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南朝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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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化的一個顯例。
佛教在南方繼續上升，在佛寺方面，數目有很大的增加。
就建康一地計數，東晉時約有佛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時又累增到七百所。
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比例當相類似。
梁郭祖深上書說，“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
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
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這是當時佛寺大興的實錄。
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屬鑄造形象，宋文帝時，蕭摹之請限止用銅造像，足見當時有很多銅像。
此後，宋孝武帝造無量壽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銀銅像尤多，他曾造丈八銅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軀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層高的大堂來保護石像。
其餘王公貴族造像也不會少，确是奢靡無極，大耗民财。
在佞佛方面，齊竟陵王蕭子良設齋大會衆僧，親自給衆僧送飯送水，也就是舍身為奴的意思。
至梁武帝竟公開舍身同泰寺，表示為衆僧作奴，佞佛達到極點。
此後，陳武帝在大莊嚴寺舍身，陳後主即位，在弘法寺舍身。
舍身成為皇帝在位的一種儀式，類似儒家儀式的皇帝南郊祭天，道教儀式的皇帝受篆。
如果三種儀式作比較，舍身是最虛僞卑劣的表現。
南朝興佛教，雖然有上列三種情形，但重點仍在研究佛教的義理，對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是有巨大影響的。
南朝和北朝趨向不同，北朝興佛教，重點在發揚佛教的形迹，建寺院、造石窟，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
這些形迹對中國藝術的發展也是有巨大的貢獻。
作為一個宗教的佛教，在宗教信仰淡薄的漢族社會裡，經過一度興盛以後，終于衰落了，它的哲學和藝術，經過長時期的消化，卻豐富了漢族古文化的内容。
六儒、佛、道教相互間的鬥争 生和死，在人類思想上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儒家重生不重死，學說着重在怎樣做人，怎樣規定人與人的關系和怎樣統治人民，儒經所講不外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對死後事（鬼神的有無）置而不論。
所謂“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還太多，那裡管得死後的事），就是儒家對生和死的态度。
又如“朝聞道，夕死可矣”，更顯示重生輕死的精神。
這是儒家學說的切實處，但也因為這種切實的學風，在哲學思想上或者說在精神現象的研究上（孔子極少講性、命、天道），孟子和董仲舒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學說，荀子和王充為代表的唯物主義學說，研究的寬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夠的。
佛教的傳來，使得儒家唯心主義哲學大大發展起來（宋明理學）。
從哲學的整個發展過程來說，這是一個大的推進。
不論儒學如何吸收佛教哲學，但對生死問題，在說經時依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滅論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學始終不曾宗教化。
道家不信死後有鬼神，學說着重在個人生前的适意求樂（“長生久視”也是适意求樂的一種）。
它的支派魏晉玄學，正如《列子?楊朱篇》所發揮的那種無鬼論，是極端消極腐朽的思想。
東晉以後的玄學，與佛教聯合，玄學家既要生前享現世的樂，又願死後享來世的樂，玄與佛不曾發生過鬥争，實際上玄學附和了神不滅論，已成佛教的助手。
佛教和道教都相信神不滅，但對不滅的想法卻不同。
道教以“無死”（肉體常生）為宗，是貪生的宗教。
它希望得不死藥求長生，還希望帶着妻妾奴仆甚至雞狗全家登天，這就是想用自己現有的肉體永遠享受無窮的人欲。
所謂屍解羽化，是後來制造的騙術，原來是想肉體永生的。
《抱樸子》說“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于長谷”（房中禦女術），可以延年，黃帝帶一千二百女升天，說明道教思想何等的貪婪，何等的醜惡。
它本身并沒有什麼哲學，隻是一片妖妄。
它和佛教發生鬥争，不是因為哲學不同，而是因為想用自己的幻想排斥外來的幻想。
佛教以“無生”（精神不死）為宗，是畏死的宗教。
它确認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甯願放棄現世的人事，專心為死後作打算，借以逃脫生死之苦，避免輪回（報應）之痛。
慧遠緻劉遺民等信裡說，“意謂六齋日（每月有六天齋戒），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笃，來生之計深矣”。
本來玄學家一向簡絕常務，專心空無，現在說這是為來世種福根，宜乎東晉以來，玄佛合流。
以上四派，分成鬥争的兩個營壘，一方面是儒學，一方面是佛教。
道教附儒，玄學附佛。
儒佛鬥争的根本問題是神滅論與神不滅論，其他如禮制、華夷等問題，都是較次的争論。
儒佛争論，在東晉，主要為禮制問題。
晉成帝時庾冰執朝政，主張沙門見皇帝，應該行跪拜禮。
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堅決反對。
經反複辯論，庾冰的主張失敗了。
桓玄又提出跪拜問題，與佛教徒反複辯論，等到篡位後，放棄了自己的主張。
宋孝武帝诏令沙門拜皇帝，他的兒子宋廢帝廢除宋孝武帝的诏令。
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認儒家的根本倫理，儒家要僧徒拜皇帝，等于否認僧徒的棄俗出世，而且正如反對桓玄的桓謙等人所說，如果僧徒改變不拜皇帝的規矩，那末，其他應該改變的事還很多，一改再改，也就不成其為僧徒。
在這一鬥争中，儒家的進攻敵不過玄佛兩派的聯合反抗。
宋齊間，出現道教和佛教的鬥争。
東漢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謬說，西晉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經》。
到宋末，道士顧歡作《夷夏論》，極意誣佛，引起兩教的大争論。
《夷夏論》要旨在于“舍華效夷，義将安取”？就是說，漢族人有自己的禮制風俗，為什麼要模效外國的禮制風俗。
齊道教徒假托張融名義作《三破論》，仍是《化胡經》之類的謬說。
道教徒一貫用造謠誣蔑為鬥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謠言來反攻，如《正誣論》說老子聞道于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
又如《清淨法行經》說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國）教化，儒童菩薩即孔子，光淨菩薩即顔淵，摩诃迦葉即老子。
道教攻擊佛教，竟向謠言求助力，當然是毫無意義的辯論。
在這一鬥争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戰敗了。
神不滅論是佛教的根本依據，隻有儒家的古文經學派能夠推倒這個根本依據。
儒家在平時對鬼神持不可知論，但在反對主張有鬼神的學派時，它可以主張無鬼論，戰國儒家曾用無鬼論反對墨家學派，就是一個先例。
東漢今文經學派盛行，王充曾主張無鬼論來反對今文經學派。
王充的學說，到齊梁間，由于範缜作《神滅論》，得到很大的發揚。
範缜以前，宋何承天反對輪回說，作《達性論》，說“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宋範晔曾想著無鬼論，說死就是滅，天下決無佛鬼。
《後漢書?西域傳》說佛教“好大不經，奇谲無已”，“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騙）焉”。
這些都是不信輪回，不語怪神的儒家思想。
齊竟陵王蕭子良大興佛教，聲勢極盛，儒家思想也高度發展，成為範缜的《神滅論》。
範缜是名儒劉瓛的學生，博通經術，尤精三禮，秉性質直，敢于發高論。
蕭子良招名士蕭衍、沈約等人作賓客，範缜也被招請。
當時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鬥争的最好場所。
蕭子良崇信佛教，範缜當面反駁。
蕭子良問，你不信因果，那末，為什麼人有富貴貧賤？範缜答，人生在世，好比樹上同時長的許多花，随風飄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糞坑裡。
貴賤固然不一樣，因果究竟在那裡？蕭子良說不出理由，很不滿意範缜的回答。
範缜作《神滅論》，證明物質是實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論中設有問答凡三十餘條，大旨如下：（1）精神是肉體（形）的作用，肉體是精神的本質。
肉體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體死滅，精神也就消失。
好比一把刀。
精神是犀利，肉體是刀口，沒有刀口，就不會有犀利。
所以，沒有肉體，也就不會有精神。
（2）物質有多樣的種類。
譬如木是無知的物質，人是有知的物質。
人死了，身體變成象無知的物質，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質的無知。
（3）物質變化有一定的規律。
譬如樹木，先是活樹，後是枯木，枯木決不能又變活樹。
猶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決不能再變活人。
（4）心髒（那時候不能知道腦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
心髒有病，思想就錯誤，可知精神是物質（心）的産品。
（5）鬼神是沒有的。
儒家祭祀鬼神，隻是教人孝悌，不是說真有鬼神來飲食。
妖怪也是沒有的，古書記怪事，不可憑信。
佛教說人死變鬼，鬼又變人，是毫無證據的謊話。
《神滅論》最後指出世人信佛，動機由于自私自利。
富貴人不惜竭财破産布施富僧，對貧窮人絲毫不肯救濟，因為布施富僧有來世得厚報的希望，救濟貧窮得不到一些報酬。
現在國家貧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滅的緣故。
歸根到底隻有耕田吃飯，養蠶穿衣，才是人生真實的事業。
《神滅論》發表後，佛教信徒喧嘩反對，蕭子良集衆僧和範缜辯論，都被範缜駁倒，有些人寫《難神滅論》，可是他們隻能拿些書本上的鬼神來證明鬼神，誰也拿不出一個真鬼神來。
範缜依據真理，和他們進行論戰，确是做到“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緻命的打擊。
一個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條作武器，想一下子難倒範缜，說，範先生呵！你竟不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那裡！意思是說，你不承認你的祖先神靈在天上，就是不孝。
範缜回答說，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那裡，為什麼不自殺去找他們！蕭子良使王融勸範缜，說，象你這樣的美才，不怕不遷升到中書郎那種高官，何苦堅持這個議論，阻礙自己的前途。
範缜大笑答道，我範缜如果賣論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說的那個官。
範缜是這樣有骨氣的一個思想家，佛教徒束手無策。
蕭衍做皇帝後，下了一道答臣下神滅論的敕書，硬說範缜違經（儒經）背親，言語可息（不許再說）。
又給範缜加上罪名，流放到廣州。
僧徒釋法雲拿着這道敕書，送給王公朝貴們看。
王公朝貴六十二人寫回信，跟着梁武帝來責罵範缜，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壓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機。
範缜遭貶斥，儒家的反對并不停止。
郭祖深擡着棺材到宮門極谏，說行佛法要亡國。
荀濟也上書痛斥佛教，幾乎被梁武帝殺死。
張僧繇專畫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畫毗（音皮pí）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
梁武帝問張僧繇，何故佛寺中畫孔聖人。
張僧繇答，将來還得靠他。
這個答話是有意義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終究壓不倒儒學。
凡是佛教徒，都主張調和儒佛，沈約作《均聖論》，就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道士陶弘景作《難沈約均聖論》，反對“内聖（佛）外聖（周公孔子），義均理一”的說法。
足見在佛教極盛的時候，道教徒還是依附儒家，反對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關系，大體上，儒家對佛教，排斥多于調和，佛教對儒家，調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調和（道教徒也有主張調和的）；儒家對道教不排斥也不調和，道教對儒家有調和無排斥。
梁武帝原來是父祖相傳的道教徒，做皇帝後（五○四年，天監三年），在佛前立誓舍棄老子（道教）的邪法，一心事佛，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說，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隻有佛是正道。
可是，就在這一年，為孔子立廟，置五經博士。
在立學诏（五○八年）裡又說，“建國君民，立教（儒學）為首，砥身砺行，由乎經術”，對儒學崇奉備至。
這正說明儒學有傳統的力量，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隻能用調和手段，不能用佛教來排斥儒學在政治上的地位。
道教卻确實被排斥了。
陶弘景三十六歲便退出仕途，他給親友信裡說，“知幾其神乎，毋為自苦也”。
這就是說，道教徒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出路，不如隐居為妙。
七科學 東晉南朝在科學研究上，也有傑出的人物，其中祖沖之的成就尤為巨大。
虞喜--古來談天體的學說有渾天、蓋天、宣夜三家。
渾天家以為天裹地似卵含黃，天地俱圓。
蓋天家以為天似蓋笠，地似覆盤，天圓地方（《周髀算經》）。
天文學家多持渾天說。
宣夜家以為天并無形質，日月衆星自然運行在虛空之中，這些獨到的見解，因不被重視而失師傳。
東晉虞喜依《宣夜論》作《安天論》（天不動），反對渾天說，尤反對天圓地方說，以為“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
他的重大成就是首先發現歲差現象。
虞喜以前的曆數家，天周（恒星年）與歲周（回歸年）不分，以為太陽自今年冬至點環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點是永遠相吻合的。
虞喜開始測出太陽從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冬至點，并不是在原點上，而是不及一些。
這個不及處稱為歲差，又稱為恒星東行或節氣西退。
虞喜測定每五十年冬至點西退一度，雖然很不精密，但歲差的發現，是曆數學的一個大進步。
何承天--宋何承天繼承母舅徐廣四十餘年觀測天象的記錄，自己又觀測四十年，創制新曆法。
宋文帝采用他的新曆法，稱為《元嘉曆》。
《元嘉曆》創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
又創調日法，為唐宋曆數家所沿用。
祖沖之--齊祖沖之是古代著名的大科學家。
他的祖父祖昌，宋時作大匠卿。
大匠是朝廷管理營造的最高官，想見祖昌是個建築師。
祖沖之早年就以博學著稱，得到宋孝武帝的重視。
他擅長數學，最特出的貢獻是求得圓周率。
《周髀算經》定圓周率為三，即圓周的長度為直徑的三倍。
經數學家相繼探求，圓周率的推算逐漸進步，西漢劉歆求得三?一五四七，東漢張衡求得三?一六，曹魏劉徽求得三?一四，宋何承天求得三?一四二八，到祖沖之才計算出圓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與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間。
祖沖之注《九章算經》，又撰《綴術》。
唐朝國學裡
佛教在南方繼續上升，在佛寺方面，數目有很大的增加。
就建康一地計數，東晉時約有佛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時又累增到七百所。
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比例當相類似。
梁郭祖深上書說，“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
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
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這是當時佛寺大興的實錄。
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屬鑄造形象，宋文帝時，蕭摹之請限止用銅造像，足見當時有很多銅像。
此後，宋孝武帝造無量壽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銀銅像尤多，他曾造丈八銅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軀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層高的大堂來保護石像。
其餘王公貴族造像也不會少，确是奢靡無極，大耗民财。
在佞佛方面，齊竟陵王蕭子良設齋大會衆僧，親自給衆僧送飯送水，也就是舍身為奴的意思。
至梁武帝竟公開舍身同泰寺，表示為衆僧作奴，佞佛達到極點。
此後，陳武帝在大莊嚴寺舍身，陳後主即位，在弘法寺舍身。
舍身成為皇帝在位的一種儀式，類似儒家儀式的皇帝南郊祭天，道教儀式的皇帝受篆。
如果三種儀式作比較，舍身是最虛僞卑劣的表現。
南朝興佛教，雖然有上列三種情形，但重點仍在研究佛教的義理，對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是有巨大影響的。
南朝和北朝趨向不同，北朝興佛教，重點在發揚佛教的形迹，建寺院、造石窟，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
這些形迹對中國藝術的發展也是有巨大的貢獻。
作為一個宗教的佛教，在宗教信仰淡薄的漢族社會裡，經過一度興盛以後，終于衰落了，它的哲學和藝術，經過長時期的消化，卻豐富了漢族古文化的内容。
六儒、佛、道教相互間的鬥争 生和死，在人類思想上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儒家重生不重死，學說着重在怎樣做人，怎樣規定人與人的關系和怎樣統治人民，儒經所講不外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對死後事（鬼神的有無）置而不論。
所謂“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還太多，那裡管得死後的事），就是儒家對生和死的态度。
又如“朝聞道，夕死可矣”，更顯示重生輕死的精神。
這是儒家學說的切實處，但也因為這種切實的學風，在哲學思想上或者說在精神現象的研究上（孔子極少講性、命、天道），孟子和董仲舒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學說，荀子和王充為代表的唯物主義學說，研究的寬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夠的。
佛教的傳來，使得儒家唯心主義哲學大大發展起來（宋明理學）。
從哲學的整個發展過程來說，這是一個大的推進。
不論儒學如何吸收佛教哲學，但對生死問題，在說經時依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滅論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學始終不曾宗教化。
道家不信死後有鬼神，學說着重在個人生前的适意求樂（“長生久視”也是适意求樂的一種）。
它的支派魏晉玄學，正如《列子?楊朱篇》所發揮的那種無鬼論，是極端消極腐朽的思想。
東晉以後的玄學，與佛教聯合，玄學家既要生前享現世的樂，又願死後享來世的樂，玄與佛不曾發生過鬥争，實際上玄學附和了神不滅論，已成佛教的助手。
佛教和道教都相信神不滅，但對不滅的想法卻不同。
道教以“無死”（肉體常生）為宗，是貪生的宗教。
它希望得不死藥求長生，還希望帶着妻妾奴仆甚至雞狗全家登天，這就是想用自己現有的肉體永遠享受無窮的人欲。
所謂屍解羽化，是後來制造的騙術，原來是想肉體永生的。
《抱樸子》說“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于長谷”（房中禦女術），可以延年，黃帝帶一千二百女升天，說明道教思想何等的貪婪，何等的醜惡。
它本身并沒有什麼哲學，隻是一片妖妄。
它和佛教發生鬥争，不是因為哲學不同，而是因為想用自己的幻想排斥外來的幻想。
佛教以“無生”（精神不死）為宗，是畏死的宗教。
它确認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甯願放棄現世的人事，專心為死後作打算，借以逃脫生死之苦，避免輪回（報應）之痛。
慧遠緻劉遺民等信裡說，“意謂六齋日（每月有六天齋戒），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笃，來生之計深矣”。
本來玄學家一向簡絕常務，專心空無，現在說這是為來世種福根，宜乎東晉以來，玄佛合流。
以上四派，分成鬥争的兩個營壘，一方面是儒學，一方面是佛教。
道教附儒，玄學附佛。
儒佛鬥争的根本問題是神滅論與神不滅論，其他如禮制、華夷等問題，都是較次的争論。
儒佛争論，在東晉，主要為禮制問題。
晉成帝時庾冰執朝政，主張沙門見皇帝，應該行跪拜禮。
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堅決反對。
經反複辯論，庾冰的主張失敗了。
桓玄又提出跪拜問題，與佛教徒反複辯論，等到篡位後，放棄了自己的主張。
宋孝武帝诏令沙門拜皇帝，他的兒子宋廢帝廢除宋孝武帝的诏令。
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認儒家的根本倫理，儒家要僧徒拜皇帝，等于否認僧徒的棄俗出世，而且正如反對桓玄的桓謙等人所說，如果僧徒改變不拜皇帝的規矩，那末，其他應該改變的事還很多，一改再改，也就不成其為僧徒。
在這一鬥争中，儒家的進攻敵不過玄佛兩派的聯合反抗。
宋齊間，出現道教和佛教的鬥争。
東漢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謬說，西晉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經》。
到宋末，道士顧歡作《夷夏論》，極意誣佛，引起兩教的大争論。
《夷夏論》要旨在于“舍華效夷，義将安取”？就是說，漢族人有自己的禮制風俗，為什麼要模效外國的禮制風俗。
齊道教徒假托張融名義作《三破論》，仍是《化胡經》之類的謬說。
道教徒一貫用造謠誣蔑為鬥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謠言來反攻，如《正誣論》說老子聞道于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
又如《清淨法行經》說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國）教化，儒童菩薩即孔子，光淨菩薩即顔淵，摩诃迦葉即老子。
道教攻擊佛教，竟向謠言求助力，當然是毫無意義的辯論。
在這一鬥争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戰敗了。
神不滅論是佛教的根本依據，隻有儒家的古文經學派能夠推倒這個根本依據。
儒家在平時對鬼神持不可知論，但在反對主張有鬼神的學派時，它可以主張無鬼論，戰國儒家曾用無鬼論反對墨家學派，就是一個先例。
東漢今文經學派盛行，王充曾主張無鬼論來反對今文經學派。
王充的學說，到齊梁間，由于範缜作《神滅論》，得到很大的發揚。
範缜以前，宋何承天反對輪回說，作《達性論》，說“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宋範晔曾想著無鬼論，說死就是滅，天下決無佛鬼。
《後漢書?西域傳》說佛教“好大不經，奇谲無已”，“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騙）焉”。
這些都是不信輪回，不語怪神的儒家思想。
齊竟陵王蕭子良大興佛教，聲勢極盛，儒家思想也高度發展，成為範缜的《神滅論》。
範缜是名儒劉瓛的學生，博通經術，尤精三禮，秉性質直，敢于發高論。
蕭子良招名士蕭衍、沈約等人作賓客，範缜也被招請。
當時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鬥争的最好場所。
蕭子良崇信佛教，範缜當面反駁。
蕭子良問，你不信因果，那末，為什麼人有富貴貧賤？範缜答，人生在世，好比樹上同時長的許多花，随風飄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糞坑裡。
貴賤固然不一樣，因果究竟在那裡？蕭子良說不出理由，很不滿意範缜的回答。
範缜作《神滅論》，證明物質是實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論中設有問答凡三十餘條，大旨如下：（1）精神是肉體（形）的作用，肉體是精神的本質。
肉體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體死滅，精神也就消失。
好比一把刀。
精神是犀利，肉體是刀口，沒有刀口，就不會有犀利。
所以，沒有肉體，也就不會有精神。
（2）物質有多樣的種類。
譬如木是無知的物質，人是有知的物質。
人死了，身體變成象無知的物質，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質的無知。
（3）物質變化有一定的規律。
譬如樹木，先是活樹，後是枯木，枯木決不能又變活樹。
猶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決不能再變活人。
（4）心髒（那時候不能知道腦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
心髒有病，思想就錯誤，可知精神是物質（心）的産品。
（5）鬼神是沒有的。
儒家祭祀鬼神，隻是教人孝悌，不是說真有鬼神來飲食。
妖怪也是沒有的，古書記怪事，不可憑信。
佛教說人死變鬼，鬼又變人，是毫無證據的謊話。
《神滅論》最後指出世人信佛，動機由于自私自利。
富貴人不惜竭财破産布施富僧，對貧窮人絲毫不肯救濟，因為布施富僧有來世得厚報的希望，救濟貧窮得不到一些報酬。
現在國家貧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滅的緣故。
歸根到底隻有耕田吃飯，養蠶穿衣，才是人生真實的事業。
《神滅論》發表後，佛教信徒喧嘩反對，蕭子良集衆僧和範缜辯論，都被範缜駁倒，有些人寫《難神滅論》，可是他們隻能拿些書本上的鬼神來證明鬼神，誰也拿不出一個真鬼神來。
範缜依據真理，和他們進行論戰，确是做到“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緻命的打擊。
一個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條作武器，想一下子難倒範缜，說，範先生呵！你竟不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那裡！意思是說，你不承認你的祖先神靈在天上，就是不孝。
範缜回答說，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那裡，為什麼不自殺去找他們！蕭子良使王融勸範缜，說，象你這樣的美才，不怕不遷升到中書郎那種高官，何苦堅持這個議論，阻礙自己的前途。
範缜大笑答道，我範缜如果賣論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說的那個官。
範缜是這樣有骨氣的一個思想家，佛教徒束手無策。
蕭衍做皇帝後，下了一道答臣下神滅論的敕書，硬說範缜違經（儒經）背親，言語可息（不許再說）。
又給範缜加上罪名，流放到廣州。
僧徒釋法雲拿着這道敕書，送給王公朝貴們看。
王公朝貴六十二人寫回信，跟着梁武帝來責罵範缜，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壓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機。
範缜遭貶斥，儒家的反對并不停止。
郭祖深擡着棺材到宮門極谏，說行佛法要亡國。
荀濟也上書痛斥佛教，幾乎被梁武帝殺死。
張僧繇專畫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畫毗（音皮pí）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
梁武帝問張僧繇，何故佛寺中畫孔聖人。
張僧繇答，将來還得靠他。
這個答話是有意義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終究壓不倒儒學。
凡是佛教徒，都主張調和儒佛，沈約作《均聖論》，就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道士陶弘景作《難沈約均聖論》，反對“内聖（佛）外聖（周公孔子），義均理一”的說法。
足見在佛教極盛的時候，道教徒還是依附儒家，反對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關系，大體上，儒家對佛教，排斥多于調和，佛教對儒家，調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調和（道教徒也有主張調和的）；儒家對道教不排斥也不調和，道教對儒家有調和無排斥。
梁武帝原來是父祖相傳的道教徒，做皇帝後（五○四年，天監三年），在佛前立誓舍棄老子（道教）的邪法，一心事佛，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說，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隻有佛是正道。
可是，就在這一年，為孔子立廟，置五經博士。
在立學诏（五○八年）裡又說，“建國君民，立教（儒學）為首，砥身砺行，由乎經術”，對儒學崇奉備至。
這正說明儒學有傳統的力量，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隻能用調和手段，不能用佛教來排斥儒學在政治上的地位。
道教卻确實被排斥了。
陶弘景三十六歲便退出仕途，他給親友信裡說，“知幾其神乎，毋為自苦也”。
這就是說，道教徒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出路，不如隐居為妙。
七科學 東晉南朝在科學研究上，也有傑出的人物，其中祖沖之的成就尤為巨大。
虞喜--古來談天體的學說有渾天、蓋天、宣夜三家。
渾天家以為天裹地似卵含黃，天地俱圓。
蓋天家以為天似蓋笠，地似覆盤，天圓地方（《周髀算經》）。
天文學家多持渾天說。
宣夜家以為天并無形質，日月衆星自然運行在虛空之中，這些獨到的見解，因不被重視而失師傳。
東晉虞喜依《宣夜論》作《安天論》（天不動），反對渾天說，尤反對天圓地方說，以為“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
他的重大成就是首先發現歲差現象。
虞喜以前的曆數家，天周（恒星年）與歲周（回歸年）不分，以為太陽自今年冬至點環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點是永遠相吻合的。
虞喜開始測出太陽從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冬至點，并不是在原點上，而是不及一些。
這個不及處稱為歲差，又稱為恒星東行或節氣西退。
虞喜測定每五十年冬至點西退一度，雖然很不精密，但歲差的發現，是曆數學的一個大進步。
何承天--宋何承天繼承母舅徐廣四十餘年觀測天象的記錄，自己又觀測四十年，創制新曆法。
宋文帝采用他的新曆法，稱為《元嘉曆》。
《元嘉曆》創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
又創調日法，為唐宋曆數家所沿用。
祖沖之--齊祖沖之是古代著名的大科學家。
他的祖父祖昌，宋時作大匠卿。
大匠是朝廷管理營造的最高官，想見祖昌是個建築師。
祖沖之早年就以博學著稱，得到宋孝武帝的重視。
他擅長數學，最特出的貢獻是求得圓周率。
《周髀算經》定圓周率為三，即圓周的長度為直徑的三倍。
經數學家相繼探求，圓周率的推算逐漸進步，西漢劉歆求得三?一五四七，東漢張衡求得三?一六，曹魏劉徽求得三?一四，宋何承天求得三?一四二八，到祖沖之才計算出圓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與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間。
祖沖之注《九章算經》，又撰《綴術》。
唐朝國學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