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塊錢盡是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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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不料隻開了一個短時期，就宣告破産。
從前的商業機構最重信用，雖已破産，一切欠債，仍要全數還清，隻有倒出，沒有倒進，所以在還清欠債之後，每一房的家中，便一無所有了。
從前沒有幼稚園，我初時在緒綸公所的學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請的一位塾師是秀才，月薪十二元。
繼而進大東門育才小學，這家小學開設在王家祠堂中，老師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職員有史量才、曹汝霖、黃炎培等（按：現在留在香港的銀行家徐大統兄，制衣業巨子朱敬文兄說起來都和我是先後同學）。
一天，我從學校中放學回家，見到父親與母親都在流淚，說是不久我們就要遷出這個大宅，将來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讀書，因為育才小學每學期學費三元，以後負擔不起了。
我很天真地說：“我還有一塊錢，你們拿去用好了。
”我的父母聽了，破涕為笑說：“我們盡管窮，不會用你這一塊錢的。
” 民國時期，上海南京路 我家店鋪倒閉後，父親郁郁寡歡，認為來日大難，于是不做老闆做夥計，到一家大綢緞鋪去當總賬房，月薪十元，他覺得環境大非昔比。
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說：“阿沅，我帶你到夷場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樂一下。
”（按：上海縣城中人稱租界為夷場）我就跟着父親搭電車到英租界大馬路（今南京東路&mdash&mdash編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簡陋的粵式西餐館進餐，我記得電車到法租界是收費銅元一枚，由法租界進入英租界的電車又是銅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豬排。
父親告訴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錢的，我就吃了很多，覺得塗了牛油滑潤異常，極為可口。
吃完之後，父親又帶我到一家時髦兒戲館去看戲，每客收銅元十枚，兒童是不要錢的。
那時節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種風氣，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戲、坐馬車，成為三部曲。
我嚷着要坐馬車，父親說馬車是私家設備，出租的馬車，要到跑馬廳旁馬車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費了，于是仍然坐電車回家。
這般的歡樂時光，隻過了一天，次日父親以銅元二枚，購醬豬肉兩塊，吃了之後，患上了嚴重的痢疾。
來勢兇險，一日數變，請西醫治理，醫生一味搖頭，病勢日益嚴重，經過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長逝。
臨終時，有氣無力地說：“阿興要出洋，阿沅要做醫生。
”斷斷續續地重複說了幾次，這是我父親對我們兄弟倆的期望，其時我父親隻得三十七歲。
我的父親雖有這樣的期望，可是那時我們家中盡其所有隻得三十六枚銀元，連後事都無法料理，興哥拿出了他的積蓄五塊錢交給母親，我也把一塊壓歲錢拿了出來，母親号啕大哭起來，大家也跟着淚如雨下。
我的一塊錢，母親沒有接過去，一邊哭，一邊将我的手推開。
我手中的一塊錢，本來上面貼有一個紅紙的囍字，受到淚水的浸潤，成為血液般的紅色。
母親以為我流了血，哭到暈厥過去，我卻以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聲。
待她醒了之後，她囑我将銀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傷感。
這些情況，以後我每逢發寒熱做噩夢時，總是呈現出這一幕悲劇。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趕到，進門便大哭，哭到嘶不成聲。
這時我的大姐年僅十六歲，興哥十歲，我六歲，大妹四歲，幼妹二歲，都在童年，而且母親還懷有三個月的身孕，就是後來遺腹而生的士範弟弟。
四伯父看了這般凄涼情景，他安慰我母親說：“一切身後的事，由我來安排。
”這天，大家隻是哭，但是我母親意志堅強，她說：“天下事無不了之局，我也會負起這個重任。
”親友們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後；誰都知道這是不可想象的困難大事。
母親在送四伯父出門時說了幾句話，就如何處理的辦法，表達了她的意見。
從前南市世家的風氣，辦喪事都有一個經辦各家紅白大事的人叫作“賬房”，還有一種專管派送訃告或報喪條的人，叫作“執事”。
這種職務是對許多世家常年而流動性的服務，往往世襲二代三代地傳下來，對各家親友關系熟識得很。
四伯父一出門，立刻去請他們來幫忙，由一個執事星夜分派報喪條，大部分的名單都由四伯父開出，執事對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
四伯父對這個執事暗示：此次喪事經濟拮據，非同往日，希望你口頭上通知大家要送現錢。
當時上海的習俗，喪事送禮，都是白蠟燭一對，清香兩股，錫箔一塊，或是長錠兩串，代價不過小洋三四角，比較接近的親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聯，代價也不超過二角錢。
這次喪儀，親友因得到暗示，紛紛改送赙儀，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幾家豪富的竟送十元，這數目在當時算是很驚人的了。
這次收到的錢總數有一百多元，殡葬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那位臨時的賬房先生，和我家有數代交誼，他說：“陳家如今雖然情況不好，但是世家的喪儀不能顯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閉歇的綢緞鋪中全部陳設搬在一邊，由贳器店布置靈堂，要有三道靈門，才夠氣派。
”贳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講定租賃器材全盡義務，隻花工料兩塊錢就夠了。
我們就照他的意思辦理，這一場殡儀，總算做得還很體面。
從前舊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紅白大事，無論你做得怎樣好，必然有人說長道短，妄加批評，特别是一些長輩老太太閑話最多。
我母親因為這次父親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兩”。
所謂六斤四兩，即錫箔總重分量一百兩，是代表白銀一百兩的象征物。
當時上海的錫箔都由紹興運來，用純錫打成，價值不菲。
通常人家焚化錫箔，不過用一刀兩刀，每刀重約半兩，大約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紙錠一大簍。
六斤四兩就可以折成數十簍，由親戚女眷們，日以繼夜地幫忙折成。
這種焚化錫箔的習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經濟困難，也表示活着的人對死者身後的關懷。
在各親友幫忙折錫箔時，有位老太太說：“子晉公生前吃慣用慣，六斤四兩是省不來的。
”也有一位老伯母認為：“現在家境如此困難，可省即省，不應這般浪費，花這麼多錢，買這些錫箔有什麼用。
”衆說紛纭，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時已很懂事，聽了閑言閑語，一時氣惱，便到後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銅錢”，這種銅錢，既厚且重，每一百個制錢，用紅線紮成一條，每十條名為一串，這是我母親嫁時的“壓箱錢”，一向不肯花用。
大姐把康熙銅錢給大家看，并說：“這六斤四兩錫箔是用我母親的壓箱錢買的，現在還有多餘的幾串，請大家看看。
我母親不會浪費銀錢，花無用之物以表哀思，這是應該的。
”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說：“這真所謂窮歸窮，家裡還有三擔銅。
”這句俗語，是含有諷刺性的，我的大姐聽了就哭起來，母親不出一聲，隻是暗暗拭淚而已。
殡儀分三天舉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們照料，“知賓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盤六大碗之多，一切都辦得很得體。
當時南市的民風淳樸，在開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後來上海商界聞人方椒伯之尊翁），他親自來祭，臨行時對我四伯父誠誠懇懇地說：“你們這一次受到經濟上的大災禍，最主要的就是你們有一塊地産押給我，我催促着你們來贖，料不到你們始終沒有力量來贖，消息一傳開來，存戶紛紛來提款（按：舊時商店，都接受親友存款收息的），存戶一擠提，店鋪周轉不靈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晉公的早亡，我不無内疚。
”說罷之後，拿出莊票一張，數目達八百四十兩。
他說：“這筆款子是我曆年計算你們利息太厚，現在我就拿這筆錢來作為赙儀，以贖前愆。
”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儀，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後，就把莊票移交給我母親。
喪事完畢後，我們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墳下葬。
安亭距離上海一百裡左右，火車可以直達，我家祖墳地區廣大，穴位排列五級，能葬五代子孫。
有一個祠堂，相當宏偉，堂外有祭田百畝，租與農家耕耘，将租米作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
在安亭墓祠時，我的叔叔說：“你們一家七口，應遷入祠堂居住，以維永久，而省開支。
”我母親堅持不允說：“孩子們居住鄉間，将來的教育，便不堪想象。
”我的叔叔是一個讀書人，他說：“安亭是一代宗儒顧亭林的故裡，讀書是不成問題的。
”我母親認為這種見解太不合時宜，所以在葬儀完畢，就毅然決然地拖了兒女回到上海，集合親友說：“我決計在上海教養兒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銀兩分存三家綢緞鋪，以十五年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們的教育與生活就不成問題了。
”親友們對我母親的主張都認為有見解，要是我母親沒有這種決心和毅力，那麼我們弟兄姐妹，都成了鄉下人，我們日後每人的曆史也要重寫了。
不久，家中又發生一件悲慘的事，就是大姐體素羸弱，突遭家難，一病即倒，與世永訣，下葬安亭，耗銀元二十餘元。
這一事又使我母親傷心不已。
這許多事情，我當時年紀還小，不甚了了，母親在我長大之後，總是叨叨不絕地講個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遠難忘。
遷出舊宅生活艱辛 父親喪
從前的商業機構最重信用，雖已破産，一切欠債，仍要全數還清，隻有倒出，沒有倒進，所以在還清欠債之後，每一房的家中，便一無所有了。
從前沒有幼稚園，我初時在緒綸公所的學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請的一位塾師是秀才，月薪十二元。
繼而進大東門育才小學，這家小學開設在王家祠堂中，老師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職員有史量才、曹汝霖、黃炎培等（按：現在留在香港的銀行家徐大統兄，制衣業巨子朱敬文兄說起來都和我是先後同學）。
一天，我從學校中放學回家，見到父親與母親都在流淚，說是不久我們就要遷出這個大宅，将來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讀書，因為育才小學每學期學費三元，以後負擔不起了。
我很天真地說：“我還有一塊錢，你們拿去用好了。
”我的父母聽了，破涕為笑說：“我們盡管窮，不會用你這一塊錢的。
” 民國時期，上海南京路 我家店鋪倒閉後，父親郁郁寡歡，認為來日大難，于是不做老闆做夥計，到一家大綢緞鋪去當總賬房，月薪十元，他覺得環境大非昔比。
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說：“阿沅，我帶你到夷場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樂一下。
”（按：上海縣城中人稱租界為夷場）我就跟着父親搭電車到英租界大馬路（今南京東路&mdash&mdash編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簡陋的粵式西餐館進餐，我記得電車到法租界是收費銅元一枚，由法租界進入英租界的電車又是銅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豬排。
父親告訴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錢的，我就吃了很多，覺得塗了牛油滑潤異常，極為可口。
吃完之後，父親又帶我到一家時髦兒戲館去看戲，每客收銅元十枚，兒童是不要錢的。
那時節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種風氣，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戲、坐馬車，成為三部曲。
我嚷着要坐馬車，父親說馬車是私家設備，出租的馬車，要到跑馬廳旁馬車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費了，于是仍然坐電車回家。
這般的歡樂時光，隻過了一天，次日父親以銅元二枚，購醬豬肉兩塊，吃了之後，患上了嚴重的痢疾。
來勢兇險，一日數變，請西醫治理，醫生一味搖頭，病勢日益嚴重，經過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長逝。
臨終時，有氣無力地說：“阿興要出洋，阿沅要做醫生。
”斷斷續續地重複說了幾次，這是我父親對我們兄弟倆的期望，其時我父親隻得三十七歲。
我的父親雖有這樣的期望，可是那時我們家中盡其所有隻得三十六枚銀元，連後事都無法料理，興哥拿出了他的積蓄五塊錢交給母親，我也把一塊壓歲錢拿了出來，母親号啕大哭起來，大家也跟着淚如雨下。
我的一塊錢，母親沒有接過去，一邊哭，一邊将我的手推開。
我手中的一塊錢，本來上面貼有一個紅紙的囍字，受到淚水的浸潤，成為血液般的紅色。
母親以為我流了血，哭到暈厥過去，我卻以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聲。
待她醒了之後，她囑我将銀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傷感。
這些情況，以後我每逢發寒熱做噩夢時，總是呈現出這一幕悲劇。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趕到，進門便大哭，哭到嘶不成聲。
這時我的大姐年僅十六歲，興哥十歲，我六歲，大妹四歲，幼妹二歲，都在童年，而且母親還懷有三個月的身孕，就是後來遺腹而生的士範弟弟。
四伯父看了這般凄涼情景，他安慰我母親說：“一切身後的事，由我來安排。
”這天，大家隻是哭，但是我母親意志堅強，她說：“天下事無不了之局，我也會負起這個重任。
”親友們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後；誰都知道這是不可想象的困難大事。
母親在送四伯父出門時說了幾句話，就如何處理的辦法，表達了她的意見。
從前南市世家的風氣，辦喪事都有一個經辦各家紅白大事的人叫作“賬房”，還有一種專管派送訃告或報喪條的人，叫作“執事”。
這種職務是對許多世家常年而流動性的服務，往往世襲二代三代地傳下來，對各家親友關系熟識得很。
四伯父一出門，立刻去請他們來幫忙，由一個執事星夜分派報喪條，大部分的名單都由四伯父開出，執事對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
四伯父對這個執事暗示：此次喪事經濟拮據，非同往日，希望你口頭上通知大家要送現錢。
當時上海的習俗，喪事送禮，都是白蠟燭一對，清香兩股，錫箔一塊，或是長錠兩串，代價不過小洋三四角，比較接近的親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聯，代價也不超過二角錢。
這次喪儀，親友因得到暗示，紛紛改送赙儀，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幾家豪富的竟送十元，這數目在當時算是很驚人的了。
這次收到的錢總數有一百多元，殡葬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那位臨時的賬房先生，和我家有數代交誼，他說：“陳家如今雖然情況不好，但是世家的喪儀不能顯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閉歇的綢緞鋪中全部陳設搬在一邊，由贳器店布置靈堂，要有三道靈門，才夠氣派。
”贳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講定租賃器材全盡義務，隻花工料兩塊錢就夠了。
我們就照他的意思辦理，這一場殡儀，總算做得還很體面。
從前舊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紅白大事，無論你做得怎樣好，必然有人說長道短，妄加批評，特别是一些長輩老太太閑話最多。
我母親因為這次父親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兩”。
所謂六斤四兩，即錫箔總重分量一百兩，是代表白銀一百兩的象征物。
當時上海的錫箔都由紹興運來，用純錫打成，價值不菲。
通常人家焚化錫箔，不過用一刀兩刀，每刀重約半兩，大約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紙錠一大簍。
六斤四兩就可以折成數十簍，由親戚女眷們，日以繼夜地幫忙折成。
這種焚化錫箔的習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經濟困難，也表示活着的人對死者身後的關懷。
在各親友幫忙折錫箔時，有位老太太說：“子晉公生前吃慣用慣，六斤四兩是省不來的。
”也有一位老伯母認為：“現在家境如此困難，可省即省，不應這般浪費，花這麼多錢，買這些錫箔有什麼用。
”衆說紛纭，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時已很懂事，聽了閑言閑語，一時氣惱，便到後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銅錢”，這種銅錢，既厚且重，每一百個制錢，用紅線紮成一條，每十條名為一串，這是我母親嫁時的“壓箱錢”，一向不肯花用。
大姐把康熙銅錢給大家看，并說：“這六斤四兩錫箔是用我母親的壓箱錢買的，現在還有多餘的幾串，請大家看看。
我母親不會浪費銀錢，花無用之物以表哀思，這是應該的。
”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說：“這真所謂窮歸窮，家裡還有三擔銅。
”這句俗語，是含有諷刺性的，我的大姐聽了就哭起來，母親不出一聲，隻是暗暗拭淚而已。
殡儀分三天舉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們照料，“知賓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盤六大碗之多，一切都辦得很得體。
當時南市的民風淳樸，在開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後來上海商界聞人方椒伯之尊翁），他親自來祭，臨行時對我四伯父誠誠懇懇地說：“你們這一次受到經濟上的大災禍，最主要的就是你們有一塊地産押給我，我催促着你們來贖，料不到你們始終沒有力量來贖，消息一傳開來，存戶紛紛來提款（按：舊時商店，都接受親友存款收息的），存戶一擠提，店鋪周轉不靈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晉公的早亡，我不無内疚。
”說罷之後，拿出莊票一張，數目達八百四十兩。
他說：“這筆款子是我曆年計算你們利息太厚，現在我就拿這筆錢來作為赙儀，以贖前愆。
”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儀，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後，就把莊票移交給我母親。
喪事完畢後，我們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墳下葬。
安亭距離上海一百裡左右，火車可以直達，我家祖墳地區廣大，穴位排列五級，能葬五代子孫。
有一個祠堂，相當宏偉，堂外有祭田百畝，租與農家耕耘，将租米作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
在安亭墓祠時，我的叔叔說：“你們一家七口，應遷入祠堂居住，以維永久，而省開支。
”我母親堅持不允說：“孩子們居住鄉間，将來的教育，便不堪想象。
”我的叔叔是一個讀書人，他說：“安亭是一代宗儒顧亭林的故裡，讀書是不成問題的。
”我母親認為這種見解太不合時宜，所以在葬儀完畢，就毅然決然地拖了兒女回到上海，集合親友說：“我決計在上海教養兒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銀兩分存三家綢緞鋪，以十五年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們的教育與生活就不成問題了。
”親友們對我母親的主張都認為有見解，要是我母親沒有這種決心和毅力，那麼我們弟兄姐妹，都成了鄉下人，我們日後每人的曆史也要重寫了。
不久，家中又發生一件悲慘的事，就是大姐體素羸弱，突遭家難，一病即倒，與世永訣，下葬安亭，耗銀元二十餘元。
這一事又使我母親傷心不已。
這許多事情，我當時年紀還小，不甚了了，母親在我長大之後，總是叨叨不絕地講個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遠難忘。
遷出舊宅生活艱辛 父親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