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上海灘人才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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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輩出甲于全國
經濟重鎮航業先進
紗廠巨子榮氏企業
煙業大王甯波陳氏
小本經紀成大事業
上海滑頭三個有半
黃楚九氏建大世界
交進黴運死神光降
日夜銀行倒閉風潮
身後風波出人意表
犬與華人不準入内
民國時期，上海灘上的大戲院和英美煙草公司大樓
從前上海是中國發揚文化的中樞，也是商業金融的中心，不但教育發達，也掌握着全國的經濟命脈。
人才輩出，說也說不盡，我以行醫為業，接觸的人物，上中下各階層都有，現在回想起來，大有寫述的價值。
人才輩出甲于全國 我在診所中曾遇到一位粗粗魯魯的老年病人，挂号時自稱姓高。
他自己病愈之後，常常帶着許多男女老幼來看病，大多數是工人，一部分是店員，診金都由他付，而且對病人照顧備至，看來連藥費、車費都由他代付的。
有時候他還來邀我去出診，坐着他那輛高高大大的老爺汽車，一直開到閘北陋巷中的小屋子裡，陪我診病，病者的家屬都稱他為高老闆，對他感激涕零。
後來我對這位高先生漸漸稔熟，我問他：“你老先生的貴業是什麼？”他說：“我是一個老粗，自從西人馬禮遜鑄造中文鉛字之後，我因為讀過&lsquo千字文&rsquo，才在上海做了中國最早的排字工人，現在卻當了商務印書館的董事，但是一天到晚清閑得很，所以凡是工人有病，我都親自陪同他們看病，照顧他們，習以為常。
” 我知道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有三位，一位是鮑鹹昌，一位是夏粹芳，還有一位是高鳳池。
我就問他：“你是不是高鳳池先生？”他說：“是。
”接着他就把商務印書館的開辦曆史原原本本說給我聽。
從前上海多是老式的書坊，如“掃葉山房”“粹文堂”“千頃堂”等，都是印木版書的。
（按：掃葉山房的曆史有一百多年。
清代有兩位名醫，薛生白與葉天士，都在蘇州懸壺，兩人交惡，葉天士名其齋為“踏雪齋”，雪字影射薛生白的薛字；薛氏不甘示弱，名其齋為“掃葉山房”。
後來薛氏常常刻木版書，在上海開了一間書坊，就叫“掃葉山房”。
）那時節連石印都還沒有發明。
他又說：“第一架手搖腳踏的印刷機，是由英國運來的，中文鉛字的銅模是馬禮遜從香港運來的。
夏粹芳、鮑鹹昌深信基督教，教會中常常有印刷品，教士就請夏、鮑二人負起印刷的責任，并且把運來的一架印刷機交給他們，他們請到第一個排字工人就是我，借了一間小屋子，專門印刷教會傳單，兼印商業文件，當時我不計工資，隻拿一些車錢飯錢，但是印刷部分的收支，還不能相抵。
因此就想印一部英語讀本，使中國人學英文能得到一種範本。
第一部書叫作《華英初階》，這本書的原稿，本來是英國人用來教授印度人的，鮑鹹昌就把它改編一下，出版問世。
同時門前挂上一塊&lsquo商務印書館&rsquo招牌，以便招徕商業文件。
“不料這本《華英初階》銷路大好，起初隻印一千本，後來印到幾萬冊至幾十萬冊。
當時工人實在找不到，因為識字的不肯做工，做工的又大都不識字，因此我就專門負責排字，引用同鄉子弟做腳踏印刷工人。
最初時期夜以繼日地專印這本書都來不及，到了那一年年底，竟然賺了一千塊錢，于是我也被夏、鮑二人邀為股東，占股權五分之一。
大家通力合作，經過十多年繼續添購馬達印刷機及一切設備，逐漸地擴展，編印全部小學教科書，暢銷全國。
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閘北的一間印刷工廠已經占地六十二華畝，各省各市都陸續開設分館。
夏粹芳見識最遠大，每一家分館，都自己購地建屋，南到香港，北到黑龍江都有分館和巨幅地産。
現在我照股本而論，也算是大股東之一，實在講起來，我不谙文墨，現在的編輯印刷和經營，我都插不上手，因此空閑得很，所以自動負起照顧工人的福利工作。
” 我聽了這番話，深深感到上海人對工作的努力和開展，非同小可。
從商務印書館開始之後，各大書局接踵而起，成為全中國文化的發祥地，不但全國學校的教科書由上海出版，無數高深學識的專門書也在上海發行。
原來商務印書館的發迹，就是從《華英初階》開始，後來再印《華英進階》等書，如今凡是五十五歲以上讀英文書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這部書開始的。
經濟重鎮航業先進 關于經濟方面機構，從前上海很多錢莊，做錢莊的人，都是甯波和紹興人，資本的來源，一部分是湖州人的。
上海錢莊的勢力，可以影響到全國。
在明清時代，經濟的實力本來分散各省，如“山西票号”“北京官銀号”，初時實力雄厚過上海的，但是上海甯紹兩幫同鄉的經營能力，遠遠地駕乎其上。
又因為上海接近國際通航的關系，商品進出集中在上海，所以上海錢莊的發展，在清末已經占到全國第一位。
從前上海人的商業道德和往來信用極高，沒有什麼商業詐欺的事情。
老闆拿錢出來做生意，無論銀樓、錢莊、當鋪、醬園、布廠，範圍盡管大，都是請一個經理，名為“當手先生”，全權經營，連賬房都歸當手先生聘用，做老闆的人，盡管在家享福，百事不問，他們從來不會“作弊”。
到了年底，由當手先生結算一年赢虧，寫上一份紅折紙，說明全年賺了多少錢，稱為“紅賬”。
老闆客氣得很，茶煙相待，略叙數語，恭送而别。
在平日見面的機會很少，所以有許多老闆，可以連開三四家錢莊、五六家當鋪，是不足為奇的。
還有一種商業習慣，大家交易全憑信用，不簽署什麼契約，來來往往，隻憑一句話，說出的話，也不需要第三者證明，絕對不會耍賴。
這種作風，由來已久，連當時外國人和上海人做交易，不論多大數目，也相信中國人“一言為定”的商業道德。
當時外國人到上海來的，一部分是正當商人，一部分是斂财的冒險家，一部分卻是外國的滑頭，就利用中國人這種習慣的弱點，造成種種華洋糾葛，于是後來在交易上，就需要律師和證人，每一筆交易都要有契約。
在甯波人中我特别要提出一位來談談，此人就是虞洽卿先生，名和德，是甯波鎮海人。
他十五歲的時候，由同族人虞鵬九出信介紹他到四馬路望平街一家瑞康顔料店當學徒。
那時他身無長物、腰乏分文，從碼頭上走到四馬路，恰巧大雨傾盆，他腳上穿了一雙布鞋，是他母親手制的，這時他脫了鞋子，挾在腋下，赤了腳，直走到那家顔料店去就業。
後來虞氏飛黃騰達，上海人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稱他為“赤腳财神”。
這家顔料店是蘇州富紳奚萼銜的父親奚潤如所開設的，資本不過八百兩，職工連老闆隻有三人。
虞氏僅是學徒身份，全年收入，隻得鞋襪錢十二元，但是他很勤力，很小的年紀，就當上了“跑街”。
他辛勤工作，頗為東主所器重，這家顔料号那年就賺了二萬多兩，老闆奚潤如認為虞洽卿是一個出色的人才，特别酬謝了他二百兩銀子，請他參加作為股東，這是當時商界中未有的特例。
過了十二年，虞洽卿當上了魯麟洋行買辦。
再隔九年，改任道勝洋行買辦，同時他創辦“四明銀行”；又感到中國沒有民營的航業，官營的招商局作風落後，于是他毅然開設了甯紹輪船公司。
這一下子，外洋的航業界大為妒忌，聯合起來和他競争。
本來從上海到甯波的船票是銀元一枚，此時各洋商輪船，突然把票價改為大洋五角，因此一班甯紹同鄉都為虞洽卿捏一把汗。
大家無形中聯合起來，一緻支持同鄉的事業，齊心不搭外洋船，來往甯波上海，甯願付銀元一枚，來支持虞洽卿。
虞洽卿生平對公衆運動，熱心參加，不遺餘力。
當年上海四明公所大鬧公堂的一場大風波，由虞洽卿出頭力争，獲得勝利，這也是上海人盡皆知的。
後來他又贊助南洋勸業會，參加辛亥革命，從此大家格外地敬重他，平輩稱他為“阿德哥”，後起尊他為“虞洽老”。
他認為航海事業大有可為，于是他撥出二十萬元，創辦三北輪船公司，購買三艘輪船，行走滬漢，逐漸擴展，沿長江各區都有趸棧，因為他為人精明能幹，每遇困難，俱能迎刃而解。
後來三北公司旗下的輪船增至三十二艘，噸位達到四萬餘噸。
同時他又代理甯興、新甯興等輪船七艘，郵船五艘，成為中國最早的一個“航業大王”。
他頗重桑梓之誼，所以他屬下的職員，都是三北人、舟山人。
影響所及，外洋輪船的從業員，也是舟山人居多。
現在常來香港的一艘“鐵行公司”的極大外洋船，就以“舟山号”為名。
（按：如今全世界共有七位船大王，希臘占三人，美國占二人，中國也占到二人之多，一位姓董是定海籍［即舟山］，一位姓包，是鄞縣籍，都屬浙江甯波人，擁有船隻噸數，雖遠超于前，但是這種事業，或多或少與虞洽卿當年創下的甯波系有關。
） 在我行醫時期，有一位方小姐，常常在中午時間陪我到航運俱樂部去診視虞洽老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成為相稔。
我每次到航運俱樂部去，總見到不少莺莺燕燕在旁服侍他。
他有午睡習慣，見他身體強健，精力過人，所以患的病都是微不足道。
虞洽老為人也很風趣，特别是在三杯落肚之後，更是妙語如珠。
記得他有兩句最令人捧腹絕倒的話： 梅蘭竹菊多細撇！ 四書五經莫亂抛。
這兩句話，一句是談畫理，一句是教人珍惜書本，原是很文雅的，可是一經他用甯波鄉音讀出來，就大大地“笑煞人”了。
後來他争取到租界上極高的地位，擔任工部局華董好多年，又任甯波旅滬同鄉會會長，租界當局對他極尊敬，特地把甯波旅滬同鄉會會所所在的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
法租界也有一條短短的路，叫作“朱葆三路”，是紀念華人朱葆三的。
朱葆三是定海東鄉北蟬村人，他刻苦耐勞，到上海做罐頭食品号學徒，後來結識葉澄衷，葉愛其才能，助其成為五金業領袖。
積資既豐，發起及領導中國通商銀行、浙江地方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四明銀行及華安保險公司、長和輪船公司、永安輪船公司等。
對社會公益的事，也極出力。
總賬房顧晴川的兒子顧少川，即大名鼎鼎的外交家顧維鈞。
朱葆三對法租界的金融事業貢獻很大，所以法租界當局就以“朱葆三路”來紀念他。
朱葆三子孫蕃衍，久居南市斜橋，有一所大房子。
他家的常年西醫是莊德，中醫是丁甘仁老師，每年各送診金二百銀元。
丁老師過世幾年之後，我受聘為他家常年醫席，因此我差不多三兩天要到他的家中去。
這座房子很大，門前有一幅大草地，設有秋千架，醫生一到，仆人就把懸挂在廊下的一隻“銅鐘”當當當連打幾下。
他有五房子媳，孫兒孫女不少，這批人看完病之後，還有傭仆車夫等候着看病。
朱氏也每年緻送診金二百銀元之巨。
但是朱葆三本人，我卻始終沒有見過一面。
紗廠巨子榮氏企業 接着我再講幾位全國性的大實業家，這幾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稱為該行業的大王。
第一位要講的是榮宗敬，他是無錫人。
人才輩出，說也說不盡，我以行醫為業，接觸的人物，上中下各階層都有，現在回想起來，大有寫述的價值。
人才輩出甲于全國 我在診所中曾遇到一位粗粗魯魯的老年病人，挂号時自稱姓高。
他自己病愈之後，常常帶着許多男女老幼來看病，大多數是工人，一部分是店員，診金都由他付，而且對病人照顧備至，看來連藥費、車費都由他代付的。
有時候他還來邀我去出診，坐着他那輛高高大大的老爺汽車，一直開到閘北陋巷中的小屋子裡，陪我診病，病者的家屬都稱他為高老闆，對他感激涕零。
後來我對這位高先生漸漸稔熟，我問他：“你老先生的貴業是什麼？”他說：“我是一個老粗，自從西人馬禮遜鑄造中文鉛字之後，我因為讀過&lsquo千字文&rsquo，才在上海做了中國最早的排字工人，現在卻當了商務印書館的董事，但是一天到晚清閑得很，所以凡是工人有病，我都親自陪同他們看病，照顧他們，習以為常。
” 我知道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有三位，一位是鮑鹹昌，一位是夏粹芳，還有一位是高鳳池。
我就問他：“你是不是高鳳池先生？”他說：“是。
”接着他就把商務印書館的開辦曆史原原本本說給我聽。
從前上海多是老式的書坊，如“掃葉山房”“粹文堂”“千頃堂”等，都是印木版書的。
（按：掃葉山房的曆史有一百多年。
清代有兩位名醫，薛生白與葉天士，都在蘇州懸壺，兩人交惡，葉天士名其齋為“踏雪齋”，雪字影射薛生白的薛字；薛氏不甘示弱，名其齋為“掃葉山房”。
後來薛氏常常刻木版書，在上海開了一間書坊，就叫“掃葉山房”。
）那時節連石印都還沒有發明。
他又說：“第一架手搖腳踏的印刷機，是由英國運來的，中文鉛字的銅模是馬禮遜從香港運來的。
夏粹芳、鮑鹹昌深信基督教，教會中常常有印刷品，教士就請夏、鮑二人負起印刷的責任，并且把運來的一架印刷機交給他們，他們請到第一個排字工人就是我，借了一間小屋子，專門印刷教會傳單，兼印商業文件，當時我不計工資，隻拿一些車錢飯錢，但是印刷部分的收支，還不能相抵。
因此就想印一部英語讀本，使中國人學英文能得到一種範本。
第一部書叫作《華英初階》，這本書的原稿，本來是英國人用來教授印度人的，鮑鹹昌就把它改編一下，出版問世。
同時門前挂上一塊&lsquo商務印書館&rsquo招牌，以便招徕商業文件。
“不料這本《華英初階》銷路大好，起初隻印一千本，後來印到幾萬冊至幾十萬冊。
當時工人實在找不到，因為識字的不肯做工，做工的又大都不識字，因此我就專門負責排字，引用同鄉子弟做腳踏印刷工人。
最初時期夜以繼日地專印這本書都來不及，到了那一年年底，竟然賺了一千塊錢，于是我也被夏、鮑二人邀為股東，占股權五分之一。
大家通力合作，經過十多年繼續添購馬達印刷機及一切設備，逐漸地擴展，編印全部小學教科書，暢銷全國。
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閘北的一間印刷工廠已經占地六十二華畝，各省各市都陸續開設分館。
夏粹芳見識最遠大，每一家分館，都自己購地建屋，南到香港，北到黑龍江都有分館和巨幅地産。
現在我照股本而論，也算是大股東之一，實在講起來，我不谙文墨，現在的編輯印刷和經營，我都插不上手，因此空閑得很，所以自動負起照顧工人的福利工作。
” 我聽了這番話，深深感到上海人對工作的努力和開展，非同小可。
從商務印書館開始之後，各大書局接踵而起，成為全中國文化的發祥地，不但全國學校的教科書由上海出版，無數高深學識的專門書也在上海發行。
原來商務印書館的發迹，就是從《華英初階》開始，後來再印《華英進階》等書，如今凡是五十五歲以上讀英文書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這部書開始的。
經濟重鎮航業先進 關于經濟方面機構，從前上海很多錢莊，做錢莊的人，都是甯波和紹興人，資本的來源，一部分是湖州人的。
上海錢莊的勢力，可以影響到全國。
在明清時代，經濟的實力本來分散各省，如“山西票号”“北京官銀号”，初時實力雄厚過上海的，但是上海甯紹兩幫同鄉的經營能力，遠遠地駕乎其上。
又因為上海接近國際通航的關系，商品進出集中在上海，所以上海錢莊的發展，在清末已經占到全國第一位。
從前上海人的商業道德和往來信用極高，沒有什麼商業詐欺的事情。
老闆拿錢出來做生意，無論銀樓、錢莊、當鋪、醬園、布廠，範圍盡管大，都是請一個經理，名為“當手先生”，全權經營，連賬房都歸當手先生聘用，做老闆的人，盡管在家享福，百事不問，他們從來不會“作弊”。
到了年底，由當手先生結算一年赢虧，寫上一份紅折紙，說明全年賺了多少錢，稱為“紅賬”。
老闆客氣得很，茶煙相待，略叙數語，恭送而别。
在平日見面的機會很少，所以有許多老闆，可以連開三四家錢莊、五六家當鋪，是不足為奇的。
還有一種商業習慣，大家交易全憑信用，不簽署什麼契約，來來往往，隻憑一句話，說出的話，也不需要第三者證明，絕對不會耍賴。
這種作風，由來已久，連當時外國人和上海人做交易，不論多大數目，也相信中國人“一言為定”的商業道德。
當時外國人到上海來的，一部分是正當商人，一部分是斂财的冒險家，一部分卻是外國的滑頭，就利用中國人這種習慣的弱點，造成種種華洋糾葛，于是後來在交易上，就需要律師和證人，每一筆交易都要有契約。
在甯波人中我特别要提出一位來談談，此人就是虞洽卿先生，名和德，是甯波鎮海人。
他十五歲的時候，由同族人虞鵬九出信介紹他到四馬路望平街一家瑞康顔料店當學徒。
那時他身無長物、腰乏分文，從碼頭上走到四馬路，恰巧大雨傾盆，他腳上穿了一雙布鞋，是他母親手制的，這時他脫了鞋子，挾在腋下，赤了腳，直走到那家顔料店去就業。
後來虞氏飛黃騰達，上海人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稱他為“赤腳财神”。
這家顔料店是蘇州富紳奚萼銜的父親奚潤如所開設的，資本不過八百兩，職工連老闆隻有三人。
虞氏僅是學徒身份，全年收入，隻得鞋襪錢十二元，但是他很勤力，很小的年紀，就當上了“跑街”。
他辛勤工作，頗為東主所器重，這家顔料号那年就賺了二萬多兩，老闆奚潤如認為虞洽卿是一個出色的人才，特别酬謝了他二百兩銀子，請他參加作為股東，這是當時商界中未有的特例。
過了十二年，虞洽卿當上了魯麟洋行買辦。
再隔九年，改任道勝洋行買辦，同時他創辦“四明銀行”；又感到中國沒有民營的航業，官營的招商局作風落後，于是他毅然開設了甯紹輪船公司。
這一下子，外洋的航業界大為妒忌，聯合起來和他競争。
本來從上海到甯波的船票是銀元一枚，此時各洋商輪船，突然把票價改為大洋五角，因此一班甯紹同鄉都為虞洽卿捏一把汗。
大家無形中聯合起來，一緻支持同鄉的事業，齊心不搭外洋船，來往甯波上海，甯願付銀元一枚，來支持虞洽卿。
虞洽卿生平對公衆運動，熱心參加，不遺餘力。
當年上海四明公所大鬧公堂的一場大風波，由虞洽卿出頭力争，獲得勝利，這也是上海人盡皆知的。
後來他又贊助南洋勸業會，參加辛亥革命，從此大家格外地敬重他，平輩稱他為“阿德哥”，後起尊他為“虞洽老”。
他認為航海事業大有可為，于是他撥出二十萬元，創辦三北輪船公司，購買三艘輪船，行走滬漢，逐漸擴展，沿長江各區都有趸棧，因為他為人精明能幹，每遇困難，俱能迎刃而解。
後來三北公司旗下的輪船增至三十二艘，噸位達到四萬餘噸。
同時他又代理甯興、新甯興等輪船七艘，郵船五艘，成為中國最早的一個“航業大王”。
他頗重桑梓之誼，所以他屬下的職員，都是三北人、舟山人。
影響所及，外洋輪船的從業員，也是舟山人居多。
現在常來香港的一艘“鐵行公司”的極大外洋船，就以“舟山号”為名。
（按：如今全世界共有七位船大王，希臘占三人，美國占二人，中國也占到二人之多，一位姓董是定海籍［即舟山］，一位姓包，是鄞縣籍，都屬浙江甯波人，擁有船隻噸數，雖遠超于前，但是這種事業，或多或少與虞洽卿當年創下的甯波系有關。
） 在我行醫時期，有一位方小姐，常常在中午時間陪我到航運俱樂部去診視虞洽老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成為相稔。
我每次到航運俱樂部去，總見到不少莺莺燕燕在旁服侍他。
他有午睡習慣，見他身體強健，精力過人，所以患的病都是微不足道。
虞洽老為人也很風趣，特别是在三杯落肚之後，更是妙語如珠。
記得他有兩句最令人捧腹絕倒的話： 梅蘭竹菊多細撇！ 四書五經莫亂抛。
這兩句話，一句是談畫理，一句是教人珍惜書本，原是很文雅的，可是一經他用甯波鄉音讀出來，就大大地“笑煞人”了。
後來他争取到租界上極高的地位，擔任工部局華董好多年，又任甯波旅滬同鄉會會長，租界當局對他極尊敬，特地把甯波旅滬同鄉會會所所在的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
法租界也有一條短短的路，叫作“朱葆三路”，是紀念華人朱葆三的。
朱葆三是定海東鄉北蟬村人，他刻苦耐勞，到上海做罐頭食品号學徒，後來結識葉澄衷，葉愛其才能，助其成為五金業領袖。
積資既豐，發起及領導中國通商銀行、浙江地方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四明銀行及華安保險公司、長和輪船公司、永安輪船公司等。
對社會公益的事，也極出力。
總賬房顧晴川的兒子顧少川，即大名鼎鼎的外交家顧維鈞。
朱葆三對法租界的金融事業貢獻很大，所以法租界當局就以“朱葆三路”來紀念他。
朱葆三子孫蕃衍，久居南市斜橋，有一所大房子。
他家的常年西醫是莊德，中醫是丁甘仁老師，每年各送診金二百銀元。
丁老師過世幾年之後，我受聘為他家常年醫席，因此我差不多三兩天要到他的家中去。
這座房子很大，門前有一幅大草地，設有秋千架，醫生一到，仆人就把懸挂在廊下的一隻“銅鐘”當當當連打幾下。
他有五房子媳，孫兒孫女不少，這批人看完病之後，還有傭仆車夫等候着看病。
朱氏也每年緻送診金二百銀元之巨。
但是朱葆三本人，我卻始終沒有見過一面。
紗廠巨子榮氏企業 接着我再講幾位全國性的大實業家，這幾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稱為該行業的大王。
第一位要講的是榮宗敬，他是無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