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塊錢盡是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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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完畢後，我們搬離綢緞莊後面的舊宅，但要找一個新居，問題極大。
當時各處的房租，小宅一處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處托人代覓，幸虧有一個老親戚說：“我在薛家浜有一個巨宅，内有四間大屋，假使你們去住，每月隻收租金二元。
”我母親就欣然攜帶我們入住。
哪知道，這座房屋雖然很雄偉，後面卻有一條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豬棚，上海大部分的豬肉都取給于是。
我們住在那裡，一天到晚，鼻子聞到的都是豬隻的臭味，聽到的都是豬隻的叫聲，推開後窗一望，見到的都是刳豬的情景，不但滿地是血腥，而且叫聲凄厲。
還加上蒼蠅蚊子，成群結隊地向人襲擊，有時蒼蠅的腳上還帶着細小的豬血漬。
這般情況，怎樣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親為了節省開支，隻有咬緊牙關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這三年中，我家的夥食，老是粗茶淡飯。
米價每擔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個銅元，以一個銅元煮青菜一大盤，一個銅元購豆腐豆芽之類，二個銅元購“東洋魚”一塊。
所謂東洋魚，是紅色的海産魚幹，又稱薩門魚，由日本運來，價廉味鹹而耐食。
這般的膳食，常年不變，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難得吃到一次“炒肉絲”，即使有肉，肉絲也不過寥寥可數的十幾條。
如此清寒生活，就養成了我後來見到青菜就厭，見到魚堅決不吃，一心隻想吃豬肉。
當時我們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舊的，三年五年從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長衫，腳上是布鞋布襪，都是我母親一針一針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後，因為距離育才小學遠，學費貴，所以就改進馬家廠浦東小學附屬小學繼續攻讀。
從前小學校中，讀的課本隻有國文、修身、英文、算術、地理、曆史六本書，名為“共和國小學教科書”，每冊售八分錢，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那時讀書，着重國文和算術，這兩科成績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
我因為在私塾中讀過一個時期，所以國文不成問題；算術考試時，隻有四題，隻要算得對，總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學期都能跳一次班，隻有四個學期，小學就畢業了。
在初進浦東小學時，我和母親有一個争執，就是不肯穿布襪，布襪土裡土氣，難看極了，一定要改穿洋襪，洋襪是洋紗織成的，比較好看。
母親勉強地答應了，其實那時節的洋襪不過五個銅元一雙，但是穿不到半個月就破了。
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過穿半個月。
同學之中，隻有一個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楊斯盛的孫子，簡直令全校同學羨慕不已。
那時一雙兒童皮鞋，最貴的達一元左右。
我在畢業禮的前夕，一定要母親買一雙皮鞋，母親堅持不肯，我盈盈流淚，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塊錢拿去買，但是考慮了幾天，還是作罷。
誠如俗語所謂：“一塊銀元像圓台面一樣大。
” 小學畢業典禮舉行前一周，母親為我在箱底取出“熟羅”牌綢裁做長衫一件，并且向親戚家借到一雙皮鞋。
到了畢業典禮那天早晨，先到理發店理發，那時理發一次，隻收銅元八枚。
理好了發，我回去穿了新長衫和皮鞋，囊中帶了一塊錢，欣欣然到學校接受證書。
同學們見到我周身煥然一新，都對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時典禮完畢，國文老師送了我一張戲票，令我到陸家浜中華職業教育社大禮堂看錢劍秋女士主演的愛美劇《少奶奶的扇子》，這出戲是根據英國文學家王爾德的名著改編的，這是話劇運動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劇。
散戲後，中華職業教育社散發傳單，招收半工半讀學生，同時還有人領導我們去參觀他們的實習工場，有一個爐竈，是專門制造琺琅招牌的，所謂琺琅，即現在的搪瓷。
入學的人不但不收學費，每月還可以領到兩塊錢津貼，我看了很是心動。
那天下午七時，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飯。
我穿了那雙皮鞋，來來往往都是步行，很不習慣，好像腳上釘了馬蹄鐵一般。
四伯父見到我拿了畢業證書，極為高興。
吃飯時，我表達自己的意思說：“想投考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琺琅班，可以賺些錢貼補家用。
”四伯父不以為然，說：“我家世代讀書和經商，你卻要去做工，須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賭博習氣，你千萬不可參加，你如果遵從父親的遺命學醫，一切由我負擔，但是也要中學畢業之後，才能進入醫學院。
”四伯父的話我隻有遵從。
（按：現在香港的搪瓷工業的廠主，多數是由這個琺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廠主，在非洲開廠，每年有極大盈餘。
） 我小學畢業後，即考入民立中學，學費每學期十六元，校長是蘇穎傑（綽号蘇白眼）。
學校辦理得很好，有學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餘，我真不懂，當時每人十六元的學費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寫這篇文稿時見到報載，香港的私立學校今年學費是每學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還有九十多家學校宣告倒閉，足見從前的十六塊錢，價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學的學制是四年，隻要成績好，一樣可以“跳班”。
我得到國文教師陸澹盦先生（即擅長編劇、力捧“綠牡丹”黃玉麟的人）的幫助，隻讀了三年即告畢業。
先學西醫再學中醫 民立中學畢業後，我決心學醫。
最初投考小南門内南洋醫科大學（即東南醫學院前身），這是幾位留日學醫的人創辦的，内中有一位教師是德國留學生，所以這間醫校，可稱是德日派。
因為是私人開辦，規模不大，學生也不過二百多人，學費每學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學校來比較，這學費已算很貴，我的學費全由我四伯父負擔。
在南洋醫科大學，我苦讀了一年，對醫學基礎漸有認識。
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傷寒症，就請大學中一位教師治療，但是西醫治傷寒并無對症藥物，隻是要我靜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維他命C而已，不料病勢越來越嚴重。
後來家人力勸就診于孟河丁甘仁先生，隻連服了五天中藥，熱度竟然退清了。
四伯父就對我說：“你學西醫，而西醫不能治愈你的病，現在中醫把你的病醫好了，你不如改學中醫。
還有一個理由，你将來學成西醫之後，開業時節，各項設備，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恐怕我都負擔不起，你就做不成醫生了。
” 那時節恰好丁甘仁先生創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自任校主，延請謝利恒先生為校長，四伯父代我轉托王一亭、朱福田兩位世伯寫了一封介紹信，投考“中醫專門學校”。
當時投考學校，這封介紹信就等于保證書一樣。
經過考試後，我即被錄取。
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學費，每學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負擔就減輕了許多，我進了這間學校之後，一心攻讀中醫舊籍，進步很快。
為師服務漸知物價 中醫舊籍，都是艱深的文言文，常有費解之處，因而又百般設法拜一位國文教師，補習國文。
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鶴先生（曾任《申報》主筆，商務印書館編輯），他在辦理一個法政講習所，我雖然沒有意思去學法律，但是介紹人說：“姚老師要請一個謄寫鋼闆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機會跟他做這種工作，那麼補習國文的學費可以完全免收。
”我聽了能免學費，就很高興地去做這項工作，而且行了一個拜師禮。
姚老師對我也很滿意。
後來我再拜章太炎先生為師，也是從姚公鶴老師方面發展出來的。
我從姚公鶴老師之後，不但國文大有進步，而對社會關系的接觸收獲更大，因為他的煙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學者相聚傾談，如孟心史、蔣竹莊、莊俞、董康、胡樸安、陸爾奎、葉楚伧、戴季陶、陳冷血、陳布雷、唐駝等。
他們所談的或是批評時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豐富的處世經驗，所有談話資料，也有極高深的學問，由此我智識頓開，見聞大增，對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覺得這許多學問都是書本上所沒有的。
舊時做門生，老師的事什麼都要做，除倒痰盂、掃地、整理煙榻、迎送賓客之外，還要幫他購買一切雜物，因此我對物價才漸漸明了起來。
民國時期，上海舊城廂内各類店鋪廣告 其時的物價，又不同于幾年之前了，記得在“老大房”，熏魚小洋兩角可以買到六七塊；“邵萬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兩角，這是最高貴的佐食品。
其他如臭豆腐幹，銅元一枚可買兩塊，粽子糖銅元一枚可購五粒，品海香煙每盒銅元三枚，強盜牌香煙每包也是銅元三枚，小白錫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錫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價九角，開罐出售每十支小洋兩角。
米價日益高漲，每擔達四元兩角，大家覺得“米珠薪桂”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
上海人飲酒，以紹興酒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
飲洋酒的人較少，三星白蘭地最昂貴，每瓶要銀元四塊，隻有少數富家和妓院中才備有。
我師姚公鶴是吸鴉片的，當時文人雅士多數有煙霞癖，因為并不犯禁。
鴉片煙亦公開發售，當時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發商是“鄭洽記”，零售而規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齡”，鋪面好像銀行一般寬闊，門口有闊而且大的紅木櫃面。
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鋪去買煙，其時每一小罐是小洋兩角
當時各處的房租，小宅一處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處托人代覓，幸虧有一個老親戚說：“我在薛家浜有一個巨宅，内有四間大屋，假使你們去住，每月隻收租金二元。
”我母親就欣然攜帶我們入住。
哪知道，這座房屋雖然很雄偉，後面卻有一條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豬棚，上海大部分的豬肉都取給于是。
我們住在那裡，一天到晚，鼻子聞到的都是豬隻的臭味，聽到的都是豬隻的叫聲，推開後窗一望，見到的都是刳豬的情景，不但滿地是血腥，而且叫聲凄厲。
還加上蒼蠅蚊子，成群結隊地向人襲擊，有時蒼蠅的腳上還帶着細小的豬血漬。
這般情況，怎樣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親為了節省開支，隻有咬緊牙關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這三年中，我家的夥食，老是粗茶淡飯。
米價每擔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個銅元，以一個銅元煮青菜一大盤，一個銅元購豆腐豆芽之類，二個銅元購“東洋魚”一塊。
所謂東洋魚，是紅色的海産魚幹，又稱薩門魚，由日本運來，價廉味鹹而耐食。
這般的膳食，常年不變，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難得吃到一次“炒肉絲”，即使有肉，肉絲也不過寥寥可數的十幾條。
如此清寒生活，就養成了我後來見到青菜就厭，見到魚堅決不吃，一心隻想吃豬肉。
當時我們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舊的，三年五年從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長衫，腳上是布鞋布襪，都是我母親一針一針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後，因為距離育才小學遠，學費貴，所以就改進馬家廠浦東小學附屬小學繼續攻讀。
從前小學校中，讀的課本隻有國文、修身、英文、算術、地理、曆史六本書，名為“共和國小學教科書”，每冊售八分錢，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那時讀書，着重國文和算術，這兩科成績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
我因為在私塾中讀過一個時期，所以國文不成問題；算術考試時，隻有四題，隻要算得對，總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學期都能跳一次班，隻有四個學期，小學就畢業了。
在初進浦東小學時，我和母親有一個争執，就是不肯穿布襪，布襪土裡土氣，難看極了，一定要改穿洋襪，洋襪是洋紗織成的，比較好看。
母親勉強地答應了，其實那時節的洋襪不過五個銅元一雙，但是穿不到半個月就破了。
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過穿半個月。
同學之中，隻有一個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楊斯盛的孫子，簡直令全校同學羨慕不已。
那時一雙兒童皮鞋，最貴的達一元左右。
我在畢業禮的前夕，一定要母親買一雙皮鞋，母親堅持不肯，我盈盈流淚，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塊錢拿去買，但是考慮了幾天，還是作罷。
誠如俗語所謂：“一塊銀元像圓台面一樣大。
” 小學畢業典禮舉行前一周，母親為我在箱底取出“熟羅”牌綢裁做長衫一件，并且向親戚家借到一雙皮鞋。
到了畢業典禮那天早晨，先到理發店理發，那時理發一次，隻收銅元八枚。
理好了發，我回去穿了新長衫和皮鞋，囊中帶了一塊錢，欣欣然到學校接受證書。
同學們見到我周身煥然一新，都對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時典禮完畢，國文老師送了我一張戲票，令我到陸家浜中華職業教育社大禮堂看錢劍秋女士主演的愛美劇《少奶奶的扇子》，這出戲是根據英國文學家王爾德的名著改編的，這是話劇運動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劇。
散戲後，中華職業教育社散發傳單，招收半工半讀學生，同時還有人領導我們去參觀他們的實習工場，有一個爐竈，是專門制造琺琅招牌的，所謂琺琅，即現在的搪瓷。
入學的人不但不收學費，每月還可以領到兩塊錢津貼，我看了很是心動。
那天下午七時，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飯。
我穿了那雙皮鞋，來來往往都是步行，很不習慣，好像腳上釘了馬蹄鐵一般。
四伯父見到我拿了畢業證書，極為高興。
吃飯時，我表達自己的意思說：“想投考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琺琅班，可以賺些錢貼補家用。
”四伯父不以為然，說：“我家世代讀書和經商，你卻要去做工，須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賭博習氣，你千萬不可參加，你如果遵從父親的遺命學醫，一切由我負擔，但是也要中學畢業之後，才能進入醫學院。
”四伯父的話我隻有遵從。
（按：現在香港的搪瓷工業的廠主，多數是由這個琺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廠主，在非洲開廠，每年有極大盈餘。
） 我小學畢業後，即考入民立中學，學費每學期十六元，校長是蘇穎傑（綽号蘇白眼）。
學校辦理得很好，有學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餘，我真不懂，當時每人十六元的學費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寫這篇文稿時見到報載，香港的私立學校今年學費是每學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還有九十多家學校宣告倒閉，足見從前的十六塊錢，價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學的學制是四年，隻要成績好，一樣可以“跳班”。
我得到國文教師陸澹盦先生（即擅長編劇、力捧“綠牡丹”黃玉麟的人）的幫助，隻讀了三年即告畢業。
先學西醫再學中醫 民立中學畢業後，我決心學醫。
最初投考小南門内南洋醫科大學（即東南醫學院前身），這是幾位留日學醫的人創辦的，内中有一位教師是德國留學生，所以這間醫校，可稱是德日派。
因為是私人開辦，規模不大，學生也不過二百多人，學費每學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學校來比較，這學費已算很貴，我的學費全由我四伯父負擔。
在南洋醫科大學，我苦讀了一年，對醫學基礎漸有認識。
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傷寒症，就請大學中一位教師治療，但是西醫治傷寒并無對症藥物，隻是要我靜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維他命C而已，不料病勢越來越嚴重。
後來家人力勸就診于孟河丁甘仁先生，隻連服了五天中藥，熱度竟然退清了。
四伯父就對我說：“你學西醫，而西醫不能治愈你的病，現在中醫把你的病醫好了，你不如改學中醫。
還有一個理由，你将來學成西醫之後，開業時節，各項設備，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恐怕我都負擔不起，你就做不成醫生了。
” 那時節恰好丁甘仁先生創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自任校主，延請謝利恒先生為校長，四伯父代我轉托王一亭、朱福田兩位世伯寫了一封介紹信，投考“中醫專門學校”。
當時投考學校，這封介紹信就等于保證書一樣。
經過考試後，我即被錄取。
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學費，每學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負擔就減輕了許多，我進了這間學校之後，一心攻讀中醫舊籍，進步很快。
為師服務漸知物價 中醫舊籍，都是艱深的文言文，常有費解之處，因而又百般設法拜一位國文教師，補習國文。
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鶴先生（曾任《申報》主筆，商務印書館編輯），他在辦理一個法政講習所，我雖然沒有意思去學法律，但是介紹人說：“姚老師要請一個謄寫鋼闆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機會跟他做這種工作，那麼補習國文的學費可以完全免收。
”我聽了能免學費，就很高興地去做這項工作，而且行了一個拜師禮。
姚老師對我也很滿意。
後來我再拜章太炎先生為師，也是從姚公鶴老師方面發展出來的。
我從姚公鶴老師之後，不但國文大有進步，而對社會關系的接觸收獲更大，因為他的煙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學者相聚傾談，如孟心史、蔣竹莊、莊俞、董康、胡樸安、陸爾奎、葉楚伧、戴季陶、陳冷血、陳布雷、唐駝等。
他們所談的或是批評時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豐富的處世經驗，所有談話資料，也有極高深的學問，由此我智識頓開，見聞大增，對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覺得這許多學問都是書本上所沒有的。
舊時做門生，老師的事什麼都要做，除倒痰盂、掃地、整理煙榻、迎送賓客之外，還要幫他購買一切雜物，因此我對物價才漸漸明了起來。
民國時期，上海舊城廂内各類店鋪廣告 其時的物價，又不同于幾年之前了，記得在“老大房”，熏魚小洋兩角可以買到六七塊；“邵萬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兩角，這是最高貴的佐食品。
其他如臭豆腐幹，銅元一枚可買兩塊，粽子糖銅元一枚可購五粒，品海香煙每盒銅元三枚，強盜牌香煙每包也是銅元三枚，小白錫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錫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價九角，開罐出售每十支小洋兩角。
米價日益高漲，每擔達四元兩角，大家覺得“米珠薪桂”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
上海人飲酒，以紹興酒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
飲洋酒的人較少，三星白蘭地最昂貴，每瓶要銀元四塊，隻有少數富家和妓院中才備有。
我師姚公鶴是吸鴉片的，當時文人雅士多數有煙霞癖，因為并不犯禁。
鴉片煙亦公開發售，當時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發商是“鄭洽記”，零售而規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齡”，鋪面好像銀行一般寬闊，門口有闊而且大的紅木櫃面。
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鋪去買煙，其時每一小罐是小洋兩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