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上海灘人才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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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在病中聽到電話,就昏迷不省人事。

    那時,知足廬一切宴會早已停止,大門緊閉。

    上海各大小報紙,曆年都有黃氏機構的大廣告,刊費的數字相當大,但是有關黃楚九的任何消息,都小心翼翼地處理,日夜銀行的不穩狀态,始終隻字不提。

    消息出自人口,但報紙上還是不作報道;隻有一家《時事新報》,忽然登出一張黃楚九的照片,僅注明“黃楚九先生小像”七個字而已,這是暗示性的報道,讀者看了莫名其妙。

     原來這時黃楚九生命危在旦夕,他自己知道這次禍闖得太大了,臨終時對家人隻說了幾句話:“身後之事,請黃老闆他們幫忙。

    ”說罷就一瞑不視,與世永訣。

     身後風波出人意表 次日,各報都刊出黃楚九逝世的訃告,新聞見諸報端,同時日夜銀行也拉上了鐵門。

    噩耗傳出,便震動了整個上海,其中最着急的就是黃金榮,因為他是最大的債主。

     黃楚九在知足廬大廳中的靈堂,剛剛布置就緒,就有成千成百的男女債主,都是小販、傭仆、鸨母和操皮肉生涯的妓女,聽到消息跑到靈堂中大吵大鬧,沒有解決辦法,不準入殓。

    捕房當局束手無策,法租界的白相人也都袖手旁觀,因為他們各人或多或少都有錢存在日夜銀行,所以不無切膚之痛。

     吵鬧的情況,從上午一直吵到下午,不許黃的遺體入殓,而且靈柩被債主們圍困,殓後也擡不出去,結果由租界警務當局派了幾個外國籍的捕頭,出來維持秩序,倏忽之間,匆匆入殓。

    那時節,廳中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有人把大門緊閉,而且找到一把鎖,将大門鎖上不準棺材擡出去。

    于是當局出動大批巡捕,先将大門拆除,然後驅散群衆,将靈柩搬上柩車,絕塵而去。

    這一幕慘劇,當時我知道得很清楚。

     黃楚九柩車出于知足廬之後,原定五七開吊,發出訃聞,當時并沒有把設靈地點刊在訃聞之上,以免債權人群集哄鬧,隻在先一日分别用電話知照各親友。

    誰知開吊之日,又弄出一場“意想不到之事情”來,這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怎麼叫作“意想不到之事情”呢?原來黃楚九五七開吊之期,大世界遊樂場的小職員都知道的,不過不曉得地點何在。

    到了開吊的前夕,不知哪一個傳出消息,說是開吊的地點是在膠州路萬國殡儀館。

    消息一傳出,頓時一班老鸨野雞以及妓院中的相幫、龜公之類,一傳十,十傳百,交頭接耳地定出一個辦法,準備全體搭乘公共汽車在是日上午十時齊集萬國殡儀館,各帶“穢物”一包,預定大鬧殡儀館。

    因為銀行關閉,存款一無着落,損失私蓄,人人有切膚之痛。

    于是次晨許多人聚在一處,擁進萬國殡儀館去。

     本來萬國殡儀館門前有印度巡捕看門,普通人不準貿然進入,這時見到大批不倫不類的莺莺燕燕即加攔阻。

    一個娼妓抛了一包穢物,比炸彈還厲害,印籍巡捕即時外避,大家像潮水一般地湧進去,隻見裡面有一家喪家,是姓“王”的,這班人也不知道什麼王黃有别,吵鬧一陣,大抛穢物。

    這家姓王的喪家,弄得狼狽不堪,等到問明真相,已經挽救不及了。

    這件事雖是大大的誤會,但也可以說明怨毒之于人心矣! 原來黃楚九家人,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故意聲東擊西,傳出訛言,實際上是在新閘路玉佛寺開吊,排場很小。

    又有人追查黃楚九葬在哪裡,也始終沒有人知道。

    一部分人以為必定葬在上海第一流人物的下葬地“萬國公墓”,但是大家知道黃楚九與萬國公墓的創辦人經汪帼珍女士,因新世界拆股事鬧得不開心,絕不會葬到那裡去。

    過了好多年,事過境遷,才知道黃楚九是葬在漕河泾的,這是後話。

     後來,法院宣告黃楚九破産,黃太太連首飾都交出來,經法院清理後,公布一張遺物拍賣單,胪列鑽石玉器古董皮裘等千餘件,拍賣品的名單在報章上連登了三天,才全部登完。

    另外組織善後委員會,隔了一兩年,才發還存戶存款的一成,又隔了好久,再發還半成,從此以後再也不發了。

     蓋棺論定,黃楚九不失為一位具有無限雄心的事業家,至今在他那許多故舊朋友口中,還是毀譽參半。

    有人說他抱的是“煙卣主義”,即是說他一個人創辦了許多事業,養活了許多職工,每個職工,都有一家老小,賺了人工,大家賴以舉火,若是天假以年,恐怕什麼“大王”的銜頭,也會輪到他的。

     另外有件逸事。

    某年,黃楚九曾在報端刊載廣告,“征求一終年常帶笑容之人”,當然也有人去應征,卻不知他弄些什麼玄虛。

    原來他開的溫泉浴室,要招請一位和藹可親的招待員,結果,有一位笑口常開的胖子人選,在溫泉浴室做了很多年。

     黃楚九死後,“大世界”依然生意鼎盛,法院判決歸大債主黃金榮管理,他補回一部分款項之後,便改稱“榮記大世界”了。

     我寫這篇稿子時,總想寫出日夜銀行究竟負債多少,問過一位最熟悉黃家情況的老夥計,他說總共的欠款,不過六十萬元左右,我不甚信服。

    但知道還款時先是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八仙橋分行代為辦理,于是我又問該行的老職員,他說:“總數記不清了,客戶的存折數目都小得很,以二三十元的戶口最多,推想起來,總共的負債額,是不會超過七十萬元。

    ” 不過,我總覺得,這一場轟動上海的日夜銀行倒閉風潮,虧欠的金額,數字可能不止七十萬,又去訪問過從前銀錢幫的老前輩,據他們說:“這件事情沒有文字上的記錄,究竟虧欠多少,無從考證。

    ”不過他拿出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海錢業公會入會同業錄給我看,裡面共有錢莊八十五家,資本額照現在看來,都小得很,我抄出為首的六個例子: 瑞昶錢莊:資本十二萬兩,股東貝潤生六股,邱省三四股,經理是羅如蓮。

     乾元錢莊:資本六萬兩,股東為姚紫若等,經理朱允升。

     義昌聯記錢莊:資本十二萬兩,劉鴻生兩股半,瞿鶴鳴七股半,經理沈景周。

     緻祥錢莊:資本六萬兩,股東嚴味蓮獨資,經理王伯壎。

     福隆錢莊:資本十萬兩,股東湯椿年三股,顧馨一、方伯等各一股,經理夏厥侯。

     承裕甡記錢莊:資本十八萬兩,股東方稼笙七股,黃伯惠二股,陳友齋等各三股,經理謝韬甫。

     我看這幾家當時有名的錢莊,資本不過六萬兩到十八萬兩,雖然是初創時的股本數字,後來的存款數字,當然要超過資本額。

    但是從前錢莊勢力大,中型銀行且要讓它三分,何況日夜銀行是一家小型銀行,同業暗地裡都稱它為“野雞銀行”,大家不相往來,所以日夜銀行的存款能虧欠六七十萬,已經是出人意料的,這個虧欠的數目,雖不中,亦不遠矣。

     如此看來:當時紙币因為和銀元“等價使用”的,所以六七十萬元的債款,已是一個驚人的數目,足見其時的币值相當穩定,物價之廉,也可以推想而知了。

     前文叙述黃楚九日夜銀行倒閉始末,究竟倒去存戶多少錢?當時訪問過不少人,有些說六十萬,有些說七十萬,我因為這些說法不一緻,所以前文中曾表示懷疑,并在文前說明,希望作者和讀者打成一片,我有什麼錯誤之處,請讀者指正,如有那一時代的任何圖片,倘蒙見借刊載,尤表歡迎,以便在出版的單行本中,做更為完美的補充。

     自從《大人》雜志出版本書之後,因為日夜銀行的倒閉,實在是當年上海一件大事,有幾個不相識的讀者打電話給我,有些說黃氏倒去客戶的數目,絕對超過七十萬,據他所知,有一個戶口且達三十萬元之多。

    我正納罕中,忽然又接到從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級人員金宗城先生(現在香港海外信托銀行董事)的電話,說:“老朋友,日夜銀行倒閉還款的事,是由我經辦的,那時還款一成,有三十多萬,十倍的數目當然有三百萬,但是因為年代久,我也說不出一個确數,你最好去問一下當時租界法院辦理這件破産案的清理官潘肇邦會計師,他現今住在香港的銅鑼灣。

    ”我聽到了這個消息,開心不已。

    連打了六七個電話,才找到潘老先生,他親自接聽。

     潘老先生說:“日夜銀行倒閉之後,清理産業變成現金需要很長時間,但是存戶催促,急如星火,于是商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暫為墊款,發還一成,總計各戶的存款,是四百萬出頭,确數我也不記得了。

    ”如此一說,當然以潘先生的話為最有根據而且準确。

     日夜銀行派還第一次債款之後,第二次不歸上海銀行派發,因為上海銀行深恐有礙行譽,由法院假座八仙橋青年會禮堂,設立兩張寫字台,每戶攤還半成,此後就沒有下文了。

     如此看來,倒去了存戶四百萬之數,确乎是一筆大數目,怪不得一班存戶要鼓噪不休了。

     犬與華人不準入内 前文講到黃楚九與西洋醫生打官司的事情,竟然一下子打赢了。

    因為當時華洋涉訟,總是中國人輸得多,足見那時黃氏在上海的經營手法,應付一切,确是高人一等。

     從前租界上的外國人,對中國人是蔑視的,我舉出幾個例子來說說。

     第一件,是租界當局對中國官廳,采取不理睬姿态,尤其是清廷的官員,更不擺在眼裡,并且極盡其侮辱之能事。

    記得西人的家庭,出入都用馬車,特地仿制清廷官員所穿的箭衣,作為馬夫的制服,頭上還戴上一頂尖頂的纓帽,帽上拖着一條紅帶子,這是表示中國的官員,隻配做他們的馬夫而已。

    法租界的巡捕,也戴纓帽,隻是不穿箭衣而穿巡捕制服,同樣是侮辱中國官員。

     第二件,中國人在馬路上走,喜歡慢吞吞地踱方步,越是有身價的人,越是踱得慢,而西人走路卻快得很,因此在馬路旁人行道上,西人常常嫌中國人走得慢,他們便用手把中國人大力推開;還有好多西人眼戴托力克(眼鏡名稱),手拿司的克(手杖),口銜茄力克(煙名),高視闊步,揮着司的克把中國人亂推亂打,中國人無不肅靜回避。

    如果走避慢了一些,他們便會伸出巨靈之掌掴你幾下,叫作“五支雪茄煙”;有些用腳來踢人,稱為“外國火腿”,是沒有人敢反抗的。

     第三件,是外白渡橋旁邊的一個公園,俗稱“外灘公園”,中國人是不許進入的。

    他們為防止中國人走進去,特地在門口挂一塊絕端侮辱中國人的木牌,上面寫着八個字,叫作“犬與華人,不準入内”。

    這不但表示華人沒有資格入内,而且将犬字冠于華人兩字之上,意思是中國人比犬都下一等。

    這塊牌子挂了幾十年,看見的人無不痛心疾首,但是因為國勢衰弱,也奈何他們不得! 後來汽車風行,紅纓帽的馬車夫消滅了,但是西人住宅門前的看門人,還是戴着這種帽子。

     五四運動一起,人民的自尊心和愛國心,勃然興起,租界當局鑒于這種運動的聲勢浩大,有許多場合,姿态逐漸轉變過來,而外灘公園那塊侮辱華人的木牌子也無形消失了。

    然而,外灘公園華人依然不能進入,倒是日本人穿了和服木屐,可以拖男帶女地走進去,有一部分日本人穿着西服,也可以昂然入内,因此中國人穿了西裝,也可以混進去,但是從前穿西裝的人少得很。

    這些事情,老上海想必至今仍未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