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為防牽累急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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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戰損失人人難免
突接電話棄家出走
旅途寂寞邂逅麗人
困居蘇州痛苦萬分
參加悼亡忽獲喜訊
由蘇返滬日人來訪
陳光甫氏雄才偉略
“一·二八”後畸形繁榮
民國時期，英國駐滬領事館
這次“一·二八”的戰事，中國方面大傷元氣，閘北的繁盛地區幾乎炸成一片平地，所謂“淞滬協定”，就是中國軍隊永久不準駐防淞滬一帶地區，而且協定裡面規定駐在閘北一帶的警察，也由北方調派前來，在日本方面的意思，北方人比較老實而有服從心，不會反抗日本人，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在情勢比人弱的情形之下，也隻好完全接受。
開戰損失人人難免 “一·二八”之戰，由開戰到結束，一共是三十四天。
老實說，住在租界上的居民最便宜，幾乎一點也沒有損失，反而因為四鄉的難民擁到，空餘的房子都住到滿坑滿谷，許多空屋的業主都翻了身，菜館家家都座上客常滿，做日用品生意和五金材料的人，都發了戰争财。
但是從一般而論，物價高升，多數生意都停頓下來，所以許多人在無形之中，受到損失，我也并不例外。
第一件事：我在“一·二八”戰事開始的那一天，受到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先時，我常常到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去借書，本來這個門市部隻有售書，而從來沒有人借書的，可是我因為認識一位“鄒伯伯”，他是門市部的一個老職員，做過黑龍江分館館長，初時他說：“借書是犯規的，不過有一個辦法，就是你一次拿十幾部書，簽一張單子，你看到近一月時，來還掉幾種，隻買二三種，這是可以的。
”我一想這個辦法，對我很是有利，倒也使得，因此我常常利用這個“借多還少”的方法去麻煩他。
鄒伯伯很喜歡飲酒，我常在他下班以後，拉他到四馬路言茂源酒店去飲酒。
他有一次告訴我：“小世兄，你如有錢，可以買些商務印書館股票，這種股票，面額是十元，暗市已漲到十七元，你買了這種股票，不但能取到官利一分二，而且暗市随時還會漲價。
”我聽了他的話便說：“好極了，我還有買兩千股的資格。
”從前這種股票沒有證券市場的，都是私相買賣，他好容易為我收買了兩千股。
“一·二八”戰事一起，第二天早晨，我起身出去買報，隻見大風中飄着成張的紙灰，我仔細地看一下，都是商務印書館印成的教科書的單頁。
初時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閘北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廠已全部被炸毀，所以這種紙灰飛到了租界上，後來再和鄒伯伯一談，他說：“完了完了，我們的商務印書館股票，大概至少要跌一半以上。
” 經過了三個月之後，商務印書館的股票恢複了一些價值，因為商務印書館在全國的産業多得很，而該館在上海負有一個巨額的支出，就是五千個印刷工人，常常罷工，常常要求加薪，弄得經理一點沒有辦法。
這次大火之後，工人全部遣散，但書還是照常出版。
經理想出一個計劃，借出一些錢給老工人，讓他們自行組織小型排字房、印刷所、裝訂所，專門承印商務印書館的印件，這樣一來，反而排工、印工和裝訂工的工資，與市上的印刷所相同。
當時商務印書館喊出一個口号，叫作“為文化而努力，為事業而奮鬥”，實行每日出版一種新書的計劃。
法币使用的時期，紙價仍舊不變，足見法币對外彙的比率，還相當穩定。
1932 年，上海，警告日本轟炸的告示 第二件事：因為我向來有收集資料的癖好，自從《中國藥學大辭典》出版之後，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附近，有一座黃石大廈，叫作“巴斯德研究院”，院長是伊博恩博士，該院中有一個部門是研究中國藥物的。
伊博士向來在北京協和醫院，以研究中國藥物著稱，曾經把《本草綱目》中的《鳥部》《獸部》譯成英文，自從他做了巴斯德研究院院長之後，要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翻譯《草部》《木部》。
請來做這件工作的人，都是世界聞名的植物學家、藥物學家、化學家，中國的專家也有幾人，都是西醫，伊博士認為另外要請一位中醫來擔任顧問的工作，否則，有許多中文名詞會搞不清楚，因此他們就想到，要請我來參加這個部門工作。
最初他們請我去參觀談話，我才知道他們的經費來源，是由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的，裡面一切化學儀器和設備，完備得很，我看見了很是高興。
在我和他們一度談話之後，西醫莊德告訴我說：“要是你來任職的話，我們将緻送一千二百元作為你的薪水。
”這個數目相當大，他們院中各部門的主任，不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和這個數目相仿佛。
我當時真覺得受寵若驚，但是我說出我的苦衷：“我每天為診務所羁，每月的收入還要超過一千二百元，所以我雖然有意參加，但是不得放棄我多年經營的診所。
”于是就由我另外推薦四人，這四人都是從前幫我編纂藥學大辭典的同道，這四位的名單，是吳善慶、李懷玖、顧哲民、尤學周。
他們每天擔任實際工作，我每星期隻到兩次，負責指導和答複一切問題，院方另外送我車馬費每月四百元。
待“一·二八”戰事一起，好多外國專家，認為“一·二八”的戰事，是全國戰事的序幕，日後是不能永久太平的，所以紛紛辭職回國。
這個研究中國藥物的部門，就停頓下來，連我也每月損失了四百元的收入。
第三件事：還有一個研究所，在法租界祁齊路（今嶽陽路），有一座日本人辦的“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名字叫作中尾萬三，中國方面的主任是李端璜博士（繼李任職的是著名西醫曾方廣博士），李博士特地來邀我參加這個研究所，擔任研究漢藥的工作。
他的意思也隻要我當他們的顧問，每星期到兩次，每月車馬費為六百元。
我說：“讓我先來參觀一下再說。
”我到他們那裡去一參觀，原來這個研究所，比巴斯德還要大，占地數十畝。
進去第一個部門，是專門試驗制造中國紹興黃酒的，酒壇堆得像幾座小山那麼高，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是一個造酒廠。
他們知道中國人最喜歡飲的就是紹興酒，日本人也喜歡飲這種酒，這個部門就是研究如何大量生産這種酒。
在這個部門中，有一個地窖非常大，可是造酒的工作部門，卻杳無一人。
李端璜在言詞中透露，起初他們是從紹興請來許多工人造酒，但是這些工人後來發覺，這個工場一成功，紹興的制酒事業将大受打擊，所以在一夜之間，這些工人全數走避一空；現在所有工作隻能由日本人來負擔，可是造出來的酒，總是沒有紹興酒那種味道。
我心想這些紹興造酒工人的愛國心，真值得欽佩。
我又問端璜博士，這麼大的機構，經費從何而來？他說：“實不相瞞，經費是由庚子賠款對日項下撥出來的。
”我立刻就想到庚子賠款各國均已退回，唯有日本人堅持不肯退還，将這筆款項，來辦同文書院一類的文化機構，作為文化侵略的根據地。
所以我當面不說穿，隻有婉言謝絕了他們的邀請。
正在我們談話之間，忽然來了兩個中國籍傳達員，我一看他們的面相，便像日本憲兵隊中的中國翻譯一般，心裡當然更不自在。
他們開出口來，對中國人完全采取命令式的口吻，口頭連一個“請”字也沒有，叫李博士帶陳某人去見所長，李博士惺惺然地拖着我就走，當時我就說：“我不想去，因為這種工作對我是不适宜的。
”李博士聽了我的話，面有難色道：“既來之，見一見也無所謂，也讓我有個交代。
”在這般情形之下，被他連拉帶扯地進了所長室。
所長中尾萬三，看樣子倒像一個老年學者，他拿出一張名刺出來，上面有四個銜頭都是博士。
口操純粹的北京話，穿的卻是标準的中國長袍馬褂，斯斯文文地對我說：“本所有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藥物的部門，想請陳先生來幫忙。
”我就答複他：“我是一個開業的中醫生，一則沒有時間，二則學識和資格也不夠。
”他說：“我們的研究部門，向來以《本草綱目》和先生所編的《中國藥學大辭典》為根據，況且先生又編過《皇漢醫學叢書》，你的資格，正是我們所久仰，真可以堪當日支漢方醫學的橋梁，除了你再也找不到适當的人才了。
”我聽了“日支”兩字，已經心頭冒起火來，就想借機告辭，免得卷入這種旋渦。
正在這個時候，中尾萬三忽然站起身來整整衣衫，領我到他們研究漢藥的部門去參觀。
這個部門是另外一座極華麗的洋房，裡面工作的人有二十名，桌子上放着全國各地收來的“黃連”标本，全是日本人出動各地領事館中文化參贊收集來的。
我一看這一百多種黃連标本，已吓了一跳，又見到他們抽屜中的标本照片和解剖圖譜，看到我矯舌不下。
至于其他藥物标本和戶外的種植試驗場，令到我的意志動搖，發生了另外一種想法。
參觀完畢之後，中尾萬三誠誠懇懇地對我說：“我們這裡的工作，真是需要一位顧問，許多難題，非中國醫家來指導是解決不了的。
”我再三推辭，他卻再三地堅請。
我忽然一想，我說：“我每星期隻能來兩個小時，有問題盡管問，我答不出的話，可以請教别人，隔一個星期再來答複；不過有三個條件，第一我不居名義，第二我不受薪給，第三你們有的資料，我有時要帶回去研究。
如果你能答應的話，我就每星期來一次。
”這番話原想難他們一難，如果難他們不倒，我亦能把他們的資料帶出來，全部攝成照片，存入我的研究資料檔案中，便大有裨益了。
誰知道中尾萬三，一口答應，要我就從下星期起，開始工作。
回家之後，我心裡很是不安，認為這雖是學術工作，但是兩國彼此正在交惡之時，我擔任這個工作，将來我的聲名也許會蒙上一重暗影。
誰知道到了次日，李端璜博士已坐了車子來接我，我深悔當時不應該答應他們，遭到這種麻煩，打算不去，又說不出理由來。
李博士看我的神色便說：“你到研究所去是不居名義的，并不是吃他們的飯，而且一切任你自由，老實說，我在這個機構中也很看不順眼，為他們做一份工作，我要用他們很多的資料，等我把一篇博士論文&lsquo防己之化學研究&rsquo寫好之後，我就要和他們分手的；你要是到這研究所去，早已聲明在先，所有資料可以随意帶回來研究，所内制作的标本解剖圖多得很，你正可借此機會，拿出來拍成照片，充實你自己的資料室。
”我經他這樣一說，心又活動了，于是我跟他到研究所去，開始做一些學術方面的工作。
日本人做事，認真得很，原來準下午五時放工，但是為了我去辦公那天的時間是五點到六點，也把那天的放工時間延遲了一小時。
那時已有十幾位研究員等候在會議室中，我抵達時恰巧是五點鐘，全體起立迎迓，大家寒暄一下。
開戰損失人人難免 “一·二八”之戰，由開戰到結束，一共是三十四天。
老實說，住在租界上的居民最便宜，幾乎一點也沒有損失，反而因為四鄉的難民擁到，空餘的房子都住到滿坑滿谷，許多空屋的業主都翻了身，菜館家家都座上客常滿，做日用品生意和五金材料的人，都發了戰争财。
但是從一般而論，物價高升，多數生意都停頓下來，所以許多人在無形之中，受到損失，我也并不例外。
第一件事：我在“一·二八”戰事開始的那一天，受到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先時，我常常到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去借書，本來這個門市部隻有售書，而從來沒有人借書的，可是我因為認識一位“鄒伯伯”，他是門市部的一個老職員，做過黑龍江分館館長，初時他說：“借書是犯規的，不過有一個辦法，就是你一次拿十幾部書，簽一張單子，你看到近一月時，來還掉幾種，隻買二三種，這是可以的。
”我一想這個辦法，對我很是有利，倒也使得，因此我常常利用這個“借多還少”的方法去麻煩他。
鄒伯伯很喜歡飲酒，我常在他下班以後，拉他到四馬路言茂源酒店去飲酒。
他有一次告訴我：“小世兄，你如有錢，可以買些商務印書館股票，這種股票，面額是十元，暗市已漲到十七元，你買了這種股票，不但能取到官利一分二，而且暗市随時還會漲價。
”我聽了他的話便說：“好極了，我還有買兩千股的資格。
”從前這種股票沒有證券市場的，都是私相買賣，他好容易為我收買了兩千股。
“一·二八”戰事一起，第二天早晨，我起身出去買報，隻見大風中飄着成張的紙灰，我仔細地看一下，都是商務印書館印成的教科書的單頁。
初時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閘北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廠已全部被炸毀，所以這種紙灰飛到了租界上，後來再和鄒伯伯一談，他說：“完了完了，我們的商務印書館股票，大概至少要跌一半以上。
” 經過了三個月之後，商務印書館的股票恢複了一些價值，因為商務印書館在全國的産業多得很，而該館在上海負有一個巨額的支出，就是五千個印刷工人，常常罷工，常常要求加薪，弄得經理一點沒有辦法。
這次大火之後，工人全部遣散，但書還是照常出版。
經理想出一個計劃，借出一些錢給老工人，讓他們自行組織小型排字房、印刷所、裝訂所，專門承印商務印書館的印件，這樣一來，反而排工、印工和裝訂工的工資，與市上的印刷所相同。
當時商務印書館喊出一個口号，叫作“為文化而努力，為事業而奮鬥”，實行每日出版一種新書的計劃。
法币使用的時期，紙價仍舊不變，足見法币對外彙的比率，還相當穩定。
1932 年，上海，警告日本轟炸的告示 第二件事：因為我向來有收集資料的癖好，自從《中國藥學大辭典》出版之後，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附近，有一座黃石大廈，叫作“巴斯德研究院”，院長是伊博恩博士，該院中有一個部門是研究中國藥物的。
伊博士向來在北京協和醫院，以研究中國藥物著稱，曾經把《本草綱目》中的《鳥部》《獸部》譯成英文，自從他做了巴斯德研究院院長之後，要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翻譯《草部》《木部》。
請來做這件工作的人，都是世界聞名的植物學家、藥物學家、化學家，中國的專家也有幾人，都是西醫，伊博士認為另外要請一位中醫來擔任顧問的工作，否則，有許多中文名詞會搞不清楚，因此他們就想到，要請我來參加這個部門工作。
最初他們請我去參觀談話，我才知道他們的經費來源，是由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的，裡面一切化學儀器和設備，完備得很，我看見了很是高興。
在我和他們一度談話之後，西醫莊德告訴我說：“要是你來任職的話，我們将緻送一千二百元作為你的薪水。
”這個數目相當大，他們院中各部門的主任，不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和這個數目相仿佛。
我當時真覺得受寵若驚，但是我說出我的苦衷：“我每天為診務所羁，每月的收入還要超過一千二百元，所以我雖然有意參加，但是不得放棄我多年經營的診所。
”于是就由我另外推薦四人，這四人都是從前幫我編纂藥學大辭典的同道，這四位的名單，是吳善慶、李懷玖、顧哲民、尤學周。
他們每天擔任實際工作，我每星期隻到兩次，負責指導和答複一切問題，院方另外送我車馬費每月四百元。
待“一·二八”戰事一起，好多外國專家，認為“一·二八”的戰事，是全國戰事的序幕，日後是不能永久太平的，所以紛紛辭職回國。
這個研究中國藥物的部門，就停頓下來，連我也每月損失了四百元的收入。
第三件事：還有一個研究所，在法租界祁齊路（今嶽陽路），有一座日本人辦的“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名字叫作中尾萬三，中國方面的主任是李端璜博士（繼李任職的是著名西醫曾方廣博士），李博士特地來邀我參加這個研究所，擔任研究漢藥的工作。
他的意思也隻要我當他們的顧問，每星期到兩次，每月車馬費為六百元。
我說：“讓我先來參觀一下再說。
”我到他們那裡去一參觀，原來這個研究所，比巴斯德還要大，占地數十畝。
進去第一個部門，是專門試驗制造中國紹興黃酒的，酒壇堆得像幾座小山那麼高，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是一個造酒廠。
他們知道中國人最喜歡飲的就是紹興酒，日本人也喜歡飲這種酒，這個部門就是研究如何大量生産這種酒。
在這個部門中，有一個地窖非常大，可是造酒的工作部門，卻杳無一人。
李端璜在言詞中透露，起初他們是從紹興請來許多工人造酒，但是這些工人後來發覺，這個工場一成功，紹興的制酒事業将大受打擊，所以在一夜之間，這些工人全數走避一空；現在所有工作隻能由日本人來負擔，可是造出來的酒，總是沒有紹興酒那種味道。
我心想這些紹興造酒工人的愛國心，真值得欽佩。
我又問端璜博士，這麼大的機構，經費從何而來？他說：“實不相瞞，經費是由庚子賠款對日項下撥出來的。
”我立刻就想到庚子賠款各國均已退回，唯有日本人堅持不肯退還，将這筆款項，來辦同文書院一類的文化機構，作為文化侵略的根據地。
所以我當面不說穿，隻有婉言謝絕了他們的邀請。
正在我們談話之間，忽然來了兩個中國籍傳達員，我一看他們的面相，便像日本憲兵隊中的中國翻譯一般，心裡當然更不自在。
他們開出口來，對中國人完全采取命令式的口吻，口頭連一個“請”字也沒有，叫李博士帶陳某人去見所長，李博士惺惺然地拖着我就走，當時我就說：“我不想去，因為這種工作對我是不适宜的。
”李博士聽了我的話，面有難色道：“既來之，見一見也無所謂，也讓我有個交代。
”在這般情形之下，被他連拉帶扯地進了所長室。
所長中尾萬三，看樣子倒像一個老年學者，他拿出一張名刺出來，上面有四個銜頭都是博士。
口操純粹的北京話，穿的卻是标準的中國長袍馬褂，斯斯文文地對我說：“本所有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藥物的部門，想請陳先生來幫忙。
”我就答複他：“我是一個開業的中醫生，一則沒有時間，二則學識和資格也不夠。
”他說：“我們的研究部門，向來以《本草綱目》和先生所編的《中國藥學大辭典》為根據，況且先生又編過《皇漢醫學叢書》，你的資格，正是我們所久仰，真可以堪當日支漢方醫學的橋梁，除了你再也找不到适當的人才了。
”我聽了“日支”兩字，已經心頭冒起火來，就想借機告辭，免得卷入這種旋渦。
正在這個時候，中尾萬三忽然站起身來整整衣衫，領我到他們研究漢藥的部門去參觀。
這個部門是另外一座極華麗的洋房，裡面工作的人有二十名，桌子上放着全國各地收來的“黃連”标本，全是日本人出動各地領事館中文化參贊收集來的。
我一看這一百多種黃連标本，已吓了一跳，又見到他們抽屜中的标本照片和解剖圖譜，看到我矯舌不下。
至于其他藥物标本和戶外的種植試驗場，令到我的意志動搖，發生了另外一種想法。
參觀完畢之後，中尾萬三誠誠懇懇地對我說：“我們這裡的工作，真是需要一位顧問，許多難題，非中國醫家來指導是解決不了的。
”我再三推辭，他卻再三地堅請。
我忽然一想，我說：“我每星期隻能來兩個小時，有問題盡管問，我答不出的話，可以請教别人，隔一個星期再來答複；不過有三個條件，第一我不居名義，第二我不受薪給，第三你們有的資料，我有時要帶回去研究。
如果你能答應的話，我就每星期來一次。
”這番話原想難他們一難，如果難他們不倒，我亦能把他們的資料帶出來，全部攝成照片，存入我的研究資料檔案中，便大有裨益了。
誰知道中尾萬三，一口答應，要我就從下星期起，開始工作。
回家之後，我心裡很是不安，認為這雖是學術工作，但是兩國彼此正在交惡之時，我擔任這個工作，将來我的聲名也許會蒙上一重暗影。
誰知道到了次日，李端璜博士已坐了車子來接我，我深悔當時不應該答應他們，遭到這種麻煩，打算不去，又說不出理由來。
李博士看我的神色便說：“你到研究所去是不居名義的，并不是吃他們的飯，而且一切任你自由，老實說，我在這個機構中也很看不順眼，為他們做一份工作，我要用他們很多的資料，等我把一篇博士論文&lsquo防己之化學研究&rsquo寫好之後，我就要和他們分手的；你要是到這研究所去，早已聲明在先，所有資料可以随意帶回來研究，所内制作的标本解剖圖多得很，你正可借此機會，拿出來拍成照片，充實你自己的資料室。
”我經他這樣一說，心又活動了，于是我跟他到研究所去，開始做一些學術方面的工作。
日本人做事，認真得很，原來準下午五時放工，但是為了我去辦公那天的時間是五點到六點，也把那天的放工時間延遲了一小時。
那時已有十幾位研究員等候在會議室中，我抵達時恰巧是五點鐘，全體起立迎迓，大家寒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