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南朝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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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靠儒家。
魏晉時古文經學完全代替了今文經學，神仙家也就脫離了儒家。
東漢時，神仙家曾試圖依靠信鬼神的墨家，造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
可是墨家在漢朝是被廢黜的學派，依靠它是得不到好處的。
神仙家終于找定了老子。
老子雖然不信鬼神，但《道德經》裡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無死也”；“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一類神秘性的話。
《史記》說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又說他西出關，“莫知其所終”。
這些，都是神仙家穿鑿附會的好資料。
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更可以借來作妖術的掩飾。
無神論的老子被神仙家硬扮成教主了。
神仙家在《漢書?藝文志》裡還隻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
東漢佛教開始流傳，神仙家依附老子，模仿佛教，開始創道教。
《後漢書?襄楷傳》說，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自稱得神書一百七十卷，号稱《太平清領書》。
于吉的門徒宮崇獻書給漢順帝，收藏在官府。
這部書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本，再加上巫術。
書中宣揚神咒的作用，說天上有永恒的神聖，常常下來把重要話傳授給人，人用這種話使喚神吏，神吏完全聽從。
這種重要話就是神咒。
誦咒一百次驗一百次，誦咒十次驗十次。
神咒可使神為人消災除病，無不效驗。
這顯然是神仙家的符箓派。
丹鼎派不能造出大量丹藥來給人吃（改用神水，仍須通過符咒），符箓派卻可以随時造出符咒來欺騙大量的人，因之，當神仙家擴大成為道教時，符箓派代替丹鼎派，處于主要的地位。
襄楷獻《太平清領書》給漢桓帝，張角、張道陵等人依據《太平清領書》立太平道，又稱五鬥米道，可見漢順帝以後，《太平清領書》已經流傳，道教成立了，道士的名稱也确定了（佛教僧人稱道人）。
漢桓帝祭老子，因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
襄楷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所謂或言，就是道教徒說了這種話。
道教雖然模仿佛教，但要排斥或貶低佛教，含有漢族自己創立宗教抵抗外來宗教的意義。
在這一點上，它和反對佛教破壞漢族傳統禮法的儒家可以聯合起來（在北朝，這種聯合尤為顯著）。
另方面，道教雖然宗奉老子，但和宗奉老莊，研究哲理的玄學家，卻沒有信仰上的關系。
魏和西晉的玄學家，都主張無神論，他們隻是采取一些佛教教義作談助，并不信佛教的神，同樣，他們不信老子是神，服寒食散，為的是養生（嵇康作《養生論》），并不求長生不死。
所以，必須區别玄學和道教，認明玄學是屬于道家流派的一個哲學派别，道教是從神仙家擴大而成的一個宗教。
東晉玄學家探研佛理，比西晉更為普遍和深入，他們在哲學上采取佛理，在文學上也玄佛并用。
宋檀道鸾《續晉陽秋》說，王弼何晏始創玄學，東晉佛理尤盛行，許詢孫綽作文辭，玄言外又加佛語。
許孫二人是一時文宗，因此造成文學界的風尚。
東晉以後，玄學作為四種學問的一種，與儒文史并列，始終保持着一個哲學派别的面目，與佛教接近，與道教有距離。
梁武帝談玄又學佛，排斥道教，著名的丹鼎派道士陶弘景給梁武帝詩說：“夷甫（王衍）任散誕（放縱），平叔（何晏）坐論空（談空無）。
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詩意是譏刺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談玄崇佛，有亡國的危險。
可見道教徒不贊成玄學和佛教，玄學家和佛教徒也不贊成道教。
最大的道教徒是東晉葛洪。
葛洪著《抱樸子?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
《自叙》說“其《内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這裡所謂道家實際是神仙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善）否（惡），屬儒家”。
《内篇?明本篇》定儒學與道教的先後，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這是道教對儒家關系的說明。
《釋滞篇》說，老子五千言都是泛論，不切實用，莊子、關尹全無至理，以生存為徭役，以死亡為休息，離神仙家千萬裡。
這是道教對道家（玄學）關系的說明。
顯然，道教是和儒家接近的。
這是道教采取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與儒家有相同處。
《内篇?對俗篇》說“為道者當先立功德。
..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它不同于儒家處，主要在長生不死這一點上。
《對俗篇》又說“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倫理），塊然與木石為鄰，不足多也。
..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世俗生活），本不汲汲于升虛（到天上）以飛騰為勝于地上（人間世）也。
若幸可止家（留在家裡）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照葛洪的說法，道教并不是想脫離人世，相反，它幻想着求得一種吃了可以不死的藥物，永遠享受人世的樂趣。
春秋時期，齊景公飲酒很快樂，對群臣說：人要是不會死，該多麼快樂呵！晏嬰回答道：人要是不會死，快樂是屬于古人的，怎麼會讓你來享受（《左傳》昭公二十年）。
這樣淺顯的事理，道教徒到死也不懂得，專心一意用妖妄的方法求長生不死。
《抱樸子?内篇》就是這樣的一部妖妄書，并且是集合戰國以來神仙家一切方術的一部妖妄書。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凡是神道設教，都不免帶着妖妄），但是，妖妄裡面還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
在《金丹篇》、《黃白篇》裡，主要用礦物煉丹藥煉金銀，開化學的遠源，在《仙藥篇》和其他不少篇裡，主要用植物治療百病，實是較為原始的藥物學。
道教徒主觀上是為自己求不死，客觀上卻為這些科學開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語，《抱樸子?内篇》可以供給不少的科學史材料。
《抱樸子?外篇》，完全是儒家面貌，不見怪誕的語句。
特别是《诘鮑篇》，用荀子和韓非子的觀點駁斥道家學派鮑敬言“古者無君，勝于今世”的謬論，表現出社會進化思想。
《外篇》許多處說到今勝于古，如《尚博篇》說“俗士多雲，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
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
他在《漢過篇》說“反經（儒經）詭（違）聖（周孔），順非而博者，謂之老莊之客。
..左道邪術，假托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蔔占小數，诳飾禍福者，謂之知來（知未來）之妙”。
這不僅否定了老莊學派，否定了今文經學和陰陽五行學派，甚至連自己《内篇》所講的那些神仙術也否定了。
他最後不得不歸到古文經學派方面來，承認“王仲任（王充）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而《論衡》恰恰是反對一切妖妄的儒學著作。
漢族文化的特點之一是崇尚征實的史官文化，對宗教信仰向來是淡薄的。
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索隐（尋求隐暗無證據的事）行怪（作怪妄的事）”、“舍人事而任（信仰）鬼神”的陰陽五行學以至左道邪術，在佛教影響下，彙合起來成立一個稱為道教的宗教。
它不能離開儒學而自立，也隻有依附儒學，才能和佛教作鬥争。
東晉南北朝是道教活躍時期，南方有葛洪、陶弘景；北方有寇謙之，都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因此，在這裡給道教作較多的叙述。
五佛教 外來的佛教，要在宗教信仰淡薄、倫理（根本倫理是孝和忠）基礎深厚的漢族精神生活裡，争得一個立足點并且發展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東晉和南北朝，正是佛教經曆着艱難的但是發展的一段路程。
這裡隻說東晉南朝佛教的情況。
西晉喪亂，以王導為首的一群名士（玄學家）避亂，在江南建立東晉朝，一群僧徒也避亂南來。
《世說新語》載支愍度想過江，和同行的一個僧徒商議說，用舊的一套說法去江東，恐怕找不到飯吃。
兩人于是共立心無義。
所謂心無義，就是玄學家所談的空無，東晉很多僧徒能談玄，因為這是找飯吃的途徑。
在談玄的僧徒裡，支遁最負盛名，他注《莊子?逍遙遊篇》，又作《逍遙論》，俨然是個大玄學家。
支遁以後，釋慧遠最負盛名。
東晉士人繼承西晉的玄學，但多少感到猖狂放肆的危害，不敢蹈西晉名士破壞禮法的覆轍，儒學又逐漸取得傳統的地位。
這個趨勢在慧遠的學問上得到反映。
慧遠深通玄學，并擅長儒學，尤擅長《三禮》《毛詩》。
宋文帝立四學，以雷次宗主儒學，雷次宗就是慧遠的學生。
慧遠講《喪服經》，後來雷次宗依慧遠講義作《喪服經傳略注》。
慧遠主張“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就是企圖以佛學為主，以儒玄為輸，達到會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緻的目的。
支遁依附玄學，慧遠想用佛來融合儒玄，從兩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慧遠時佛教有了發展，取得自立的地位。
與慧遠同時，又有一個名僧法顯。
法顯于三九九年自長安出發，西行尋求戒律，路經西域，入北天竺，又經中天竺到獅子國（錫蘭）。
法顯經曆三十餘國，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歸中國。
四一三年，到建康。
法顯記載西方諸國情形，成《佛國記》一書。
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的曆史，《佛國記》是一部極重要的著作。
慧遠住廬山三十餘年，聚集僧徒，講授佛學，為南方佛教首領。
他約集信徒劉遺民、周續之（二人是玄學家）、宗炳、雷次宗（二人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彌陀佛像前，立誓死後要往生彌陀淨土。
往生淨土的方法是坐禅修定，息心忘知（不起妄念）；口宣佛号，心注西方（極樂世界），說是死後就可以享受極樂。
這是極簡易的方法，口宣佛号即所謂念佛三昧，是人人能做的事，經慧遠等人的提倡，因此淨土宗在南方得以廣泛流傳。
慧遠也提倡翻譯佛經，給許多譯本作序文，并和北方譯經大師鸠摩羅什交流譯本。
法顯與名僧們共譯戒律多種，添補譯經事業中缺少戒律的空隙。
慧遠和法顯對翻譯佛教經典的貢獻是巨大的。
在慧遠法顯倡導下，南朝譯經事業有很大的成就，梁陳時從扶南國來的高僧真谛，居住在廣州，專譯法相唯識一派的佛書，與鸠摩羅什、唐玄奘被稱為三大譯家。
宋齊兩朝，佛教一直在發展，梁陳兩朝，比宋齊又有進展，尤其是在梁武帝時期，南朝佛教登上了最高峰。
南朝佛教發展的特點，在于這一時期裡，漢族信徒對佛教哲學部分，表現出初步消化的趨勢。
自東漢時起，佛教徒的事業，主要是譯經。
翻譯佛經，等于吞咽食物。
大體上釋道安以前，屬于吞咽的階段。
魏晉以來，玄學盛行，從探求老莊的義理擴展到探求佛經的義理（譯經事業自然并不偏廢），由此，外來的佛教逐漸成為漢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漸融合在漢族思想裡，成為漢族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鬥争，也互相吸收，這是初步消化的階段。
以道安慧遠為标志，開始了這個階段。
宋明理學則是完全消化的階段，這時候儒學又恢複獨尊的地位，實現儒為主佛老為輔的局面，佛老之學（主要是佛學），被用作養料來豐富儒學（理學）。
佛教的哲學部分既被儒學吸去，它隻好主要地依靠迷信部分來維持自己的存在。
漢族在東晉南朝初步消化佛學的情況，有如下幾種：（1）作注疏--僧徒承受師傳，為佛經作注，這是儒家給僧徒的影響。
僧徒推衍義旨，為佛經作疏，解釋比注為周詳。
後來儒家也為儒經作義疏，這是僧徒給儒家的影響。
作注“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作疏則依據作者的研究，申明經旨，不必拘泥于師說。
（2）作法論--宋明帝敕陸澄撰《法論》。
梁武帝敕寶唱撰《續法論》。
這兩部《法論》搜集梁以前關于闡發佛法的論文數量很大，雖然兩書都已亡佚，但就僧肇《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和殘存的篇目如道安《實相義》、《性空論》，慧遠《辯心意識》、《釋神名》等來看，應都是總攝要義，經過自己的思考，才作出這些通論或專論。
法論的大量出現，說明佛學是在消化中。
（3）與儒家和道教作辯論--這種辯論，既刺激佛學的加速消化，也催促佛學的逐漸漢化，對佛教的發展，作用最大。
因為在激烈的思想鬥争中，佛教徒如果不精通佛理，機械地搬運佛經的辭句來應敵，是不能立足的；佛教在外國，宗教勢力超出政治勢力，但在中國，不論帝王如何尊信佛教，帝王終究要依靠儒家的禮法來統治人民，佛教徒如果不适應中國社會的傳統慣例，使佛教漢化，在不抵觸儒家倫理道德的情況下進行宗教活動，而企圖傳播完全外國面貌的佛教，也是不能立足的。
對儒學和道教進行辯論的重要論文，大體收集在梁朝釋僧佑的《弘明集》和唐朝釋道宣的《廣弘明集》裡，僧佑《弘明集後序》對佛教被儒家攻擊的六個問題（一，“經說迂誕，大而無征”；二，“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古無法教（佛教），近出漢世”；五，“教在戎方（西方），化非華俗”；六，“漢魏法微，晉代始盛”）進行辯護，隻能用儒書中事例“為法（佛教）禦侮”，不敢用外國事例來攻擊儒學，這是佛教不得不漢化的顯例。
（4）作傳記--天竺記史事往往與神話混雜，或殘缺不全，但佛教傳入中國，由于受漢族特重史學的影響，作風大變。
東晉南朝佛教徒寫成有關佛教的傳記，種類甚多，現存的著作是梁朝慧皎所作《高僧傳》十六卷。
本書上起公元五八年（東漢明帝永平元年），下訖五一九年（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列舉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見二百三十九人，采訪極廣，務求信實（當然，宗教記載不可免地要雜入迷信荒誕事）。
後世依據成規，屢續《高僧傳》，成為研究佛教史的一種重要資料，這也是佛教
魏晉時古文經學完全代替了今文經學，神仙家也就脫離了儒家。
東漢時，神仙家曾試圖依靠信鬼神的墨家，造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
可是墨家在漢朝是被廢黜的學派，依靠它是得不到好處的。
神仙家終于找定了老子。
老子雖然不信鬼神，但《道德經》裡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無死也”；“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一類神秘性的話。
《史記》說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又說他西出關，“莫知其所終”。
這些，都是神仙家穿鑿附會的好資料。
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更可以借來作妖術的掩飾。
無神論的老子被神仙家硬扮成教主了。
神仙家在《漢書?藝文志》裡還隻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
東漢佛教開始流傳，神仙家依附老子，模仿佛教，開始創道教。
《後漢書?襄楷傳》說，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自稱得神書一百七十卷，号稱《太平清領書》。
于吉的門徒宮崇獻書給漢順帝，收藏在官府。
這部書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本，再加上巫術。
書中宣揚神咒的作用，說天上有永恒的神聖，常常下來把重要話傳授給人，人用這種話使喚神吏，神吏完全聽從。
這種重要話就是神咒。
誦咒一百次驗一百次，誦咒十次驗十次。
神咒可使神為人消災除病，無不效驗。
這顯然是神仙家的符箓派。
丹鼎派不能造出大量丹藥來給人吃（改用神水，仍須通過符咒），符箓派卻可以随時造出符咒來欺騙大量的人，因之，當神仙家擴大成為道教時，符箓派代替丹鼎派，處于主要的地位。
襄楷獻《太平清領書》給漢桓帝，張角、張道陵等人依據《太平清領書》立太平道，又稱五鬥米道，可見漢順帝以後，《太平清領書》已經流傳，道教成立了，道士的名稱也确定了（佛教僧人稱道人）。
漢桓帝祭老子，因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
襄楷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所謂或言，就是道教徒說了這種話。
道教雖然模仿佛教，但要排斥或貶低佛教，含有漢族自己創立宗教抵抗外來宗教的意義。
在這一點上，它和反對佛教破壞漢族傳統禮法的儒家可以聯合起來（在北朝，這種聯合尤為顯著）。
另方面，道教雖然宗奉老子，但和宗奉老莊，研究哲理的玄學家，卻沒有信仰上的關系。
魏和西晉的玄學家，都主張無神論，他們隻是采取一些佛教教義作談助，并不信佛教的神，同樣，他們不信老子是神，服寒食散，為的是養生（嵇康作《養生論》），并不求長生不死。
所以，必須區别玄學和道教，認明玄學是屬于道家流派的一個哲學派别，道教是從神仙家擴大而成的一個宗教。
東晉玄學家探研佛理，比西晉更為普遍和深入，他們在哲學上采取佛理，在文學上也玄佛并用。
宋檀道鸾《續晉陽秋》說，王弼何晏始創玄學，東晉佛理尤盛行，許詢孫綽作文辭，玄言外又加佛語。
許孫二人是一時文宗，因此造成文學界的風尚。
東晉以後，玄學作為四種學問的一種，與儒文史并列，始終保持着一個哲學派别的面目，與佛教接近，與道教有距離。
梁武帝談玄又學佛，排斥道教，著名的丹鼎派道士陶弘景給梁武帝詩說：“夷甫（王衍）任散誕（放縱），平叔（何晏）坐論空（談空無）。
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詩意是譏刺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談玄崇佛，有亡國的危險。
可見道教徒不贊成玄學和佛教，玄學家和佛教徒也不贊成道教。
最大的道教徒是東晉葛洪。
葛洪著《抱樸子?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
《自叙》說“其《内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這裡所謂道家實際是神仙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善）否（惡），屬儒家”。
《内篇?明本篇》定儒學與道教的先後，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這是道教對儒家關系的說明。
《釋滞篇》說，老子五千言都是泛論，不切實用，莊子、關尹全無至理，以生存為徭役，以死亡為休息，離神仙家千萬裡。
這是道教對道家（玄學）關系的說明。
顯然，道教是和儒家接近的。
這是道教采取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與儒家有相同處。
《内篇?對俗篇》說“為道者當先立功德。
..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它不同于儒家處，主要在長生不死這一點上。
《對俗篇》又說“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倫理），塊然與木石為鄰，不足多也。
..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世俗生活），本不汲汲于升虛（到天上）以飛騰為勝于地上（人間世）也。
若幸可止家（留在家裡）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照葛洪的說法，道教并不是想脫離人世，相反，它幻想着求得一種吃了可以不死的藥物，永遠享受人世的樂趣。
春秋時期，齊景公飲酒很快樂，對群臣說：人要是不會死，該多麼快樂呵！晏嬰回答道：人要是不會死，快樂是屬于古人的，怎麼會讓你來享受（《左傳》昭公二十年）。
這樣淺顯的事理，道教徒到死也不懂得，專心一意用妖妄的方法求長生不死。
《抱樸子?内篇》就是這樣的一部妖妄書，并且是集合戰國以來神仙家一切方術的一部妖妄書。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凡是神道設教，都不免帶着妖妄），但是，妖妄裡面還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
在《金丹篇》、《黃白篇》裡，主要用礦物煉丹藥煉金銀，開化學的遠源，在《仙藥篇》和其他不少篇裡，主要用植物治療百病，實是較為原始的藥物學。
道教徒主觀上是為自己求不死，客觀上卻為這些科學開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語，《抱樸子?内篇》可以供給不少的科學史材料。
《抱樸子?外篇》，完全是儒家面貌，不見怪誕的語句。
特别是《诘鮑篇》，用荀子和韓非子的觀點駁斥道家學派鮑敬言“古者無君，勝于今世”的謬論，表現出社會進化思想。
《外篇》許多處說到今勝于古，如《尚博篇》說“俗士多雲，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
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
他在《漢過篇》說“反經（儒經）詭（違）聖（周孔），順非而博者，謂之老莊之客。
..左道邪術，假托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蔔占小數，诳飾禍福者，謂之知來（知未來）之妙”。
這不僅否定了老莊學派，否定了今文經學和陰陽五行學派，甚至連自己《内篇》所講的那些神仙術也否定了。
他最後不得不歸到古文經學派方面來，承認“王仲任（王充）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而《論衡》恰恰是反對一切妖妄的儒學著作。
漢族文化的特點之一是崇尚征實的史官文化，對宗教信仰向來是淡薄的。
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索隐（尋求隐暗無證據的事）行怪（作怪妄的事）”、“舍人事而任（信仰）鬼神”的陰陽五行學以至左道邪術，在佛教影響下，彙合起來成立一個稱為道教的宗教。
它不能離開儒學而自立，也隻有依附儒學，才能和佛教作鬥争。
東晉南北朝是道教活躍時期，南方有葛洪、陶弘景；北方有寇謙之，都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因此，在這裡給道教作較多的叙述。
五佛教 外來的佛教，要在宗教信仰淡薄、倫理（根本倫理是孝和忠）基礎深厚的漢族精神生活裡，争得一個立足點并且發展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東晉和南北朝，正是佛教經曆着艱難的但是發展的一段路程。
這裡隻說東晉南朝佛教的情況。
西晉喪亂，以王導為首的一群名士（玄學家）避亂，在江南建立東晉朝，一群僧徒也避亂南來。
《世說新語》載支愍度想過江，和同行的一個僧徒商議說，用舊的一套說法去江東，恐怕找不到飯吃。
兩人于是共立心無義。
所謂心無義，就是玄學家所談的空無，東晉很多僧徒能談玄，因為這是找飯吃的途徑。
在談玄的僧徒裡，支遁最負盛名，他注《莊子?逍遙遊篇》，又作《逍遙論》，俨然是個大玄學家。
支遁以後，釋慧遠最負盛名。
東晉士人繼承西晉的玄學，但多少感到猖狂放肆的危害，不敢蹈西晉名士破壞禮法的覆轍，儒學又逐漸取得傳統的地位。
這個趨勢在慧遠的學問上得到反映。
慧遠深通玄學，并擅長儒學，尤擅長《三禮》《毛詩》。
宋文帝立四學，以雷次宗主儒學，雷次宗就是慧遠的學生。
慧遠講《喪服經》，後來雷次宗依慧遠講義作《喪服經傳略注》。
慧遠主張“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就是企圖以佛學為主，以儒玄為輸，達到會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緻的目的。
支遁依附玄學，慧遠想用佛來融合儒玄，從兩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慧遠時佛教有了發展，取得自立的地位。
與慧遠同時，又有一個名僧法顯。
法顯于三九九年自長安出發，西行尋求戒律，路經西域，入北天竺，又經中天竺到獅子國（錫蘭）。
法顯經曆三十餘國，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歸中國。
四一三年，到建康。
法顯記載西方諸國情形，成《佛國記》一書。
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的曆史，《佛國記》是一部極重要的著作。
慧遠住廬山三十餘年，聚集僧徒，講授佛學，為南方佛教首領。
他約集信徒劉遺民、周續之（二人是玄學家）、宗炳、雷次宗（二人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彌陀佛像前，立誓死後要往生彌陀淨土。
往生淨土的方法是坐禅修定，息心忘知（不起妄念）；口宣佛号，心注西方（極樂世界），說是死後就可以享受極樂。
這是極簡易的方法，口宣佛号即所謂念佛三昧，是人人能做的事，經慧遠等人的提倡，因此淨土宗在南方得以廣泛流傳。
慧遠也提倡翻譯佛經，給許多譯本作序文，并和北方譯經大師鸠摩羅什交流譯本。
法顯與名僧們共譯戒律多種，添補譯經事業中缺少戒律的空隙。
慧遠和法顯對翻譯佛教經典的貢獻是巨大的。
在慧遠法顯倡導下，南朝譯經事業有很大的成就，梁陳時從扶南國來的高僧真谛，居住在廣州，專譯法相唯識一派的佛書，與鸠摩羅什、唐玄奘被稱為三大譯家。
宋齊兩朝，佛教一直在發展，梁陳兩朝，比宋齊又有進展，尤其是在梁武帝時期，南朝佛教登上了最高峰。
南朝佛教發展的特點，在于這一時期裡，漢族信徒對佛教哲學部分，表現出初步消化的趨勢。
自東漢時起，佛教徒的事業，主要是譯經。
翻譯佛經，等于吞咽食物。
大體上釋道安以前，屬于吞咽的階段。
魏晉以來，玄學盛行，從探求老莊的義理擴展到探求佛經的義理（譯經事業自然并不偏廢），由此，外來的佛教逐漸成為漢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漸融合在漢族思想裡，成為漢族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鬥争，也互相吸收，這是初步消化的階段。
以道安慧遠為标志，開始了這個階段。
宋明理學則是完全消化的階段，這時候儒學又恢複獨尊的地位，實現儒為主佛老為輔的局面，佛老之學（主要是佛學），被用作養料來豐富儒學（理學）。
佛教的哲學部分既被儒學吸去，它隻好主要地依靠迷信部分來維持自己的存在。
漢族在東晉南朝初步消化佛學的情況，有如下幾種：（1）作注疏--僧徒承受師傳，為佛經作注，這是儒家給僧徒的影響。
僧徒推衍義旨，為佛經作疏，解釋比注為周詳。
後來儒家也為儒經作義疏，這是僧徒給儒家的影響。
作注“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作疏則依據作者的研究，申明經旨，不必拘泥于師說。
（2）作法論--宋明帝敕陸澄撰《法論》。
梁武帝敕寶唱撰《續法論》。
這兩部《法論》搜集梁以前關于闡發佛法的論文數量很大，雖然兩書都已亡佚，但就僧肇《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和殘存的篇目如道安《實相義》、《性空論》，慧遠《辯心意識》、《釋神名》等來看，應都是總攝要義，經過自己的思考，才作出這些通論或專論。
法論的大量出現，說明佛學是在消化中。
（3）與儒家和道教作辯論--這種辯論，既刺激佛學的加速消化，也催促佛學的逐漸漢化，對佛教的發展，作用最大。
因為在激烈的思想鬥争中，佛教徒如果不精通佛理，機械地搬運佛經的辭句來應敵，是不能立足的；佛教在外國，宗教勢力超出政治勢力，但在中國，不論帝王如何尊信佛教，帝王終究要依靠儒家的禮法來統治人民，佛教徒如果不适應中國社會的傳統慣例，使佛教漢化，在不抵觸儒家倫理道德的情況下進行宗教活動，而企圖傳播完全外國面貌的佛教，也是不能立足的。
對儒學和道教進行辯論的重要論文，大體收集在梁朝釋僧佑的《弘明集》和唐朝釋道宣的《廣弘明集》裡，僧佑《弘明集後序》對佛教被儒家攻擊的六個問題（一，“經說迂誕，大而無征”；二，“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古無法教（佛教），近出漢世”；五，“教在戎方（西方），化非華俗”；六，“漢魏法微，晉代始盛”）進行辯護，隻能用儒書中事例“為法（佛教）禦侮”，不敢用外國事例來攻擊儒學，這是佛教不得不漢化的顯例。
（4）作傳記--天竺記史事往往與神話混雜，或殘缺不全，但佛教傳入中國，由于受漢族特重史學的影響，作風大變。
東晉南朝佛教徒寫成有關佛教的傳記，種類甚多，現存的著作是梁朝慧皎所作《高僧傳》十六卷。
本書上起公元五八年（東漢明帝永平元年），下訖五一九年（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列舉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見二百三十九人，采訪極廣，務求信實（當然，宗教記載不可免地要雜入迷信荒誕事）。
後世依據成規，屢續《高僧傳》，成為研究佛教史的一種重要資料，這也是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