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遊日本風俗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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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習氣，比起沿海一帶，如浙江定海、廣東四邑和福建福州等地的人自小就有向外發展的願望，上海人是遠遠比不上的。
我上次遠遊廣州、香港，一般親友已經認為我有勇氣，竟作千裡迢迢的遠遊。
這次我要去日本，親友們竟人人感到駭然，老年人且認為我家有老母，怎能出門，所謂“父母在不遠遊”，是指我不應該這樣的。
那時節，一小部分人到美國去，叫作“鍍金”，到日本去叫作“鍍銀”。
雖然我到日本不是讀書，但是能夠到日本走一次，在一般人看來，也有一些鍍銀的光輝，羨慕得很。
因此消息傳出之後，親友們紛紛設宴餞行。
有幾位城内的老鄉紳，還特地封了紅封袋，裡面放入二塊錢，外面寫着“程儀”兩字送給我。
其實那時我辦理出國手續還茫無頭緒，因為那時要領到一張護照，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沒有人事，沒有“路道”，是拿不到的。
幸虧我有一位叔嶽父王爾陶，他是留學生的老前輩，我去請教他，他說：“凡在民國六年（1917）之前，世界各國來來往往都不用護照的，你要到哪裡就到哪裡。
隻有少數外交官員，需要駐在國的保護，才有一張一尺見方的護照紙，平民反而是用不到的。
民國六年之後，情形就轉變了，任何一個國家，凡是入境的人都需要一張&lsquo派司&rsquo，所謂&lsquo派司&rsquo，即指護照而言。
上海人要領這種派司，就要到南京外交部去申請領取。
你既非商人，又非學生，等一年半載是意料中事！”因為那時還沒有旅遊的名目，無緣無故到外國去遊玩，不但中國沒有，連日本也是稀見的。
所謂旅遊事業，在那時聽都沒有聽過。
我一聽到要向南京外交部去領護照，頭都痛起來。
在沒有辦法之中，就去請教姚公鶴老師，姚老師說：“我家有一位常來吃煙小叙的朋友，姓焦名易堂，他是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按：焦易堂後來做到最高法院院長，兼任中央國醫館館長），不如請他寫一封八行書，介紹你到南京外交部去走一次，要便利得多。
焦氏每周末一定到上海來一次，來則必然會到我家來。
”于是我就很耐心地等着。
果然，幾天之後，在姚老師家中給我碰到了焦易堂先生。
經姚師介紹後，焦氏馬上掏出三張卡片來，各寫上幾句話，并且說外交部在上海有一個駐滬辦事處，他有幾個陝西同鄉在裡面當秘書，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公文的傳遞，恐怕時間很久。
我拿到焦氏的三張卡片，先到外交部駐滬辦事處去見一位秘書。
他見到焦易堂的名片，就取出三份表格叫我填寫。
表格中有一項是去日本的原因，我遲疑很久，秘書便對我說：“你想快，不妨寫&lsquo留學&rsquo兩字。
”我就依了他的話，将表格填就，并且附照片六張，付工本費銀元四塊。
意料不到，七天之後，已有通知書來了。
我很高興地帶了兩瓶白蘭地酒，預備送給那位秘書，作為謝儀。
護照拿到了手，我開心得很，正想把洋酒雙手奉上，不料那位秘書，未脫書生本色，對我的禮物堅拒不受，出乎我意料。
我領到了護照，就到虹口内山書店，訪問那位名滿上海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談了好久，他說：“你去日本，一定要坐日清公司的&lsquo上海丸&rsquo，而且要買二等票。
”我說：“王一亭先生在船上有一間買辦房，可以讓給我住。
”内山說：“這斷斷使不得，因為海關查關很精明，憑一張二等票占很多便宜，沒有船票是會把你當作偷渡的。
”内山很熱忱，他替我排定了一個旅程，先到長崎，即轉神戶，再到名古屋、東京及橫濱四個地方，而且還寫了五張卡片給我說：“你人地生疏，遇到必要時，可以找這幾個人，他們都是書商，對你會照顧的。
” 接着我就到日清公司去買票，雙程來回票的叫作“蔔夫可”，二等價格是大洋六十二元，我隻買了一張票，因這次去日本，内子并未同行。
頭等票多數是官員坐的，三等單程叫作“卡薩卡脫”，每票二十四元，雙程票是四十元。
（按：中國銀元，等于日币一元六角。
）船公司中日本人倒客氣得很，反而同胞的從業員對中國旅客十分歧視，我真不懂為什麼中國人對自己人有這種不禮貌的态度呢？在輪到我買二等票時，中國籍職員眼珠轉一轉，态度稍稍和婉一些，我就覺得這些人奴性很深，積習難改。
上船之日，親友們紛紛要來送行。
實際上，我知道他們是想乘機拖了大男小女來看看向所未見的“火輪船”。
所謂“火輪船”，是那時上海人對外洋輪的統稱，我見一家家都要求來送行，恐怕到時人數太多會鬧出笑話來，所以我一再辭謝，他們都說：“這是我們的盛意，即使我們不上船，也盡了我們的情誼。
” 那時節，日清公司的“上海丸”，船小得很，隻有四千噸重，是停泊在東熙華德路（今長治路）“彙山碼頭”。
上船時，我的母親、嗣父與我的太太，同乘汽車到了那邊，碼頭上已有親友大大小小四十餘人。
他們見到我到碼頭，高興得很，不由分說，浩浩蕩蕩地跟着我一齊上船。
幸虧從前外洋船對送船的人數沒有限制，不像現在是要憑送行券才可登輪。
我也不知道“上海丸”的噸位多少，但是一登船上，覺得地方很寬大，有一個大客廳，裡面鋪上了青呢地氈，我就把親友們安排在這個客廳中，自己去找艙位。
原來二等艙是二人一間的，當時中國人坐二等艙的比較少，他們特地揀了一個中國人來與我同室。
他是一個山東籍的府綢商人，我略略招呼一下，即想回到客廳。
忽然有一個身穿船主服裝的人，走進艙房來深深地向我們二人鞠了一個躬，并且操着純粹的中國話，問我們：“好嗎？”跟着有一個中國侍者拿了兩盒“壽司”來，這是一種日本點心，船主說：“今天你們有沒有人送船，有的話，我準備每人送一盒。
”我答說：“有是有的，隻是人數太多，不好意思。
”他說：“沒有關系。
”說着就走。
等我到客廳一看，自己覺得真難為情。
親友們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多人，而且小孩子初次腳踏青呢地氈，開心得了不得，有些翻跟鬥，有些躺在地下，有些互相追逐，鬧得不成樣子。
我正和幾個老人家話别，見到母親又笑又流淚，我說：“出門要圖吉利，千萬不可流淚，何況這種船是很穩妥的。
”正談話時，那船主模樣的人帶了一個侍者，手捧壽司，每人分派一盒，而且說：“歡迎你們都到日本去玩一下，我們有中國侍者招待。
”他見到我的親友那麼多，非但不讨厭，還很歡喜，要我和親友與他一同拍了一張相片，這也許是他們招徕生意的手法吧！ 這樣經過大約兩小時有多，汽笛大鳴，并且通知乘客着送船的人立刻下船，于是我的親友也魚貫而下，大家站在碼頭上，揮手送别。
我在船上，周圍去走了一次，見到有一間小商店，好多乘客都在買一樣東西，名為“禦守”，日本人的讀音叫作“歐麻毛利”，是一種木片制成的護身符。
據說帶了這個符，在船上就一路順風，不會遇到劫難。
我有搜集紀念品的癖好，也随俗買了一個挂在身上。
三等艙陳設舊得很，有許多日本男女，都是席地坐卧，中間不過隔着一道道木格闆，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男女雜處，很不雅觀。
下邊又有一個大統艙，連木格子窗都沒有，男女混雜，更為紊亂，其中有幾位中國勞工，竟然在一張矮桌上打起麻将來，日本人也懂得玩，因此有六七桌麻将劈劈啪啪地打得很熱鬧。
頭等艙分洋式、和式兩種，洋式的有床，和式的全是“榻榻米”。
進餐時，大家都進餐廳，一律吃日本菜，彼此席地而坐，桌子上有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某某某樣”，看來很有些像神主牌位一般，十分異樣。
二等客進餐，都是一套朱紅色的漆盒，全是中菜，一湯一菜，一個點心。
三等客吃一種“便當”，這是木片飯盒，除了白飯之外，隻有一條幹魚和幾片黃色蘿蔔，湯是“味噌”沖的，是一種很普通的醬油湯，氣息很特别。
我在二等餐廳中，也進食過日本餐，是一碟生魚片，一碟炸蝦（叫作天婦羅），一碗白飯，一碟壽司，隻此而已。
我見了這兩樣菜，簡直不想進食，胡亂地吃了一些炸蝦和白飯，就算了事。
但是日本人，個個吃得津津有味，多數還要飲一樽酒，叫作菊正宗（托可裡），吃罷之後，高聲擊掌歌唱，醉得橫七豎八。
船開出吳淞口，進入海洋，風浪就漸漸大起來，整艘船颠簸不停。
我覺得有些受不了，想嘔嘔不出，頭暈胸悶，難過之極，幸虧吃得不多，總算忍住沒有嘔吐。
别的客人都走到甲闆上吹海風，嘔吐狼藉，甲闆被弄得污糟不堪。
從前的船隻噸位不大，是經不起風浪的。
那位與我同室的山東商人，卻安卧如常，他對我說：“坐這種船，千萬不可吃得太多，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則同樣會暈浪的。
” 次日早晨，到餐廳去進早餐，吃的是“玉子”，即雞蛋，另外還有一個飯團和一杯清茶。
這一頓，我倒吃得很舒服。
但是餐廳中冷落得很，大多數乘客仍在暈浪情況中，所以都不進餐廳吃早餐。
這樣經過了十六小時，才抵達日本長崎，先要留船二三小時，才到神戶。
驗關時，頭、二等客先上岸，看一看護照，連行李都不查。
三等客沒有那麼通融，而統艙中幾個勞工模樣的中國人，卻受到諸多留難。
先看眼睛，如有沙眼，就要他們聚在一處，等候詳細檢驗；面黃肌瘦的還要集中在一起，等待檢查大便，據說拘留在那些地方兩三天是不足為奇的。
因此我心中深深地感謝内山完造要我坐二等艙的建議。
（按：從前出入是沒有檢疫［針紙］的，因為那時防疫針還沒有發
我上次遠遊廣州、香港，一般親友已經認為我有勇氣，竟作千裡迢迢的遠遊。
這次我要去日本，親友們竟人人感到駭然，老年人且認為我家有老母，怎能出門，所謂“父母在不遠遊”，是指我不應該這樣的。
那時節，一小部分人到美國去，叫作“鍍金”，到日本去叫作“鍍銀”。
雖然我到日本不是讀書，但是能夠到日本走一次，在一般人看來，也有一些鍍銀的光輝，羨慕得很。
因此消息傳出之後，親友們紛紛設宴餞行。
有幾位城内的老鄉紳，還特地封了紅封袋，裡面放入二塊錢，外面寫着“程儀”兩字送給我。
其實那時我辦理出國手續還茫無頭緒，因為那時要領到一張護照，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沒有人事，沒有“路道”，是拿不到的。
幸虧我有一位叔嶽父王爾陶，他是留學生的老前輩，我去請教他，他說：“凡在民國六年（1917）之前，世界各國來來往往都不用護照的，你要到哪裡就到哪裡。
隻有少數外交官員，需要駐在國的保護，才有一張一尺見方的護照紙，平民反而是用不到的。
民國六年之後，情形就轉變了，任何一個國家，凡是入境的人都需要一張&lsquo派司&rsquo，所謂&lsquo派司&rsquo，即指護照而言。
上海人要領這種派司，就要到南京外交部去申請領取。
你既非商人，又非學生，等一年半載是意料中事！”因為那時還沒有旅遊的名目，無緣無故到外國去遊玩，不但中國沒有，連日本也是稀見的。
所謂旅遊事業，在那時聽都沒有聽過。
我一聽到要向南京外交部去領護照，頭都痛起來。
在沒有辦法之中，就去請教姚公鶴老師，姚老師說：“我家有一位常來吃煙小叙的朋友，姓焦名易堂，他是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按：焦易堂後來做到最高法院院長，兼任中央國醫館館長），不如請他寫一封八行書，介紹你到南京外交部去走一次，要便利得多。
焦氏每周末一定到上海來一次，來則必然會到我家來。
”于是我就很耐心地等着。
果然，幾天之後，在姚老師家中給我碰到了焦易堂先生。
經姚師介紹後，焦氏馬上掏出三張卡片來，各寫上幾句話，并且說外交部在上海有一個駐滬辦事處，他有幾個陝西同鄉在裡面當秘書，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公文的傳遞，恐怕時間很久。
我拿到焦氏的三張卡片，先到外交部駐滬辦事處去見一位秘書。
他見到焦易堂的名片，就取出三份表格叫我填寫。
表格中有一項是去日本的原因，我遲疑很久，秘書便對我說：“你想快，不妨寫&lsquo留學&rsquo兩字。
”我就依了他的話，将表格填就，并且附照片六張，付工本費銀元四塊。
意料不到，七天之後，已有通知書來了。
我很高興地帶了兩瓶白蘭地酒，預備送給那位秘書，作為謝儀。
護照拿到了手，我開心得很，正想把洋酒雙手奉上，不料那位秘書，未脫書生本色，對我的禮物堅拒不受，出乎我意料。
我領到了護照，就到虹口内山書店，訪問那位名滿上海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談了好久，他說：“你去日本，一定要坐日清公司的&lsquo上海丸&rsquo，而且要買二等票。
”我說：“王一亭先生在船上有一間買辦房，可以讓給我住。
”内山說：“這斷斷使不得，因為海關查關很精明，憑一張二等票占很多便宜，沒有船票是會把你當作偷渡的。
”内山很熱忱，他替我排定了一個旅程，先到長崎，即轉神戶，再到名古屋、東京及橫濱四個地方，而且還寫了五張卡片給我說：“你人地生疏，遇到必要時，可以找這幾個人，他們都是書商，對你會照顧的。
” 接着我就到日清公司去買票，雙程來回票的叫作“蔔夫可”，二等價格是大洋六十二元，我隻買了一張票，因這次去日本，内子并未同行。
頭等票多數是官員坐的，三等單程叫作“卡薩卡脫”，每票二十四元，雙程票是四十元。
（按：中國銀元，等于日币一元六角。
）船公司中日本人倒客氣得很，反而同胞的從業員對中國旅客十分歧視，我真不懂為什麼中國人對自己人有這種不禮貌的态度呢？在輪到我買二等票時，中國籍職員眼珠轉一轉，态度稍稍和婉一些，我就覺得這些人奴性很深，積習難改。
上船之日，親友們紛紛要來送行。
實際上，我知道他們是想乘機拖了大男小女來看看向所未見的“火輪船”。
所謂“火輪船”，是那時上海人對外洋輪的統稱，我見一家家都要求來送行，恐怕到時人數太多會鬧出笑話來，所以我一再辭謝，他們都說：“這是我們的盛意，即使我們不上船，也盡了我們的情誼。
” 那時節，日清公司的“上海丸”，船小得很，隻有四千噸重，是停泊在東熙華德路（今長治路）“彙山碼頭”。
上船時，我的母親、嗣父與我的太太，同乘汽車到了那邊，碼頭上已有親友大大小小四十餘人。
他們見到我到碼頭，高興得很，不由分說，浩浩蕩蕩地跟着我一齊上船。
幸虧從前外洋船對送船的人數沒有限制，不像現在是要憑送行券才可登輪。
我也不知道“上海丸”的噸位多少，但是一登船上，覺得地方很寬大，有一個大客廳，裡面鋪上了青呢地氈，我就把親友們安排在這個客廳中，自己去找艙位。
原來二等艙是二人一間的，當時中國人坐二等艙的比較少，他們特地揀了一個中國人來與我同室。
他是一個山東籍的府綢商人，我略略招呼一下，即想回到客廳。
忽然有一個身穿船主服裝的人，走進艙房來深深地向我們二人鞠了一個躬，并且操着純粹的中國話，問我們：“好嗎？”跟着有一個中國侍者拿了兩盒“壽司”來，這是一種日本點心，船主說：“今天你們有沒有人送船，有的話，我準備每人送一盒。
”我答說：“有是有的，隻是人數太多，不好意思。
”他說：“沒有關系。
”說着就走。
等我到客廳一看，自己覺得真難為情。
親友們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多人，而且小孩子初次腳踏青呢地氈，開心得了不得，有些翻跟鬥，有些躺在地下，有些互相追逐，鬧得不成樣子。
我正和幾個老人家話别，見到母親又笑又流淚，我說：“出門要圖吉利，千萬不可流淚，何況這種船是很穩妥的。
”正談話時，那船主模樣的人帶了一個侍者，手捧壽司，每人分派一盒，而且說：“歡迎你們都到日本去玩一下，我們有中國侍者招待。
”他見到我的親友那麼多，非但不讨厭，還很歡喜，要我和親友與他一同拍了一張相片，這也許是他們招徕生意的手法吧！ 這樣經過大約兩小時有多，汽笛大鳴，并且通知乘客着送船的人立刻下船，于是我的親友也魚貫而下，大家站在碼頭上，揮手送别。
我在船上，周圍去走了一次，見到有一間小商店，好多乘客都在買一樣東西，名為“禦守”，日本人的讀音叫作“歐麻毛利”，是一種木片制成的護身符。
據說帶了這個符，在船上就一路順風，不會遇到劫難。
我有搜集紀念品的癖好，也随俗買了一個挂在身上。
三等艙陳設舊得很，有許多日本男女，都是席地坐卧，中間不過隔着一道道木格闆，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男女雜處，很不雅觀。
下邊又有一個大統艙，連木格子窗都沒有，男女混雜，更為紊亂，其中有幾位中國勞工，竟然在一張矮桌上打起麻将來，日本人也懂得玩，因此有六七桌麻将劈劈啪啪地打得很熱鬧。
頭等艙分洋式、和式兩種，洋式的有床，和式的全是“榻榻米”。
進餐時，大家都進餐廳，一律吃日本菜，彼此席地而坐，桌子上有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某某某樣”，看來很有些像神主牌位一般，十分異樣。
二等客進餐，都是一套朱紅色的漆盒，全是中菜，一湯一菜，一個點心。
三等客吃一種“便當”，這是木片飯盒，除了白飯之外，隻有一條幹魚和幾片黃色蘿蔔，湯是“味噌”沖的，是一種很普通的醬油湯，氣息很特别。
我在二等餐廳中，也進食過日本餐，是一碟生魚片，一碟炸蝦（叫作天婦羅），一碗白飯，一碟壽司，隻此而已。
我見了這兩樣菜，簡直不想進食，胡亂地吃了一些炸蝦和白飯，就算了事。
但是日本人，個個吃得津津有味，多數還要飲一樽酒，叫作菊正宗（托可裡），吃罷之後，高聲擊掌歌唱，醉得橫七豎八。
船開出吳淞口，進入海洋，風浪就漸漸大起來，整艘船颠簸不停。
我覺得有些受不了，想嘔嘔不出，頭暈胸悶，難過之極，幸虧吃得不多，總算忍住沒有嘔吐。
别的客人都走到甲闆上吹海風，嘔吐狼藉，甲闆被弄得污糟不堪。
從前的船隻噸位不大，是經不起風浪的。
那位與我同室的山東商人，卻安卧如常，他對我說：“坐這種船，千萬不可吃得太多，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則同樣會暈浪的。
” 次日早晨，到餐廳去進早餐，吃的是“玉子”，即雞蛋，另外還有一個飯團和一杯清茶。
這一頓，我倒吃得很舒服。
但是餐廳中冷落得很，大多數乘客仍在暈浪情況中，所以都不進餐廳吃早餐。
這樣經過了十六小時，才抵達日本長崎，先要留船二三小時，才到神戶。
驗關時，頭、二等客先上岸，看一看護照，連行李都不查。
三等客沒有那麼通融，而統艙中幾個勞工模樣的中國人，卻受到諸多留難。
先看眼睛，如有沙眼，就要他們聚在一處，等候詳細檢驗；面黃肌瘦的還要集中在一起，等待檢查大便，據說拘留在那些地方兩三天是不足為奇的。
因此我心中深深地感謝内山完造要我坐二等艙的建議。
（按：從前出入是沒有檢疫［針紙］的，因為那時防疫針還沒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