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上海灘人才濟濟
關燈
小
中
大
無錫人有開工廠的特長，當地的工廠也多得很，稱為“小上海”。
榮宗敬到上海，他自有卓越出衆的特長，就是“信用”。
初時遇到了一位富紳張叔和（即味莼園，俗稱“張園”的主人）借給他許多錢，合夥做事業，每年到了新年正月初二，榮宗敬總是手持一份“紅賬”，到張家拜年，不但官利十足，而且紅利優厚，因此張叔和對他另眼看待，把事業逐步擴大起來，幫助他創辦申新紗廠。
那時一般紗廠都很小，隻有申新紗廠規模宏大，因為他信用好，銀行錢莊紛紛放款給他。
于是由第一廠起，開至九廠，我常去看病的是第五紗廠，照我現在回憶起來，是紅磚砌成的廠房，其長度大約有此間一條柯士甸道那麼長，那時這些廠的經濟支持者，已變成中國銀行。
民國十八年（1929），上海整個商場起了一個風波，申新紗廠的經濟也遭到困難，榮宗敬本來住在西摩路（今陝西北路）舊宅，這一年，他手臂受傷，到無錫梅園去養病，我由他的弟弟榮德生先生介紹到無錫榮巷他的私人花園“梅園”裡面的客舍中，為他做病後調理。
梅園後面有一個宗敬别墅，建築得十分雅緻，隔壁造了一個很大的廟宇，叫作開元寺。
這一年開元寺正在動工興建，還沒有完全竣工。
榮宗敬經營的紗廠，對全國人衣料的供應，發揮了極大的貢獻，使當時的洋布，不必仰給于外國，給國家的經濟增加了一個龐大數字；而工人數字之多，也對市民生活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他被稱為“紗廠大王”毫無愧色；而他的影響力之大，可以說至今還存在着，不但國内的大紗廠是他的成就，連到現在香港的紗廠幫巨子，有些是他的後人，有些是他的門下故舊，現在香港的紗廠，成為經濟繁榮的主力，也要歸功于榮宗敬先生的。
上海是東南靈氣所鐘，人才輩出，我再講一個故事。
從前布匹的染色，往往洗了幾次，就會褪色，唯有一種外國來的“陰丹士林”，百洗不褪。
從前這種技術是秘密的，中國人無法學得到，隻有日本人學到了這個秘訣，但是日本的染廠，也嚴謹地守着秘密，學徒隻限于日本人，對中國學徒是不收的。
上海一家紗廠中有一個學徒，聰明伶俐，樣樣事情都會做，于是廠方就派他到日本去。
那時他年紀很小，剃光了頭發，在日本混了兩三年，講得一口純正的日本話，名字也改為日本姓名，就在日本染廠招考學徒時考了進去。
過了幾年，陰丹士林不褪色的秘密，他已完全學到，于是他挾着這個本領，回到上海，也做出不褪色的布料來了。
這個學徒後來成為紗廠染廠的廠長，又到香港來開設一家很大的染織廠，現在又到非洲去發展了。
紗廠是不容易經營的，經常受到市面的影響，銷售有盛衰，虧折和倒閉的不乏其例。
我舉一個例，從前上海總商會副會長聶雲台，他是聶中丞的兒子，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女兒，閨名紀芬，簪纓世家，積資甚豐。
聶氏為了提倡實業起見，辦了一個大中華紗廠，我的堂兄陳伯陶辭掉了滬甯、滬杭兩路工程處的職務，到大中華紗廠去擔任總務主任。
不料隻有短短的兩年，這家紗廠就虧折殆盡。
聶雲台從此多病，退休在家，一天到晚卧在床上，研究醫藥。
他常常邀我去看病，但他對疾病用藥，知識豐富，為他開一張藥方，總要讨論半小時左右。
他的母親聶老夫人很受人尊敬，自号“崇德老人”，對醫藥更有研究，出過一部《崇德老人驗方錄》。
她為人慈祥，談話也很文雅，談到清末宦海名人患的什麼病，用的什麼藥，最後是怎樣死的，曆曆如數家珍，我替她看病更是小心翼翼，有時要帶着古本醫書和她商讨之後，方才處方。
聶雲台的住宅在法租界馬斯南路（今思南路），隔壁是一條很寬闊的弄堂，裡面有幾幢小型花園住宅，是李石曾等發起建造的，住的人都是李氏的友好，如程潛、覃振、梅蘭芳等。
因為崇德老人常常口頭為我宣揚，所以我也替這幾位名人看過病。
梅蘭芳待人接物最是謙恭有禮，我為他的兒女看了病，他必然恭送到門口，拱手道别。
福新面粉公司的“寶星牌”面粉商标 後來聶雲台爽性不再經商，專事寫作，特地在床上放置一個特制的矮幾，就在床上寫稿，陸續出版了《聶氏家言》和兩部醫藥書，這些書由我經手代為校印，印刷費不過每部二三十元。
為榮宗敬處理全盤賬務的是王禹卿，此人勤勞樸實，做事頭頭是道，管理的賬目井井有條，深得榮氏的器重，他的地位一年一年提高。
一次榮宗敬忽然想到要開面粉廠，但是自己業務繁忙，就派王禹卿專司其事。
面粉廠又是一個大事業，規模之大，僅次于紗廠，王禹卿大展雄才，結果成為“面粉大王”。
我開業時，王禹老常常來看病，直到彼此來到香港，他住在銅鑼灣附近，我那時在香港還有分診所，也在銅鑼灣，他有病時依然看我。
這時他已退休了，悠閑得很。
有時話舊，我覺得他的相貌有一個特點，眉毛兩邊特别長，這是壽征，也是一種威勢，可以統率成千成萬的工人。
煙業大王甯波陳氏 香煙廠在外國是八大實業之一。
從前上海人吸的香煙都是外國來的，利權外溢，言之可歎。
後來有南洋富商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兩人到上海，開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虹口設廠出品“大聯珠”“白金龍”等香煙，這是用了很大的資本來經營的。
簡氏兄弟在煙草公司的組織章程中，訂明賺到的錢，撥出幾分之幾作為公益用途，上海人對他們都稱頌不置，但是對外國香煙，還不能抗争。
後來出了一位陳楚湘（按：上海有兩位名人都叫陳楚湘，一位年紀較大的是胡慶餘堂東主，一位是後起之秀煙草業巨子），他本來是三馬路一家煙紙店的小職員，從小就是我的朋友，乃甯波三北鄉人。
他在愛國運動的狂瀾時代，個人經營着一個很小的香煙公司，最初已定名為華人煙草公司，後來因為華人兩字太顯明，所以改名華成煙草公司，最先出“金鼠牌”香煙，商标模仿“茄力克”香煙。
因為上海專賣香煙的煙紙店，無論大小，以三北鄉人為多，他以同鄉之誼，着力推銷，銷路越來越大，公司就改為股份公司。
每一次發生愛國風潮，金鼠牌的銷量就直線上升。
後來又有一個機會，上海鄭家木橋南路共舞台，演出《失足恨》，主角是呂月樵的女兒呂美玉，因為她是民生女校的校花，女學生登台演戲，大家刮目相看，這是上海京戲界從來沒有的現象。
她登台時，頭上戴了一個珠鑽鑲成的頭箍，看上去特别美麗。
一時上海書報畫刊，都競登她的照片，真是紅到發紫。
陳楚湘便利用這個機會出了一種“美麗牌”香煙，就拿呂美玉的戲裝照片，印在煙包上面。
這種煙問世之後，銷數驚人，幾乎每一個吸煙的人都要一試“美麗牌”。
後來呂美玉下嫁法租界名人魏廷榮，而美麗牌香煙的銷數卻日益上漲，呂美玉因為得不到好處，引起訴訟，由鄂森律師代表出庭。
經過幾次調解，言明嗣後每箱香煙付給呂美玉酬金二元，由于這種香煙銷路廣大，這筆數目也很可觀，而陳楚湘也由于事業發達成為“香煙大王”。
“美麗牌”香煙煙标 小本經紀成大事業 上海是中國實業的發源地。
實業大王劉鴻生，我并不熟稔，不敢貿然落筆。
但是還有許多刻苦耐勞白手興家的人，我略有往還。
有一種“小小豆腐幹”，即用豆腐幹切成小方塊，用蘑菇汁煮成，外面用薄紙包裹，每八小塊一包，售銅元一枚。
開辦的人叫陳萬運，後來他又與兩個朋友合夥，創辦“三友實業社”，以制造“三角牌毛巾”和“西湖毛巾”出名。
随後逐步發展，在滬郊高郎橋設廠，占地八十畝；又在杭州設廠，占地四十畝，成為“上海機制國貨聯合會”會長。
一位是吳蘊初，他是苦學生出身，喜歡研究化學，發明了打倒東洋貨的味精，後來又做氮氣，事業蒸蒸日上。
抗戰之時，曾經個人捐獻兩架飛機給國家。
又有一位是冼冠生，他是廣東人，最初在南市九畝地新舞台戲院旁，租一間小屋子，日間賣叉燒，晚間賣叉燒粥。
新舞台的老闆夏月珊、夏月潤兄弟，見他誠實勤勞，特許他在戲院内托盤兜售糖果食品，他就在這時發明了一種紙包陳皮梅和果汁牛肉幹。
日久之後，正式開辦“冠生園”，新舞台中一部分人投資當董事，又在南京路、霞飛路等熱鬧地區開設門市部，并附設餐廳。
後來又在漕河泾辟地設廠，是中國最大的機制餅幹糖果制造商。
真可說上海是靈氣所鐘，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人才。
但是我因為不懂經商，所以本文都是業餘之暇，一股興趣，由從前的日記中摘錄出來，随摘随寫，材料常感不足，我參考許多文獻記載，務求其翔實，因為我向來有“考證癖”，凡是有可能的話，一定要考證到第一手資料。
前面所說的虞洽卿初就業的瑞康顔料号，資本不過八百兩，而一年之中，竟然賺到了二萬多兩，這一定會令讀者産生很大的懷疑。
其實我這一段資料，是特地從虞洽卿的女兒虞澹涵女士（即當年最早選出的“上海小姐”，也就是江一平大律師的夫人，今住香港）處借到一本虞洽卿事迹史料的抄本，是紅格子手寫本，封面上還批着“此系孤本不可遺失”八個字，所以讀者對此毋庸置疑。
（但是讀者諸君如發覺有錯誤之處，請盡量指出，當在這本書再版時詳細改正。
如有照片插圖，請借出鑄版，要讀者與作者打成一片，有錯就改，我是毫不固執己見，自以為是的。
） 真正的“上海人”，中心隻限于縣城之内，縣城之外，如徐家彙、閘北、浦東、大場、法華等，已算城外人。
在民國十七八年，縣城内的人口，不過二十萬，但是英法兩租界，當時稱作“十裡洋場”，有無數的甯波人、紹興人、湖州人。
（按：現在香港人對粵閩兩省以外的人，統稱為上海人，連山東人、蒙古人也認作上海人，其實真正上海人還是不多。
） 縣城内的真正上海人，經營的商業并不多，創業最大的富商，是沙船幫，我的嶽家是姓王，沙船字号叫作“王信義”，在上海不但有王家碼頭，還有王信義浜，但是縣城内外的真正上海人，忠厚儉樸，帶有濃厚的保守氣息，因此在商業上便覺得落後。
上海滑頭三個有半 上海是事業家的中心，也是冒險家的樂園，真才實學的人雖多，左道旁門的人也有不少，上海人稱這類不正當的人物，叫作“滑頭”。
向來人們對若幹“人”和“事”都會編成“三個半”作為談話資料。
譬如：論物有“三把半刀”，一把是理發的剃刀，一把是廚房的菜刀，一把是裁縫的剪刀，還有半把是浴室中的扡腳刀。
上海早年有一種很普遍的傳說，說上海的滑頭，也有三個半。
第一個是錢庠元，第二個是施十滴，第三個是黃磋玖，還有半個是吳鑒光。
這三個半滑頭，名氣大得很，我要分别叙述，但是三個半滑頭的姓名，傳說不一。
錢庠元知道的人很少，往往誤以吳鑒光充數，今查得蔡聲白夫人莫川媚女士寫的一本《我的日記》，記述數十年的上海舊事，其中一段是： 民國六年（1917）六月一日（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晴。
至笑舞台觀《上海半滑頭》
榮宗敬到上海，他自有卓越出衆的特長，就是“信用”。
初時遇到了一位富紳張叔和（即味莼園，俗稱“張園”的主人）借給他許多錢，合夥做事業，每年到了新年正月初二，榮宗敬總是手持一份“紅賬”，到張家拜年，不但官利十足，而且紅利優厚，因此張叔和對他另眼看待，把事業逐步擴大起來，幫助他創辦申新紗廠。
那時一般紗廠都很小，隻有申新紗廠規模宏大，因為他信用好，銀行錢莊紛紛放款給他。
于是由第一廠起，開至九廠，我常去看病的是第五紗廠，照我現在回憶起來，是紅磚砌成的廠房，其長度大約有此間一條柯士甸道那麼長，那時這些廠的經濟支持者，已變成中國銀行。
民國十八年（1929），上海整個商場起了一個風波，申新紗廠的經濟也遭到困難，榮宗敬本來住在西摩路（今陝西北路）舊宅，這一年，他手臂受傷，到無錫梅園去養病，我由他的弟弟榮德生先生介紹到無錫榮巷他的私人花園“梅園”裡面的客舍中，為他做病後調理。
梅園後面有一個宗敬别墅，建築得十分雅緻，隔壁造了一個很大的廟宇，叫作開元寺。
這一年開元寺正在動工興建，還沒有完全竣工。
榮宗敬經營的紗廠，對全國人衣料的供應，發揮了極大的貢獻，使當時的洋布，不必仰給于外國，給國家的經濟增加了一個龐大數字；而工人數字之多，也對市民生活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他被稱為“紗廠大王”毫無愧色；而他的影響力之大，可以說至今還存在着，不但國内的大紗廠是他的成就，連到現在香港的紗廠幫巨子，有些是他的後人，有些是他的門下故舊，現在香港的紗廠，成為經濟繁榮的主力，也要歸功于榮宗敬先生的。
上海是東南靈氣所鐘，人才輩出，我再講一個故事。
從前布匹的染色，往往洗了幾次，就會褪色，唯有一種外國來的“陰丹士林”，百洗不褪。
從前這種技術是秘密的，中國人無法學得到，隻有日本人學到了這個秘訣，但是日本的染廠，也嚴謹地守着秘密，學徒隻限于日本人，對中國學徒是不收的。
上海一家紗廠中有一個學徒，聰明伶俐，樣樣事情都會做，于是廠方就派他到日本去。
那時他年紀很小，剃光了頭發，在日本混了兩三年，講得一口純正的日本話，名字也改為日本姓名，就在日本染廠招考學徒時考了進去。
過了幾年，陰丹士林不褪色的秘密，他已完全學到，于是他挾着這個本領，回到上海，也做出不褪色的布料來了。
這個學徒後來成為紗廠染廠的廠長，又到香港來開設一家很大的染織廠，現在又到非洲去發展了。
紗廠是不容易經營的，經常受到市面的影響，銷售有盛衰，虧折和倒閉的不乏其例。
我舉一個例，從前上海總商會副會長聶雲台，他是聶中丞的兒子，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女兒，閨名紀芬，簪纓世家，積資甚豐。
聶氏為了提倡實業起見，辦了一個大中華紗廠，我的堂兄陳伯陶辭掉了滬甯、滬杭兩路工程處的職務，到大中華紗廠去擔任總務主任。
不料隻有短短的兩年，這家紗廠就虧折殆盡。
聶雲台從此多病，退休在家，一天到晚卧在床上，研究醫藥。
他常常邀我去看病，但他對疾病用藥，知識豐富，為他開一張藥方，總要讨論半小時左右。
他的母親聶老夫人很受人尊敬，自号“崇德老人”，對醫藥更有研究，出過一部《崇德老人驗方錄》。
她為人慈祥，談話也很文雅，談到清末宦海名人患的什麼病，用的什麼藥，最後是怎樣死的，曆曆如數家珍，我替她看病更是小心翼翼，有時要帶着古本醫書和她商讨之後，方才處方。
聶雲台的住宅在法租界馬斯南路（今思南路），隔壁是一條很寬闊的弄堂，裡面有幾幢小型花園住宅，是李石曾等發起建造的，住的人都是李氏的友好，如程潛、覃振、梅蘭芳等。
因為崇德老人常常口頭為我宣揚，所以我也替這幾位名人看過病。
梅蘭芳待人接物最是謙恭有禮，我為他的兒女看了病，他必然恭送到門口，拱手道别。
福新面粉公司的“寶星牌”面粉商标 後來聶雲台爽性不再經商，專事寫作，特地在床上放置一個特制的矮幾，就在床上寫稿，陸續出版了《聶氏家言》和兩部醫藥書，這些書由我經手代為校印，印刷費不過每部二三十元。
為榮宗敬處理全盤賬務的是王禹卿，此人勤勞樸實，做事頭頭是道，管理的賬目井井有條，深得榮氏的器重，他的地位一年一年提高。
一次榮宗敬忽然想到要開面粉廠，但是自己業務繁忙，就派王禹卿專司其事。
面粉廠又是一個大事業，規模之大，僅次于紗廠，王禹卿大展雄才，結果成為“面粉大王”。
我開業時，王禹老常常來看病，直到彼此來到香港，他住在銅鑼灣附近，我那時在香港還有分診所，也在銅鑼灣，他有病時依然看我。
這時他已退休了，悠閑得很。
有時話舊，我覺得他的相貌有一個特點，眉毛兩邊特别長，這是壽征，也是一種威勢，可以統率成千成萬的工人。
煙業大王甯波陳氏 香煙廠在外國是八大實業之一。
從前上海人吸的香煙都是外國來的，利權外溢，言之可歎。
後來有南洋富商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兩人到上海，開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虹口設廠出品“大聯珠”“白金龍”等香煙，這是用了很大的資本來經營的。
簡氏兄弟在煙草公司的組織章程中，訂明賺到的錢，撥出幾分之幾作為公益用途，上海人對他們都稱頌不置，但是對外國香煙，還不能抗争。
後來出了一位陳楚湘（按：上海有兩位名人都叫陳楚湘，一位年紀較大的是胡慶餘堂東主，一位是後起之秀煙草業巨子），他本來是三馬路一家煙紙店的小職員，從小就是我的朋友，乃甯波三北鄉人。
他在愛國運動的狂瀾時代，個人經營着一個很小的香煙公司，最初已定名為華人煙草公司，後來因為華人兩字太顯明，所以改名華成煙草公司，最先出“金鼠牌”香煙，商标模仿“茄力克”香煙。
因為上海專賣香煙的煙紙店，無論大小，以三北鄉人為多，他以同鄉之誼，着力推銷，銷路越來越大，公司就改為股份公司。
每一次發生愛國風潮，金鼠牌的銷量就直線上升。
後來又有一個機會，上海鄭家木橋南路共舞台，演出《失足恨》，主角是呂月樵的女兒呂美玉，因為她是民生女校的校花，女學生登台演戲，大家刮目相看，這是上海京戲界從來沒有的現象。
她登台時，頭上戴了一個珠鑽鑲成的頭箍，看上去特别美麗。
一時上海書報畫刊，都競登她的照片，真是紅到發紫。
陳楚湘便利用這個機會出了一種“美麗牌”香煙，就拿呂美玉的戲裝照片，印在煙包上面。
這種煙問世之後，銷數驚人，幾乎每一個吸煙的人都要一試“美麗牌”。
後來呂美玉下嫁法租界名人魏廷榮，而美麗牌香煙的銷數卻日益上漲，呂美玉因為得不到好處，引起訴訟，由鄂森律師代表出庭。
經過幾次調解，言明嗣後每箱香煙付給呂美玉酬金二元，由于這種香煙銷路廣大，這筆數目也很可觀，而陳楚湘也由于事業發達成為“香煙大王”。
“美麗牌”香煙煙标 小本經紀成大事業 上海是中國實業的發源地。
實業大王劉鴻生，我并不熟稔，不敢貿然落筆。
但是還有許多刻苦耐勞白手興家的人，我略有往還。
有一種“小小豆腐幹”，即用豆腐幹切成小方塊，用蘑菇汁煮成，外面用薄紙包裹，每八小塊一包，售銅元一枚。
開辦的人叫陳萬運，後來他又與兩個朋友合夥，創辦“三友實業社”，以制造“三角牌毛巾”和“西湖毛巾”出名。
随後逐步發展，在滬郊高郎橋設廠，占地八十畝；又在杭州設廠，占地四十畝，成為“上海機制國貨聯合會”會長。
一位是吳蘊初，他是苦學生出身，喜歡研究化學，發明了打倒東洋貨的味精，後來又做氮氣，事業蒸蒸日上。
抗戰之時，曾經個人捐獻兩架飛機給國家。
又有一位是冼冠生，他是廣東人，最初在南市九畝地新舞台戲院旁，租一間小屋子，日間賣叉燒，晚間賣叉燒粥。
新舞台的老闆夏月珊、夏月潤兄弟，見他誠實勤勞，特許他在戲院内托盤兜售糖果食品，他就在這時發明了一種紙包陳皮梅和果汁牛肉幹。
日久之後，正式開辦“冠生園”，新舞台中一部分人投資當董事，又在南京路、霞飛路等熱鬧地區開設門市部，并附設餐廳。
後來又在漕河泾辟地設廠，是中國最大的機制餅幹糖果制造商。
真可說上海是靈氣所鐘，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人才。
但是我因為不懂經商，所以本文都是業餘之暇，一股興趣，由從前的日記中摘錄出來，随摘随寫，材料常感不足，我參考許多文獻記載，務求其翔實，因為我向來有“考證癖”，凡是有可能的話，一定要考證到第一手資料。
前面所說的虞洽卿初就業的瑞康顔料号，資本不過八百兩，而一年之中，竟然賺到了二萬多兩，這一定會令讀者産生很大的懷疑。
其實我這一段資料，是特地從虞洽卿的女兒虞澹涵女士（即當年最早選出的“上海小姐”，也就是江一平大律師的夫人，今住香港）處借到一本虞洽卿事迹史料的抄本，是紅格子手寫本，封面上還批着“此系孤本不可遺失”八個字，所以讀者對此毋庸置疑。
（但是讀者諸君如發覺有錯誤之處，請盡量指出，當在這本書再版時詳細改正。
如有照片插圖，請借出鑄版，要讀者與作者打成一片，有錯就改，我是毫不固執己見，自以為是的。
） 真正的“上海人”，中心隻限于縣城之内，縣城之外，如徐家彙、閘北、浦東、大場、法華等，已算城外人。
在民國十七八年，縣城内的人口，不過二十萬，但是英法兩租界，當時稱作“十裡洋場”，有無數的甯波人、紹興人、湖州人。
（按：現在香港人對粵閩兩省以外的人，統稱為上海人，連山東人、蒙古人也認作上海人，其實真正上海人還是不多。
） 縣城内的真正上海人，經營的商業并不多，創業最大的富商，是沙船幫，我的嶽家是姓王，沙船字号叫作“王信義”，在上海不但有王家碼頭，還有王信義浜，但是縣城内外的真正上海人，忠厚儉樸，帶有濃厚的保守氣息，因此在商業上便覺得落後。
上海滑頭三個有半 上海是事業家的中心，也是冒險家的樂園，真才實學的人雖多，左道旁門的人也有不少，上海人稱這類不正當的人物，叫作“滑頭”。
向來人們對若幹“人”和“事”都會編成“三個半”作為談話資料。
譬如：論物有“三把半刀”，一把是理發的剃刀，一把是廚房的菜刀，一把是裁縫的剪刀，還有半把是浴室中的扡腳刀。
上海早年有一種很普遍的傳說，說上海的滑頭，也有三個半。
第一個是錢庠元，第二個是施十滴，第三個是黃磋玖，還有半個是吳鑒光。
這三個半滑頭，名氣大得很，我要分别叙述，但是三個半滑頭的姓名，傳說不一。
錢庠元知道的人很少，往往誤以吳鑒光充數，今查得蔡聲白夫人莫川媚女士寫的一本《我的日記》，記述數十年的上海舊事，其中一段是： 民國六年（1917）六月一日（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晴。
至笑舞台觀《上海半滑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