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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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商頌》）。
羌（《詩·商頌》《書·牧誓》）。
庸、蜀、髳、微、盧、彭（《書·牧誓》、盧戎亦見《左傳》）。
巴（《左傳》）。
貊（《詩》《論語》《孟子》）。
濊（《逸周書·王會》）。
西戎（昆侖、析支、渠搜。
《書·禹貢》）。
戎州已氏之戎（《左傳》）。
北戎（山戎、無終。
《左傳》）。
鬼方（《易》《詩》）。
獯鬻（昆夷、玁狁。
《詩》《孟子》）。
允姓之戎（陸渾之戎、小戎、陰戎、九州戎。
《左傳》）。
揚臯泉拒、伊洛之戎（《左傳》）。
茅戎（《左傳》）。
犬戎（畎夷。
《左傳》）。
骊戎（《左傳》）。
赤狄（東山臯落氏、咎如、潞氏、甲氏、留籲、铎辰。
《左傳》）。
白狄（鮮虞、肥、鼓。
《左傳》）。
林胡（《戰國策》）。
樓煩（同上）。
義渠（同上）。
瓯越（《史記》）。
閩越（同上）。
南越（同上）。
上所列舉者殊未備，但古代民族之散布于今十八省内者略可睹矣。
試以春秋中葉（公曆前六世紀）為立腳點，觀察當時民族分布之形勢，大略可分為以下之八組： 第一，諸夏組。
以河南、山東兩省為根據地，直隸、山西、陝西、湖北之一部分為屬焉。
第二，荊吳組。
群舒屬焉，以湖北及江蘇、安徽之一部分為根據地。
第三，東夷組。
其别為嵎夷、萊夷、島夷、淮夷、徐戎等，山東瀕海半島及安徽、江蘇之淮河流域，皆其勢力範圍。
第四，苗蠻組。
苗、黎、蠻、盧、濮等皆屬焉，湖南、江西、廣西、貴州、雲南等省，其所出沒也。
第五，百越組。
其别為東越、瓯越、閩越、南越等，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為其勢力範圍。
第六，氐羌組。
巴、庸、蜀及骊戎、陰戎等皆屬焉，四川、甘肅及陝西之一部為其勢力範圍。
第七，群狄組。
即匈奴之前身，其異名有鬼方、獯鬻、玁狁、昆夷等，其種别有赤狄、白狄、長狄等，山西、直隸之大部分為所蟠踞，且蹂躏及河南、山東。
第八，群貊組。
即東胡之前身，其異名有山戎、北戎等，遼東及直隸北部為其勢力範圍。
此八組者，第二、第三、第五組之全部分及第四、第六、第八組之大部分，今已完全消納于中華民族。
然在當時，殆各有其特性以示異于我，惜史料缺乏，無從舉證，惟亦尚有一二可考見者。
一、服飾。
《左傳》記：“辛有适伊川，見被發而祭于野者，曰：&lsquo不及百年，此其戎乎！&rsquo”《論語》記孔子之言，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可以推定西北群狄之俗，殆皆被發，《史記》吳、越《世家》皆有“斷發文身”語，可以推定東南瀕海之族多斷發。
《史記·西南夷傳》稱：“自滇以北皆魋結，其外嶲、昆明，皆編發。
”可以推定西南羌蠻或盤發或編發。
是故對于我中華冠笄民族，得名彼等曰被發民族，斷發民族，椎發民族，編發民族。
二、言語。
各組各有其言語，殆事理所當然。
《左傳》記戎子駒支雲：“我諸戎衣服飲食，不與華同，言語不通。
”駒支為陸渾戎，所居在今河南嵩縣，然猶未用華語。
《左傳》又記介葛盧朝魯，待譯而通，介國在今膠州，而與曲阜之人不同言語，《孟子》斥楚之許行為“南蠻鴂舌之人”，是武昌、襄陽一帶土語，中原人便不了解。
凡此皆足為各組語言不統一之證。
惜其語今皆僵滅（除苗、蠻、羌猶存一部分外），末由考察。
但據楚、吳、越、狄之人名、地名，如熊渠、執疵、熊摯紅、壽夢、阖廬、夫差、句踐、鬥谷於菟、臯落、咎如等等，似各組中多複音語系，與諸夏之純用單音語者不同也。
三、宗教。
各組各有其宗教，亦意中事，惜今無可博考。
據《國語》稱“九黎民神雜糅”，《書·甘誓》稱“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皆足為古代我族與他族争教之一種暗示。
《左傳》記東夷有“用人于社”之惡俗，秦《詛楚文》所質證之大神，有巫鹹、亞駝等怪名。
直至戰國時，楚人猶以特信巫鬼聞。
似當時各族大抵迷信多神，與敬天尊祖之諸夏民族帶一神教色影者，頗有異也。
以上不過雜舉吾記憶及感想所及，非惟不完備，且未敢自信為定說，特藉此以表示古代彼我殊風之一概念而已。
以種種殊異之諸組，何以能漸次抟捖為一？其經過之迹何如？所操之術何如？當以次論之。
五 混諸組以成一大民族，皆諸夏同化力為之也，故當先述能為同化主體之諸夏組。
諸夏組者，當神話時代，有多數文化相近之部落，已常為互助的接觸。
至舜禹時，民族意識确立，始漸為聯邦式結合，曆夏、商兩代八九百年，民族的基礎益趨鞏固。
周創封建制度，更施一番錘煉組織。
其制度一面承認固有之部落，使在王室名義的支配之下，各行其統治權；一面廣封宗親功臣，與之參錯，既鉗制其跋扈，亦使各得機會以受吾族文化之熏染。
此制度行之極有效。
春秋以降，文化遂為各地方的分化發展。
晉、齊、燕皆立國于夷狄勢力範圍内，以多年奮鬥之結果，成為泱泱大部。
魯、衛、宋、鄭以文化最高之國，盡媒介傳達之責任。
秦、楚、吳、越皆當時半開化之族，因欲與諸夏強國&mdash&mdash齊、魯等&mdash&mdash對抗之故，不能不求得諸夏小國之同情，于是努力自進以同化于我。
故在春秋初期，諸夏所支配地，惟有今河南、山東兩全省（其中仍有異族），及山西、陝西、湖北、直隸之各一小部分。
及其末期，除此六省已完全歸屬外，益以江蘇、安徽二省及浙江省之半，江西省之小部分。
及戰國末年，則除雲南、廣東、福建三省外，中國本部皆為諸夏勢力範圍矣。
其次第化合情形，須與下文所述各組之史迹相對照乃能明之。
次論東夷組。
東夷自昔有九夷之名，種類蓋甚複雜，在春秋前後最著者曰萊夷、曰淮夷、曰徐戎。
萊夷。
在山東環海半島登、萊、青一帶地，不知其所自來，以情理度之，或自海外漂流而至也。
《史記》稱齊太公初封營丘，而萊夷來與争國，則當周初時其族似頗強盛，其國以襄六年滅于齊。
然《左傳》記孔子相禮于夾谷之會，而齊人欲以萊夷劫盟，是其族至春秋末猶在。
但齊之名相管仲即萊人，可知此數百年間，藉齊國文化之權威，萊夷已次第同化，至戰國時遂無複痕迹。
淮夷。
淮夷始見《禹貢》，知其與我族接觸甚早。
周初嘗侵暴，魯公伯禽讨之，《書·費誓》所謂“淮夷徐戎并興”是也。
此後漸以臣服，故《詩·江漢》（周宣王時）美之曰：“淮夷來求。
”《閟宮》（魯僖公時）美之曰：“淮夷來同。
”雖然，此族至春秋時猶未盡同化，《春秋》于僖十四年記其“病杞”，于昭四年記其“随楚伐吳”，則依然為諸夏以外獨立之一族甚明。
徐戎。
東部之民，以徐泗間人為最勇悍，至今猶然。
故他族皆曰夷，獨此族以戎目之。
此族初見于經，即前文所引之《費誓》，似是與淮夷相結作難，蓋其地本毗連也。
至周穆王時而徐偃王極強，舊史謂臣服者三十六國，夷狄稱王，自彼始焉（《史記·周本紀》《後漢書·東夷傳》）。
宣王時大舉伐之，《江漢》《常武》兩詩，皆歌頌其績，細繹詩文，似是用淮夷以克徐戎也，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又曰：“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又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其記述鄭重若是，知為當時一大事矣。
此後徐戎侵暴不見于史，惟徐國春秋時尚存，昭十三年乃滅于吳。
徐戎強于淮、萊，而衰亡亦較速者，殆以逼近諸夏，不如邊遠者之能苟延也。
諸夏在黃河下遊植基已千餘年，在理宜沿海濱南下，直開發長江流域。
然而遲之又久者，殆由淮夷、徐戎居中為之梗。
所以如此者，或緣淮域一帶，濕量過重，夏期酷熱，非古代諸夏所克堪，惟土著之民習焉，而其人又悍不易馴，故江、河兩帶之聯屬久愆其期也。
大抵東夷當西周時頗為諸夏所患苦，春秋時已漸衰熄，然種别尚存。
《論語》記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夷可居而俗以陋聞，即春秋末諸夷尚未同化之明證也。
《後漢書·東夷傳》雲：“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居為民戶。
”故自漢以後，此一帶無複夷之名矣。
複次論荊吳組。
春秋時，楚吳兩國本與諸夏為異族，無待說明。
兩國是否為親近之族，其族何自出，苦難确考。
近世治西南人種學者，或疑楚與今擺夷有系屬，既未能舉出鐵證，隻得阙疑。
《詩·殷武》雲：“奮伐荊、楚，冞入其阻。
”知商時此族已與諸夏對抗，其勢力不可侮。
春秋之楚國，自言其始封祖鬻熊為文王師，吾侪隻能以神話觀之。
管仲責楚人以“昭王南征而不複”，語見《左傳》，當是當時一事實，可見周初時楚已甚強。
然而彼之君長屢宣言：“我蠻夷也。
”（見第一節）是其别有一種民族意識之證據。
然則彼此後何故能與諸夏化合為一耶？彼因勢力發展之結果，蠶食諸夏，所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左傳》文）諸夏文化，本高于彼，彼欲統治其所滅之國，遂不得不自進而與之同化。
楚人之“用夏變夷”，其最大動機當在是。
此後鮮卑、女真、滿洲之對我，皆以征服為歸化，其先例實自楚開之。
春秋中葉以降，楚與晉“狎主夏盟”，自此遂成為中華民族之一主要成分。
《詩·閟宮》稱：“荊舒是懲。
”舒與荊并舉，當亦為古代一大族。
《左傳》有“群舒”之稱，其所建國有舒蓼、舒庸、舒鸠，在今安徽廬、鳳一帶，後皆見滅于楚。
此族蓋介于荊與淮夷之間，春秋時已同化終了。
吳俗斷發文身，其族系與楚較近，抑與越較近，尚難斷定。
舊史稱其開國之祖為泰伯，雖帶半神話的性質，吾輩亦無反證以否認之。
果爾，則不能不謂諸夏豪傑以有意識的行動謀開發此地。
雖然，自泰伯至春秋中葉五百餘年，吳地實在諸夏文化圈外為獨立的發展，後此之加入諸夏，實受楚之影響，且與楚同遵一途徑也。
複次論苗蠻組。
苗蠻族種類甚夥，今在滇、黔、桂諸省者，細别之不下數十族。
經學者研究之結果，區為三大系：曰苗，曰擺夷，曰猓猓（猓猓與羌同族）。
古代有“三苗”之稱，是否即用此分類，無從懸斷。
此族來自何地，無可考。
惟現在尚有安南、暹邏、緬甸三國，代表彼族之三派，而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來自馬來群島，亦未可知。
此族中有一别派号為槃瓠種，學者或以為即“盤古”之異文，然則彼輩或即為此地最初之土著，我族神話，有多數與彼混雜，亦未可知。
境内諸異族中，惟此組與我族交涉最早，而運命亦最長。
據漢儒說，黃帝所讨伐之蚩尤，即苗首長（鄭玄、韋昭等說），此屬神話性質，且勿深考。
但據《書·堯典》《臯陶谟》《禹貢》《呂刑》，皆言苗事至再至三，則在古代為我一勍敵可想。
《堯典》稱“分背三苗”，又稱“竄三苗”，《呂刑》稱“遏絕苗民”，大抵當堯、舜、禹之際，苗族已侵入我族之根據地，故以攘斥之為唯一大業。
《淮南子》稱：“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雖襲神話，亦當日時局一種暗示也，經累代放逐之後，其族愈竄而愈南。
《韓非子》雲：“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
”其後此根據地所在，略可推見。
至春秋時謂之蠻&mdash&mdash以其種類雜多，謂之群蠻，其别種謂之濮&mdash&mdash亦以其種類雜多，謂之百濮，以現存諸族比推之，蠻殆即苗，濮則擺夷或猓猓也。
春秋時，蠻役屬于楚，然亦屢叛（《左傳》桓十三年、文十六年），濮似頗為楚患，楚嘗作舟師以伐之（《左傳》文十六年、昭十九年。
杜預謂濮夷在建甯郡，晉之建甯在今雲南境，春秋時楚之勢力似所未及）。
戰國時，楚吳起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湖南、廣西），秦昭王将伐楚，先略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湖南及貴州之一部），其後漢武帝通西南夷，蜀諸葛亮奠定南中四郡，此組之根據地，始漸為我有。
然對于其人，羁縻而已。
故二千年間，叛服靡常，至唐時遂有南诏蒙氏之獨立，複蛻為段氏之大理。
至元代乃複合于中國，經過情節，當于次節别論之。
我族對于此組，素持輕蔑排斥的态度，吸收其成分，視他族為較少，故至今遺種尚存。
然亦有數種途徑，使其大部分漸次同化于我： 其一，寇暴内地，留而不歸，後遂散為齊民。
例如五胡亂時，諸蠻北遷，陸渾以南，滿于山谷。
後周平梁、益，自爾遂同華人（《通典》文）。
其二，華人投入其族，撫有其衆，因率以内附。
例如桓玄敗後，其子誕亡入蠻中，為太陽蠻首，率八萬餘落附魏，誕子叔興，複招慰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魏書》文）。
其三，
羌（《詩·商頌》《書·牧誓》）。
庸、蜀、髳、微、盧、彭（《書·牧誓》、盧戎亦見《左傳》）。
巴（《左傳》）。
貊（《詩》《論語》《孟子》）。
濊（《逸周書·王會》）。
西戎（昆侖、析支、渠搜。
《書·禹貢》）。
戎州已氏之戎（《左傳》）。
北戎（山戎、無終。
《左傳》）。
鬼方（《易》《詩》）。
獯鬻（昆夷、玁狁。
《詩》《孟子》）。
允姓之戎（陸渾之戎、小戎、陰戎、九州戎。
《左傳》）。
揚臯泉拒、伊洛之戎（《左傳》）。
茅戎（《左傳》）。
犬戎（畎夷。
《左傳》）。
骊戎（《左傳》）。
赤狄（東山臯落氏、咎如、潞氏、甲氏、留籲、铎辰。
《左傳》）。
白狄（鮮虞、肥、鼓。
《左傳》）。
林胡（《戰國策》）。
樓煩（同上）。
義渠（同上）。
瓯越（《史記》）。
閩越（同上）。
南越（同上）。
上所列舉者殊未備，但古代民族之散布于今十八省内者略可睹矣。
試以春秋中葉（公曆前六世紀）為立腳點，觀察當時民族分布之形勢，大略可分為以下之八組： 第一，諸夏組。
以河南、山東兩省為根據地，直隸、山西、陝西、湖北之一部分為屬焉。
第二，荊吳組。
群舒屬焉，以湖北及江蘇、安徽之一部分為根據地。
第三，東夷組。
其别為嵎夷、萊夷、島夷、淮夷、徐戎等，山東瀕海半島及安徽、江蘇之淮河流域，皆其勢力範圍。
第四，苗蠻組。
苗、黎、蠻、盧、濮等皆屬焉，湖南、江西、廣西、貴州、雲南等省，其所出沒也。
第五，百越組。
其别為東越、瓯越、閩越、南越等，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為其勢力範圍。
第六，氐羌組。
巴、庸、蜀及骊戎、陰戎等皆屬焉，四川、甘肅及陝西之一部為其勢力範圍。
第七，群狄組。
即匈奴之前身，其異名有鬼方、獯鬻、玁狁、昆夷等，其種别有赤狄、白狄、長狄等，山西、直隸之大部分為所蟠踞，且蹂躏及河南、山東。
第八，群貊組。
即東胡之前身，其異名有山戎、北戎等，遼東及直隸北部為其勢力範圍。
此八組者，第二、第三、第五組之全部分及第四、第六、第八組之大部分，今已完全消納于中華民族。
然在當時，殆各有其特性以示異于我，惜史料缺乏，無從舉證，惟亦尚有一二可考見者。
一、服飾。
《左傳》記：“辛有适伊川，見被發而祭于野者，曰：&lsquo不及百年，此其戎乎！&rsquo”《論語》記孔子之言，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可以推定西北群狄之俗，殆皆被發，《史記》吳、越《世家》皆有“斷發文身”語，可以推定東南瀕海之族多斷發。
《史記·西南夷傳》稱：“自滇以北皆魋結，其外嶲、昆明，皆編發。
”可以推定西南羌蠻或盤發或編發。
是故對于我中華冠笄民族，得名彼等曰被發民族，斷發民族，椎發民族，編發民族。
二、言語。
各組各有其言語，殆事理所當然。
《左傳》記戎子駒支雲：“我諸戎衣服飲食，不與華同，言語不通。
”駒支為陸渾戎，所居在今河南嵩縣，然猶未用華語。
《左傳》又記介葛盧朝魯，待譯而通，介國在今膠州，而與曲阜之人不同言語，《孟子》斥楚之許行為“南蠻鴂舌之人”，是武昌、襄陽一帶土語，中原人便不了解。
凡此皆足為各組語言不統一之證。
惜其語今皆僵滅（除苗、蠻、羌猶存一部分外），末由考察。
但據楚、吳、越、狄之人名、地名，如熊渠、執疵、熊摯紅、壽夢、阖廬、夫差、句踐、鬥谷於菟、臯落、咎如等等，似各組中多複音語系，與諸夏之純用單音語者不同也。
三、宗教。
各組各有其宗教，亦意中事，惜今無可博考。
據《國語》稱“九黎民神雜糅”，《書·甘誓》稱“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皆足為古代我族與他族争教之一種暗示。
《左傳》記東夷有“用人于社”之惡俗，秦《詛楚文》所質證之大神，有巫鹹、亞駝等怪名。
直至戰國時，楚人猶以特信巫鬼聞。
似當時各族大抵迷信多神，與敬天尊祖之諸夏民族帶一神教色影者，頗有異也。
以上不過雜舉吾記憶及感想所及，非惟不完備，且未敢自信為定說，特藉此以表示古代彼我殊風之一概念而已。
以種種殊異之諸組，何以能漸次抟捖為一？其經過之迹何如？所操之術何如？當以次論之。
五 混諸組以成一大民族，皆諸夏同化力為之也，故當先述能為同化主體之諸夏組。
諸夏組者，當神話時代，有多數文化相近之部落，已常為互助的接觸。
至舜禹時，民族意識确立，始漸為聯邦式結合，曆夏、商兩代八九百年，民族的基礎益趨鞏固。
周創封建制度，更施一番錘煉組織。
其制度一面承認固有之部落，使在王室名義的支配之下，各行其統治權；一面廣封宗親功臣，與之參錯，既鉗制其跋扈，亦使各得機會以受吾族文化之熏染。
此制度行之極有效。
春秋以降，文化遂為各地方的分化發展。
晉、齊、燕皆立國于夷狄勢力範圍内，以多年奮鬥之結果，成為泱泱大部。
魯、衛、宋、鄭以文化最高之國，盡媒介傳達之責任。
秦、楚、吳、越皆當時半開化之族，因欲與諸夏強國&mdash&mdash齊、魯等&mdash&mdash對抗之故，不能不求得諸夏小國之同情，于是努力自進以同化于我。
故在春秋初期，諸夏所支配地，惟有今河南、山東兩全省（其中仍有異族），及山西、陝西、湖北、直隸之各一小部分。
及其末期，除此六省已完全歸屬外，益以江蘇、安徽二省及浙江省之半，江西省之小部分。
及戰國末年，則除雲南、廣東、福建三省外，中國本部皆為諸夏勢力範圍矣。
其次第化合情形，須與下文所述各組之史迹相對照乃能明之。
次論東夷組。
東夷自昔有九夷之名，種類蓋甚複雜，在春秋前後最著者曰萊夷、曰淮夷、曰徐戎。
萊夷。
在山東環海半島登、萊、青一帶地，不知其所自來，以情理度之，或自海外漂流而至也。
《史記》稱齊太公初封營丘，而萊夷來與争國，則當周初時其族似頗強盛，其國以襄六年滅于齊。
然《左傳》記孔子相禮于夾谷之會，而齊人欲以萊夷劫盟，是其族至春秋末猶在。
但齊之名相管仲即萊人，可知此數百年間，藉齊國文化之權威，萊夷已次第同化，至戰國時遂無複痕迹。
淮夷。
淮夷始見《禹貢》，知其與我族接觸甚早。
周初嘗侵暴，魯公伯禽讨之，《書·費誓》所謂“淮夷徐戎并興”是也。
此後漸以臣服，故《詩·江漢》（周宣王時）美之曰：“淮夷來求。
”《閟宮》（魯僖公時）美之曰：“淮夷來同。
”雖然，此族至春秋時猶未盡同化，《春秋》于僖十四年記其“病杞”，于昭四年記其“随楚伐吳”，則依然為諸夏以外獨立之一族甚明。
徐戎。
東部之民，以徐泗間人為最勇悍，至今猶然。
故他族皆曰夷，獨此族以戎目之。
此族初見于經，即前文所引之《費誓》，似是與淮夷相結作難，蓋其地本毗連也。
至周穆王時而徐偃王極強，舊史謂臣服者三十六國，夷狄稱王，自彼始焉（《史記·周本紀》《後漢書·東夷傳》）。
宣王時大舉伐之，《江漢》《常武》兩詩，皆歌頌其績，細繹詩文，似是用淮夷以克徐戎也，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又曰：“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又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其記述鄭重若是，知為當時一大事矣。
此後徐戎侵暴不見于史，惟徐國春秋時尚存，昭十三年乃滅于吳。
徐戎強于淮、萊，而衰亡亦較速者，殆以逼近諸夏，不如邊遠者之能苟延也。
諸夏在黃河下遊植基已千餘年，在理宜沿海濱南下，直開發長江流域。
然而遲之又久者，殆由淮夷、徐戎居中為之梗。
所以如此者，或緣淮域一帶，濕量過重，夏期酷熱，非古代諸夏所克堪，惟土著之民習焉，而其人又悍不易馴，故江、河兩帶之聯屬久愆其期也。
大抵東夷當西周時頗為諸夏所患苦，春秋時已漸衰熄，然種别尚存。
《論語》記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夷可居而俗以陋聞，即春秋末諸夷尚未同化之明證也。
《後漢書·東夷傳》雲：“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居為民戶。
”故自漢以後，此一帶無複夷之名矣。
複次論荊吳組。
春秋時，楚吳兩國本與諸夏為異族，無待說明。
兩國是否為親近之族，其族何自出，苦難确考。
近世治西南人種學者，或疑楚與今擺夷有系屬，既未能舉出鐵證，隻得阙疑。
《詩·殷武》雲：“奮伐荊、楚，冞入其阻。
”知商時此族已與諸夏對抗，其勢力不可侮。
春秋之楚國，自言其始封祖鬻熊為文王師，吾侪隻能以神話觀之。
管仲責楚人以“昭王南征而不複”，語見《左傳》，當是當時一事實，可見周初時楚已甚強。
然而彼之君長屢宣言：“我蠻夷也。
”（見第一節）是其别有一種民族意識之證據。
然則彼此後何故能與諸夏化合為一耶？彼因勢力發展之結果，蠶食諸夏，所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左傳》文）諸夏文化，本高于彼，彼欲統治其所滅之國，遂不得不自進而與之同化。
楚人之“用夏變夷”，其最大動機當在是。
此後鮮卑、女真、滿洲之對我，皆以征服為歸化，其先例實自楚開之。
春秋中葉以降，楚與晉“狎主夏盟”，自此遂成為中華民族之一主要成分。
《詩·閟宮》稱：“荊舒是懲。
”舒與荊并舉，當亦為古代一大族。
《左傳》有“群舒”之稱，其所建國有舒蓼、舒庸、舒鸠，在今安徽廬、鳳一帶，後皆見滅于楚。
此族蓋介于荊與淮夷之間，春秋時已同化終了。
吳俗斷發文身，其族系與楚較近，抑與越較近，尚難斷定。
舊史稱其開國之祖為泰伯，雖帶半神話的性質，吾輩亦無反證以否認之。
果爾，則不能不謂諸夏豪傑以有意識的行動謀開發此地。
雖然，自泰伯至春秋中葉五百餘年，吳地實在諸夏文化圈外為獨立的發展，後此之加入諸夏，實受楚之影響，且與楚同遵一途徑也。
複次論苗蠻組。
苗蠻族種類甚夥，今在滇、黔、桂諸省者，細别之不下數十族。
經學者研究之結果，區為三大系：曰苗，曰擺夷，曰猓猓（猓猓與羌同族）。
古代有“三苗”之稱，是否即用此分類，無從懸斷。
此族來自何地，無可考。
惟現在尚有安南、暹邏、緬甸三國，代表彼族之三派，而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來自馬來群島，亦未可知。
此族中有一别派号為槃瓠種，學者或以為即“盤古”之異文，然則彼輩或即為此地最初之土著，我族神話，有多數與彼混雜，亦未可知。
境内諸異族中，惟此組與我族交涉最早，而運命亦最長。
據漢儒說，黃帝所讨伐之蚩尤，即苗首長（鄭玄、韋昭等說），此屬神話性質，且勿深考。
但據《書·堯典》《臯陶谟》《禹貢》《呂刑》，皆言苗事至再至三，則在古代為我一勍敵可想。
《堯典》稱“分背三苗”，又稱“竄三苗”，《呂刑》稱“遏絕苗民”，大抵當堯、舜、禹之際，苗族已侵入我族之根據地，故以攘斥之為唯一大業。
《淮南子》稱：“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雖襲神話，亦當日時局一種暗示也，經累代放逐之後，其族愈竄而愈南。
《韓非子》雲：“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
”其後此根據地所在，略可推見。
至春秋時謂之蠻&mdash&mdash以其種類雜多，謂之群蠻，其别種謂之濮&mdash&mdash亦以其種類雜多，謂之百濮，以現存諸族比推之，蠻殆即苗，濮則擺夷或猓猓也。
春秋時，蠻役屬于楚，然亦屢叛（《左傳》桓十三年、文十六年），濮似頗為楚患，楚嘗作舟師以伐之（《左傳》文十六年、昭十九年。
杜預謂濮夷在建甯郡，晉之建甯在今雲南境，春秋時楚之勢力似所未及）。
戰國時，楚吳起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湖南、廣西），秦昭王将伐楚，先略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湖南及貴州之一部），其後漢武帝通西南夷，蜀諸葛亮奠定南中四郡，此組之根據地，始漸為我有。
然對于其人，羁縻而已。
故二千年間，叛服靡常，至唐時遂有南诏蒙氏之獨立，複蛻為段氏之大理。
至元代乃複合于中國，經過情節，當于次節别論之。
我族對于此組，素持輕蔑排斥的态度，吸收其成分，視他族為較少，故至今遺種尚存。
然亦有數種途徑，使其大部分漸次同化于我： 其一，寇暴内地，留而不歸，後遂散為齊民。
例如五胡亂時，諸蠻北遷，陸渾以南，滿于山谷。
後周平梁、益，自爾遂同華人（《通典》文）。
其二，華人投入其族，撫有其衆，因率以内附。
例如桓玄敗後，其子誕亡入蠻中，為太陽蠻首，率八萬餘落附魏，誕子叔興，複招慰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魏書》文）。
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