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南朝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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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南，建立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政權。
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享受特殊的權利，生活非常優裕，地位非常鞏固，因之黃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長江流域，不僅是保存舊遺産，而且有極大的發展。
中國古文化極盛時期，首推漢唐兩朝，南朝卻是繼漢開唐的轉化時期。
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體是南朝文化的更高發展。
一文學 士族過着腐朽委靡的生活，反映在文學上，就是隻講求形式的美觀，也就是用事務求繁富，對偶務求工整，聲律務求和諧，說到内容則幾乎是空乏或者是污穢。
但是，單就形式美來說，對文學發展上也還是一個成就，因為沒有南朝文士的講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學，至于真正代表東晉南朝文學的，顯然不是這些形式美的文學而是違反當時文學習尚，較為樸素的作品。
詩歌--古體五言詩在建安時期是個高峰，在太康時期又是一個高峰，到了南朝特别是梁朝，成為大高原，由此轉入律詩的新境界。
宋齊以下，凡參與士流的人，都學作五言詩，梁鐘嵘（音榮róng）《詩品序》說“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骛焉”。
因為上自朝廷會同，下至友朋酬酢，都得賦五言詩，否則便被輕視。
有一次，梁武帝在光華殿宴飲群臣，聊句作詩，武将曹景宗力求參加。
梁武帝說，你技能很多，何必在詩上争能，意思就是勸他不必在士人面前出醜。
曹景宗酒醉，力求不已。
梁武帝給他競、病韻。
曹景宗作詩道“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宴會上人無不驚歎。
這确是南朝唯一有氣魄的一首好詩，比所有文士作的靡麗詩都要好得多，這也說明不入士流的武人，同樣學五言詩。
五言詩風尚如此廣泛，不象建安太康時期那樣限于一部分文士作詩，所以說象個大高原。
曹魏末年，清談家何晏一類人始作玄言詩。
所謂玄言詩，就是用些老莊的話頭，做成浮淺乏味的詩句。
西晉清談家所作詩很少見，鐘嵘《詩品》說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可見西晉末通行的是玄言詩。
東晉初，一些清談家逃到江南，作詩用老莊語又加上佛經語，玄言詩愈益盛行。
《文心雕龍》說，江左詩篇，沉溺在玄風裡，沒有好詩。
但是，東晉初郭璞和晉宋間陶潛，卻是受玄風影響又不受玄風約束的特出的作者。
郭璞非常博學，識見比那些清談家高出無數倍。
他看到大亂不可免，在劉淵起兵以前，去江南避難。
東晉建國，看到内亂仍不可免，心情是沉郁的，冒死斥責王敦的叛逆，性格是剛毅的，他是有肝膽、憂世的志士，所作《遊仙詩》，文采鮮明，異于玄言詩的平淡，寓意慷慨，異于玄言詩的浮淺，阮籍《詠懷詩》以後，《遊仙詩》可稱獨步。
陶潛的情感是熾熱的，他在《雜詩》裡自述“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輕翮（音核hé）思遠翥”，又說“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詠荊轲詩》更顯出他的心情，“雄發指危冠，猛将沖長纓，&hellip&hellip其人（荊轲）雖已沒，千載有餘情”，這裡惋惜刺客的失敗，無非借來發洩自己的猛氣。
這些都可見陶潛本來很想有所作為，可是，環境迫使他不可能有所作為。
東晉自司馬道子當權以後，變亂紛起，晉宋交替，變動更大，陶潛眼見世路的險惡，甯願隐居園田，避免橫禍。
《歸園田居詩》裡說，“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亂世的俗，既不肯适，又不能抗，那末，順适本性也就成為唯一可走的道路。
《與子俨等書》說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贻俗患”，可見他歸隐是出于不得已。
他在《詠貧士詩》裡說，安貧與求富兩個念頭，常在胸中交戰，安貧樂道的念頭，總是處于戰勝者的地位，所以他那種躬耕勞苦、饑寒交至的生活，和他那種清靜恬淡堅貞不移的性情，能夠融合無間，因而發為詩（四言詩、五言詩）文（賦、辭），處處見真性情，處處見真生活，使讀者自然發生對這個高士的愛慕。
何晏一類人的玄言詩，用老莊的辭句掩蓋着一團欲火，他們怕流露出真心，掩蓋惟恐不厚，作詩者的真心既然見不得人，人也無心去看他們的詩。
東晉玄言詩流傳極少，都被合理地淘汰了。
陶潛詩也有玄言詩的色彩，但由于蘊藏在内心的是潔淨的熱情，足以振起平淡的文體，平而引人入勝，淡而饒有餘味，就是因為平淡的外形包裹着熱情的内容。
陶潛詩幾乎篇篇有酒，但并不引起讀者的煩厭，也正因為酒在陶潛詩中是熱情的表現物。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顯然這種酒與酒徒的酒、縱欲人的酒大異其趣。
蕭統作《陶淵明集序》，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就是說酒在陶詩中的特殊意義。
《詩品》評陶潛詩“文體省（簡潔）靜，殆無長語（平淡），笃（厚）意真古（質樸），辭興惋惬”，“古今隐逸詩人之宗”，是恰當的評語。
東晉人作詩，“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這裡詩賦雖分談，實際都是依附老莊，不必拘泥），玄言詩流行了一百年，當然不能不變。
晉末宋初謝靈運顔延之改變詩體，謝創山水詩，顔創對偶詩，對玄言詩說來，都是新開辟的詩境。
謝靈運性愛山水，作詩主要是描寫景物，景物之美也确實被他精刻地描寫出來。
如《遊南亭詩》“密林含餘清，遠峰隐半規”，《登江中孤嶼詩》“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等句，非經深思搜索，不能得此佳句。
謝詩全篇每以繁蕪、雕琢為累，但秀句挺出，亦複清新可玩。
顔延之作詩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對偶，《詩品》說“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緻意焉”；《文心雕龍》說“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都是指顔詩專在對偶上用功夫。
《詩品》又說顔詩“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對偶與用事是不可分的，沒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對不起來，就是對起來，也隻能稱為“言對”，屬于低級的一類。
顔謝在宋初并稱大家，謝詩比顔詩高，顔詩卻比謝詩容易學。
學謝詩必須攝取自然界的美，非身臨山野，不能有所領會，也就不能學得謝詩的長處；學顔詩隻要多讀書，多記故事就可以，這是士族人能做的事，因此顔詩遠比謝詩盛行。
《詩品序》裡說“顔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書抄”。
梁武帝曾和沈約比所知關于栗的故事，沈約比梁武帝少三條。
沈約出宮，對人說，這個老翁愛面子，不讓他一些就會羞死。
後來梁武帝聽說，大怒，要治沈約的罪，沈約不久被逼死。
一個皇帝和臣下在記故事的多少上争高低，甚至逼死對手，足見當時文人重視記事。
承認記事不如人，等于承認文章不如人，這就勢所必争，顧不得什麼君臣的關系。
南朝人習慣上稱有韻文為文，無韻文為筆，經顔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筆都要用事和對偶，這在古體文筆（魏晉以前）向今體文筆（唐朝的律詩律賦四六）轉化過程中是一個關節，介于古體和今體（律體）之間的俳（對偶）體在這時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于沈約一派的文人提倡聲律，用事對偶以外再加上聲律這個重要因素，因此詩和其他文筆形體上都由俳體逐漸向律體變化。
自玄言詩以至對偶詩，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詩，梁陳詩人卻敢于說出真性情，雖然這種真性情多是污穢的，但終究是有了内容。
代表這種形體和這種内容相結合的詩叫做宮體詩。
梁武帝的太子蕭綱（梁簡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癡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創制一種輕麗的文體，因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們都模效着做，宮體詩代顔延之一派的對偶詩而盛行于梁陳兩朝。
宮體詩正是統治階級生活極端腐朽的表現，它所描寫的對象，主要是色情。
《内人晝眠》、《娈童》（梁元帝詩）也用來作詩題，污穢可厭。
不過，梁陳詩特别是陳詩，對詩體的發展來說，确有它的成就。
梁陳詩應用聲律、對偶、用事三個因素，已經相當成熟地達到配合勻稱、平仄和諧的境界，五言律詩雖然還沒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趨勢，如範雲的《巫山高》，張正見的《關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詩，宛然唐律了。
其餘五絕如柳恽《和梁武帝景陽樓詩》、梁簡文帝《梁塵詩》、陳沙門慧标《送陳寶應起兵詩》；七絕如蕭子雲《玉笥山詩》，虞世南《袁寶兒詩》；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閨有望詩》；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動弦歌詩》，都已無異于唐詩。
七律的完成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陳子良的《我家吳會》，雖音節未盡諧合，體制已屬七言律。
梁陳文人從古體詩中尋求新體，偶得這些篇制，數量不多，卻都為唐朝各種近體詩奠定基礎。
文人所作古體五言詩在東晉南朝，經過玄言詩、對偶詩、原始律詩三個階段，結束了漢魏以來的古體詩。
這時期五言詩的盛行遠超過建安、太康，但就嚴格的意義來說，古體詩人中堪稱卓越的作者卻隻有陶潛一人。
非文人所作，出于民間流傳的歌詩，也是構成東晉南朝詩的重要部分。
這類民間歌詩情深而淨潔，語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詩）而采多，富有南方清麗宛轉的風格，如《子夜歌》、《華山畿》、《讀曲歌》、《楊叛兒》等篇，使人屢讀不厭，與《國風》、漢樂府同為樂而不淫的正聲。
賦--東晉南朝賦也和詩相似，經過玄言賦、俳賦、原始律賦三個階段。
東晉盛行玄言賦，孫綽《遊天台山賦》，可作這一類賦的代表作品。
郭璞《江賦》，源出漢魏大賦，氣魄雄偉，取材宏博，兩漢魏晉最重大賦，非大學問家不敢作，郭璞博學有高才，完成了最後的一篇大賦，此後，作大賦的曆朝雖有其人，卻再沒有名篇。
陶潛作《閑情賦》，《自序》說是取意于東漢張衡的《定情賦》。
《定情賦》已亡佚，從殘存句看來，《閑情賦》是《定情賦》的充分發揮。
蕭統《陶淵明集序》認為“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其實，《閑情賦》情緻深厚纏綿，實是情賦的傑作，說它缺少風谏的意義，無助于風教，未必是确評。
陶潛《歸去來辭》，也是屬于賦類的名篇。
賦的作用在于體物寫志，東晉賦家，郭璞是體物的巨匠，陶潛是寫志的絕手，在玄言賦盛行的時期，郭璞、陶潛獨能違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謂豪傑之士。
宋齊俳賦興起，《文選》所錄宋鮑照《蕪城賦》、《尢鶴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梁江淹《恨賦》、《别賦》等，都是俳賦中的名篇。
宋範晔《自序》，說自己深通聲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聲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并不是真能從根本上懂得。
年輕人裡隻有謝莊可能懂得。
因為謝莊通聲律，所作《赤鹦鹉賦》（文已殘缺），被認為律賦的濫觞。
梁陳文人專力作詩，在創制新體上，成就也較多。
賦體巨大，調諧音節更不易，因之梁陳賦雖向律賦演變，但還少見成形的律賦。
骈文和散文--骈文起于東漢，至魏晉時達到最高峰。
魏晉骈文，句法整（不是對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華采（偶用故事），氣韻靜而兼有流蕩，聲調平而兼有抑揚（不拘聲律），大自論說，小至柬劄，都具有獨特的風格，境界之高，難可追攀。
東晉骈文仍能保持西晉餘風，王羲之尤為出色。
王羲之比較恬淡，有政治識見，所作文辭，質直盡言，以達意為主，不事采飾，《晉書?王羲之傳》所錄《與會稽王（司馬道子）箋》、《與殷浩書》、《與謝安書》、《與謝萬書》以及《蘭亭詩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體兼骈散，就風格方面看，應是骈文的上品。
以宋顔延之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辭采，非對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體是很美觀的，但冗長堆砌，意少語多（所謂“瘠義肥辭”），也是這一派的通病。
以齊梁任蚄、沈約等人為代表，所謂永明體（齊武帝年号）的一派骈文，修辭更加精工，漸開四六的門徑。
以梁陳徐陵、庾信為代表，所謂徐庾體的一派骈文，已形成為原始的四六體，對魏晉骈文說來，徐庾體是新變成的文體，對唐四六說來，徐庾體卻仍保持較多的古意。
南朝骈文演變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稱絕美。
骈文自東漢以來，雖然文體屢變，但總的趨向是求美觀，庾信骈文正是這個趨向達到最高峰的表現。
骈文不宜于叙事，所以，骈文盡管盛行，并不能排擯散文在史書上的地位，以為東晉南朝時散文已經絕迹，是不合事實的。
不過，東晉南朝人撰史書，凡論贊都用骈文，惟梁陳時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書》、《陳書》，論贊獨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
姚察以前，陶潛作《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
唐朝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在反對四六文的意義上來說，是進步性的文體革新，陶潛、姚察則是這個革新運動的先驅。
總結性的文學著述--南朝産生了幾部重要的總結性的文學著述。
這些著述主要産生在梁朝，因為梁是文學上新舊交替的重要關頭。
宋鮑照說：“工言古者先考績于今”。
就是先得了解當今的事情，然後才能談已往的事情。
梁朝已經有了新體文學的萌芽，作者據以觀察古體文學，從比較中得知它們的優劣所在，從而作出有見解的論述。
幾部重要著述都出現于梁朝，顯然是有原因的。
《世說新語》，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标注。
今本《世說新語》自《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目，事起東漢末年，止于東晉，主要内容是記錄清談家的言行。
清談至東晉末告結束，宋時正好作總結。
劉義慶愛好文學，招聚文士多人，《世說新語》當是衆文士所編輯。
清談家的特征是言語玄
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享受特殊的權利，生活非常優裕，地位非常鞏固，因之黃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長江流域，不僅是保存舊遺産，而且有極大的發展。
中國古文化極盛時期，首推漢唐兩朝，南朝卻是繼漢開唐的轉化時期。
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體是南朝文化的更高發展。
一文學 士族過着腐朽委靡的生活，反映在文學上，就是隻講求形式的美觀，也就是用事務求繁富，對偶務求工整，聲律務求和諧，說到内容則幾乎是空乏或者是污穢。
但是，單就形式美來說，對文學發展上也還是一個成就，因為沒有南朝文士的講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學，至于真正代表東晉南朝文學的，顯然不是這些形式美的文學而是違反當時文學習尚，較為樸素的作品。
詩歌--古體五言詩在建安時期是個高峰，在太康時期又是一個高峰，到了南朝特别是梁朝，成為大高原，由此轉入律詩的新境界。
宋齊以下，凡參與士流的人，都學作五言詩，梁鐘嵘（音榮róng）《詩品序》說“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骛焉”。
因為上自朝廷會同，下至友朋酬酢，都得賦五言詩，否則便被輕視。
有一次，梁武帝在光華殿宴飲群臣，聊句作詩，武将曹景宗力求參加。
梁武帝說，你技能很多，何必在詩上争能，意思就是勸他不必在士人面前出醜。
曹景宗酒醉，力求不已。
梁武帝給他競、病韻。
曹景宗作詩道“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宴會上人無不驚歎。
這确是南朝唯一有氣魄的一首好詩，比所有文士作的靡麗詩都要好得多，這也說明不入士流的武人，同樣學五言詩。
五言詩風尚如此廣泛，不象建安太康時期那樣限于一部分文士作詩，所以說象個大高原。
曹魏末年，清談家何晏一類人始作玄言詩。
所謂玄言詩，就是用些老莊的話頭，做成浮淺乏味的詩句。
西晉清談家所作詩很少見，鐘嵘《詩品》說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可見西晉末通行的是玄言詩。
東晉初，一些清談家逃到江南，作詩用老莊語又加上佛經語，玄言詩愈益盛行。
《文心雕龍》說，江左詩篇，沉溺在玄風裡，沒有好詩。
但是，東晉初郭璞和晉宋間陶潛，卻是受玄風影響又不受玄風約束的特出的作者。
郭璞非常博學，識見比那些清談家高出無數倍。
他看到大亂不可免，在劉淵起兵以前，去江南避難。
東晉建國，看到内亂仍不可免，心情是沉郁的，冒死斥責王敦的叛逆，性格是剛毅的，他是有肝膽、憂世的志士，所作《遊仙詩》，文采鮮明，異于玄言詩的平淡，寓意慷慨，異于玄言詩的浮淺，阮籍《詠懷詩》以後，《遊仙詩》可稱獨步。
陶潛的情感是熾熱的，他在《雜詩》裡自述“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輕翮（音核hé）思遠翥”，又說“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詠荊轲詩》更顯出他的心情，“雄發指危冠，猛将沖長纓，&hellip&hellip其人（荊轲）雖已沒，千載有餘情”，這裡惋惜刺客的失敗，無非借來發洩自己的猛氣。
這些都可見陶潛本來很想有所作為，可是，環境迫使他不可能有所作為。
東晉自司馬道子當權以後，變亂紛起，晉宋交替，變動更大，陶潛眼見世路的險惡，甯願隐居園田，避免橫禍。
《歸園田居詩》裡說，“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亂世的俗，既不肯适，又不能抗，那末，順适本性也就成為唯一可走的道路。
《與子俨等書》說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贻俗患”，可見他歸隐是出于不得已。
他在《詠貧士詩》裡說，安貧與求富兩個念頭，常在胸中交戰，安貧樂道的念頭，總是處于戰勝者的地位，所以他那種躬耕勞苦、饑寒交至的生活，和他那種清靜恬淡堅貞不移的性情，能夠融合無間，因而發為詩（四言詩、五言詩）文（賦、辭），處處見真性情，處處見真生活，使讀者自然發生對這個高士的愛慕。
何晏一類人的玄言詩，用老莊的辭句掩蓋着一團欲火，他們怕流露出真心，掩蓋惟恐不厚，作詩者的真心既然見不得人，人也無心去看他們的詩。
東晉玄言詩流傳極少，都被合理地淘汰了。
陶潛詩也有玄言詩的色彩，但由于蘊藏在内心的是潔淨的熱情，足以振起平淡的文體，平而引人入勝，淡而饒有餘味，就是因為平淡的外形包裹着熱情的内容。
陶潛詩幾乎篇篇有酒，但并不引起讀者的煩厭，也正因為酒在陶潛詩中是熱情的表現物。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顯然這種酒與酒徒的酒、縱欲人的酒大異其趣。
蕭統作《陶淵明集序》，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就是說酒在陶詩中的特殊意義。
《詩品》評陶潛詩“文體省（簡潔）靜，殆無長語（平淡），笃（厚）意真古（質樸），辭興惋惬”，“古今隐逸詩人之宗”，是恰當的評語。
東晉人作詩，“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這裡詩賦雖分談，實際都是依附老莊，不必拘泥），玄言詩流行了一百年，當然不能不變。
晉末宋初謝靈運顔延之改變詩體，謝創山水詩，顔創對偶詩，對玄言詩說來，都是新開辟的詩境。
謝靈運性愛山水，作詩主要是描寫景物，景物之美也确實被他精刻地描寫出來。
如《遊南亭詩》“密林含餘清，遠峰隐半規”，《登江中孤嶼詩》“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等句，非經深思搜索，不能得此佳句。
謝詩全篇每以繁蕪、雕琢為累，但秀句挺出，亦複清新可玩。
顔延之作詩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對偶，《詩品》說“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緻意焉”；《文心雕龍》說“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都是指顔詩專在對偶上用功夫。
《詩品》又說顔詩“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對偶與用事是不可分的，沒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對不起來，就是對起來，也隻能稱為“言對”，屬于低級的一類。
顔謝在宋初并稱大家，謝詩比顔詩高，顔詩卻比謝詩容易學。
學謝詩必須攝取自然界的美，非身臨山野，不能有所領會，也就不能學得謝詩的長處；學顔詩隻要多讀書，多記故事就可以，這是士族人能做的事，因此顔詩遠比謝詩盛行。
《詩品序》裡說“顔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書抄”。
梁武帝曾和沈約比所知關于栗的故事，沈約比梁武帝少三條。
沈約出宮，對人說，這個老翁愛面子，不讓他一些就會羞死。
後來梁武帝聽說，大怒，要治沈約的罪，沈約不久被逼死。
一個皇帝和臣下在記故事的多少上争高低，甚至逼死對手，足見當時文人重視記事。
承認記事不如人，等于承認文章不如人，這就勢所必争，顧不得什麼君臣的關系。
南朝人習慣上稱有韻文為文，無韻文為筆，經顔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筆都要用事和對偶，這在古體文筆（魏晉以前）向今體文筆（唐朝的律詩律賦四六）轉化過程中是一個關節，介于古體和今體（律體）之間的俳（對偶）體在這時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于沈約一派的文人提倡聲律，用事對偶以外再加上聲律這個重要因素，因此詩和其他文筆形體上都由俳體逐漸向律體變化。
自玄言詩以至對偶詩，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詩，梁陳詩人卻敢于說出真性情，雖然這種真性情多是污穢的，但終究是有了内容。
代表這種形體和這種内容相結合的詩叫做宮體詩。
梁武帝的太子蕭綱（梁簡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癡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創制一種輕麗的文體，因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們都模效着做，宮體詩代顔延之一派的對偶詩而盛行于梁陳兩朝。
宮體詩正是統治階級生活極端腐朽的表現，它所描寫的對象，主要是色情。
《内人晝眠》、《娈童》（梁元帝詩）也用來作詩題，污穢可厭。
不過，梁陳詩特别是陳詩，對詩體的發展來說，确有它的成就。
梁陳詩應用聲律、對偶、用事三個因素，已經相當成熟地達到配合勻稱、平仄和諧的境界，五言律詩雖然還沒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趨勢，如範雲的《巫山高》，張正見的《關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詩，宛然唐律了。
其餘五絕如柳恽《和梁武帝景陽樓詩》、梁簡文帝《梁塵詩》、陳沙門慧标《送陳寶應起兵詩》；七絕如蕭子雲《玉笥山詩》，虞世南《袁寶兒詩》；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閨有望詩》；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動弦歌詩》，都已無異于唐詩。
七律的完成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陳子良的《我家吳會》，雖音節未盡諧合，體制已屬七言律。
梁陳文人從古體詩中尋求新體，偶得這些篇制，數量不多，卻都為唐朝各種近體詩奠定基礎。
文人所作古體五言詩在東晉南朝，經過玄言詩、對偶詩、原始律詩三個階段，結束了漢魏以來的古體詩。
這時期五言詩的盛行遠超過建安、太康，但就嚴格的意義來說，古體詩人中堪稱卓越的作者卻隻有陶潛一人。
非文人所作，出于民間流傳的歌詩，也是構成東晉南朝詩的重要部分。
這類民間歌詩情深而淨潔，語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詩）而采多，富有南方清麗宛轉的風格，如《子夜歌》、《華山畿》、《讀曲歌》、《楊叛兒》等篇，使人屢讀不厭，與《國風》、漢樂府同為樂而不淫的正聲。
賦--東晉南朝賦也和詩相似，經過玄言賦、俳賦、原始律賦三個階段。
東晉盛行玄言賦，孫綽《遊天台山賦》，可作這一類賦的代表作品。
郭璞《江賦》，源出漢魏大賦，氣魄雄偉，取材宏博，兩漢魏晉最重大賦，非大學問家不敢作，郭璞博學有高才，完成了最後的一篇大賦，此後，作大賦的曆朝雖有其人，卻再沒有名篇。
陶潛作《閑情賦》，《自序》說是取意于東漢張衡的《定情賦》。
《定情賦》已亡佚，從殘存句看來，《閑情賦》是《定情賦》的充分發揮。
蕭統《陶淵明集序》認為“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其實，《閑情賦》情緻深厚纏綿，實是情賦的傑作，說它缺少風谏的意義，無助于風教，未必是确評。
陶潛《歸去來辭》，也是屬于賦類的名篇。
賦的作用在于體物寫志，東晉賦家，郭璞是體物的巨匠，陶潛是寫志的絕手，在玄言賦盛行的時期，郭璞、陶潛獨能違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謂豪傑之士。
宋齊俳賦興起，《文選》所錄宋鮑照《蕪城賦》、《尢鶴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梁江淹《恨賦》、《别賦》等，都是俳賦中的名篇。
宋範晔《自序》，說自己深通聲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聲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并不是真能從根本上懂得。
年輕人裡隻有謝莊可能懂得。
因為謝莊通聲律，所作《赤鹦鹉賦》（文已殘缺），被認為律賦的濫觞。
梁陳文人專力作詩，在創制新體上，成就也較多。
賦體巨大，調諧音節更不易，因之梁陳賦雖向律賦演變，但還少見成形的律賦。
骈文和散文--骈文起于東漢，至魏晉時達到最高峰。
魏晉骈文，句法整（不是對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華采（偶用故事），氣韻靜而兼有流蕩，聲調平而兼有抑揚（不拘聲律），大自論說，小至柬劄，都具有獨特的風格，境界之高，難可追攀。
東晉骈文仍能保持西晉餘風，王羲之尤為出色。
王羲之比較恬淡，有政治識見，所作文辭，質直盡言，以達意為主，不事采飾，《晉書?王羲之傳》所錄《與會稽王（司馬道子）箋》、《與殷浩書》、《與謝安書》、《與謝萬書》以及《蘭亭詩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體兼骈散，就風格方面看，應是骈文的上品。
以宋顔延之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辭采，非對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體是很美觀的，但冗長堆砌，意少語多（所謂“瘠義肥辭”），也是這一派的通病。
以齊梁任蚄、沈約等人為代表，所謂永明體（齊武帝年号）的一派骈文，修辭更加精工，漸開四六的門徑。
以梁陳徐陵、庾信為代表，所謂徐庾體的一派骈文，已形成為原始的四六體，對魏晉骈文說來，徐庾體是新變成的文體，對唐四六說來，徐庾體卻仍保持較多的古意。
南朝骈文演變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稱絕美。
骈文自東漢以來，雖然文體屢變，但總的趨向是求美觀，庾信骈文正是這個趨向達到最高峰的表現。
骈文不宜于叙事，所以，骈文盡管盛行，并不能排擯散文在史書上的地位，以為東晉南朝時散文已經絕迹，是不合事實的。
不過，東晉南朝人撰史書，凡論贊都用骈文，惟梁陳時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書》、《陳書》，論贊獨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
姚察以前，陶潛作《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
唐朝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在反對四六文的意義上來說，是進步性的文體革新，陶潛、姚察則是這個革新運動的先驅。
總結性的文學著述--南朝産生了幾部重要的總結性的文學著述。
這些著述主要産生在梁朝，因為梁是文學上新舊交替的重要關頭。
宋鮑照說：“工言古者先考績于今”。
就是先得了解當今的事情，然後才能談已往的事情。
梁朝已經有了新體文學的萌芽，作者據以觀察古體文學，從比較中得知它們的優劣所在，從而作出有見解的論述。
幾部重要著述都出現于梁朝，顯然是有原因的。
《世說新語》，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标注。
今本《世說新語》自《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目，事起東漢末年，止于東晉，主要内容是記錄清談家的言行。
清談至東晉末告結束，宋時正好作總結。
劉義慶愛好文學，招聚文士多人，《世說新語》當是衆文士所編輯。
清談家的特征是言語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