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為防牽累急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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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曬底片即刻刊登報紙，忽然間他想出一句話來：“我動身時到過你家，想約你同來，誰知你已逃之夭夭。
”我問他：“究竟日本軍人有沒有到我家去搜索過？”他說：“根本沒有。
”我又問他：“是不是在尹奉吉身上抄到我的名片？”他說：“也不是的，尹奉吉做事，幹幹淨淨，不牽涉任何一個人。
他身上挂着一塊牌子，寫着一人做事一人當，完全是英雄氣概。
但是日本人一定要抄朝鮮複國黨革命機關總部，法租界派了程子卿去會同搜查，結果空無一人，空無一物，隻是電話機旁邊有一張電話号碼表，十分之九已撕掉，隻剩十分之一，上面有三個醫生的名字，第一個是留學日本的西醫汪企張；第二個是西醫陸露沙，也是留日的，兼是戲劇家；第三個是老兄的名字。
日本人把這紙角撕下，程子卿怕你受累，所以叫一個朝鮮人打電話給你，叫你快逃。
後來日軍到過汪企張家，問這個所在一共請你出過幾次診，搬過幾次場，汪企張據實相告，也沒有事，後來連陸露沙家都沒有去過，所以你家也沒有事。
”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一塊石頭就放了下來，那相面先生的話，就此煙消雲散。
當時我就拖着他到一家小菜館吃飯，頓時胃口大開，連添了兩碗飯，幾個菜也吃得津津有味。
林澤蒼說：“兩點半，有一隻新聞界合租的小船，要避免查關，繞道嘉興回滬，你順便搭這船回上海也就算了。
”那隻小船是由馬達小輪拖行的，所以很快就到上海，一場虛驚，就随着林澤蒼傳來的喜訊而消散了。
由蘇返滬日人來訪 由蘇州悄悄地返回上海，又到理發鋪理了發，然後回家。
别人看到我容光煥發，以為我由外埠出診回來，一些也看不出我已經過一場虛驚了。
不料，我回診所時，看見我的挂号桌前，懸上了一幅日本“明治天皇像”，而且利用一隻舊的絲絨襯闊邊的鏡框裝上，看上去很是古樸而瑰麗。
為我代診的學生偷偷地告訴我，自從我走了之後，對面木行的老闆告訴他：“成都路捕房約同一個日本警察，在你家門口窺伺了兩三天，想來陳醫生有些問題。
”（按：公共租界的董事會，本來日本人也有份，各警察局中都有日本警官三五人。
）學生就問我：“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不說是，也不答否。
他說：“向來日本人捉人，動辄就打，其勢洶洶，所以我尋出從前你由日本帶回來的一張明治天皇像懸挂出來，作為擋箭牌，因為你從前講過，日本軍人看見明治天皇像都會鞠躬緻敬，不會亂來了。
”（按：此像系昔年在日本花日币五分買來，因為明治天皇是對漢醫有曆史的關系，所以我買來用作資料的。
）我問：“究竟後來有什麼事？”他說：“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 後來過了一個月，淞滬戰役結束，商業及社會繁榮完全恢複。
有一天，門口來了一輛大汽車，車中走出四個便裝日本人，開口就說：“要見陳醫生。
”他們擡頭見到明治天皇像，即刻立正做九十度鞠躬，完畢退後三步，又再鞠躬，然後進入客廳。
家人見了他們，驚慌不已。
我一看他們的卡片，原來來者是“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尾萬三博士等，才放下心來，整衣下樓，親自款接。
他們見到我，又是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坐談之時，中尾博士說：“現在中日之戰已和解了，我希望你仍然到本所來，繼續幫我們的研究工作，軍閥好戰，我們學術界是反對的，請你也不要介意。
”我說：“這一場戰争，中國損失太厲害了。
”這時恰巧我手頭有一份報紙，刊出東方圖書館的損失，給中尾博士看。
這張報紙說：“這一次燒毀閘北東方圖書館三十多萬冊的書本和五千多種的圖片，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廳州志二千一百多種，公元十五世紀前所印的西洋古籍，遠東唯一孤本德國李比希化學雜志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絕版的中國彙報，羅馬教皇梵蒂岡宮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後王後王太子及其司禮監太監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的影片，完全在犧牲之中。
”又說林琴南生平所翻譯，未刊的東西洋小說，據調查所知，燒掉的有《金縷衣》《情幻記》《軍前瑣話》《洞冥續記》《五丁開山記》《孝女履霜記》《雨血風毛錄》《黃金鑄美錄》《神窩》《奴星叙傳》等，共一百五十九種，尚有不知道書名的，當然更多雲雲。
中尾萬三博士看了這段新聞，呆了好久，說不出話來。
他知道這一次協和的工作不能成功，于是他說：“我在三個月之後再來拜訪你。
”所謂“協和工作”，即後來的新名詞所謂“統戰工作”。
這次戰事終了，淞滬協定簽字之後，申明上海四周不得駐防中國軍隊，一切軍事設備完全撤離，改用東北籍警察來維持滬市治安，報紙也登載市長吳鐵城對這批警察訓話時的攝影，我看了之後，認為以後的日子恐怕更不好過了。
這次“一·二八”戰事，銀行錢莊都不敢開業，銀錢業中要人，天天在城隍廟“内園”開會。
他們也發覺銀元制度有絕大的漏洞，自從政府發表廢兩改元、廢元改币之後，銀錢兩業，盡力協助，市面上的銀元，果然絕迹，有銀元的人，都存入銀行，由銀行調換鈔票。
我常常到戈登路的一家華洋染織廠去看病，看罷之後，總喜歡在那邊附近徘徊，因為那處就是中央造币廠所在。
我以為該廠從此以後不會再開工了，豈知他們放工時，還是有成千工人放出來，而且煙囪中還冒着濃煙，一望而知廠方仍未停工。
最感到奇怪的是，我和工人們談話，他們都顧左右而言他，不願和我多講話。
有一次，我就向華洋染織廠中人問道：“現在銀元已廢除，何以造币廠還要開工？”他們說：“現在造币廠，不是在做鑄币的工作，而是将銀元熔化成為銀條，工作繁重，工人反而加添了不少。
據說這種銀條，有一定的規格，每天成箱成車的不知運往何處？”于是我才知道，廢除銀元的政策很成功，報紙上正在登載白銀問題，在記憶中，記得那時節，黃金大跌，白銀漲價，所以研究白銀問題的論文越來越多。
陳光甫氏雄才偉略 國民政府收回了那麼多的銀元，國家庫存之數字，可說打破紀錄。
從前中國外交政策，孟心史說過： 清代以來，外交方面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輕外時期”。
對自己國家自尊自大，對外國人一切估計得很低，外國人來朝，都要向皇帝叩頭，英國大員來朝，聲明朝見之時絕不叩頭，但是自有許多官員及太監等，硬手硬腳地要他們叩了頭為止。
這是說明中國高高在上，萬國的使臣來朝，都要屈膝叩頭，否則，即是對堂堂的中國大不敬。
第二個時期叫作“懼外時期”。
中國受了各國的炮艦政策的威脅，屢戰屢北，自信心消失，對外國人怕到不成體統，什麼不平等條約都會簽下來。
第三個時期叫作“畏外時期”。
從前中國的官員，都抱定一個宗旨，“千裡做官隻為财”，由小官升到大官，一層層地隻求無過，不求有功，而對人民百般壓榨，勒索錢财，有辦法的能撈到一筆大财，就算是幹才，在上的眼開眼閉，隻求逢時逢節，或是逢壽辰，能受到一份豐富的禮物。
縣官要孝敬府道，府道要孝敬京官和巡按，如西太後做壽，全體文武百官都有名貴禮物呈貢，他們隻怕一件事，就是最怕和外國人交涉，逢到華洋糾葛，就不敢問誰是誰非，總認為外國人是對的，因為事情一鬧大了，革職有份，至于喪失主權，在所不問，這是“畏外時期”外交上的一般情況。
第四個時期叫作“媚外時期”，舉凡上下官員以及一般人民，都認外國人的事，樣樣是對的，連月亮都是外國的圓，這一個時期維持了三四十年。
中國的外交官員，是一種論年資升級制度，先做領事的随員，做了幾年，不生什麼事端，就升為領事，領事做了幾年，要是能博得洋人的歡心，然後升為公使，公使能做到循規蹈矩，面面讨好，就有資格升為大使。
在外交官員工作時期内，一種因為“弱國無外交”，也沒有什麼作為；還有一種就怕在任内發生事端，能力争主權的話，隻能在自己國人面上，做些紙上功夫，說得婉轉，寫得圓滑，就算是能員，要是動辄和外國人據理力争，一些不肯放松的話，反為朝廷所不喜。
當然也有幾個傑出的外交官做出一些好事來，但多數是庸庸碌碌，垂拱而治，一切唯洋人之命是聽。
中國經過“一·二八”戰事之後，勵精圖治，要想和日本決一死戰，最要緊的問題，就是要拉攏外交關系，才會掌握勝利。
從前國人有一個心理，認為美國人對中國最是親切，在凡爾賽條約、九國公約等，都對中國有利，所以一切人等都想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将來開戰時，一定對中國大有幫助。
但是事實上洩氣得很，美國議員常常提出許多謬論，你講一段，我講一段，教中國人看來真是垂頭喪氣。
還有一點，美國人專講做生意，不斷地把美國廢鐵幾萬噸、幾十萬噸賣給日本人，這種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登在報紙上，這種廢鐵運到了日本，一經鍛煉就成為制造武器的鋼鐵，中國人反而得不到實際上的援助。
這又要說中國的駐美外交官員，隻懂得儀表和酬酢，商務參贊也隻知道一些商業常識，對中國的抗戰大事，實在起不了什麼作用。
在這時節，國民政府就向民間經濟專家逐一咨詢。
上海的一班大商家，對做生意都是一等好手，但是對國家大事還是沒有遠見，互相推诿，推出一位陳光甫先生出來。
陳光甫先生本來是一位國學根底很好的讀書人，留學美國，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待到他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後，一切措施都采用科學管理。
從前銀行對存戶，像官吏對付鄉下人一般，唯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連一塊錢都可以開戶，而且職員對客戶，客氣得非常，大大地發揮了為客戶服務的精神。
民國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不久，存款直線上升，漸漸成為民間銀行的首腦，銀行界中人，事無大小，必然要請教他，他一句話力量大得很。
我還記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初創時期，是開設在北京路、甯波路“鄧脫摩”西菜館後面一條弄堂裡，門面是由石庫門改裝的，裡面的地闆，走起來軋軋有聲，但是不上幾年，就一變而成為一家大銀行，又隔幾年，就自建大廈，成為上海獨一無二的民營銀行。
陳先生的精神與毅力，實在是值得欽佩的。
陳先生對銀元與銀兩，早有認識，打破銀錢業的慣例，銀元與銀兩在錢莊中都可以開戶口，自從銀元收歸國有之後，白銀都在政府手中。
從前上海的銀行，很少與外國銀行有直接關系，唯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早與倫敦經營白銀的巨擘“Mocatta&GoldsmidCo.”有聯絡。
又在倫敦、紐約、舊金山設有代理銀行，行中還特辟一個國外彙兌部門，先後與倫敦“NationalProvincial
”我問他：“究竟日本軍人有沒有到我家去搜索過？”他說：“根本沒有。
”我又問他：“是不是在尹奉吉身上抄到我的名片？”他說：“也不是的，尹奉吉做事，幹幹淨淨，不牽涉任何一個人。
他身上挂着一塊牌子，寫着一人做事一人當，完全是英雄氣概。
但是日本人一定要抄朝鮮複國黨革命機關總部，法租界派了程子卿去會同搜查，結果空無一人，空無一物，隻是電話機旁邊有一張電話号碼表，十分之九已撕掉，隻剩十分之一，上面有三個醫生的名字，第一個是留學日本的西醫汪企張；第二個是西醫陸露沙，也是留日的，兼是戲劇家；第三個是老兄的名字。
日本人把這紙角撕下，程子卿怕你受累，所以叫一個朝鮮人打電話給你，叫你快逃。
後來日軍到過汪企張家，問這個所在一共請你出過幾次診，搬過幾次場，汪企張據實相告，也沒有事，後來連陸露沙家都沒有去過，所以你家也沒有事。
”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一塊石頭就放了下來，那相面先生的話，就此煙消雲散。
當時我就拖着他到一家小菜館吃飯，頓時胃口大開，連添了兩碗飯，幾個菜也吃得津津有味。
林澤蒼說：“兩點半，有一隻新聞界合租的小船，要避免查關，繞道嘉興回滬，你順便搭這船回上海也就算了。
”那隻小船是由馬達小輪拖行的，所以很快就到上海，一場虛驚，就随着林澤蒼傳來的喜訊而消散了。
由蘇返滬日人來訪 由蘇州悄悄地返回上海，又到理發鋪理了發，然後回家。
别人看到我容光煥發，以為我由外埠出診回來，一些也看不出我已經過一場虛驚了。
不料，我回診所時，看見我的挂号桌前，懸上了一幅日本“明治天皇像”，而且利用一隻舊的絲絨襯闊邊的鏡框裝上，看上去很是古樸而瑰麗。
為我代診的學生偷偷地告訴我，自從我走了之後，對面木行的老闆告訴他：“成都路捕房約同一個日本警察，在你家門口窺伺了兩三天，想來陳醫生有些問題。
”（按：公共租界的董事會，本來日本人也有份，各警察局中都有日本警官三五人。
）學生就問我：“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不說是，也不答否。
他說：“向來日本人捉人，動辄就打，其勢洶洶，所以我尋出從前你由日本帶回來的一張明治天皇像懸挂出來，作為擋箭牌，因為你從前講過，日本軍人看見明治天皇像都會鞠躬緻敬，不會亂來了。
”（按：此像系昔年在日本花日币五分買來，因為明治天皇是對漢醫有曆史的關系，所以我買來用作資料的。
）我問：“究竟後來有什麼事？”他說：“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 後來過了一個月，淞滬戰役結束，商業及社會繁榮完全恢複。
有一天，門口來了一輛大汽車，車中走出四個便裝日本人，開口就說：“要見陳醫生。
”他們擡頭見到明治天皇像，即刻立正做九十度鞠躬，完畢退後三步，又再鞠躬，然後進入客廳。
家人見了他們，驚慌不已。
我一看他們的卡片，原來來者是“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尾萬三博士等，才放下心來，整衣下樓，親自款接。
他們見到我，又是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坐談之時，中尾博士說：“現在中日之戰已和解了，我希望你仍然到本所來，繼續幫我們的研究工作，軍閥好戰，我們學術界是反對的，請你也不要介意。
”我說：“這一場戰争，中國損失太厲害了。
”這時恰巧我手頭有一份報紙，刊出東方圖書館的損失，給中尾博士看。
這張報紙說：“這一次燒毀閘北東方圖書館三十多萬冊的書本和五千多種的圖片，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廳州志二千一百多種，公元十五世紀前所印的西洋古籍，遠東唯一孤本德國李比希化學雜志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絕版的中國彙報，羅馬教皇梵蒂岡宮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後王後王太子及其司禮監太監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的影片，完全在犧牲之中。
”又說林琴南生平所翻譯，未刊的東西洋小說，據調查所知，燒掉的有《金縷衣》《情幻記》《軍前瑣話》《洞冥續記》《五丁開山記》《孝女履霜記》《雨血風毛錄》《黃金鑄美錄》《神窩》《奴星叙傳》等，共一百五十九種，尚有不知道書名的，當然更多雲雲。
中尾萬三博士看了這段新聞，呆了好久，說不出話來。
他知道這一次協和的工作不能成功，于是他說：“我在三個月之後再來拜訪你。
”所謂“協和工作”，即後來的新名詞所謂“統戰工作”。
這次戰事終了，淞滬協定簽字之後，申明上海四周不得駐防中國軍隊，一切軍事設備完全撤離，改用東北籍警察來維持滬市治安，報紙也登載市長吳鐵城對這批警察訓話時的攝影，我看了之後，認為以後的日子恐怕更不好過了。
這次“一·二八”戰事，銀行錢莊都不敢開業，銀錢業中要人，天天在城隍廟“内園”開會。
他們也發覺銀元制度有絕大的漏洞，自從政府發表廢兩改元、廢元改币之後，銀錢兩業，盡力協助，市面上的銀元，果然絕迹，有銀元的人，都存入銀行，由銀行調換鈔票。
我常常到戈登路的一家華洋染織廠去看病，看罷之後，總喜歡在那邊附近徘徊，因為那處就是中央造币廠所在。
我以為該廠從此以後不會再開工了，豈知他們放工時，還是有成千工人放出來，而且煙囪中還冒着濃煙，一望而知廠方仍未停工。
最感到奇怪的是，我和工人們談話，他們都顧左右而言他，不願和我多講話。
有一次，我就向華洋染織廠中人問道：“現在銀元已廢除，何以造币廠還要開工？”他們說：“現在造币廠，不是在做鑄币的工作，而是将銀元熔化成為銀條，工作繁重，工人反而加添了不少。
據說這種銀條，有一定的規格，每天成箱成車的不知運往何處？”于是我才知道，廢除銀元的政策很成功，報紙上正在登載白銀問題，在記憶中，記得那時節，黃金大跌，白銀漲價，所以研究白銀問題的論文越來越多。
陳光甫氏雄才偉略 國民政府收回了那麼多的銀元，國家庫存之數字，可說打破紀錄。
從前中國外交政策，孟心史說過： 清代以來，外交方面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輕外時期”。
對自己國家自尊自大，對外國人一切估計得很低，外國人來朝，都要向皇帝叩頭，英國大員來朝，聲明朝見之時絕不叩頭，但是自有許多官員及太監等，硬手硬腳地要他們叩了頭為止。
這是說明中國高高在上，萬國的使臣來朝，都要屈膝叩頭，否則，即是對堂堂的中國大不敬。
第二個時期叫作“懼外時期”。
中國受了各國的炮艦政策的威脅，屢戰屢北，自信心消失，對外國人怕到不成體統，什麼不平等條約都會簽下來。
第三個時期叫作“畏外時期”。
從前中國的官員，都抱定一個宗旨，“千裡做官隻為财”，由小官升到大官，一層層地隻求無過，不求有功，而對人民百般壓榨，勒索錢财，有辦法的能撈到一筆大财，就算是幹才，在上的眼開眼閉，隻求逢時逢節，或是逢壽辰，能受到一份豐富的禮物。
縣官要孝敬府道，府道要孝敬京官和巡按，如西太後做壽，全體文武百官都有名貴禮物呈貢，他們隻怕一件事，就是最怕和外國人交涉，逢到華洋糾葛，就不敢問誰是誰非，總認為外國人是對的，因為事情一鬧大了，革職有份，至于喪失主權，在所不問，這是“畏外時期”外交上的一般情況。
第四個時期叫作“媚外時期”，舉凡上下官員以及一般人民，都認外國人的事，樣樣是對的，連月亮都是外國的圓，這一個時期維持了三四十年。
中國的外交官員，是一種論年資升級制度，先做領事的随員，做了幾年，不生什麼事端，就升為領事，領事做了幾年，要是能博得洋人的歡心，然後升為公使，公使能做到循規蹈矩，面面讨好，就有資格升為大使。
在外交官員工作時期内，一種因為“弱國無外交”，也沒有什麼作為；還有一種就怕在任内發生事端，能力争主權的話，隻能在自己國人面上，做些紙上功夫，說得婉轉，寫得圓滑，就算是能員，要是動辄和外國人據理力争，一些不肯放松的話，反為朝廷所不喜。
當然也有幾個傑出的外交官做出一些好事來，但多數是庸庸碌碌，垂拱而治，一切唯洋人之命是聽。
中國經過“一·二八”戰事之後，勵精圖治，要想和日本決一死戰，最要緊的問題，就是要拉攏外交關系，才會掌握勝利。
從前國人有一個心理，認為美國人對中國最是親切，在凡爾賽條約、九國公約等，都對中國有利，所以一切人等都想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将來開戰時，一定對中國大有幫助。
但是事實上洩氣得很，美國議員常常提出許多謬論，你講一段，我講一段，教中國人看來真是垂頭喪氣。
還有一點，美國人專講做生意，不斷地把美國廢鐵幾萬噸、幾十萬噸賣給日本人，這種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登在報紙上，這種廢鐵運到了日本，一經鍛煉就成為制造武器的鋼鐵，中國人反而得不到實際上的援助。
這又要說中國的駐美外交官員，隻懂得儀表和酬酢，商務參贊也隻知道一些商業常識，對中國的抗戰大事，實在起不了什麼作用。
在這時節，國民政府就向民間經濟專家逐一咨詢。
上海的一班大商家，對做生意都是一等好手，但是對國家大事還是沒有遠見，互相推诿，推出一位陳光甫先生出來。
陳光甫先生本來是一位國學根底很好的讀書人，留學美國，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待到他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後，一切措施都采用科學管理。
從前銀行對存戶，像官吏對付鄉下人一般，唯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連一塊錢都可以開戶，而且職員對客戶，客氣得非常，大大地發揮了為客戶服務的精神。
民國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不久，存款直線上升，漸漸成為民間銀行的首腦，銀行界中人，事無大小，必然要請教他，他一句話力量大得很。
我還記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初創時期，是開設在北京路、甯波路“鄧脫摩”西菜館後面一條弄堂裡，門面是由石庫門改裝的，裡面的地闆，走起來軋軋有聲，但是不上幾年，就一變而成為一家大銀行，又隔幾年，就自建大廈，成為上海獨一無二的民營銀行。
陳先生的精神與毅力，實在是值得欽佩的。
陳先生對銀元與銀兩，早有認識，打破銀錢業的慣例，銀元與銀兩在錢莊中都可以開戶口，自從銀元收歸國有之後，白銀都在政府手中。
從前上海的銀行，很少與外國銀行有直接關系，唯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早與倫敦經營白銀的巨擘“Mocatta&GoldsmidCo.”有聯絡。
又在倫敦、紐約、舊金山設有代理銀行，行中還特辟一個國外彙兌部門，先後與倫敦“NationalProvin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