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南朝的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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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這些隻是偶見的例證。
他們土地的獲得，有所謂賜田，如王導有賜田八十餘頃在鐘山（南京城東北）西。
有所謂求田，如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始甯休崲湖，決水為田。
有所謂懸券，如蕭宏放高利貸，借錢給人，文契上預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還，驅逐業主，收歸己有。
更強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澤。
如刁協家專擅京口山澤，蠹害貧民。
齊蕭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縣）、臨城（安徽青陽縣）、定陵（青陽縣東北）三縣封閉山澤數百裡，禁民樵采。
山林湖澤被勢家占有，百姓誤入捕魚，罰布十匹，汲取飲水，刈割柴草，都有罰禁。
甚至有些統治者也感到橫暴太甚，民憤難抑，在法律上規定霸占山澤的禁律，事實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勢家大族擁有部曲，作為私有的武力。
部曲本是大地主脅迫本族貧人、佃戶及附近農民組成的私人軍隊。
大地主作将帥時，部曲當作親兵随從出戰，在平時，用部曲壓迫民衆，霸占山澤田宅。
部曲有部曲将，這一種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屬于大地主的一種剝削者。
南朝士族又擁有稱為門生的一種人。
晉陶潛有腳病，使一門生與二兒舁籃輿。
陶潛是貧士，還有一個門生為他服役。
宋徐湛之有門生千餘人，都是三吳富家子弟，衣服鮮麗，随從徐湛之出入。
謝靈運有門生數百人。
齊劉瓛每出遊，一門生持胡床随行。
門生對主人似乎有些象親随人的身分。
梁顧協标榜廉潔，有門生新來投靠，不敢獻厚禮，隻獻錢二千文，顧協發怒，賜杖二十。
姚察有門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shù葛類）一匹，姚察厲聲驅出。
顧協姚察不收禮物，算是例外，其餘當是以收門生禮物為斂财的一個方法。
東晉南朝最重門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獲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錢買做門生以後，得服事貴人，自覺身分提高。
貴人出仕，更得随從到任，分潤贓物。
例如益州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斂，多至萬金，随從賓僚，都是京城窮子，出去做郡縣官，盡量貪污緻富。
劉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頓政治，人民悅服。
門生地位比賓僚低，情誼卻很親近，他們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勢剝削。
佛寺--齊蕭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開始興盛。
梁武帝時，佛教極盛。
建康有佛寺五百餘所，各擁大财産。
僧尼十餘萬人，食肉飲酒，窮奢極侈。
外州郡佛寺，不可勝數。
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養女，白徒養女不入戶籍，免除一切課役。
郭祖深說，天下戶口，幾乎失去一半。
郭祖深主張革除白徒養女，準僧尼蓄奴婢。
僧尼隻許蔬食，婢女隻許著青布衣。
梁武帝正在大興佛教，當然不聽郭祖深的建議。
佛寺财産豐富，兼營高利貸。
齊江陵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金龍，重數千兩埋土中。
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長沙寺庫房質錢，後贖還苎，苎中有黃金五兩，問寺庫知是有人持黃金質錢，管庫僧誤置苎中。
小自一束苎，大至黃金貴物，都可以質錢，想見營業範圍的廣泛。
後世典當業，從南朝佛寺開始。
上列從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殘酷的剝削者，長江流域經濟不能有更多的發展，主要是受這群人的阻礙。
勞動民衆在這個阻礙下辛勤地進行着長江流域的開發事業。
小農--占有一小塊耕地，農業生産以外，兼營副業，勉強維持一家人生活的農民，在數量上是較大的，租稅徭役，朝廷主要是從這部分農民取得。
史載宋武帝劉裕微時的生活，可以代表這部分農民。
劉裕是個農民，有時販履賣蘆葦，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襖。
做皇帝後，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孫。
在皇宮裡仿照農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床頭有土障，壁上挂葛制的燈籠，麻制的蠅拂。
他的孫子宋孝武帝看了說，田舍翁有這些，已經算是很好了。
大抵普通農民，連葛燈籠麻蠅拂也是沒有的。
宋孝武帝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多被大族占有），孔靈符請遷徙貧民到餘姚、鄮、鄞三縣開墾湖田。
當時朝臣全數反對孔靈符的建議，說山陰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貧民傭耕，可以謀生。
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貧民來充當佃戶，孔靈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貧民墾得一些田地，為朝廷納租。
宋孝武帝不聽衆議，移民墾田，都成良業。
自然，這些良業終究還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東晉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過四十戶，自第三品起，每品減五戶，第九品五戶。
農産物主客酌量分配。
都下民戶多投王公貴人當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實行。
士族有免役特權，民衆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當屬名。
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數量無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擁有奴婢。
如晉陶侃有家僮千數，刁協家有奴婢數千人。
宋謝混有奴僮千數百人，沈慶之有奴僮千人。
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數量當不相上下。
普通士族家庭，也養奴婢當作重要的财産，兄弟分家時分取奴婢。
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織布，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
有時也派奴到遠方去經商，不會逃走。
五二五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餘人來建康，都印額為奴。
足見奴隸額上印着字，所以無法逃走。
齊時，劉寅使奴當伯上廣州，經過七八年還是回來。
據說當時六鬥米約抵錢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鬥或值錢五千至七千。
奴婢來源主要是破産農民，奴婢身價驚人的低也就說明農民生活驚人的惡劣。
奴隸是勞動民衆中最受壓迫的一層，侯景作亂，奴隸成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業者也是開發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力量，煉鋼、造紙、制瓷、造船都是他們特出的貢獻。
勞動民衆推動長江流域的經濟前進，士族享受了這個前進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貢獻，算是對勞動民衆提供了一種報酬。
隋唐文化繼承南朝，隋唐經濟也依仗南方。
數全國财富，“揚一益二”，就是長江流域開發的結果。
到唐中期，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長江流域地位更見重要。
所以，将近三百年的東晉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經濟文化上卻有巨大的成就。
他們土地的獲得，有所謂賜田，如王導有賜田八十餘頃在鐘山（南京城東北）西。
有所謂求田，如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始甯休崲湖，決水為田。
有所謂懸券，如蕭宏放高利貸，借錢給人，文契上預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還，驅逐業主，收歸己有。
更強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澤。
如刁協家專擅京口山澤，蠹害貧民。
齊蕭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縣）、臨城（安徽青陽縣）、定陵（青陽縣東北）三縣封閉山澤數百裡，禁民樵采。
山林湖澤被勢家占有，百姓誤入捕魚，罰布十匹，汲取飲水，刈割柴草，都有罰禁。
甚至有些統治者也感到橫暴太甚，民憤難抑，在法律上規定霸占山澤的禁律，事實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勢家大族擁有部曲，作為私有的武力。
部曲本是大地主脅迫本族貧人、佃戶及附近農民組成的私人軍隊。
大地主作将帥時，部曲當作親兵随從出戰，在平時，用部曲壓迫民衆，霸占山澤田宅。
部曲有部曲将，這一種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屬于大地主的一種剝削者。
南朝士族又擁有稱為門生的一種人。
晉陶潛有腳病，使一門生與二兒舁籃輿。
陶潛是貧士，還有一個門生為他服役。
宋徐湛之有門生千餘人，都是三吳富家子弟，衣服鮮麗，随從徐湛之出入。
謝靈運有門生數百人。
齊劉瓛每出遊，一門生持胡床随行。
門生對主人似乎有些象親随人的身分。
梁顧協标榜廉潔，有門生新來投靠，不敢獻厚禮，隻獻錢二千文，顧協發怒，賜杖二十。
姚察有門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shù葛類）一匹，姚察厲聲驅出。
顧協姚察不收禮物，算是例外，其餘當是以收門生禮物為斂财的一個方法。
東晉南朝最重門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獲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錢買做門生以後，得服事貴人，自覺身分提高。
貴人出仕，更得随從到任，分潤贓物。
例如益州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斂，多至萬金，随從賓僚，都是京城窮子，出去做郡縣官，盡量貪污緻富。
劉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頓政治，人民悅服。
門生地位比賓僚低，情誼卻很親近，他們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勢剝削。
佛寺--齊蕭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開始興盛。
梁武帝時，佛教極盛。
建康有佛寺五百餘所，各擁大财産。
僧尼十餘萬人，食肉飲酒，窮奢極侈。
外州郡佛寺，不可勝數。
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養女，白徒養女不入戶籍，免除一切課役。
郭祖深說，天下戶口，幾乎失去一半。
郭祖深主張革除白徒養女，準僧尼蓄奴婢。
僧尼隻許蔬食，婢女隻許著青布衣。
梁武帝正在大興佛教，當然不聽郭祖深的建議。
佛寺财産豐富，兼營高利貸。
齊江陵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金龍，重數千兩埋土中。
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長沙寺庫房質錢，後贖還苎，苎中有黃金五兩，問寺庫知是有人持黃金質錢，管庫僧誤置苎中。
小自一束苎，大至黃金貴物，都可以質錢，想見營業範圍的廣泛。
後世典當業，從南朝佛寺開始。
上列從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殘酷的剝削者，長江流域經濟不能有更多的發展，主要是受這群人的阻礙。
勞動民衆在這個阻礙下辛勤地進行着長江流域的開發事業。
小農--占有一小塊耕地，農業生産以外，兼營副業，勉強維持一家人生活的農民，在數量上是較大的，租稅徭役，朝廷主要是從這部分農民取得。
史載宋武帝劉裕微時的生活，可以代表這部分農民。
劉裕是個農民，有時販履賣蘆葦，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襖。
做皇帝後，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孫。
在皇宮裡仿照農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床頭有土障，壁上挂葛制的燈籠，麻制的蠅拂。
他的孫子宋孝武帝看了說，田舍翁有這些，已經算是很好了。
大抵普通農民，連葛燈籠麻蠅拂也是沒有的。
宋孝武帝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多被大族占有），孔靈符請遷徙貧民到餘姚、鄮、鄞三縣開墾湖田。
當時朝臣全數反對孔靈符的建議，說山陰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貧民傭耕，可以謀生。
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貧民來充當佃戶，孔靈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貧民墾得一些田地，為朝廷納租。
宋孝武帝不聽衆議，移民墾田，都成良業。
自然，這些良業終究還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東晉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過四十戶，自第三品起，每品減五戶，第九品五戶。
農産物主客酌量分配。
都下民戶多投王公貴人當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實行。
士族有免役特權，民衆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當屬名。
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數量無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擁有奴婢。
如晉陶侃有家僮千數，刁協家有奴婢數千人。
宋謝混有奴僮千數百人，沈慶之有奴僮千人。
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數量當不相上下。
普通士族家庭，也養奴婢當作重要的财産，兄弟分家時分取奴婢。
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織布，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
有時也派奴到遠方去經商，不會逃走。
五二五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餘人來建康，都印額為奴。
足見奴隸額上印着字，所以無法逃走。
齊時，劉寅使奴當伯上廣州，經過七八年還是回來。
據說當時六鬥米約抵錢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鬥或值錢五千至七千。
奴婢來源主要是破産農民，奴婢身價驚人的低也就說明農民生活驚人的惡劣。
奴隸是勞動民衆中最受壓迫的一層，侯景作亂，奴隸成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業者也是開發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力量，煉鋼、造紙、制瓷、造船都是他們特出的貢獻。
勞動民衆推動長江流域的經濟前進，士族享受了這個前進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貢獻，算是對勞動民衆提供了一種報酬。
隋唐文化繼承南朝，隋唐經濟也依仗南方。
數全國财富，“揚一益二”，就是長江流域開發的結果。
到唐中期，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長江流域地位更見重要。
所以，将近三百年的東晉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經濟文化上卻有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