。
我們這時居留在沉悶的空氣之下，本來不關心時事問題的人，也逐漸把中日戰争前途作為研究資料。
那時節便産生了許多日本問題的觀察家，其實這些觀察家，都有其自己的打算，立論難免有偏見。
龔德柏是一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他的觀察最是深刻，他發表了許多文章，我都很喜歡讀，他的意見：日本人不但要想征服全中國，而且要統治整個亞洲，所以在中國使用的軍力，不過是十分之三，還有十分之七，準備用在“南征”，不惜與英美打上一仗。
他這種說法，初時我們認為有些狂妄，後來這些話，卻一一地應驗了。
還有一個日本問題專家，是陳彬龢，他出了整套研究日本問題的小冊子，撰述的人，許多見地都是很高超的，不過他有一種觀念，總是不滿現實，要推翻原有的政府。
所以我們要聽研究日本問題的話，衆口紛纭，教人很難捉摸。
倒是有一次碰到一位姓劉的長者，他是早期日本留學生，對日本的情況，觀察力很深，他從來不執筆寫文章，但是他的話，簡直句句都有來曆，而且把中日戰争的根本原因，分析得清清楚楚。
這些話現在雖已過去，但是我看許多抗日書報都沒有表達出像他那麼高超的見解。
日軍入侵上海 他說出日本進攻中國，摧毀中國政府的軍力，易如反掌，但是中國地方實在大，日本要是出兵幾百萬的話，也隻要抱定宗旨和他們長期作戰，使其泥足越陷越深，俗語說蛇能吞象，雖是一句不合理的譬喻，可是蛇要是真的吞并象的一部分，那麼自己可能被脹死。
所以日本武力的當權者，預先雖做過這種種調查，認為中國是一無可懼，甚至無數軍人以遊曆為名，暢遊中國各地。
如松井石根，在沒有開戰之前，先到南京，再經廣州返日，他也認為滅亡中國是不會超過一個月的，所以軍人個個都摩拳擦掌準備出動。
日本文人當權者，他們知道事情不是那麼簡單，雖說侵吞中國，意志是一緻的，不過要運用哄、吓、騙、詐的外交方式，最好不要出動兵力開火來達到目的，這是上策，用兵動武，乃是下策。
軍人們對國内文人的論調，深惡而痛疾，所以動不動就将主張緩進的政論家、外交家以及首相重臣，一個個都采取暗殺手段來消滅，大規模的暗殺事件陸續發生，不計其數。
最駭人的如首相犬養毅、财相高橋，都為日本軍人公然擊斃，西園寺元老也受到恐吓，政府的政策完全操縱在軍人手中。
日本戰前的政治制度，内閣總理雖有權提出财政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等名單，但是對陸軍部部長、海軍部部長、空軍部部長，是無權過問的。
是要由軍方推出，内閣總理唯有仰其鼻息。
軍方要是反對其人并不推出部長的話，内閣總理就做不成。
還有一點，即使内閣已組織成功，内閣總理不聽軍部政策的話，軍部就可以令海相或陸相辭職，一個人辭去，内閣就要改組，所以從前日本政府的内閣總理，完全處于軍方爪翼之下。
姓劉的長者又說，那麼日本為什麼會造成這般的局面呢？他們是有法律根據的，因為海陸空軍是直接隸屬于日皇的，所以内閣總理對軍事實實在在是沒有一些力量來統制的。
而且他們也有一種成規，軍人在外行動自由，不受國内的命令拘束，所以有許多事件發生，都是軍人鬧出來的，内閣總理預先不知道，外交部部長更是蒙在鼓裡。
但是事體一經發生，當地的領事就要乖乖地收拾殘局，全國性的政治也是如此。
軍人在外，盡管不宣而戰，外交部部長隻有代表軍方說圓滑的話之外，沒有别的話可說，即使咎在軍方，外交部也要想出适當的理由來袒護軍方的。
這許多話，我倒是聞所未聞。
所以陶德曼的調解，雙方都是表面上做出一種媾和的姿态而已，軍人是有軍人的準備，中國政府也明知日本外交界不能約束軍人，所以一場調解宣告失敗之後，就大打起來。
當時上海的報紙，很少知道這種内部症結，和乎，戰乎？大家都莫測高深。
抗戰初期五洋獨秀 調解不成，掀起全面大戰之後最初三年，實實在在可以說法币堅挺，老百姓對它的信心，一點也沒有動搖，購買力也一如其舊，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麼叫作囤積，更不知道什麼叫作外彙。
黃金與美鈔，不見流通，普通人對黃金美鈔的重要性也無從知道。
我們大家還是過着和從前一樣的生活，認為打仗由它打下去，從不想到法币是會動搖的。
隻有一部分商人和逃難移居到上海的人，知道上海的物價是如何如何，鄉間的物價又是如何如何，兩者之間的差額很大，既然沒有生意可做，就奔走兩地，把甲地的東西，帶到乙地，再把乙地的東西，帶到甲地，以有易無，這樣賣出買進，可以從中博得不少利益，這種人後來就稱為“跑單幫”。
這種人從幾百人開始，直到幾萬人，在戰亂期間，借此維持生計。
最初“跑單幫”的人，目的隻有五樣東西，這五樣東西叫作“五洋雜貨”。
所謂五洋雜貨，是五種外洋來的實用品，即洋火（即火柴）、洋油（即火水）、洋煙（即香煙）、洋皂（即肥皂）、洋布（即外國布），這五種東西，鄉間都沒有生産，向來靠上海運去，是日常的必需品，跑單幫的人就采購了這種東西，鑽罅覓縫地走出界線。
到了鄉間，把它賣掉，把當地的土産、米、魚、肉、麻袋等帶回來，走一次單幫，可以賺不少錢，因此跑單幫的人越來越多，後來人數多到幾十萬人。
這雖然是一種畸形的生意，但是勤力的人由于跑的次數多，賺的錢比普通職工的薪水要高出幾十倍。
這種跑單幫，雖然辛苦萬分，可是回到上海把帶回來的貨色賣掉，同時再購入新貨，然後就聊以自慰地進入菜館，大魚大肉地飽餐一頓，因此中小型的菜館，天天座無虛席，而遊樂場所也是滿坑滿谷。
大商家最初認為大戰開始，是發戰争财的機會。
從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顔料絕市，造成了四個千萬富翁，如貝某、周某、席某、吳某等，因此，這時好多大商人也在計劃，怎樣才能發到戰争财。
可是打了三年，貨價并未提高，白白地空等一場。
隻有五洋商人，由于跑單幫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倒有機會發了大财。
戰争到了第三年年底，上海的煤來源斷絕，日本軍艦到了上海，向煤炭商人購煤，這一下子，煤球就起價了。
所謂煤球，是上海市民家家用來煮菜煮飯的主要燃料，是用煤屑和黃泥做成的，燒起來很耐久。
由于此時存煤日少，煤球的價格天天漲，質料卻漸漸地差，差到泥多煤少，煮一餐飯要用去好多煤球。
我們感到生活上的影響，别的無關重要，倒是煤球關系最大。
（按：後來幾年，因為煤源不濟，連電力都有限制了，家人吵着煤球買不到，我就想到戰争開始時，曾經買過許多煤，堆在天台上，因為從前的煤棧叫煤，價格便宜，一擔兩擔是不送的，一叫非一卡車不可，重十幾噸。
叫來之後，放在天台上，沒有多大用處，日久之後也忘記了，後來才知道煤價飛漲，一擔煤可以換十四擔煤球。
） 物價飛漲法币貶值 這個時候，大家對黃金美鈔還沒有注意到，我查出當年黃金美鈔的價格，與法币的價值實在沒有什麼變動，例如（錄自《銀行周報》）： 一、一九三八年四月：美鈔一元合法币二元七角半，黃金十兩合法币一千一百四十二元。
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鈔一元合法币六元一角八分，黃金十兩，折合法币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就上述兩項來看，法币的動搖，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之後才開始的，四月之前實在和戰前相差無幾。
從前一般人還沒有想到物價漲，就是法币貶值，不像現在的人，商業知識豐富，腦筋較為敏感，物價會不會有波動，他們早已有預感，想辦法不使手中的錢受到損失，所以要買東西，還是能從心所欲的。
舉一個例來說：我印一種醫藥雜志，每一期到紙行去購買十多令白報紙，不但很容易買到，而且價錢每次相差不多。
我有幾個朋友是辦報的，報紙的銷路都很大，每天買白報紙，也都沒有什麼困難。
直到一九三九年開始，白報紙的身價就高了一倍，本來每令三塊多錢的，這時就要賣到七元左右，因此紙商個個都發了财，一般人就稱他們為“紙老虎”。
這還是物價波動的初期情況，後來就達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不過有一個特點，就是紙商隻有擡高價格，而沒有居奇不賣的情況，初時在紙商方面說來，他們也沒有想到後來法币貶值，會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初期法币貶值，有一個故事，傳說紛纭：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懇懇地積了許多資财，弟弟有錢就買啤酒喝。
弟弟常常囊中空無一文，可是他飲罷啤酒之後，總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後花園曠地。
後來馬克跌到不值錢，哥哥的積蓄化為烏有，那位一味飲啤酒的弟弟，擁有啤酒空樽兩三千個，反而可以用這些空樽來換取食物，繼續生存下去。
這個故事，大家都付之一笑，認為這隻是海外奇談，誰知後來在上海也發生了類似這般的情形。
一般商人，隻知道求貨如輪轉，但求稍有所獲，就買進賣出，最初三年囤貨的人畢竟少數，特别是成千成萬跑單幫的人，錢财越賺越大，還沒有囤積的觀念。
但是到了這時，跑單幫的人，已成為天之驕子。
我隻懂得行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囤貨。
我有一個遠房舅舅陶庭瑤，那時他是亞細亞汽油公司的買辦，我的妹夫就在他的機構中任職。
有一天，他走來對我說：“現在最好的賺錢機會就是囤貨，最好囤的貨，一種是火油，一種是汽油，戰争持續下去，這兩樣東西一定要漲上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