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塊錢盡是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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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銀元七錢三分
慘遭逆境幼年失怙
遷出舊宅生活艱辛
先學西醫再學中醫
為師服務漸知物價
初識丁翁領教理财
生活困頓賣文助學
否極泰來進入鴻運
民國時期，上海外灘
我童年時，是使用銀元的時代。
“銀元”早期在上海，叫作“銀餅”，這是鹹豐六年（1856）上海富商私家所鑄造的。
這些富商都是經營“沙船”生意的。
所謂沙船，是十丈有餘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運鹽到上海，由南方運黃沙到北方。
這種黃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作三合土，是建築物的主要材料。
這種沙船廠，雇用員工數以百計，每月發工資時，為免稱量碎銀引起争執，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義沙船廠）、郁深盛（即郁子豐沙船廠）等自鑄銀餅，規定每一餅有白銀五錢。
銀餅是用手工打成的。
這種銀餅，是鹹豐五年（1855）所鑄，我也見過。
後來墨西哥的銀元（俗稱墨銀）流入中國，這是用機器鑄造的，分量更準确。
外國人到中國來購買物品，都使用這種銀元。
一塊銀元七錢三分 銀元每一個，是用白銀七錢三分鑄成，庫秤是七錢二分，銀質最标準的是墨西哥鑄成的，上面有一隻“鷹”，所以又稱為“鷹洋”，因是外洋運來的，文人筆下稱為“番餅”，民間稱作“洋钿”。
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塊錢稱作“番佛一尊”，足見當時一般人對銀元的重視和膜拜。
鷹洋在清朝時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國在光緒年間大量鑄造了多種銀元，上面有一條龍，稱為“龍洋”。
到了民國初年，袁世凱秉政，又鑄造了一種銀元，上面有很大一個袁世凱的頭像，所以後來民間将這種銀元稱為“袁大頭”，簡稱“大頭”。
上述數種銀元，在同一時期等價使用。
銀元之下，還有兩種輔币，第一級是“銀角子”，南方稱為“毫子”；第二級是“銅元”，俗稱“銅闆”。
這兩種輔币，并不是十進制，是要跟着銀價、銅價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稱“小洋”。
兌換店天天有市價牌子挂出，一元能換銅闆多少？那時市價沒有多大上落，銀元一枚，可換銅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銀七錢三分的銀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銀元的交易，重量即達七十三兩，這是不可能帶在身邊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錢莊的莊票，後來鈔票也通行起來了。
可是銀行與錢莊的庫存，仍以白銀為本位。
一切用銀元作為流通品，往來結算隻是使用銀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銀行、錢莊彙集之區，可以見到行莊的老司務（即工役）背上負着一個黃藤笆鬥，漆上了錢莊名稱的黑字，裡面盛着銀元，互相遞解。
數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鐵框厚木箱解款，鈔票就沒有這種麻煩。
好在解銀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須兩人才擡得動，搶劫是不可能的。
況且那時治安良好，在銀行和錢莊區的警衛也極嚴密，盜劫絕少發生，搶笆鬥的事十數年中偶或有之，劫銀箱的事簡直不曾聽見過。
銀元放在身邊，锵锵有聲，而且白花花的色澤更是炫眼，所以舊時個人攜帶大量銀元容易發生事故，俗語所謂“财不露白”，“白”字舊時指銀元寶或白銀，後來即指白銀制成的銀元。
鈔票輕而易于攜帶，不會惹人注目，于是鈔票的通行越來越旺，使用大量銀元的機會日漸減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來，都用銀元，十元以上的則用鈔票。
鈔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種，百元鈔票我沒有見過。
現在已不容易見到從前的銀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輪廓比舊時的銀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
因為銀元是九八純銀鑄成，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屬，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純銀還要硬。
當時銀元也有假的，是摻和銅質或鉛質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隻要拿一塊錢敲另一塊錢的邊緣，真的锵锵有聲，假的會發出木木然的啞聲。
還有一種含銅質極少的假銀元，隻要以兩手指夾在銀元中心，用口唇向銀元邊際一吹，真的銀元會發出很輕微而悠長的“殷”一般的銀笛聲，假的就沒有。
銀錢業的從業員，在年少學業時，就要練習辨認銀色和各種版樣，以及辨别響聲。
銀元越出越多，版樣名稱有二十多種，辨别大批銀元的真假，要敏捷。
要是不懂得這些技術，就會吃進“夾銅洋钿”，令人懊喪不已。
銀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規格，有一塊木闆叫作“銀元闆”，是一塊闆上雕出十行半圓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這是銀行、錢莊和大商行中所必備的工具。
點數銀元又有一種方法，是憑兩隻手，右手隻拿一塊銀元，左手拿成疊銀元。
左手指陸陸續續把銀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塊一塊地敲響銀元的邊，一面敲一面聽，聽到聲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塊錢剔出，于是再敲再數，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數下去，一百塊錢，不到一分鐘，就把鑒别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較少，凡是逢到一塊錢交易，夥計們首先把這一塊錢向厚木的櫃面上一擲，聲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聲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請客人換一塊，所以辨别銀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識。
銀元時代的生活，講起來，真有一番滄桑史。
我就依據自己在這個時代的往事作為出發點，寫成本文，借以反映近六十年來物價的變遷。
在我稚齡時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隻知道向父母要一個銅元。
當時一個銅元，用處極大，可以買糖十粒八粒，可以買大餅油條各一件，或是買生梨一二枚、馬蹄二串。
記得小時候，到城隍廟去遊玩，一個銅元可以買一塊百草梨膏糖，孩子們一面吃，一面聽賣糖的人（俗呼小熱昏）唱着各種各樣的歌詞。
城隍廟的酒釀圓子，是每碗銅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個銅元，一塊肉又大又厚。
汽水稱為“荷蘭水”，每瓶二個銅元。
雞蛋一塊錢可以買到一百五十餘隻，已經算是很貴的了。
我六歲前，絕少有機會可以看到一塊銀元。
新年中到九姑母處拜年，姑丈号稱巨富，開設典當七家，姑母見到我非常高興，給我一塊錢作為“拜年錢”，我拿着銀元回來，覺得飄飄然已成為有錢人了。
我拿到的那塊錢，又由我姑母剪了一個紅紙“囍”字，牢牢地貼在上面。
我明知這一塊錢可以兌到一百多枚銅元使用，但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無論如何不肯兌換，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時還拿出來炫耀于人，自鳴得意。
我的家庭環境，在幼年時代，是上海縣城内的世家。
我父親子晉公合了五房弟兄，在縣城大東門大街開設一家陳大亨衣莊、一家陳錦章衣莊，又開了陳榮茂、陳大升兩家綢緞局。
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榮，上海的縣城，以大東門為第一條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寶銀樓、祥大布莊、程裕新茶棧等。
我們的店鋪除陳大升綢緞局開設在大東門外，其餘都開在大東門内，當時上海城裡的商業大機構大緻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誇耀我們家的财富，他說：“郭半城，朱一角，陳家兩頭摸。
”意思是說姓郭的地産占到半個城，姓朱的占一隻角，姓陳的家宅與店鋪由城内開到城外，兩面可以摸到錢财。
那時我們沾沾自喜，自以為了不起。
其實這個時期，我家已瀕臨破産邊緣，叔父還蒙在鼓裡，我那時年紀小更不知道。
我們綢緞局的總店，除了鋪面之外，裡面還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約二畝半，我就是出生在這裡。
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興），我名承沅（小名阿沅），弟弟其時還沒有出世，隻有我常常在綢緞鋪中玩耍。
我和店中一個姓章的學徒最為相得。
一天，我口袋裡揣着一塊錢，抓在手中反複把玩，對他不時賣弄。
那學徒看得呆了，因為他沒有工資，每月隻領月規錢小洋二角，這種月規錢是包括學徒洗浴理發以及購置鞋襪之用。
他見了我的一塊錢，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講：綢緞鋪中薪金最高的掌櫃先生，每月的薪水不過八元；普通的職員，不過六元、四元，剛滿師的學徒每月隻有一元。
你拜一個年，就拿到一塊錢，真令人豔羨，要好好地保存起來。
我聽了他的話，隐隐然流露出一種驕傲的姿态。
姓章的學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譏地說：“小開！你不要得意，我滿師之後，努力做事，也會發達，到時我的錢一定比你多，而且要買一輛包車（即私家兩輪人力車），那時節我高高地坐在包車上。
你這種小開沒有一些用處，可能已做乞丐，隻能幫我推車，向我伸手要一個銅闆呢！”我聽了他的話，氣得了不得，但是他這幾句話卻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個人沒有本領，将來是會成為乞丐的。
所以要賺一塊錢，也不知道要流幾多汗血，所謂“汗血銅钿”即是說當時一塊錢的來之不易。
這個章姓的學徒，名榮初，果然在三十年後開了兩家織布廠，又和劉鴻生合設章華呢絨廠，是國産呢絨第一家，成為上海有數的大實業家。
慘遭逆境幼年失怙 民國三年（1914），我六歲，南市縣城商業日益衰落，裘天寶銀樓搬到小東門，我們也跟着在小東門開設了一家很大的綢緞鋪，其實這是孤注一擲之計，我家的命運就靠此
“銀元”早期在上海，叫作“銀餅”，這是鹹豐六年（1856）上海富商私家所鑄造的。
這些富商都是經營“沙船”生意的。
所謂沙船，是十丈有餘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運鹽到上海，由南方運黃沙到北方。
這種黃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作三合土，是建築物的主要材料。
這種沙船廠，雇用員工數以百計，每月發工資時，為免稱量碎銀引起争執，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義沙船廠）、郁深盛（即郁子豐沙船廠）等自鑄銀餅，規定每一餅有白銀五錢。
銀餅是用手工打成的。
這種銀餅，是鹹豐五年（1855）所鑄，我也見過。
後來墨西哥的銀元（俗稱墨銀）流入中國，這是用機器鑄造的，分量更準确。
外國人到中國來購買物品，都使用這種銀元。
一塊銀元七錢三分 銀元每一個，是用白銀七錢三分鑄成，庫秤是七錢二分，銀質最标準的是墨西哥鑄成的，上面有一隻“鷹”，所以又稱為“鷹洋”，因是外洋運來的，文人筆下稱為“番餅”，民間稱作“洋钿”。
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塊錢稱作“番佛一尊”，足見當時一般人對銀元的重視和膜拜。
鷹洋在清朝時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國在光緒年間大量鑄造了多種銀元，上面有一條龍，稱為“龍洋”。
到了民國初年，袁世凱秉政，又鑄造了一種銀元，上面有很大一個袁世凱的頭像，所以後來民間将這種銀元稱為“袁大頭”，簡稱“大頭”。
上述數種銀元，在同一時期等價使用。
銀元之下，還有兩種輔币，第一級是“銀角子”，南方稱為“毫子”；第二級是“銅元”，俗稱“銅闆”。
這兩種輔币，并不是十進制，是要跟着銀價、銅價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稱“小洋”。
兌換店天天有市價牌子挂出，一元能換銅闆多少？那時市價沒有多大上落，銀元一枚，可換銅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銀七錢三分的銀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銀元的交易，重量即達七十三兩，這是不可能帶在身邊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錢莊的莊票，後來鈔票也通行起來了。
可是銀行與錢莊的庫存，仍以白銀為本位。
一切用銀元作為流通品，往來結算隻是使用銀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銀行、錢莊彙集之區，可以見到行莊的老司務（即工役）背上負着一個黃藤笆鬥，漆上了錢莊名稱的黑字，裡面盛着銀元，互相遞解。
數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鐵框厚木箱解款，鈔票就沒有這種麻煩。
好在解銀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須兩人才擡得動，搶劫是不可能的。
況且那時治安良好，在銀行和錢莊區的警衛也極嚴密，盜劫絕少發生，搶笆鬥的事十數年中偶或有之，劫銀箱的事簡直不曾聽見過。
銀元放在身邊，锵锵有聲，而且白花花的色澤更是炫眼，所以舊時個人攜帶大量銀元容易發生事故，俗語所謂“财不露白”，“白”字舊時指銀元寶或白銀，後來即指白銀制成的銀元。
鈔票輕而易于攜帶，不會惹人注目，于是鈔票的通行越來越旺，使用大量銀元的機會日漸減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來，都用銀元，十元以上的則用鈔票。
鈔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種，百元鈔票我沒有見過。
現在已不容易見到從前的銀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輪廓比舊時的銀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
因為銀元是九八純銀鑄成，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屬，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純銀還要硬。
當時銀元也有假的，是摻和銅質或鉛質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隻要拿一塊錢敲另一塊錢的邊緣，真的锵锵有聲，假的會發出木木然的啞聲。
還有一種含銅質極少的假銀元，隻要以兩手指夾在銀元中心，用口唇向銀元邊際一吹，真的銀元會發出很輕微而悠長的“殷”一般的銀笛聲，假的就沒有。
銀錢業的從業員，在年少學業時，就要練習辨認銀色和各種版樣，以及辨别響聲。
銀元越出越多，版樣名稱有二十多種，辨别大批銀元的真假，要敏捷。
要是不懂得這些技術，就會吃進“夾銅洋钿”，令人懊喪不已。
銀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規格，有一塊木闆叫作“銀元闆”，是一塊闆上雕出十行半圓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這是銀行、錢莊和大商行中所必備的工具。
點數銀元又有一種方法，是憑兩隻手，右手隻拿一塊銀元，左手拿成疊銀元。
左手指陸陸續續把銀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塊一塊地敲響銀元的邊，一面敲一面聽，聽到聲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塊錢剔出，于是再敲再數，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數下去，一百塊錢，不到一分鐘，就把鑒别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較少，凡是逢到一塊錢交易，夥計們首先把這一塊錢向厚木的櫃面上一擲，聲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聲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請客人換一塊，所以辨别銀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識。
銀元時代的生活，講起來，真有一番滄桑史。
我就依據自己在這個時代的往事作為出發點，寫成本文，借以反映近六十年來物價的變遷。
在我稚齡時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隻知道向父母要一個銅元。
當時一個銅元，用處極大，可以買糖十粒八粒，可以買大餅油條各一件，或是買生梨一二枚、馬蹄二串。
記得小時候，到城隍廟去遊玩，一個銅元可以買一塊百草梨膏糖，孩子們一面吃，一面聽賣糖的人（俗呼小熱昏）唱着各種各樣的歌詞。
城隍廟的酒釀圓子，是每碗銅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個銅元，一塊肉又大又厚。
汽水稱為“荷蘭水”，每瓶二個銅元。
雞蛋一塊錢可以買到一百五十餘隻，已經算是很貴的了。
我六歲前，絕少有機會可以看到一塊銀元。
新年中到九姑母處拜年，姑丈号稱巨富，開設典當七家，姑母見到我非常高興，給我一塊錢作為“拜年錢”，我拿着銀元回來，覺得飄飄然已成為有錢人了。
我拿到的那塊錢，又由我姑母剪了一個紅紙“囍”字，牢牢地貼在上面。
我明知這一塊錢可以兌到一百多枚銅元使用，但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無論如何不肯兌換，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時還拿出來炫耀于人，自鳴得意。
我的家庭環境，在幼年時代，是上海縣城内的世家。
我父親子晉公合了五房弟兄，在縣城大東門大街開設一家陳大亨衣莊、一家陳錦章衣莊，又開了陳榮茂、陳大升兩家綢緞局。
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榮，上海的縣城，以大東門為第一條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寶銀樓、祥大布莊、程裕新茶棧等。
我們的店鋪除陳大升綢緞局開設在大東門外，其餘都開在大東門内，當時上海城裡的商業大機構大緻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誇耀我們家的财富，他說：“郭半城，朱一角，陳家兩頭摸。
”意思是說姓郭的地産占到半個城，姓朱的占一隻角，姓陳的家宅與店鋪由城内開到城外，兩面可以摸到錢财。
那時我們沾沾自喜，自以為了不起。
其實這個時期，我家已瀕臨破産邊緣，叔父還蒙在鼓裡，我那時年紀小更不知道。
我們綢緞局的總店，除了鋪面之外，裡面還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約二畝半，我就是出生在這裡。
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興），我名承沅（小名阿沅），弟弟其時還沒有出世，隻有我常常在綢緞鋪中玩耍。
我和店中一個姓章的學徒最為相得。
一天，我口袋裡揣着一塊錢，抓在手中反複把玩，對他不時賣弄。
那學徒看得呆了，因為他沒有工資，每月隻領月規錢小洋二角，這種月規錢是包括學徒洗浴理發以及購置鞋襪之用。
他見了我的一塊錢，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講：綢緞鋪中薪金最高的掌櫃先生，每月的薪水不過八元；普通的職員，不過六元、四元，剛滿師的學徒每月隻有一元。
你拜一個年，就拿到一塊錢，真令人豔羨，要好好地保存起來。
我聽了他的話，隐隐然流露出一種驕傲的姿态。
姓章的學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譏地說：“小開！你不要得意，我滿師之後，努力做事，也會發達，到時我的錢一定比你多，而且要買一輛包車（即私家兩輪人力車），那時節我高高地坐在包車上。
你這種小開沒有一些用處，可能已做乞丐，隻能幫我推車，向我伸手要一個銅闆呢！”我聽了他的話，氣得了不得，但是他這幾句話卻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個人沒有本領，将來是會成為乞丐的。
所以要賺一塊錢，也不知道要流幾多汗血，所謂“汗血銅钿”即是說當時一塊錢的來之不易。
這個章姓的學徒，名榮初，果然在三十年後開了兩家織布廠，又和劉鴻生合設章華呢絨廠，是國産呢絨第一家，成為上海有數的大實業家。
慘遭逆境幼年失怙 民國三年（1914），我六歲，南市縣城商業日益衰落，裘天寶銀樓搬到小東門，我們也跟着在小東門開設了一家很大的綢緞鋪，其實這是孤注一擲之計，我家的命運就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