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為防牽累急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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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見桌上放着八張質詢紙，我拿起來一看，有四張是當場可以解答的，還有四張要查考資料才能答複，我答複他們時，有翻譯員傳譯。
等我答複完四張紙後，已經到了六點鐘，大家便道别而散。
散班之後，有一個人陪我，說：“你要什麼資料，隻要你簽個字，就可以拿走。
”這次我拿了十張藥物标本圖，帶回來之後，我就向附近一家照相館接洽，把它一一拍下來，拍一張的代價是一元八角，我想一想，這樣把他們的資料帶出來，對我将來著書方面很有用途。
第二個星期，是由我自己坐車前去，桌上放有質詢紙二張，内容比較扼要，我詳詳細細地解答清楚，其中有一張是問我：“中國有什麼美容藥物？”一時令我難以置答，我便舉了一個例子說：“名演員梅蘭芳常吃一種飲料，叫作石斛，這種石斛是新鮮的，乃四川的品種，一株一株種在盆裡，臨吃之前剪取幾莖，煎茶代飲。
這種石斛有濃厚的膠汁，一則養顔，一則可以潤喉，令到講話的發音都會得柔和清潤。
”這個答案發表之後，他們大為高興，後來自然科學研究所還出版了兩本《石斛之研究》。
書末結論，說石斛非但是滋潤藥，還是營養劑、美容劑和長壽藥。
這一次講罷之後，我到資料室把第一次帶去的植物标本歸還檔案，但是我看到檔案中動物荷爾蒙部分，有七八十份研究報告，講的都是豬、牛、羊的睾丸和生殖器，雄牛的生殖器叫作“牛鞭”，雄鹿的生殖器叫作“鹿鞭”，還有羚羊的生殖器和犀牛的生殖器，為《本草綱目》所不詳的。
我一并簽了字，帶回家去。
那天回到家中，我暗暗好笑，替他們做了一分工作，竟然取到九分的資料。
如是者工作了一個多月，就在龍華機場“齋藤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我到中尾萬三所長的辦公室去對他說：“中日兩國本來是兄弟之邦，現在敵我界限越來越深，閣下愛閣下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從今以後，恕我不能再到貴所來了。
”中尾萬三謙恭有禮地說：“你的話是對的，我也諒解你的苦衷，但是隻要事變解決之後，我還是要登門恭請的。
”這件事就是這樣地擺脫了。
但是我回家之後，心裡沉痛之極，為了國家，我應該辭職，為了學術研究，那就是一種損失。
每次翻閱攝得的各種資料，總有無限的感慨，這也是我在“一·二八”時期中受到的許多損失之一。
突接電話棄家出走 居留在朝鮮本土的朝鮮人，還崇尚中國漢唐遺風，有謙謙君子的風度與和藹可親的民族性，但是這種良好的朝鮮人，日本人反不讓他們進入上海，他們帶來的都是一些面目猙獰、十惡不赦的壞人。
其中有一班人，是在日本并吞朝鮮之時，大批流亡到山東，再在山東經商，學會了中國話、中國文，面貌活像中國人。
那時這班人都聚集在上海法租界，而且還有一個黨本部，聚了許多朝鮮志士，幹着朝鮮的複國工作。
我因看病的關系，與許多革命分子比較相熟，但是有一點，他們的面相都有些和山東商人相仿佛，我隻知道他們的姓，總是姓金、姓李、姓樸、姓尹的，名字實在叫不出，不過碰到了面，彼此總是含笑握手。
這個複國黨的組織，照我想來，核心分子不過四五十人左右。
有一次我因為看病，到過他們的黨本部，他們正在開會，大家席地而坐，李承晚坐在中央，後面懸着一面中央是一個太極圖四面是八卦字的旗，這就是現在韓國的國旗。
那天他們開會，門前站着一個法租界警務處的包打聽程子卿，我坐車夾着皮包直到門口，程子卿見了我就問：“陳先生你來幹什麼？”言下大有阻止我進去的模樣。
我說：“我是來看病的。
”程子卿說：“不行，不行，裡面沒有人生病，你進去作甚？”我說：“我昨天來看過，一個小孩子出痧子，今天為什麼不許我進去。
”程子卿派夥計進去一問，果然不錯，才放我進去。
後來我知道，這批朝鮮革命分子，能在法租界活動，全靠程子卿在包庇着他們。
隻要這個黨部機關給日本人知道之後，日本領事館派人到法租界會同捕房緝捕的話，程子卿會即時通知他們，走得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他們這個黨本部，常常搬遷無定的。
“一·二八”戰事結束之後，日本人認為大勝利，就在北四川路的虹口公園舉行一個慶祝勝利大會，當時主持這個大會的人，就是日本的白川大将、植田司令和重光葵外交大使等。
開會的早一天，已經在虹口公園布置好一個司令台，劃定區域，左邊是日本的空軍、陸軍、海軍，右邊是日本居留民團，後面才輪到朝鮮人。
他們布置得很嚴密，所有日籍居民都發給一條白色綢織的簽條，上面寫明姓名，由居留民團蓋印。
朝鮮人由日本領事館發給簽條，是藍色的，上面也寫出各人的姓名。
并且規定由正門東邊進，西邊門出。
到了開會的當天，高空中放出一個很大的氣球，球的尾巴上拖着“慶祝大捷”的字樣，當時住在虹口的中國人，個個黯然神傷，遠而避之。
開會時的情形怎樣，恕我不知道，可是開會到了下午六時，《時報》特别發出一張号外新聞，大家搶着購買。
原來在大會中，檢閱台被炸，白川大将重傷，有一個日本中将身亡，重光葵足部也受重傷。
這個号外一出，市民們奔走相告，欣然有喜色，大家說：“白川，白川，一場白串而已。
”當時《大美晚報》的号外也陸續出版了。
晚上，上海各中國報紙都接到一封信，裡面放着一張照片，這照片就是當時在會場上丢炸彈的那位革命志士，名字叫尹奉吉。
他預先拍好這張照片，手中拿了手榴彈，胸前挂了一塊牌，上面寫着“為革命而犧牲”的字樣，背面牆上還挂着一面韓國的太極圖八卦字樣的國旗，他是有計劃地利用朝鮮人身份混入司令台，一連丢上兩個手榴彈，然後坦坦然束手就擒。
這種壯舉，令人肅然起敬。
韓國志士尹奉吉 次日一清早，我買到報紙看得清清楚楚，感到非常高興，特地泡了一杯龍井茶，坐在沙發上，想把各報再細細地看上一遍。
不料電話鈴聲大響，本來我懶得去聽，但是鈴聲不斷，隻好起立去聽，隻聽到一個山東口音的人，操着朝鮮人的語氣對我說：“你是不是陳存仁先生？”我說：“是。
”他又很匆忙地告訴我：“程子卿先生有病，要請你立刻出診，而且你要準備幾天不回來，這是性命進出的事，你不用考慮，立刻就走。
”這句話的收尾來了一句朝鮮話，叫“肯啥很意大”，這是朝鮮話“謝謝”的意思。
我接了這個電話，覺得很突兀，再一想，情形不對了，因為收尾是朝鮮話，又提到程子卿的名字，分明這是保護朝鮮革命組織中人的密語，再一想可能與虹口公園炸傷白川事件有關，也可能有我的一張名片在尹奉吉袋中被搜查到。
想到這裡，立刻驚駭起來，兩手也顫抖不已，隻覺得腹部有一股氣朝下一沉，好像要大便瀉出來的樣子。
正在躊躇之時，第二個電話又來了，說：“陳先生，你還不走，當心三套頭。
”說罷對方就收線。
（按：所謂三套頭，是捉到憲兵隊，先要來三套刑罰，都是殘忍無比的。
）這樣一來，我格外着急了，穿上了衣服，便對家人說：“我要到青浦朱家角去看一個急診，幾時回來，沒有一定。
”說罷，從抽屜中取了一百元鈔票就走。
走到門口，見到我的挂号先生，他是蘇州人，我問他：“搭船到蘇州去，在什麼碼頭坐船？”他說：“往蘇州的小船，停泊在天妃宮橋堍蘇州河邊，九點鐘就要開船的。
”我說：“知道了。
”順便告訴他，我要離開上海幾天，請我的門人張卿雲代診。
說完，我就揚長而去。
我叫一輛黃包車，過天妃宮橋，一路在想，尹奉吉的本人，我連認識都不認識，更未參與其事，照理不會牽涉到我身上。
不過，朝鮮人姓金、姓樸、姓尹、姓李的人，我都交換過名片，要是日本人在他家中搜到一張我的名片，便會濫捕無辜，甯枉無縱，也有可能；一旦被捕，就要飽嘗“三套頭”的苦刑。
所謂三套頭，一套是用老虎鉗拔指甲，一套是灌自來水，另一套是坐老虎凳。
想到這裡，就毅然決然登上了到蘇州去的内河篷船，因為那時節，火車路軌已炸斷，交通還未恢複。
在踏上船之前，我說要買官艙票，或頭等票，船上人說：“大少爺，這裡是不分官艙和頭等的，一律睡地鋪，不過現在火車沒有開，票價要加一倍。
”正在談話之間，隻見到遠遠地開來一輛軍車，車上兩個日本軍人，中間有一個老人穿上了老棉褲，褲腳管紮上兩條帶，我仔細一看下身，完全像我診所中的挂号先生裝束，心想他們已追蹤而來，不禁頭部一昏，搖搖欲墜，也沒有心去看這人是不是我的挂号先生，也可能挂号先生走漏了我的消息，被他們押着來領捉我。
幸虧這輛軍車，一到了天妃宮橋堍轉了一個彎，沒有撲向我身邊來，我這才胸前放下一塊石頭，略為清醒了些。
原來五六十歲的老人都是這般裝束，并不是我的挂号先生一人為然。
驚魂甫定，就向船篷中一鑽，揀了一個靠邊的地方，倒下來便睡在船闆上。
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何以向來鎮定自若，如今亂到這般光景？ 原來這種船的設備，簡陋到極，全部是統艙，大家好像沙丁魚般地一排一排睡在地上，多數是蘇州人趕着回鄉，一切旅行設備簡單之至，船上不但沒有枕頭被頭，連茶杯熱水瓶都要自己帶的。
好容易等到開船，心才定了下來。
旅途寂寞邂逅麗人 船一開以後，由于心定關系，遊目四顧，才知道船上一共有五十多人，分成兩排，擠擠迫迫地軋在一起，多數是勞工階層中人。
對面二人，睡定之後，除了襪，大擦腳趾丫，臭不可當，全船的人視若無睹，若無其事。
而睡在我旁邊的一人，又是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泥水匠般的工人，赤着腳，也揉起腳趾丫來。
我覺得這般環境，真不好受。
忽然間，有一個妙齡女郎，捏着鼻頭，吵了起來，而且操着吳侬軟語罵這些毫無禮貌的乘客，她一眼望到我，竟然叫我：“陳大少，你怎麼大少爺落難，也會搭這種龌龊船？”我擡起頭來對她看了一眼，似曾相識，但想不起她是誰，因為病人多，他們認識我，我卻記不清她是誰。
正在詫異之間，那妙齡女郎竟然走了過來，說：“我的睡位旁邊，臭是臭得來，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
陳大少！侬這裡阿好讓我軋一軋。
”說時她就一屁股坐下來，但是船上已擠得很，實在無插足之地，我就和鄰座的那位泥水匠工人說：“你可不可以和這位小姐換一個位子？”那個工人初時面有難色，那位女郎立刻拿出兩隻橘子出來說：“老伯伯，這是送給你吃的，可不可以行個方便？”那老年工人，見到這般模樣，就拿了包袱，和這個女郎換了位置，她連聲稱謝。
便橫了下來，鑽在我身旁，我就和她攀談起來，問她：“侬姓啥？” 那女郎對我說：“我是雲南路會樂裡巧雲笃格小阿媛，我
等我答複完四張紙後，已經到了六點鐘，大家便道别而散。
散班之後，有一個人陪我，說：“你要什麼資料，隻要你簽個字，就可以拿走。
”這次我拿了十張藥物标本圖，帶回來之後，我就向附近一家照相館接洽，把它一一拍下來，拍一張的代價是一元八角，我想一想，這樣把他們的資料帶出來，對我将來著書方面很有用途。
第二個星期，是由我自己坐車前去，桌上放有質詢紙二張，内容比較扼要，我詳詳細細地解答清楚，其中有一張是問我：“中國有什麼美容藥物？”一時令我難以置答，我便舉了一個例子說：“名演員梅蘭芳常吃一種飲料，叫作石斛，這種石斛是新鮮的，乃四川的品種，一株一株種在盆裡，臨吃之前剪取幾莖，煎茶代飲。
這種石斛有濃厚的膠汁，一則養顔，一則可以潤喉，令到講話的發音都會得柔和清潤。
”這個答案發表之後，他們大為高興，後來自然科學研究所還出版了兩本《石斛之研究》。
書末結論，說石斛非但是滋潤藥，還是營養劑、美容劑和長壽藥。
這一次講罷之後，我到資料室把第一次帶去的植物标本歸還檔案，但是我看到檔案中動物荷爾蒙部分，有七八十份研究報告，講的都是豬、牛、羊的睾丸和生殖器，雄牛的生殖器叫作“牛鞭”，雄鹿的生殖器叫作“鹿鞭”，還有羚羊的生殖器和犀牛的生殖器，為《本草綱目》所不詳的。
我一并簽了字，帶回家去。
那天回到家中，我暗暗好笑，替他們做了一分工作，竟然取到九分的資料。
如是者工作了一個多月，就在龍華機場“齋藤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我到中尾萬三所長的辦公室去對他說：“中日兩國本來是兄弟之邦，現在敵我界限越來越深，閣下愛閣下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從今以後，恕我不能再到貴所來了。
”中尾萬三謙恭有禮地說：“你的話是對的，我也諒解你的苦衷，但是隻要事變解決之後，我還是要登門恭請的。
”這件事就是這樣地擺脫了。
但是我回家之後，心裡沉痛之極，為了國家，我應該辭職，為了學術研究，那就是一種損失。
每次翻閱攝得的各種資料，總有無限的感慨，這也是我在“一·二八”時期中受到的許多損失之一。
突接電話棄家出走 居留在朝鮮本土的朝鮮人，還崇尚中國漢唐遺風，有謙謙君子的風度與和藹可親的民族性，但是這種良好的朝鮮人，日本人反不讓他們進入上海，他們帶來的都是一些面目猙獰、十惡不赦的壞人。
其中有一班人，是在日本并吞朝鮮之時，大批流亡到山東，再在山東經商，學會了中國話、中國文，面貌活像中國人。
那時這班人都聚集在上海法租界，而且還有一個黨本部，聚了許多朝鮮志士，幹着朝鮮的複國工作。
我因看病的關系，與許多革命分子比較相熟，但是有一點，他們的面相都有些和山東商人相仿佛，我隻知道他們的姓，總是姓金、姓李、姓樸、姓尹的，名字實在叫不出，不過碰到了面，彼此總是含笑握手。
這個複國黨的組織，照我想來，核心分子不過四五十人左右。
有一次我因為看病，到過他們的黨本部，他們正在開會，大家席地而坐，李承晚坐在中央，後面懸着一面中央是一個太極圖四面是八卦字的旗，這就是現在韓國的國旗。
那天他們開會，門前站着一個法租界警務處的包打聽程子卿，我坐車夾着皮包直到門口，程子卿見了我就問：“陳先生你來幹什麼？”言下大有阻止我進去的模樣。
我說：“我是來看病的。
”程子卿說：“不行，不行，裡面沒有人生病，你進去作甚？”我說：“我昨天來看過，一個小孩子出痧子，今天為什麼不許我進去。
”程子卿派夥計進去一問，果然不錯，才放我進去。
後來我知道，這批朝鮮革命分子，能在法租界活動，全靠程子卿在包庇着他們。
隻要這個黨部機關給日本人知道之後，日本領事館派人到法租界會同捕房緝捕的話，程子卿會即時通知他們，走得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他們這個黨本部，常常搬遷無定的。
“一·二八”戰事結束之後，日本人認為大勝利，就在北四川路的虹口公園舉行一個慶祝勝利大會，當時主持這個大會的人，就是日本的白川大将、植田司令和重光葵外交大使等。
開會的早一天，已經在虹口公園布置好一個司令台，劃定區域，左邊是日本的空軍、陸軍、海軍，右邊是日本居留民團，後面才輪到朝鮮人。
他們布置得很嚴密，所有日籍居民都發給一條白色綢織的簽條，上面寫明姓名，由居留民團蓋印。
朝鮮人由日本領事館發給簽條，是藍色的，上面也寫出各人的姓名。
并且規定由正門東邊進，西邊門出。
到了開會的當天，高空中放出一個很大的氣球，球的尾巴上拖着“慶祝大捷”的字樣，當時住在虹口的中國人，個個黯然神傷，遠而避之。
開會時的情形怎樣，恕我不知道，可是開會到了下午六時，《時報》特别發出一張号外新聞，大家搶着購買。
原來在大會中，檢閱台被炸，白川大将重傷，有一個日本中将身亡，重光葵足部也受重傷。
這個号外一出，市民們奔走相告，欣然有喜色，大家說：“白川，白川，一場白串而已。
”當時《大美晚報》的号外也陸續出版了。
晚上，上海各中國報紙都接到一封信，裡面放着一張照片，這照片就是當時在會場上丢炸彈的那位革命志士，名字叫尹奉吉。
他預先拍好這張照片，手中拿了手榴彈，胸前挂了一塊牌，上面寫着“為革命而犧牲”的字樣，背面牆上還挂着一面韓國的太極圖八卦字樣的國旗，他是有計劃地利用朝鮮人身份混入司令台，一連丢上兩個手榴彈，然後坦坦然束手就擒。
這種壯舉，令人肅然起敬。
韓國志士尹奉吉 次日一清早，我買到報紙看得清清楚楚，感到非常高興，特地泡了一杯龍井茶，坐在沙發上，想把各報再細細地看上一遍。
不料電話鈴聲大響，本來我懶得去聽，但是鈴聲不斷，隻好起立去聽，隻聽到一個山東口音的人，操着朝鮮人的語氣對我說：“你是不是陳存仁先生？”我說：“是。
”他又很匆忙地告訴我：“程子卿先生有病，要請你立刻出診，而且你要準備幾天不回來，這是性命進出的事，你不用考慮，立刻就走。
”這句話的收尾來了一句朝鮮話，叫“肯啥很意大”，這是朝鮮話“謝謝”的意思。
我接了這個電話，覺得很突兀，再一想，情形不對了，因為收尾是朝鮮話，又提到程子卿的名字，分明這是保護朝鮮革命組織中人的密語，再一想可能與虹口公園炸傷白川事件有關，也可能有我的一張名片在尹奉吉袋中被搜查到。
想到這裡，立刻驚駭起來，兩手也顫抖不已，隻覺得腹部有一股氣朝下一沉，好像要大便瀉出來的樣子。
正在躊躇之時，第二個電話又來了，說：“陳先生，你還不走，當心三套頭。
”說罷對方就收線。
（按：所謂三套頭，是捉到憲兵隊，先要來三套刑罰，都是殘忍無比的。
）這樣一來，我格外着急了，穿上了衣服，便對家人說：“我要到青浦朱家角去看一個急診，幾時回來，沒有一定。
”說罷，從抽屜中取了一百元鈔票就走。
走到門口，見到我的挂号先生，他是蘇州人，我問他：“搭船到蘇州去，在什麼碼頭坐船？”他說：“往蘇州的小船，停泊在天妃宮橋堍蘇州河邊，九點鐘就要開船的。
”我說：“知道了。
”順便告訴他，我要離開上海幾天，請我的門人張卿雲代診。
說完，我就揚長而去。
我叫一輛黃包車，過天妃宮橋，一路在想，尹奉吉的本人，我連認識都不認識，更未參與其事，照理不會牽涉到我身上。
不過，朝鮮人姓金、姓樸、姓尹、姓李的人，我都交換過名片，要是日本人在他家中搜到一張我的名片，便會濫捕無辜，甯枉無縱，也有可能；一旦被捕，就要飽嘗“三套頭”的苦刑。
所謂三套頭，一套是用老虎鉗拔指甲，一套是灌自來水，另一套是坐老虎凳。
想到這裡，就毅然決然登上了到蘇州去的内河篷船，因為那時節，火車路軌已炸斷，交通還未恢複。
在踏上船之前，我說要買官艙票，或頭等票，船上人說：“大少爺，這裡是不分官艙和頭等的，一律睡地鋪，不過現在火車沒有開，票價要加一倍。
”正在談話之間，隻見到遠遠地開來一輛軍車，車上兩個日本軍人，中間有一個老人穿上了老棉褲，褲腳管紮上兩條帶，我仔細一看下身，完全像我診所中的挂号先生裝束，心想他們已追蹤而來，不禁頭部一昏，搖搖欲墜，也沒有心去看這人是不是我的挂号先生，也可能挂号先生走漏了我的消息，被他們押着來領捉我。
幸虧這輛軍車，一到了天妃宮橋堍轉了一個彎，沒有撲向我身邊來，我這才胸前放下一塊石頭，略為清醒了些。
原來五六十歲的老人都是這般裝束，并不是我的挂号先生一人為然。
驚魂甫定，就向船篷中一鑽，揀了一個靠邊的地方，倒下來便睡在船闆上。
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何以向來鎮定自若，如今亂到這般光景？ 原來這種船的設備，簡陋到極，全部是統艙，大家好像沙丁魚般地一排一排睡在地上，多數是蘇州人趕着回鄉，一切旅行設備簡單之至，船上不但沒有枕頭被頭，連茶杯熱水瓶都要自己帶的。
好容易等到開船，心才定了下來。
旅途寂寞邂逅麗人 船一開以後，由于心定關系，遊目四顧，才知道船上一共有五十多人，分成兩排，擠擠迫迫地軋在一起，多數是勞工階層中人。
對面二人，睡定之後，除了襪，大擦腳趾丫，臭不可當，全船的人視若無睹，若無其事。
而睡在我旁邊的一人，又是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泥水匠般的工人，赤着腳，也揉起腳趾丫來。
我覺得這般環境，真不好受。
忽然間，有一個妙齡女郎，捏着鼻頭，吵了起來，而且操着吳侬軟語罵這些毫無禮貌的乘客，她一眼望到我，竟然叫我：“陳大少，你怎麼大少爺落難，也會搭這種龌龊船？”我擡起頭來對她看了一眼，似曾相識，但想不起她是誰，因為病人多，他們認識我，我卻記不清她是誰。
正在詫異之間，那妙齡女郎竟然走了過來，說：“我的睡位旁邊，臭是臭得來，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
陳大少！侬這裡阿好讓我軋一軋。
”說時她就一屁股坐下來，但是船上已擠得很，實在無插足之地，我就和鄰座的那位泥水匠工人說：“你可不可以和這位小姐換一個位子？”那個工人初時面有難色，那位女郎立刻拿出兩隻橘子出來說：“老伯伯，這是送給你吃的，可不可以行個方便？”那老年工人，見到這般模樣，就拿了包袱，和這個女郎換了位置，她連聲稱謝。
便橫了下來，鑽在我身旁，我就和她攀談起來，問她：“侬姓啥？” 那女郎對我說：“我是雲南路會樂裡巧雲笃格小阿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