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市面繁榮風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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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錫共占百分之五。

     五、半分輔币:重三點五克,成色銅百分之九十五,鋅、錫共占百分之五。

     這些輔币,預先大量制造,連續造了一兩年之久,分别運到各省省會,一個命令下來,便全國通用,這種輔币,叫作“大洋”,從此輔币就開始十進制,小洋的制度也随之取消了。

     小洋雖然成色紊亂,但究竟是有銀質的,而且在全國發行數量很大,能夠吸收白銀數字也極高。

    這一次發行鎳币和銅币,計劃得十分周詳,凡是銀行錢莊要領取輔币,必需自己搜羅了銀角子來兌換,最小的單位,隻能兌二十元。

    銀行錢莊為了要應用活躍起見,不得不盡量搜羅銀角子,民間對毫無銀質的輔币,并無不良反應,而且從此兌出兌進,認為十分便利,更不用天天上煙紙店去看兌換行情,既無漲,又無跌,而且鎳币做得比銀角子還要精細,分币銅色好,邊緣還大一些,所以一下子大家搶着兌換。

     實際上市面中應用的币制,用銀元的機會比較少,用輔币的機會較多,所以這一次搜集白銀,全國收到的數量,多得出乎意料。

     當時奸商們開的小錢莊,隻是注重替日本人搜集銀元,不曾注意到銀角子,所以這着棋子,也是日本人始料不及的。

     銀元已經廢除,隻以一張紙币來替代,是一些沒有銀子的,輔币全是銅、鎳、鋅,也沒有白銀成分。

    這樣一來,全國收集的白銀,除了上海,數字已在前文略略講過外,現在我又查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中國銀行出版的《中外金融彙報》上說: 民國二十三年度(1934)各銀行收集的銀元數字如後: 中央銀行:八千五百餘萬元 中國銀行:一億三千六百餘萬元 交通銀行:五千七百餘萬元 中國實業銀行:三千三百餘萬元 浙江興業銀行:九百餘萬元 中國通商銀行:三千四百餘萬元 其他如中南銀行、四明銀行、中國墾業銀行的數字都較少,不盡錄。

     又有一點,外國銀行如英商銀行有四家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底用銀元來兌換紙币及輔币的,共有一千二百餘萬元。

     日商銀行表面上亦來兌換一千六百餘萬元紙币及輔币,上海還有許多美商、德商、比商、意商等十家銀行,也有銀元來兌換紙币,數字達兩千五百餘萬元。

     一下子,國家所存的白銀數字,日益龐大。

     又料不到,各省交到中央的銀元數字,源源不絕,我現在用最簡單的方法來叙述一下: 浙江省:杭州、溫州、甯波、嘉興、海門,收到銀元數字,達二三千萬元。

     江蘇省:南京、鎮江、無錫、蘇州、通州(現南通)、徐州、揚州,收到的銀元數字,達六七千萬元。

     湖北省:漢口、宜昌、靖江,财富特豐,收到的銀元,單是漢口一地,已達二千萬元,其他各地也不必說了。

     将白銀交到中央去的還有江西、河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山東、山西、東三省等,可見這時中央已近乎統一全國,這是抗戰之前的一件盛事。

     币制改革物價穩定 自從“一·二八”之戰停止之後,直到“八一三”中日大戰開始,這些時候,各方面都在進步,軍事政治我不知道,上海的市況已有長足的進展,特别是币制上了軌道,物價一點也沒有波動。

     本文以前寫的,重心都在民國十七八年,到了民國二十三四年左右,論物價當然要比前幾年高些,但是并不高到離譜,這是大家肯定的一種觀念。

    至于究竟那時物價如何,現在要查閱書報,都有困難。

     一位熱心讀者,專程借給我一本民國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申報年鑒》,裡面刊有全部的物價,可惜都是以每一百斤為單位,這當然是根據當時市場批發價格而記載的,但是讀者可以把一百斤來均分,再加一些零售的利潤,也可以計算出當時物價的一般情況。

    我現在轉錄部分重要商品的價格如下(按:每一項商品都有最高和最低的價格,但是我隻為平民消耗的程度而言,所以錄出的都是低價,不取高價): 白米:民國二十年(1931)每一石分為十八元九角、十七元八角、十七元三角和十一元四級;米質較差的隻十二元二角、十一元六角、十一元和十元八角四級。

    民國二十一年(1932)相差無幾。

    民國二十二年(1933)米價反為便宜,高價的隻有十一元六角,低價的八元八角,這是那一年陽曆一月份,青黃不接時的價格。

    一過了四月,高價的隻八元九角半,最低價的隻有六元八角。

    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半年米價還便宜,是九元、八元、七元,到了下半年度變為十一元、十元、九元,這裡面的差别,與新斛舊斛有關。

    總之米價始終沒有貴過。

     祁門紅茶:民國二十年(1931)和二十一年(1932)每百斤二十三元,二十二年每百斤三十元,二十三年每百斤三十六元,這是有季節性的,和世界市價都有關。

     糖:糖是以袋論價的,每袋多少不詳,國産的糖有惠州糖、黃崗糖、海南糖,每袋價格總在十七元、十八元上下。

    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一月,竟然賣到十二元,洋糖價格相差無幾,荷蘭糖很高,每袋十六元,太古糖是跟市情走的,最高十七元二角,最低十四元九角。

     棉花:以公擔論,民國二十年(1931),每擔八十四元二角三;民國二十一年(1932)每擔七十元五角;民國二十二年(1933)每擔六十八元二角三;民國二十三年(1934)六十七元二角八。

    如此看來,棉花的價格,反而一年比一年便宜。

     豬肉:也是講擔的,民國二十年(1931)每擔六十二元,民國二十一年(1932),每擔五十一元,民國二十二年(1933)五十二元,民國二十三年(1934)四十一元九角。

     雞蛋:是以每一千隻論價的,民國二十年(1931)每千隻是二十七元三角,民國二十一年(1932)是二十五元五角四,民國二十二年(1933)是二十二元七角,民國二十三年(1934)是十五元九角。

     這許多物品的價格,其中所記的米價糖價,都是絕對準确的。

    但是從雞蛋一項來看,四年之中,年年下降,要是如民國二十三年(1934)每千隻蛋隻有十五元九角的話,那麼一百隻雞蛋隻有一元五角九分,十隻雞蛋隻是一角五分,這雖然是批發價,即使零售加上一倍的利潤,每十隻也不過三角,這都是民國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申報年鑒》第三十四頁所記載的,但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沒有吃到過這樣便宜的雞蛋。

     有人說:這個表格是不錯的,也許這種雞蛋是由洋行從江北、山東一帶收購的價格也不一定,但是我總不相信會便宜到這個地步,所以要追憶舊時的物價,也很難求其準确性。

     俗語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來講講我那時的實際生活。

    記得上海裡弄間,一到晚上,有人叫賣五香茶葉蛋,香味濃郁,十分可口,售價是一角兩隻,連吃兩隻,就可以吃飽了,很多打夜牌的人,都以此品為消夜點心。

     從前上海還有一種野味店,專門出售野雞、野鴨、熏兔子、熏雞、熏蛋,以及熏魚、醬肉等,以常熟人開的“馬詠齋”為最有名,此外,尚有浦五房、老大房、陸稿薦等字号。

    靜安寺附近有一家“雲記”,專賣高級野味,一隻很大的熏野雞隻賣大洋一元,熏魚熏肉,一角兩角都有交易,熏蛋也隻售大洋四五分一隻,這些都是我親自經曆的物價回憶。

     照上面的表格來說:一百斤米,最低價格也不過八元上下,最貴的不過十三元,這個價格從正月到十二月,月月有變化,相差最多時,可以達二三元,這是因為來源供應的關系,政府沒有規定統制的法例,随着來源多少而形成市價高下。

     中國出産的米,在當地或運到上海時,也都烘過,軋過,揀過,經過一番加工手續,然而放置上不多久,仍然會出米蛀蟲的,唯有來自暹羅的洋暹米,因為那邊地氣關系,可以久藏不壞。

    但是上海人擇飲擇食,多數一定要吃又滑又糯的國産杜米,暹米又硬又粗,入口極不滑潤,所以富有之家是不吃的。

    經濟能力較差的,則吃暹米,認為同樣一斤米,燒出來的飯分量較多,又耐饑,所以暹米在上海的銷路也不錯。

    (按:暹米除了暹羅來的洋暹米之外,中國靖江也出暹米,名為客暹,價格比杜米便宜一成。

    ) 從前一般階層中人的消耗,樣樣可省,唯有米是省不了的,所以米價不能漲,稍微漲了一些,大家就要搖頭歎息,說是活不下去了。

     難民麇集市面繁榮 自從四鄉及各地難民麇集上海之後,最容易看到的繁榮景象,就是遊樂場。

    大世界,生意好不必說,連很古舊的新世界也天天人山人海,還有先施、永安、新新等大公司頂樓的遊樂場,也是遊客滿坑滿谷。

     至于戲院如天蟾舞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