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市面繁榮風氣改
關燈
小
中
大
舞台、共舞台、黃會大戲院、中國大戲院等，都演出京劇，或請名角表演，或排連台本戲，日夜客滿，一改舊時冷落氣象。
電影院本來就很發達，看電影是我唯一的嗜好，當時的首輪電影院，有大光明、南京大戲院、美琪大戲院、光陸大戲院、國泰大戲院等六七家，都紛紛映演第一流新片，票價樓下收六角，樓上為一元。
至于二輪的電影院，如北京大戲院、巴黎大戲院等八九家，因為票價便宜，大緻分四角六角，所以也是場場爆滿。
蘭心大戲院大廳 另外有一個系統，如中央、新中央、恩派亞等戲院，專映國産電影，老實說，當時國産電影，聲勢遠不及西片，但是因為擁有一批老觀衆，所以生意也還不錯。
話劇就是這個時候興起來的。
最初隻有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卡爾登演出，以唐的女兒若菁為女主角，因為團員出衆，也是要在幾天前預買座券的，演出的戲最有名的是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被稱為曹禺三部曲，開話劇界的先河。
不過，初時沒有固定的戲院，後來話劇組織越來越多，演出的場子，有辣斐大戲院、卡爾登戲院、蘭心大戲院、麗華大戲院等五家之多，不斷有新戲演出，許多有名的話劇劇本，如《金小玉》《秋海棠》《大馬戲團》等，都是在這個時候産生的。
再說越劇（紹興戲），也造成一種很大的潛勢力，看的人都是一些太太、小姐，全上海有六個劇場演出，如明星、九星、同孚、國泰、同樂、龍門等，更是風靡一時。
還有上海地方戲申曲（又稱滬劇）也很熱鬧。
此外有幾家書場，專唱彈詞，各占一個固定場所，如滄洲書場、東方書場等，也是常常高懸客滿牌的。
再說跳舞場，在“一·二八”之後，更是風起雲湧。
第一流舞廳有百樂門、大都會、麗都、仙樂、米高梅等，舞票規定一元三跳，但是客人的付出，往往超出這個數字，所以當時一流舞廳的舞女，每月的收入，數字之大，殊堪驚人。
二流舞廳，如逍遙、爵祿、遠東、大中華等更是屈指難數，生意也都很好。
有若幹上海人，閑着沒有事做，認為淞滬戰争之後，兵災之後必有大疫，大家紛紛争先恐後地制造成藥，每天打開報紙，封面廣告必然是新出的成藥，名目繁多，不計其數。
各報館的廣告部門弄得無法應付，隻得把這些廣告編排日期輪流刊登。
有許多新藥要等到三個月之後，才能登出一幅大廣告，凡是新藥上市不能不登大廣告。
但是新藥雖多，有些竟然能暢銷各地，也有些一點也銷不出去，結果寂寂無聞而偃旗息鼓的。
在這許多成藥中，隻有一種叫作“生殖靈”的新藥，廣告措辭光怪陸離，生意一枝獨秀。
太虛法師受人利用 “一·二八”之後，我為三友實業社創制“三友補丸”等，除了藥房藥鋪皆有出售之外，連煙紙店都有代售，所以銷路很廣，把三友實業社經濟困難的局勢扭轉過來。
（按：那時香港也有三友實業社，是獨立性的，兩不相關。
） 成藥的成本，在原料上不會超過百分之十，裝潢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倒是廣告方面花的錢是無限的，計算起來，總有對本對利的利益。
許多朋友見我辛辛苦苦地為人作嫁，都勸我自己制造成藥銷行，何必舍己耘人，他們願意拿出浩大的資本來。
我說：“我一生行醫為業，不能經商。
我為三友實業社設計制造成藥，完全是為了當了好多年的醫學顧問，雙方交誼很深，&lsquo一·二八&rsquo之後，三友實業社受到日本人壓迫，兩千多工人勢将無以為生，所以我才赤膽忠心為他們經之營之，我自己是絕對不願意做的。
” 一天，太虛法師叫他的門徒志靜來找我。
志靜本來也是學醫的，常常和我傾談。
那天他要我到覺林去拜會太虛，太虛法師是當時佛教的一代宗師，學問淵博得很，可稱為佛學界的權威。
本來我和太虛法師隻是颔首之交，但是有一次，志靜宣講佛經，拿來一篇講詞，我說：“佛經中的佛學名詞太多，令人難解。
”他要我修改成為一篇通俗的白話文，這篇文字，後來登在太虛法師辦的《海潮音》雜志上。
太虛法師見了志靜的這篇文字，知道是經我修改重寫的，他對志靜說：“此人有些智慧，不妨請他到玉佛寺來聽經。
”因此我也去聽過兩次太虛法師講經，覺得他講得是有條有理，層次井然，與普通的法師講經大有不同。
太虛法師為人極風趣，也有經營商業的興緻，法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的一家“覺林蔬食處”（按：館址即名伶毛韻珂的故居），他也有股本在内的。
我到了覺林，隻見太虛法師已正襟危坐着等我，他對我說：“中藥要在自己家裡煎，是将來中醫中藥失敗的大原因，最好把所有的藥物，提煉成藥水，配方時，就可以像西藥一樣便利。
”我說：“大師這個計劃，從前有一家粹華制藥廠創行過，但是後來是失敗的。
”他說：“我有一個朝鮮信徒，名金國川，擁有巨資，願意辦理這件事情，取名&lsquo佛慈大藥廠&rsquo，一方面宣揚國藥，一方面弘揚佛教，可是缺少一個專門人才來幫助他，我想來想去，隻有你是可以指導推行這件事的。
”正在說話間，那位朝鮮人金國川也來了，太虛法師便為我二人介紹相識。
那天，我便在覺林和太虛法師合攝一影。
金國川能說一口流利動聽的國語，他的卡片上的銜頭是“三德洋行經理”，我一看到三德洋行四字，便問他：“你們是不是出一種&lsquo生殖靈&rsquo藥品的，報紙上的廣告大得很。
”他說：“是的。
”（按：生殖靈是日本的荷爾蒙制劑，他們登的廣告竟然宣傳可以返老還童，而且有男變女、女變男等荒謬字句。
雖然讀報的人疑信參半，但生意已經大好。
）我知道他已發了大财，人家說他已是百萬富翁。
我看此人面相不善，雖然和他說了好多話，我仍舊把這件事推卻了，不過我附帶說：“從前粹華制藥廠，有一位設計者包識生先生（按：即香港醫家詩人包天白之尊人），你如有意聘請的話，我願意介紹給你。
”金國川起勁得很說：“再好沒有。
”我們談了好久，金國川先走，我便同太虛法師說：“這位金先生做生殖靈，名譽并不太好，大師要留神一二。
”太虛亦深以言為是。
過了好久，佛慈大藥廠開幕了，太虛當了該廠董事長，做了很多成藥，所謂提煉中藥的事還沒有辦。
開幕前夕，他們在大西洋西餐社宴請上海醫藥界知名人士二三百人，太虛要我做總招待，我也答應了。
那晚的宴會熱鬧得很，散席後，我替金君料理當天的賬目，金君付了款就走。
我正在上邊空房間中稍事休息，突然聽見下面砰然一聲，急急忙忙向窗口望出去，見這位金君倒在地上，原來他被人用手槍擊中要害，一時馬路呈現了極度緊張和混亂狀态。
救護車來了，搬金君上車去了，可是他在送院途中已經斃命。
我對這件事情，驚惶不知所措，匆匆忙忙地要趕回家去，覺得這幕戲，實在太驚險了。
從前上海暗殺的案子很少，這樣突如其來，一下子就打死一個人，我的心靈上感觸很大。
但是急救車一開走，馬路上看熱鬧的人，也三三五五地散開了，除了地下遺留着一攤血迹之外，就沒有什麼其他的現象留下。
次晨，很早我就買了《新聞報》《申報》《時報》《時事新報》四份報紙，看它們的記載，死者的名字有好幾個，新聞内容透露大緻說：“金國川是朝鮮複國黨員，掌理财務，後來到日本去買制藥的機器，搭上了日本特務關系，為了要獻功于日方，曾經出賣了複國黨的組織情況，因此遭到殺身之禍。
”我看了這段新聞，就打電話給太虛法師的徒弟志靜，志靜說：“大師昨天晚上已經離開上海，不知到何方去雲遊了。
” 那天上午，我正在門診時間，突然來了兩個包打聽，要我即刻到四馬路總巡捕房去問話。
我心裡很煩惱，但是一想我沒有和金國川合作過什麼生意，因此心中坦然，跟了他們就走。
到了四馬路總巡捕房，一看情形，就覺不對。
問話的人是一個西捕頭，旁邊站着一個日本警官，這人雖然操着北京話，但是一聽而知仍帶着日本口音。
傳去詢問的人已經有十二三位，都坐在一張長闆凳上，一個一個依次問話，問的時候，态度極不客氣，有些人答話稍稍慢些，就被他掴了兩個巴掌，有兩個人還扣上了手铐，打得很厲害。
我想這樣審訊下去，一個上午似乎還不夠，誰知道問到第三個人時，就抽出我的名字，于是先問我，我照實侃侃而談，答得很快，所以他對我一些沒有疑心，就揮手叫我“回去好了”。
我走出捕房，心情輕松，如釋重負。
我自從受過這次教訓，以後對任何朋友邀我做什麼生意，都深具戒心，不敢輕易允諾，特别是約我做成藥的人，更有杯弓蛇影之感。
這件案子後來是否捉到兇手，我也不知道了。
電影院本來就很發達，看電影是我唯一的嗜好，當時的首輪電影院，有大光明、南京大戲院、美琪大戲院、光陸大戲院、國泰大戲院等六七家，都紛紛映演第一流新片，票價樓下收六角，樓上為一元。
至于二輪的電影院，如北京大戲院、巴黎大戲院等八九家，因為票價便宜，大緻分四角六角，所以也是場場爆滿。
蘭心大戲院大廳 另外有一個系統，如中央、新中央、恩派亞等戲院，專映國産電影，老實說，當時國産電影，聲勢遠不及西片，但是因為擁有一批老觀衆，所以生意也還不錯。
話劇就是這個時候興起來的。
最初隻有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卡爾登演出，以唐的女兒若菁為女主角，因為團員出衆，也是要在幾天前預買座券的，演出的戲最有名的是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被稱為曹禺三部曲，開話劇界的先河。
不過，初時沒有固定的戲院，後來話劇組織越來越多，演出的場子，有辣斐大戲院、卡爾登戲院、蘭心大戲院、麗華大戲院等五家之多，不斷有新戲演出，許多有名的話劇劇本，如《金小玉》《秋海棠》《大馬戲團》等，都是在這個時候産生的。
再說越劇（紹興戲），也造成一種很大的潛勢力，看的人都是一些太太、小姐，全上海有六個劇場演出，如明星、九星、同孚、國泰、同樂、龍門等，更是風靡一時。
還有上海地方戲申曲（又稱滬劇）也很熱鬧。
此外有幾家書場，專唱彈詞，各占一個固定場所，如滄洲書場、東方書場等，也是常常高懸客滿牌的。
再說跳舞場，在“一·二八”之後，更是風起雲湧。
第一流舞廳有百樂門、大都會、麗都、仙樂、米高梅等，舞票規定一元三跳，但是客人的付出，往往超出這個數字，所以當時一流舞廳的舞女，每月的收入，數字之大，殊堪驚人。
二流舞廳，如逍遙、爵祿、遠東、大中華等更是屈指難數，生意也都很好。
有若幹上海人，閑着沒有事做，認為淞滬戰争之後，兵災之後必有大疫，大家紛紛争先恐後地制造成藥，每天打開報紙，封面廣告必然是新出的成藥，名目繁多，不計其數。
各報館的廣告部門弄得無法應付，隻得把這些廣告編排日期輪流刊登。
有許多新藥要等到三個月之後，才能登出一幅大廣告，凡是新藥上市不能不登大廣告。
但是新藥雖多，有些竟然能暢銷各地，也有些一點也銷不出去，結果寂寂無聞而偃旗息鼓的。
在這許多成藥中，隻有一種叫作“生殖靈”的新藥，廣告措辭光怪陸離，生意一枝獨秀。
太虛法師受人利用 “一·二八”之後，我為三友實業社創制“三友補丸”等，除了藥房藥鋪皆有出售之外，連煙紙店都有代售，所以銷路很廣，把三友實業社經濟困難的局勢扭轉過來。
（按：那時香港也有三友實業社，是獨立性的，兩不相關。
） 成藥的成本，在原料上不會超過百分之十，裝潢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倒是廣告方面花的錢是無限的，計算起來，總有對本對利的利益。
許多朋友見我辛辛苦苦地為人作嫁，都勸我自己制造成藥銷行，何必舍己耘人，他們願意拿出浩大的資本來。
我說：“我一生行醫為業，不能經商。
我為三友實業社設計制造成藥，完全是為了當了好多年的醫學顧問，雙方交誼很深，&lsquo一·二八&rsquo之後，三友實業社受到日本人壓迫，兩千多工人勢将無以為生，所以我才赤膽忠心為他們經之營之，我自己是絕對不願意做的。
” 一天，太虛法師叫他的門徒志靜來找我。
志靜本來也是學醫的，常常和我傾談。
那天他要我到覺林去拜會太虛，太虛法師是當時佛教的一代宗師，學問淵博得很，可稱為佛學界的權威。
本來我和太虛法師隻是颔首之交，但是有一次，志靜宣講佛經，拿來一篇講詞，我說：“佛經中的佛學名詞太多，令人難解。
”他要我修改成為一篇通俗的白話文，這篇文字，後來登在太虛法師辦的《海潮音》雜志上。
太虛法師見了志靜的這篇文字，知道是經我修改重寫的，他對志靜說：“此人有些智慧，不妨請他到玉佛寺來聽經。
”因此我也去聽過兩次太虛法師講經，覺得他講得是有條有理，層次井然，與普通的法師講經大有不同。
太虛法師為人極風趣，也有經營商業的興緻，法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的一家“覺林蔬食處”（按：館址即名伶毛韻珂的故居），他也有股本在内的。
我到了覺林，隻見太虛法師已正襟危坐着等我，他對我說：“中藥要在自己家裡煎，是将來中醫中藥失敗的大原因，最好把所有的藥物，提煉成藥水，配方時，就可以像西藥一樣便利。
”我說：“大師這個計劃，從前有一家粹華制藥廠創行過，但是後來是失敗的。
”他說：“我有一個朝鮮信徒，名金國川，擁有巨資，願意辦理這件事情，取名&lsquo佛慈大藥廠&rsquo，一方面宣揚國藥，一方面弘揚佛教，可是缺少一個專門人才來幫助他，我想來想去，隻有你是可以指導推行這件事的。
”正在說話間，那位朝鮮人金國川也來了，太虛法師便為我二人介紹相識。
那天，我便在覺林和太虛法師合攝一影。
金國川能說一口流利動聽的國語，他的卡片上的銜頭是“三德洋行經理”，我一看到三德洋行四字，便問他：“你們是不是出一種&lsquo生殖靈&rsquo藥品的，報紙上的廣告大得很。
”他說：“是的。
”（按：生殖靈是日本的荷爾蒙制劑，他們登的廣告竟然宣傳可以返老還童，而且有男變女、女變男等荒謬字句。
雖然讀報的人疑信參半，但生意已經大好。
）我知道他已發了大财，人家說他已是百萬富翁。
我看此人面相不善，雖然和他說了好多話，我仍舊把這件事推卻了，不過我附帶說：“從前粹華制藥廠，有一位設計者包識生先生（按：即香港醫家詩人包天白之尊人），你如有意聘請的話，我願意介紹給你。
”金國川起勁得很說：“再好沒有。
”我們談了好久，金國川先走，我便同太虛法師說：“這位金先生做生殖靈，名譽并不太好，大師要留神一二。
”太虛亦深以言為是。
過了好久，佛慈大藥廠開幕了，太虛當了該廠董事長，做了很多成藥，所謂提煉中藥的事還沒有辦。
開幕前夕，他們在大西洋西餐社宴請上海醫藥界知名人士二三百人，太虛要我做總招待，我也答應了。
那晚的宴會熱鬧得很，散席後，我替金君料理當天的賬目，金君付了款就走。
我正在上邊空房間中稍事休息，突然聽見下面砰然一聲，急急忙忙向窗口望出去，見這位金君倒在地上，原來他被人用手槍擊中要害，一時馬路呈現了極度緊張和混亂狀态。
救護車來了，搬金君上車去了，可是他在送院途中已經斃命。
我對這件事情，驚惶不知所措，匆匆忙忙地要趕回家去，覺得這幕戲，實在太驚險了。
從前上海暗殺的案子很少，這樣突如其來，一下子就打死一個人，我的心靈上感觸很大。
但是急救車一開走，馬路上看熱鬧的人，也三三五五地散開了，除了地下遺留着一攤血迹之外，就沒有什麼其他的現象留下。
次晨，很早我就買了《新聞報》《申報》《時報》《時事新報》四份報紙，看它們的記載，死者的名字有好幾個，新聞内容透露大緻說：“金國川是朝鮮複國黨員，掌理财務，後來到日本去買制藥的機器，搭上了日本特務關系，為了要獻功于日方，曾經出賣了複國黨的組織情況，因此遭到殺身之禍。
”我看了這段新聞，就打電話給太虛法師的徒弟志靜，志靜說：“大師昨天晚上已經離開上海，不知到何方去雲遊了。
” 那天上午，我正在門診時間，突然來了兩個包打聽，要我即刻到四馬路總巡捕房去問話。
我心裡很煩惱，但是一想我沒有和金國川合作過什麼生意，因此心中坦然，跟了他們就走。
到了四馬路總巡捕房，一看情形，就覺不對。
問話的人是一個西捕頭，旁邊站着一個日本警官，這人雖然操着北京話，但是一聽而知仍帶着日本口音。
傳去詢問的人已經有十二三位，都坐在一張長闆凳上，一個一個依次問話，問的時候，态度極不客氣，有些人答話稍稍慢些，就被他掴了兩個巴掌，有兩個人還扣上了手铐，打得很厲害。
我想這樣審訊下去，一個上午似乎還不夠，誰知道問到第三個人時，就抽出我的名字，于是先問我，我照實侃侃而談，答得很快，所以他對我一些沒有疑心，就揮手叫我“回去好了”。
我走出捕房，心情輕松，如釋重負。
我自從受過這次教訓，以後對任何朋友邀我做什麼生意，都深具戒心，不敢輕易允諾，特别是約我做成藥的人，更有杯弓蛇影之感。
這件案子後來是否捉到兇手，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