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南朝的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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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已經表現出上升的趨勢，孫吳建國時，又有些進展。
西晉末大亂，黃河流域漢族人大量南遷，其中士族隻是少數，極大多數還是勞動民衆。
他們帶着北方比較進步的生産技術來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産基礎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産力有顯著的提高。
東晉末和梁末兩次禍亂以外，南朝境内沒有發生過大的戰争破壞，這也是生産力得以逐漸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依據下列事例，可以說明南朝發展中的經濟狀況。
人口增加 長江流域向來人口稀少，最大的荊、揚二州，當西晉武帝太康全盛時，荊州有三十五萬戶，揚州有三十一萬戶。
西晉惠帝割揚州七郡荊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荊州三郡屬梁州。
西晉懷帝又割荊州五郡置湘州。
荊州所屬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數戶口仍在荊州所屬襄陽江陵及江州所屬武昌一帶地區。
東晉時，北方流人大量南來，主要僑寓在荊揚二州。
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戶口占江南全戶口的半數。
所謂三州，實際仍是太康時的荊揚二州（江州本是荊揚二州的一部分，荊州割歸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戶口稠密地區），假如北方流人戶口和東晉以來荊江揚三州一百三十餘年繁殖的戶口，總數相當于荊州割去的八郡戶口數，那末，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仍應有六七十萬戶，全江南應有一百二三十萬戶（不包括豪強藏匿的戶口）。
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戶口數，全國隻有九十萬六千餘戶、四百六十八萬餘口。
當時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國實際戶口，決不能隻有此數。
陳朝國土最小，陳宣帝時有戶六十萬，隋滅陳，得陳戶五十萬，男女口二百萬。
二八○年，西晉滅吳，得吳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陳朝地比吳國略小，陳亡時戶口也略少，自吳亡至陳亡，中間經過三百餘年，戶口似乎一點變動也沒有，顯然是不合實際的。
東晉和南朝的戶口數過度不合實際，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權。
東晉元帝依靠士族立國，法禁寬弛，列入《百家譜》的士族固然特權最大，不入譜的北來士族以及東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權。
這種特權之一是“挾藏戶口，以為私附”，即并若幹戶為一戶，士族出名作戶主。
戶主勢力愈大，所附私戶數也愈多。
東晉時山遐作餘姚令，到縣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萬餘人。
縣中豪強，群起攻擊，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許，免山遐官。
會稽郡所屬共十縣，人口約三十五萬（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數，東晉時人口也許較少），假如平均每縣人口為三萬五千，餘姚一縣私附竟多至萬餘人。
餘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強藏戶已如此衆多，其他郡縣可以類推。
僑郡縣并無一定境界，朝廷不問僑寓士族所占田畝數，當然不征租稅和徭役，歲月積久，兼并愈甚，土斷與僑寓兩種主張成為政治上嚴重的鬥争。
所謂土斷，就是主張把僑郡縣士民作為土著，民衆向朝廷納租稅服徭役，不再讓士族獨占這些利益。
所謂僑寓，就是主張維持士族在僑郡縣裡一向獨占的利益。
土斷對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東晉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張土斷。
三六四年（東晉哀帝興甯二年），桓溫實行土斷，制定嚴法禁止挾藏戶口，并在全國大查戶口，普禁藏戶，彭城王司馬玄藏匿五戶，被桓溫懲罰，朝廷因此收入大增。
桓溫失敗後，土斷制廢棄不行。
四一三年（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又實行土斷，省去不少僑郡縣。
宋孝武帝時，雍州刺史王玄谟請在雍州實行土斷，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屬三郡十六縣為一郡。
宋完成了土斷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無法變革挾藏戶口的積弊。
齊高帝新建齊朝，想整頓黃籍。
黃籍是普通民衆的戶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稅徭役的根據。
黃籍向來是一個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農、商賈，商賈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稅的利益）賄賂，給納賄者或注軍功，軍功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錢一萬餘，僞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稱士族；或因秃發，假托僧人；或遷徙無定，不立戶名；或戶存而黃籍不載，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種種，弊端極多。
免役免稅的戶口愈增，貧苦民衆的負擔也愈重。
齊高帝設專官檢查黃籍。
齊武帝繼續檢查，罰納賄改籍人到邊地充戍役。
四八五年，富陽（浙江富陽縣）妖人唐寓之作亂，三吳納賄改籍人來投奔的多至三萬。
齊武帝派兵進擊，斬唐寓之。
這次作亂，是富民反抗檢查黃籍，畏罰叛變，根本不是農民起義。
唐寓之雖然失敗，納賄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強烈。
四九○年，齊武帝不得不取消檢查，承認宋代黃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檢查黃籍，卻想從整理士籍入手，依據東晉賈弼之所作《士族譜》，宋劉湛所作《百姓譜》，設立譜局，改定《百家譜》，凡八十卷，東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
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東南士族的譜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繼續納賄改黃籍，結果隻能是百家土族、東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勢力去剝削勞動民衆。
梁郭祖深說，民衆為避免重役，或自斷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隸，稱為屬名。
梁朝的屬名，就是東晉的私附，足見豪強挾藏戶口，一向保持不變。
自桓溫首創土斷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譜》，都說明士族與朝廷争奪民戶，朝廷并不能改變這個形勢。
因此，長江流域人口實際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幾個戶口數字上卻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農業前進 江南地勢卑濕，人口稀少，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法從事生産。
所謂火耕水耨，就是燒去田裡雜草，灌水種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長。
這樣簡單的耕種法，生産量自然很低微。
西晉武帝時，杜預奏稱東南水災特别嚴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須高地蓄水，多築陂堰，每遇水雨，堤壞泛濫，低田損毀，延及陸田。
過去東南地曠人稀，不妨用這個舊法，現在戶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歲陂堰放水，為害實多。
請令地方官決去曹魏以來新造諸陂堰，修
西晉末大亂，黃河流域漢族人大量南遷，其中士族隻是少數，極大多數還是勞動民衆。
他們帶着北方比較進步的生産技術來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産基礎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産力有顯著的提高。
東晉末和梁末兩次禍亂以外，南朝境内沒有發生過大的戰争破壞，這也是生産力得以逐漸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依據下列事例，可以說明南朝發展中的經濟狀況。
人口增加 長江流域向來人口稀少，最大的荊、揚二州，當西晉武帝太康全盛時，荊州有三十五萬戶，揚州有三十一萬戶。
西晉惠帝割揚州七郡荊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荊州三郡屬梁州。
西晉懷帝又割荊州五郡置湘州。
荊州所屬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數戶口仍在荊州所屬襄陽江陵及江州所屬武昌一帶地區。
東晉時，北方流人大量南來，主要僑寓在荊揚二州。
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戶口占江南全戶口的半數。
所謂三州，實際仍是太康時的荊揚二州（江州本是荊揚二州的一部分，荊州割歸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戶口稠密地區），假如北方流人戶口和東晉以來荊江揚三州一百三十餘年繁殖的戶口，總數相當于荊州割去的八郡戶口數，那末，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仍應有六七十萬戶，全江南應有一百二三十萬戶（不包括豪強藏匿的戶口）。
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戶口數，全國隻有九十萬六千餘戶、四百六十八萬餘口。
當時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國實際戶口，決不能隻有此數。
陳朝國土最小，陳宣帝時有戶六十萬，隋滅陳，得陳戶五十萬，男女口二百萬。
二八○年，西晉滅吳，得吳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陳朝地比吳國略小，陳亡時戶口也略少，自吳亡至陳亡，中間經過三百餘年，戶口似乎一點變動也沒有，顯然是不合實際的。
東晉和南朝的戶口數過度不合實際，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權。
東晉元帝依靠士族立國，法禁寬弛，列入《百家譜》的士族固然特權最大，不入譜的北來士族以及東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權。
這種特權之一是“挾藏戶口，以為私附”，即并若幹戶為一戶，士族出名作戶主。
戶主勢力愈大，所附私戶數也愈多。
東晉時山遐作餘姚令，到縣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萬餘人。
縣中豪強，群起攻擊，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許，免山遐官。
會稽郡所屬共十縣，人口約三十五萬（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數，東晉時人口也許較少），假如平均每縣人口為三萬五千，餘姚一縣私附竟多至萬餘人。
餘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強藏戶已如此衆多，其他郡縣可以類推。
僑郡縣并無一定境界，朝廷不問僑寓士族所占田畝數，當然不征租稅和徭役，歲月積久，兼并愈甚，土斷與僑寓兩種主張成為政治上嚴重的鬥争。
所謂土斷，就是主張把僑郡縣士民作為土著，民衆向朝廷納租稅服徭役，不再讓士族獨占這些利益。
所謂僑寓，就是主張維持士族在僑郡縣裡一向獨占的利益。
土斷對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東晉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張土斷。
三六四年（東晉哀帝興甯二年），桓溫實行土斷，制定嚴法禁止挾藏戶口，并在全國大查戶口，普禁藏戶，彭城王司馬玄藏匿五戶，被桓溫懲罰，朝廷因此收入大增。
桓溫失敗後，土斷制廢棄不行。
四一三年（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又實行土斷，省去不少僑郡縣。
宋孝武帝時，雍州刺史王玄谟請在雍州實行土斷，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屬三郡十六縣為一郡。
宋完成了土斷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無法變革挾藏戶口的積弊。
齊高帝新建齊朝，想整頓黃籍。
黃籍是普通民衆的戶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稅徭役的根據。
黃籍向來是一個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農、商賈，商賈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稅的利益）賄賂，給納賄者或注軍功，軍功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錢一萬餘，僞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稱士族；或因秃發，假托僧人；或遷徙無定，不立戶名；或戶存而黃籍不載，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種種，弊端極多。
免役免稅的戶口愈增，貧苦民衆的負擔也愈重。
齊高帝設專官檢查黃籍。
齊武帝繼續檢查，罰納賄改籍人到邊地充戍役。
四八五年，富陽（浙江富陽縣）妖人唐寓之作亂，三吳納賄改籍人來投奔的多至三萬。
齊武帝派兵進擊，斬唐寓之。
這次作亂，是富民反抗檢查黃籍，畏罰叛變，根本不是農民起義。
唐寓之雖然失敗，納賄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強烈。
四九○年，齊武帝不得不取消檢查，承認宋代黃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檢查黃籍，卻想從整理士籍入手，依據東晉賈弼之所作《士族譜》，宋劉湛所作《百姓譜》，設立譜局，改定《百家譜》，凡八十卷，東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
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東南士族的譜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繼續納賄改黃籍，結果隻能是百家土族、東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勢力去剝削勞動民衆。
梁郭祖深說，民衆為避免重役，或自斷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隸，稱為屬名。
梁朝的屬名，就是東晉的私附，足見豪強挾藏戶口，一向保持不變。
自桓溫首創土斷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譜》，都說明士族與朝廷争奪民戶，朝廷并不能改變這個形勢。
因此，長江流域人口實際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幾個戶口數字上卻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農業前進 江南地勢卑濕，人口稀少，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法從事生産。
所謂火耕水耨，就是燒去田裡雜草，灌水種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長。
這樣簡單的耕種法，生産量自然很低微。
西晉武帝時，杜預奏稱東南水災特别嚴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須高地蓄水，多築陂堰，每遇水雨，堤壞泛濫，低田損毀，延及陸田。
過去東南地曠人稀，不妨用這個舊法，現在戶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歲陂堰放水，為害實多。
請令地方官決去曹魏以來新造諸陂堰，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