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南朝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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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數學，就用《綴術》作課本，學習期限定為四年，這部書的重要性可以想見。
何承天的《元嘉曆》比古曆十一家都精密，祖沖之認為還嫌粗疏，創制稱為《大明曆》的新曆法。
《大明曆》測定一回歸年（太陽自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冬至點）的日數為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與近代科學所得日數相差隻約五十秒。
又測定月亮環行一周的日數為二九?二一二二二日，與近代科學所得日數相差不到一秒。
古人稱木星為歲星，春秋時期用歲（歲星）在某次（天分十二次）來紀年，因為當時認為歲星恰恰十二年行一周天。
劉歆《三統曆》知道古法有誤，創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的超辰法。
祖沖之改正劉歆的粗疏，定“歲星行天七匝（音zā），環繞一周。
七匝，八十四年），輙超一次”（《三統曆》是歲星行天十二匝，超一次）。
木星公轉一次是一一?八六年，七次是八三?○二年，和祖沖之所測定的八十四年，相差頗近。
《大明曆》開始應用虞喜的歲差法，此後曆數家無不研究歲差度數，逐漸趨向精密。
《大明曆》多有創見，宋孝武帝令朝臣會商，有人以“誣天背經”為理由，反對采用《大明曆》。
直到梁武帝時，才用《大明曆》代替《元嘉曆》。
祖沖之又能制造機械。
他曾為齊高帝造指南車，車内設銅機，車子任意圓轉，不失方向。
又造千裡船，一天能行百餘裡。
《南史》還說，祖沖之本諸葛亮木牛流馬遺意，造一種陸上運輸工具，不借風力水力，機械自身能運動，不勞人力。
這可能是不很費人力的機車，也可能是史家的虛構，因為唐宋還有類似千裡船的人力輪船，機車卻從不見于後世的記載。
祖沖之的兒子祖暅之（暅音宣xuān），幼年就傳習家學，當他深思入神的時候，霹靂聲也不會聽到。
有一次在路上行走，頭觸大官徐勉，徐勉叫他，才驚覺。
他用立體幾何中的一種方法求得圓球的體積，又造銅日圭（測日影用）、漏壺（滴水計時器），都極精密。
他的兒子祖皓，也傳家學，擅長曆算。
侯景作亂，祖皓被殺。
自祖昌以來父子相傳的科學世家，被侯景覆滅了，是多麼大的損失！ 八醫學 東晉南朝，士族多精醫學。
東晉殷浩妙解脈理，治一百歲老婦人病，一劑便愈。
殷仲堪親為病人診脈制方，借示仁慈。
宋孔熙先善療病，兼精脈理；羊欣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這些醫家中最出色的要算道教徒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說，道士一定要兼修醫術，以免諸疾病。
葛洪搜集戴霸、華佗所集《金匮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類雜方》五百餘卷，又搜集甘胡、呂傅等人所撰《暴猝備急方》幾百個，作《玉函方》一百卷，按病名分類，按病類施方，檢查很方便；又作《肘後救猝方》三卷。
他說，家裡有了這個《救猝方》，可以不用醫生。
醫生多是承襲世業，有名無實。
他們自造虛名以圖财利，開方喜用貴藥多至數十種，貧家請他們不起，請來了又多害人，倒不如自己懂得醫方，比請無知醫生要妥當些。
葛洪所作《救猝方》，都是驗方，藥物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貴品。
陶弘景注《本草經》，又撰《藥總訣》，又增補葛洪《肘後救猝方》，作《肘後百一方》。
葛洪陶弘景都說，醫師和藥物多在京城裡，京外城邑就不多，鄉村更是缺少醫藥，他們作肘後方，是為貧家着想，用意是很好的。
城邑裡醫學發達，就《隋書?經籍志》所載南朝醫藥書，有脈理、病理、藥性、制藥、針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單方、驗方、家傳秘方等書；分科有小兒科、産科、婦女科、癰疽科、耳眼科、傷科、瘧疾、痨病、癞病、軟腳病、飲食法、養生術、男女交接術、人體圖、獸醫科（馬牛駝騾）、印度醫方等。
撰書人多是著名士族，科目分得很精細。
九藝術 書法--書法自東漢以來，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
魏鐘繇始創真書，獨辟新境，因此被稱為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至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稱為書聖。
王羲之不僅吸收漢魏諸書家的精華，更重要處還在于脫出鐘繇真書的境界又自辟新境。
這就是說，鐘繇的真書多少還留有隸書的遺迹，王羲之的真書，形體完全能自立。
有人以為“右軍（王羲之曾作右将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風盡，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就是指這一點說的。
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書法不比王羲之低，人稱為小聖。
父子合稱為二王。
齊朝王僧虔說“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二王）爾。
不爾，至今猶法鐘（繇）張（芝）也”。
梁武帝評王羲之書，說“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曆代寶之，永以為訓”。
二王真書為南方書體的正宗，北方沿襲魏晉（西晉）舊書體，因之南北書法不同。
南北統一後，經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書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
繪畫--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說“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
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南朝士族特重書法，因之繪畫也同時發達。
東晉朝如晉明帝、王羲之、王獻之、顧恺之、戴逵、戴逵，宋朝如陸探微、宗炳、謝莊，齊朝如謝赫、劉瑱（音鎮zhèn）、毛惠遠，梁朝如梁元帝、陶弘景、張僧繇，陳朝如顧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畫家。
其中顧恺之尤為傑出。
謝安稱顧恺之畫為生人以來所未有，當時人又稱顧恺之有三絕，畫絕是三絕之一（其餘二絕是才絕、癡絕），足見他的繪畫在當時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境界。
他改變漢魏以來古拙的作風，特别着重在傳達畫中人物的神情，因此點睛成為傳神的一個重要手段。
他常說，“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這個，指點睛）中”。
瓦棺寺僧設大會請朝官布施，朝官施錢最多不過十萬，顧恺之獨布施一百萬。
令寺僧備一新壁，顧恺之閉門月餘，畫維摩诘像一軀，告寺僧說，觀衆第一日可請施錢十萬，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随意布施。
畫畢開寺，維摩诘畫像光彩耀目，據說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幾忘言之狀”。
幾天得錢數百萬。
現在還存在的《女史箴圖》，相傳是顧恺之的真迹。
其他畫家如：宗炳善畫山水，顧景秀善畫蟲鳥。
謝赫善寫真，稱南朝第一。
劉瑱善畫美女，毛惠遠善畫馬，都稱當時無匹。
梁元帝善畫外國人物，張僧繇專畫寺壁。
謝莊制方丈木版，畫中國山川疆域，分開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國地圖。
畫地圖不是藝術，但也表現出他的巧思。
漢魏以來，書家常著書法論，闡發書法的秘巧。
自東晉起，畫家也作畫法論，如顧恺之有《論畫》，謝赫有《論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随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模移寫），王微有《叙畫》。
唐以後人論書法畫法，沒有人能超出東晉南朝的範圍。
雕刻--戴逵工書畫，人物山水，妙絕當時。
戴逵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作無量壽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兩大菩薩。
因舊傳雕刻術樸拙，不能起人敬心。
戴逵潛坐帷中，密聽觀衆批評，所有褒貶，悉心研究，接連三年，修成新像，衆人驚服。
戴逵子戴逵，傳父業，宋太子在瓦棺寺鑄丈六金像，像成覺頭面瘦小，工匠無法再修改，請戴颙審視。
戴颙說，這不是面瘦，是臂胛過肥。
削損臂胛，形相就變得很雄偉。
其他雕鑄如梁釋僧佑造剡溪大石像，釋法悅鑄丈九金像，用銅四萬三千斤，技術也頗有可觀。
不過，南方佛教發展的重點在義理方面，宗教形迹方面不甚重視，因此，雕刻遠不及北方佛教的規模巨大、技術精湛。
摹拓術--王羲之學書，得力于蔡邕石經、張芝《華山碑》和鐘繇的書法（主要應是《受禅碑》）。
這些碑都在北方，疑當時已有拓碑術。
顧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紙依法上蠟，拓名畫不失神采筆意，這比拓碑術更精緻得多。
拓碑的方法，一朝有人應用到木版上，就會變成印刷術。
南方權貴大營宮室，僧徒盛造寺塔，規模雖不及北方，建築術卻也有相當的成就。
南方士族多擅長音樂，創制新聲。
又圍棋與書畫同樣重視，稱為手談，或稱坐隐。
凡是能滿足精神上享樂的文化事業，南朝都有高度的發展。
高歡說，江東有蕭衍老翁，專講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說是正朔所在。
隋滅陳，得清商樂，隋文帝說，“此華夏正聲也”。
北方承認南方文化是華夏正統，不僅音樂一端，所以，軍事上北朝戰勝南朝，文化上卻是南朝戰勝北朝。
簡短的結論 西晉末大亂，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勞動民衆遷移到長江流域，對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起着促進的作用。
東晉南朝立國将近三百年，除梁末大亂，其餘戰亂，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壞性并不太嚴重。
大體上社會處在安定狀态中，因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獲得了必要的條件。
東晉南朝是漢族建立的政權，在對抗北方非漢族政權的意義上，得到南方士族和廣大民歡的擁護，也得到北方漢族民衆的同情。
北方統治者兩次大舉南侵（三八三年前秦苻堅，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南方政權用小的兵力擊敗北方軍，主要是依靠南北漢族的合力支持。
自然，南方執政者的軍事部署和長江天險的利用，也是擊敗北方軍的重要原因。
以王謝兩家為首的百家士族，始終是南方政權的骨幹。
宋齊梁陳四朝皇帝都出身素族，他們縱然引用一些有功和得寵的寒人，百家士族的尊嚴地位，仍不可觸動。
在皇帝統率下，百家士族和貴族（皇帝家子弟）共同執掌政權。
百家士族和貴族是享有各種特權的一個社會階層。
新朝代興起，總有一個社會比較安靜的時期，民衆從而多少獲得一些休息的機會。
等到這個朝代的暴君出現，一個新朝代又起來代替它。
所以，将近三百年中，南方改換了五個朝代，對穩定社會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長江流域經濟就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發展起來。
特别是雜煉生鍒的煉鋼法被發現，使南方生産工具得到改進。
水利的興修，擴大了水田面積，耕作技術的進步，提高了農作物的産量，稻谷産量比粟麥高，這就有可能繁殖長江流域的人口。
東晉以下，人口有顯著的增加，依靠勞動民衆的力量，一向落後的經濟，逐漸追上黃河流域的水平。
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合起來，中國封建經濟的勢力更繁盛了。
在這個基礎上，才産生出比兩漢更強大的唐朝。
勞動民衆發展長江流域的經濟，享受特權的士族和貴族，得到充裕的物質供養，過着富饒安閑的生活，有餘力來從事文化事業。
東晉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劃時代的。
就文學藝術說，漢魏西晉，總不離古拙的作風，自東晉起，各部門陸續進入新巧的境界。
藝術部門，王羲之的書法，顧恺之的繪畫，戴逵的雕刻，都在東晉時完成革舊布新的事業。
文學部門，革新開始于宋齊，至梁陳接近于完成，進一步就成為唐朝的律詩律賦和四六文。
另一種革新，是以古文（散體文）改革骈體文，開始于陳朝的姚察，為唐韓愈開古文運動的先路。
就經學、哲學、宗教說，西晉以前，總不離拘執不開展的作風（魏及西晉玄學，對兩漢經學是開展的表現，但仍拘執于老莊之學），自東晉起，各部門都無拘執地開展起來。
首先是佛教，對各方面發生巨大的影響。
玄學和佛教合流，道教仿佛經大造道經（《隋書?經籍志》道教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房中十三部，符箓十七部。
這種道經大部分是東晉南北朝道士所造），儒學也采取佛學中義疏體作儒經義疏，梁朝皇侃作《論語義疏》，還用一些佛理來解釋儒學。
不管玄道（教）儒三家與佛或合流或反對，在佛教影響下，各有開展的現象，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漢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誠的佛教徒梁武帝，雖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制成神丹，讓自己也可以長生；陳武帝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
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樣盛行，三吳及濱海各地，道教尤為得勢。
一般人希望從這一宗教的神也從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種好處，無專奉一教專求一神的信心，這種思想的本質，依然還是儒家的那個鬼神不可知論。
儒家的倫常、禮法，佛教的因果報應，道教的長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個人的頭腦裡，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張，并不是沒有依據。
用佛教的五戒（不殺、不盜、不淫、不欺騙、不飲酒）、十善（不犯殺、盜、淫、妒忌、忿恨、愚癡、謊話、巧辯、挑撥、惡罵），配合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的整套神道設教，統治者以為可以化民成俗，坐緻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為緻力。
但是，儒學中的正統派思想家（古文經學派中的王充派），在神滅或不滅的根本問題上，與佛教進行着不調和的鬥争。
這一派論家人數雖少，真理卻在這一派方面，範缜《神滅論》發表後，震動了當時的整個思想界，因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
自東晉時起，特别是從宋時起，儒佛鬥争愈趨尖銳化，宗炳作《明佛論》，主張人死神不滅，何承天著論駁宗炳。
何承天作《達性論》，主張人貴物賤，否認佛教衆生平等說，又主張神滅，反對佛教輪回說。
顔延之著論駁何承天。
範缜作《神滅論》，引起更廣泛的辯駁。
大抵南朝思想家析理精細，反複深入，辯駁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終保持嚴肅的态度，不動意氣，這一點堪稱論家的良好模範。
梁武帝用政治壓力阻止範缜的答辯，破壞了這個慣例，實際上等于梁武帝為首的神不滅論者，宣告自己理屈辭窮，承認失敗。
在東晉南朝時期，長江流域開發出來了，使隋唐封建經濟得到比兩漢增加一倍的來源；文化事業發展起來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兩漢提高一層的憑借。
東晉南朝對曆史是有貢獻的，不能因為政治上是偏安，輕視它們的貢獻。
何承天的《元嘉曆》比古曆十一家都精密，祖沖之認為還嫌粗疏，創制稱為《大明曆》的新曆法。
《大明曆》測定一回歸年（太陽自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冬至點）的日數為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與近代科學所得日數相差隻約五十秒。
又測定月亮環行一周的日數為二九?二一二二二日，與近代科學所得日數相差不到一秒。
古人稱木星為歲星，春秋時期用歲（歲星）在某次（天分十二次）來紀年，因為當時認為歲星恰恰十二年行一周天。
劉歆《三統曆》知道古法有誤，創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的超辰法。
祖沖之改正劉歆的粗疏，定“歲星行天七匝（音zā），環繞一周。
七匝，八十四年），輙超一次”（《三統曆》是歲星行天十二匝，超一次）。
木星公轉一次是一一?八六年，七次是八三?○二年，和祖沖之所測定的八十四年，相差頗近。
《大明曆》開始應用虞喜的歲差法，此後曆數家無不研究歲差度數，逐漸趨向精密。
《大明曆》多有創見，宋孝武帝令朝臣會商，有人以“誣天背經”為理由，反對采用《大明曆》。
直到梁武帝時，才用《大明曆》代替《元嘉曆》。
祖沖之又能制造機械。
他曾為齊高帝造指南車，車内設銅機，車子任意圓轉，不失方向。
又造千裡船，一天能行百餘裡。
《南史》還說，祖沖之本諸葛亮木牛流馬遺意，造一種陸上運輸工具，不借風力水力，機械自身能運動，不勞人力。
這可能是不很費人力的機車，也可能是史家的虛構，因為唐宋還有類似千裡船的人力輪船，機車卻從不見于後世的記載。
祖沖之的兒子祖暅之（暅音宣xuān），幼年就傳習家學，當他深思入神的時候，霹靂聲也不會聽到。
有一次在路上行走，頭觸大官徐勉，徐勉叫他，才驚覺。
他用立體幾何中的一種方法求得圓球的體積，又造銅日圭（測日影用）、漏壺（滴水計時器），都極精密。
他的兒子祖皓，也傳家學，擅長曆算。
侯景作亂，祖皓被殺。
自祖昌以來父子相傳的科學世家，被侯景覆滅了，是多麼大的損失！ 八醫學 東晉南朝，士族多精醫學。
東晉殷浩妙解脈理，治一百歲老婦人病，一劑便愈。
殷仲堪親為病人診脈制方，借示仁慈。
宋孔熙先善療病，兼精脈理；羊欣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這些醫家中最出色的要算道教徒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說，道士一定要兼修醫術，以免諸疾病。
葛洪搜集戴霸、華佗所集《金匮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類雜方》五百餘卷，又搜集甘胡、呂傅等人所撰《暴猝備急方》幾百個，作《玉函方》一百卷，按病名分類，按病類施方，檢查很方便；又作《肘後救猝方》三卷。
他說，家裡有了這個《救猝方》，可以不用醫生。
醫生多是承襲世業，有名無實。
他們自造虛名以圖财利，開方喜用貴藥多至數十種，貧家請他們不起，請來了又多害人，倒不如自己懂得醫方，比請無知醫生要妥當些。
葛洪所作《救猝方》，都是驗方，藥物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貴品。
陶弘景注《本草經》，又撰《藥總訣》，又增補葛洪《肘後救猝方》，作《肘後百一方》。
葛洪陶弘景都說，醫師和藥物多在京城裡，京外城邑就不多，鄉村更是缺少醫藥，他們作肘後方，是為貧家着想，用意是很好的。
城邑裡醫學發達，就《隋書?經籍志》所載南朝醫藥書，有脈理、病理、藥性、制藥、針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單方、驗方、家傳秘方等書；分科有小兒科、産科、婦女科、癰疽科、耳眼科、傷科、瘧疾、痨病、癞病、軟腳病、飲食法、養生術、男女交接術、人體圖、獸醫科（馬牛駝騾）、印度醫方等。
撰書人多是著名士族，科目分得很精細。
九藝術 書法--書法自東漢以來，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
魏鐘繇始創真書，獨辟新境，因此被稱為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至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稱為書聖。
王羲之不僅吸收漢魏諸書家的精華，更重要處還在于脫出鐘繇真書的境界又自辟新境。
這就是說，鐘繇的真書多少還留有隸書的遺迹，王羲之的真書，形體完全能自立。
有人以為“右軍（王羲之曾作右将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風盡，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就是指這一點說的。
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書法不比王羲之低，人稱為小聖。
父子合稱為二王。
齊朝王僧虔說“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二王）爾。
不爾，至今猶法鐘（繇）張（芝）也”。
梁武帝評王羲之書，說“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曆代寶之，永以為訓”。
二王真書為南方書體的正宗，北方沿襲魏晉（西晉）舊書體，因之南北書法不同。
南北統一後，經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書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
繪畫--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說“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
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南朝士族特重書法，因之繪畫也同時發達。
東晉朝如晉明帝、王羲之、王獻之、顧恺之、戴逵、戴逵，宋朝如陸探微、宗炳、謝莊，齊朝如謝赫、劉瑱（音鎮zhèn）、毛惠遠，梁朝如梁元帝、陶弘景、張僧繇，陳朝如顧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畫家。
其中顧恺之尤為傑出。
謝安稱顧恺之畫為生人以來所未有，當時人又稱顧恺之有三絕，畫絕是三絕之一（其餘二絕是才絕、癡絕），足見他的繪畫在當時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境界。
他改變漢魏以來古拙的作風，特别着重在傳達畫中人物的神情，因此點睛成為傳神的一個重要手段。
他常說，“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這個，指點睛）中”。
瓦棺寺僧設大會請朝官布施，朝官施錢最多不過十萬，顧恺之獨布施一百萬。
令寺僧備一新壁，顧恺之閉門月餘，畫維摩诘像一軀，告寺僧說，觀衆第一日可請施錢十萬，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随意布施。
畫畢開寺，維摩诘畫像光彩耀目，據說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幾忘言之狀”。
幾天得錢數百萬。
現在還存在的《女史箴圖》，相傳是顧恺之的真迹。
其他畫家如：宗炳善畫山水，顧景秀善畫蟲鳥。
謝赫善寫真，稱南朝第一。
劉瑱善畫美女，毛惠遠善畫馬，都稱當時無匹。
梁元帝善畫外國人物，張僧繇專畫寺壁。
謝莊制方丈木版，畫中國山川疆域，分開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國地圖。
畫地圖不是藝術，但也表現出他的巧思。
漢魏以來，書家常著書法論，闡發書法的秘巧。
自東晉起，畫家也作畫法論，如顧恺之有《論畫》，謝赫有《論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随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模移寫），王微有《叙畫》。
唐以後人論書法畫法，沒有人能超出東晉南朝的範圍。
雕刻--戴逵工書畫，人物山水，妙絕當時。
戴逵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作無量壽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兩大菩薩。
因舊傳雕刻術樸拙，不能起人敬心。
戴逵潛坐帷中，密聽觀衆批評，所有褒貶，悉心研究，接連三年，修成新像，衆人驚服。
戴逵子戴逵，傳父業，宋太子在瓦棺寺鑄丈六金像，像成覺頭面瘦小，工匠無法再修改，請戴颙審視。
戴颙說，這不是面瘦，是臂胛過肥。
削損臂胛，形相就變得很雄偉。
其他雕鑄如梁釋僧佑造剡溪大石像，釋法悅鑄丈九金像，用銅四萬三千斤，技術也頗有可觀。
不過，南方佛教發展的重點在義理方面，宗教形迹方面不甚重視，因此，雕刻遠不及北方佛教的規模巨大、技術精湛。
摹拓術--王羲之學書，得力于蔡邕石經、張芝《華山碑》和鐘繇的書法（主要應是《受禅碑》）。
這些碑都在北方，疑當時已有拓碑術。
顧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紙依法上蠟，拓名畫不失神采筆意，這比拓碑術更精緻得多。
拓碑的方法，一朝有人應用到木版上，就會變成印刷術。
南方權貴大營宮室，僧徒盛造寺塔，規模雖不及北方，建築術卻也有相當的成就。
南方士族多擅長音樂，創制新聲。
又圍棋與書畫同樣重視，稱為手談，或稱坐隐。
凡是能滿足精神上享樂的文化事業，南朝都有高度的發展。
高歡說，江東有蕭衍老翁，專講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說是正朔所在。
隋滅陳，得清商樂，隋文帝說，“此華夏正聲也”。
北方承認南方文化是華夏正統，不僅音樂一端，所以，軍事上北朝戰勝南朝，文化上卻是南朝戰勝北朝。
簡短的結論 西晉末大亂，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勞動民衆遷移到長江流域，對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起着促進的作用。
東晉南朝立國将近三百年，除梁末大亂，其餘戰亂，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壞性并不太嚴重。
大體上社會處在安定狀态中，因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獲得了必要的條件。
東晉南朝是漢族建立的政權，在對抗北方非漢族政權的意義上，得到南方士族和廣大民歡的擁護，也得到北方漢族民衆的同情。
北方統治者兩次大舉南侵（三八三年前秦苻堅，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南方政權用小的兵力擊敗北方軍，主要是依靠南北漢族的合力支持。
自然，南方執政者的軍事部署和長江天險的利用，也是擊敗北方軍的重要原因。
以王謝兩家為首的百家士族，始終是南方政權的骨幹。
宋齊梁陳四朝皇帝都出身素族，他們縱然引用一些有功和得寵的寒人，百家士族的尊嚴地位，仍不可觸動。
在皇帝統率下，百家士族和貴族（皇帝家子弟）共同執掌政權。
百家士族和貴族是享有各種特權的一個社會階層。
新朝代興起，總有一個社會比較安靜的時期，民衆從而多少獲得一些休息的機會。
等到這個朝代的暴君出現，一個新朝代又起來代替它。
所以，将近三百年中，南方改換了五個朝代，對穩定社會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長江流域經濟就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發展起來。
特别是雜煉生鍒的煉鋼法被發現，使南方生産工具得到改進。
水利的興修，擴大了水田面積，耕作技術的進步，提高了農作物的産量，稻谷産量比粟麥高，這就有可能繁殖長江流域的人口。
東晉以下，人口有顯著的增加，依靠勞動民衆的力量，一向落後的經濟，逐漸追上黃河流域的水平。
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合起來，中國封建經濟的勢力更繁盛了。
在這個基礎上，才産生出比兩漢更強大的唐朝。
勞動民衆發展長江流域的經濟，享受特權的士族和貴族，得到充裕的物質供養，過着富饒安閑的生活，有餘力來從事文化事業。
東晉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劃時代的。
就文學藝術說，漢魏西晉，總不離古拙的作風，自東晉起，各部門陸續進入新巧的境界。
藝術部門，王羲之的書法，顧恺之的繪畫，戴逵的雕刻，都在東晉時完成革舊布新的事業。
文學部門，革新開始于宋齊，至梁陳接近于完成，進一步就成為唐朝的律詩律賦和四六文。
另一種革新，是以古文（散體文）改革骈體文，開始于陳朝的姚察，為唐韓愈開古文運動的先路。
就經學、哲學、宗教說，西晉以前，總不離拘執不開展的作風（魏及西晉玄學，對兩漢經學是開展的表現，但仍拘執于老莊之學），自東晉起，各部門都無拘執地開展起來。
首先是佛教，對各方面發生巨大的影響。
玄學和佛教合流，道教仿佛經大造道經（《隋書?經籍志》道教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房中十三部，符箓十七部。
這種道經大部分是東晉南北朝道士所造），儒學也采取佛學中義疏體作儒經義疏，梁朝皇侃作《論語義疏》，還用一些佛理來解釋儒學。
不管玄道（教）儒三家與佛或合流或反對，在佛教影響下，各有開展的現象，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漢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誠的佛教徒梁武帝，雖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制成神丹，讓自己也可以長生；陳武帝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
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樣盛行，三吳及濱海各地，道教尤為得勢。
一般人希望從這一宗教的神也從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種好處，無專奉一教專求一神的信心，這種思想的本質，依然還是儒家的那個鬼神不可知論。
儒家的倫常、禮法，佛教的因果報應，道教的長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個人的頭腦裡，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張，并不是沒有依據。
用佛教的五戒（不殺、不盜、不淫、不欺騙、不飲酒）、十善（不犯殺、盜、淫、妒忌、忿恨、愚癡、謊話、巧辯、挑撥、惡罵），配合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的整套神道設教，統治者以為可以化民成俗，坐緻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為緻力。
但是，儒學中的正統派思想家（古文經學派中的王充派），在神滅或不滅的根本問題上，與佛教進行着不調和的鬥争。
這一派論家人數雖少，真理卻在這一派方面，範缜《神滅論》發表後，震動了當時的整個思想界，因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
自東晉時起，特别是從宋時起，儒佛鬥争愈趨尖銳化，宗炳作《明佛論》，主張人死神不滅，何承天著論駁宗炳。
何承天作《達性論》，主張人貴物賤，否認佛教衆生平等說，又主張神滅，反對佛教輪回說。
顔延之著論駁何承天。
範缜作《神滅論》，引起更廣泛的辯駁。
大抵南朝思想家析理精細，反複深入，辯駁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終保持嚴肅的态度，不動意氣，這一點堪稱論家的良好模範。
梁武帝用政治壓力阻止範缜的答辯，破壞了這個慣例，實際上等于梁武帝為首的神不滅論者，宣告自己理屈辭窮，承認失敗。
在東晉南朝時期，長江流域開發出來了，使隋唐封建經濟得到比兩漢增加一倍的來源；文化事業發展起來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兩漢提高一層的憑借。
東晉南朝對曆史是有貢獻的，不能因為政治上是偏安，輕視它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