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窟下藏銀揭秘

關燈


    丁老師接受之後,交給他的第二位哲嗣仲英先生,要他代表出席董事會,并将開會通知書由我送到四馬路(今福州路)中和裡仲英先生處。

     仲英先生和藹可親,豁達豪爽,是出名的好好先生,他望了我一眼就說:“我也有診務在身,哪有空閑去開會?由你代表就算了。

    ”我當即答應,其時我覺得仲英先生雅量寬宏,醫術湛深,後來我又正式再拜仲英先生為師。

     我到黃楚九那邊去開會,那時節他的住宅“知足廬”還沒有造好,開會的地點就在龍門路黃楚九眼科醫院。

    在這裡我又認識了顔福慶、莊德以及他的女婿臧伯庸、曾煥堂等,我叨陪末座,居然有時也發表幾句話,黃楚九對我側目而視。

    開會完畢之後必然有一席很豐富的宴席,由粵菜館“杏花樓”承辦,我一問價錢,每席是二十四元,不禁吃了一驚。

    席間還有遊藝節目,因為黃氏那時早已開辦大世界遊樂場,凡是新請來戲曲或雜技的藝員,必然先在黃氏宴會中露面試藝,因此在知足廬落成之後,我認識不少京劇方面的名角,如孟小冬、潇湘雲、粉菊花等,都是年輕貌美、豔光四射的。

     我這時漸漸重視儀表,以四塊幾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羅長衫,兩塊幾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鐵線紗馬褂,二元四角做一身方格紡綢短衫褲,頭上戴了一頂小結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雙白底緞鞋,在當時是很時髦的。

    穿西裝的人百不得一,如果穿西裝,都是吃洋行飯的,被人譏為“假洋鬼子”或“洋行小鬼”。

     許多同學身上的零用錢,每月不過一二塊錢,所以比較起來,我就好像寬裕得多。

    為了消除他們對我的歧視,我常常請他們上小食館吃東西。

     一次,甘仁老師給我一個紅紙包,裡面有十塊錢,他說:“我有一個老朋友洞庭山人席筱,要經銷一種日本戒煙藥,叫作&lsquo啞支那&rsquo,你替他做一份仿單,兩張廣告,這十塊錢是送給你的。

    ”我當晚即将稿件拟就,次晨就交代清楚。

     隔幾天,“啞支那”的廣告已經刊出,轟動一時。

    原來好多瘾君子早已知道“啞支那”這類藥,本來是秘密出售,現在換了一個新名詞,專銷中國。

    這類藥品,名目雖是戒煙藥,其實是鴉片的代瘾劑,吃了之後,不但過瘾,而且還有一股杏仁的香味,每包一元可服五天。

    席筱在三馬路晝錦裡設了一個門市部,生意好極,頓時成為新興富翁。

     甘仁老師的第三個兒子名叫涵人,比我大七歲,煙瘾很深,長孫濟萬,比我大四歲,都在中醫專門學校讀書,是比我高一班的同學。

    兩人聽到“啞支那”發财的事,知道仿單是我做的,硬生生地指我也是股東之一,堅決要我讓出一些股份。

    我對天立誓,隻承認代拟廣告稿,不承認是股東,雙方争到面紅耳赤,我弄得沒有辦法,隻有陪他們去見席筱。

    到了“啞支那”的門市部,隻見人頭湧湧,門庭若市,一個個拿着一塊錢,或兩塊錢,夥計們把銀元擲在台上一驗,聲音不錯,立刻丢到後面很大的藤制“笆鬥”中,再看内部有四個笆鬥,都裝滿了銀元,我們看得發呆。

    席筱問明了我們來意,他當即聲明說:“存仁弟是沒有股份的,既然兩位世交光臨,大家應該香香手。

    ”随手就在笆鬥中掏出銀元,每人送二十元。

    各人拿到這二十塊錢,都喜出望外,隻有涵人心中還不滿意,硬要索取“啞支那”十盒,席氏說:“日本進來的貨色,隻有四十大箱,看來幾天就要賣完了,我要應付門市,不如再送各位五塊錢吧!” 後來才知道“啞支那”是用嗎啡制的,妙就妙在有股杏仁香味,吃了之後,十分頂瘾。

    可是這家發行所被同業告發,說是高等毒品,因此僅做了二十幾天生意,捕房即加封閉,但是那四十箱“啞支那”早已銷空。

    席筱上下打點,捉去了一個小夥計,就銷案無事。

     在黃楚九處,我又認識了孫玉聲(别署海上漱石生)和劉山農(天台山農)。

    孫漱石是世交,特别對我親熱,他是大世界遊樂場出版的《大世界報》主編,他送我兩張長券,從此我憑券出入大世界,無須購買門票了。

     大世界遊樂場中,那時盛行詩謎攤,是文人雅士荟集之處,其中陸澹盦、恽鐵樵都是教過我國文的,此外還認識了何鐵珊、王西神、夏赤鳳、張橫海、陳夔龍等名流,又在茶座上認識文學家兼實業家的陳蝶仙(天虛我生),他是名士而講求理财實務的。

     那時節上海中醫坐汽車的很少,丁甘仁老師坐的是一輛福特篷車,我和他的司機攪得很熟。

    一天丁老師叫我到南市同仁輔元堂接洽事情,我坐了他的車去辦理。

    先一日大雨,南市地勢較低,發生了水患,我就順道坐了車去探望我母親。

    那時我家住在王信義浜一個舊宅中,從前汽車都是很高的,坐在汽車上威風十足,到門口時,好像衣錦榮歸,鄰居的小孩子都圍着來看,無限羨慕,連摸一下車門都感到快樂。

    進門見到水深及膝,到了樓上,母親正在發愁,見了我說:“為了貪圖房租每月隻付十二元,但是現在這種舊房子,一下雨,常常水深數尺,水退之後,成年累月地潮濕和黴氣,實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說:“再隔幾年,我一定會請你搬到夷場上去的。

    ”我母親才展顔微笑。

     接着我說:“今天我坐汽車來,專程接你老人家到夷場上去玩一宵。

    ”母親說:“也好。

    ”于是叫弟妹和鄰居小孩四五人穿好新衣衫,坐上汽車飛馳向租界而去。

    20 世紀30年代,上海大型遊樂場“大世界”外景,該遊樂場1917年開業,經營電影、馬戲、戲劇等品種,投資者為黃楚九 那時節的汽車,鳴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開進鬧市時,司機不斷地用手揸皮球,發出一種叭叭之聲,所以當時的小孩子,都叫汽車為“叭叭車”。

    我們先到四馬路大西洋西餐館吃西餐,每客是小洋六角,小兒還可以一客分成兩份。

    母親非常高興,飲了三杯酒,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

    接着我帶了大家去大世界遊樂場。

    進門時我手執兩張長期門票,向立在守閘處的總稽查“鬧天宮福生”一揚,這個徐福生很機警地一揮手,由我領了大隊小孩浩浩蕩蕩地免費進去。

     小孩們一進門先看“哈哈鏡”,個個看得開懷大樂,我母親卻覺得很不适宜,對我說:“阿沅,這種地方,一個人學壞容易,學好難,你現在在此不費分文直進直出,我擔心你遇到壞朋友壞女人,我真吓煞哉!”我說:“放心,任何壞環境改變不了我的個性。

    ”母親聽了我的話,似乎放心些,于是大家很快樂地玩了一晚。

    玩畢,我叫了一輛出差汽車。

    所謂出差汽車,即等于香港的“的士”,直送到遙遠的南市,車價由“大世界”到南市是一元二角。

     痛失宗師轉從業師 我在丁甘仁老師處寫方,正是中醫專門學校的實習時期。

    原想随從二年,以增學識,不料這一年上海大疫,許多醫生病倒了,而各處善堂求診的病人,增加了兩三倍。

    丁甘仁老師也突然患上了濕溫傷寒症,那時他的哲嗣仲英師隻得停診侍候。

    仲英師待我很好,他說南市廣益善堂缺一個醫生,就派我去應診,不過是臨時性的,為期大約三個月,月薪是二十四元。

    于是我就即日赴任,我未畢業就開始做醫生了。

     丁甘仁老師卧病一個月,竟撒手西歸,享年五十五歲。

    這麼一來,對我的刺激很大。

    那些天我在廣益善堂門診隻做一個上午,下午就到丁家去幫忙做各項事務工作。

     丁公甘仁是上海第一名紅醫生,小說家朱瘦菊(别署海上說夢人)著的《歇浦潮》小說中形容丁公是一位千萬富翁。

    在交易所風潮中,《晶報》發表過一個消息,說是:“名醫丁甘仁一夜之間,投機虧折百多萬。

    ”其實這類消息都是言之過甚。

    實際上,丁公謝世後,檢點家财,隻有珊家園一所住宅,是朱鬥文賣給他的,當時價錢是六萬四千元,還有一所在登賢裡的房屋,是自己建築的,花了二萬六千元,在銀行現款僅一萬餘元,繼室歐陽夫人有現金十餘萬,此外在他家鄉常州有田五千畝,他的财富隻此而已。

    如此看來,一個人要積一些錢,真不容易。

     從前上海人還有一種風氣,有錢的人逝世之後,一定要舉行一次盛大的出殡儀式,上海人稱作“大出喪”。

    最盛大的是盛杏荪、周扶九二人的出喪,不但全上海市民空巷去觀看,連四鄉的人都遠道趕來參與其盛。

     丁家的出喪,當然也并不能簡陋,但是所費浩大,譬如上海孤兒院來一隊樂隊,就要捐一千元,諸如此類,所費不赀,因此這次出殡,就限定不能過分鋪張。

     我在這次喪事中,日以繼夜地幫忙。

    我隻想在出喪行列中,要騎一匹“頂馬”。

    所謂頂馬,是排在靈轎之前的一匹白馬,照例應該由女婿騎的,但是丁公那時沒有女婿,又因我擔任“排道子”的任務,所以就騎上了馬。

    一路行來,自己覺得威風凜凜,英武不可一世。

     喪事終結之後,我見到丁仲英師對治病的功夫真有一套,而做人之道,更是值得崇拜,所以我就要求繼續師事仲英先生,他并不受我贽金就颔首答應了。

     記得清代名醫葉天士有一個故事,他生平拜過十七個老師。

    我這時計算一下,要是将國學老師再加上醫藥老師,恰好也是十七位。

    但是我對仲英師追随最久,獲得不少臨床知識,可以說他是我唯一的業師。

     仲師寬大備受優遇 我拜了丁仲英老師,與他的長子濟華同居一室,是住在一間馬棚樓上。

    所謂馬棚樓,舊時是置放馬車的,馬車淘汰之後,改放汽車一輛,上面就變了一間很大的居室,這時他們對我相當優待。

     還有一件好事情,仲英師除了自己診病之外,大門口還有一間小房間,由學生們代診貧苦的病人,限定在早晨七時至九時,對他們不但施診,而且還贈藥,以看到九時為止,逾時不再接受貧苦病人,以免擾亂正常業務。

    仲英師就派我擔任這件事,一方面也增加我許多臨床經驗。

     這間小室,不但有一張寫字台,而且還有一架電話。

    從前一個電話月費六元,可見頂費大得驚人,所以能在寫字台旁有一個電話,真是足以自豪。

    (按:舊時上海的電話,都是挂在牆上,用時先要用手搖一陣,然後拿起聽筒,向接線員報明要打号數,号數上面還有一個區名,分中央、東、南、西、北五區。

    )我有了這個電話之後便利不少,因為從前接洽事情,都靠兩條腿走來走去,現在有了電話可以減少許多往返跋涉。

     一清早做施診給藥的工作,貧苦病家有好多患重病的,我一一加以處理,手揮目送,應付裕如,因此學識與經驗大為進步。

    其中有一部分病者實在是吸毒的乞丐,從前吸毒是不犯法的,所以并不加以歧視,他們的病都由脫瘾而起,丁家備有一種用鴉片煙混合制成的止痛丸、止瀉丸,隻要給他們三粒藥丸,就可以諸病全消,因此來的人很多。

    我在這裡就學到一種本領,一看他們的面貌和脈象,即刻可以知道是有毒瘾在身。

    有許多寒士,不承認吃煙,但是經我一看,他就無所遁形了。

     我向來一早起身,工作是不停的,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