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十六國時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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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涼州文化的中心。
敦煌儒生保持東漢以來的今文經學，多擅長陰陽術數圖谶之學，儒生以外，還有不少擅長技藝的人。
如索丞善于彈筝歌唱，悲歌能使歡樂人掉淚，改換歌調，能使掉淚人歡樂起舞，當時号為雍門調。
又如張存善針術。
張存有奴常常逃走，張存用針刺奴，使腳縮不能行動，要使用時，用針刺便能動。
敦煌是佛教流入内地的第一站，在這個站上，有今文經學以及音樂醫藥各式各樣的接待者，賓主間有氣味相投處，利害上又不發生什麼抵觸，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備着順利接受的條件。
因玄學的興盛，儒學在西晉時已進入衰運。
十六國時佛教盛行，儒學又受到更大的壓力，儒生隻能傳授經學，不敢反對佛教。
東晉儒學對佛教還有些抵抗，十六國儒學比起來顯得更衰落了。
不過，儒學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義，維持封建秩序的禮制，總必須依據儒學。
簡短的結論 自二九一年，西晉賈後專權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統一中國北部止，前後一百五十年的長期戰亂，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黃河流域遭受幾乎徹底破壞的黑暗時期。
二八○年至二八九年号稱天下安業的太康年間，恰恰成為長期大戰亂爆發前可怕的暫時寂靜。
晉武帝統一中國，是東漢末年以來的一個進步，他實行了一些有利于統一和人民的積極性措施，也應該予以肯定。
但是，他至少做了兩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戰亂的引火線。
第一是西漢景帝以後，皇子受封為國王，除在國内收取規定的租稅，并無其他權力。
曹魏設禁尤為嚴厲，國王等于囚犯。
晉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為國王。
國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國内是實在的統治者。
這種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漢景帝以前的狀況。
第二是曹魏嚴防外戚幹預政權，糾正了東漢外戚宦官相互争奪的慣例。
晉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東漢的狀況。
曆史是前進的，那怕是極遲緩的前進，倒退一定要受到曆史的懲罰。
司馬氏收買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司馬氏集團，奪取曹氏政權。
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對另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的曹氏集團充分使用了險詐殘忍的手段，對本集團則盡量縱容優待，換取這些人的擁護。
統一中國後，朝廷上新氣象很少，相反，險詐殘忍貪污腐朽的氣氛更濃厚了。
執掌政權的高級士族由司馬氏諸王公、外戚、高門（大臣和名士）組成。
這群人中間，外戚與諸王公、外戚與外戚、王公與王公有複雜的利害沖突，高門與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級士族和中下級士族間的利害沖突。
在高級士族的貪暴統治下，西晉社會間存在着三個亂源：第一，被高門壓抑的中下級士族投奔諸王公、外戚和少數族豪酋，企圖突破門閥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貴。
高級士族和少數族豪酋（石勒是農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階級中作亂的階層，中下級士族是地主階級中助亂的階層。
作亂者和助亂者都急于乘機動手，大戰亂就在這些人的活動裡接連爆發了。
第二，居住邊境上和内地的少數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從遊牧轉化為農民，當然是願意安居樂業的，可是，西晉統治者的殘酷壓榨，迫使少數族農民不得不尋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
這種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從反晉戰争引導到各族間混戰。
第三，漢族農民被西晉統治者壓榨，大量流亡。
在蜀地，流民發動了起義。
在黃河流域，因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晉，有些随從乞活帥反抗匈奴軍，有些投靠塢主壁帥（豪強大姓）守地自衛，有些逃到邊境外依靠遊牧族的豪酋。
這種混亂分散的情況，使得農民不能組成龐大有力的起義軍，同時也就助長了非漢族豪酋和漢族豪強大姓的割據勢力。
二九○年外戚楊賈兩姓争權之亂，促使各種矛盾開始爆發了。
從而引起三○○年開始的諸王混戰，再從而引起三○四年開始的劉淵起兵反晉，到三一六年，西晉朝廷完全覆沒。
從此，以反晉為名的戰亂轉入五個少數族豪酋相繼混戰的階段。
匈奴族羯族表現破壞性最為猛烈，鮮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政治比較良好，黃河流域人民得到暫時的喘息。
前秦敗亡後，在前燕、前秦及前涼舊境内，紛紛出現許多割據小國，這時候鮮卑拓跋部強大起來，逐漸消滅這些小國，統一了中國北部。
在長期戰亂中，漢族人民鍛煉了堅固的民族性。
冉闵對羯人的報複，苻堅的攻晉大敗，姚泓的戰敗被俘，都是漢族人民不願接受非漢族人的統治，有機會就要推翻它的顯例。
由于五個少數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國土地上的統治地位，本來居住在偏僻山谷裡和居住在邊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進入統治區内的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
本族豪酋失勢以後，他們也就逐漸和漢族融合了。
西晉高級士族過着極度腐朽的生活，極度腐朽的玄學思想得以發達起來。
十六國時期，社會變成現實的地獄，宣揚天堂樂趣的佛教得以廣泛流傳。
佛教能麻痹勞苦群衆的鬥争性，因之從石勒石虎開始，統治者利用儒學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
敦煌是涼州文化的中心。
敦煌儒生保持東漢以來的今文經學，多擅長陰陽術數圖谶之學，儒生以外，還有不少擅長技藝的人。
如索丞善于彈筝歌唱，悲歌能使歡樂人掉淚，改換歌調，能使掉淚人歡樂起舞，當時号為雍門調。
又如張存善針術。
張存有奴常常逃走，張存用針刺奴，使腳縮不能行動，要使用時，用針刺便能動。
敦煌是佛教流入内地的第一站，在這個站上，有今文經學以及音樂醫藥各式各樣的接待者，賓主間有氣味相投處，利害上又不發生什麼抵觸，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備着順利接受的條件。
因玄學的興盛，儒學在西晉時已進入衰運。
十六國時佛教盛行，儒學又受到更大的壓力，儒生隻能傳授經學，不敢反對佛教。
東晉儒學對佛教還有些抵抗，十六國儒學比起來顯得更衰落了。
不過，儒學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義，維持封建秩序的禮制，總必須依據儒學。
簡短的結論 自二九一年，西晉賈後專權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統一中國北部止，前後一百五十年的長期戰亂，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黃河流域遭受幾乎徹底破壞的黑暗時期。
二八○年至二八九年号稱天下安業的太康年間，恰恰成為長期大戰亂爆發前可怕的暫時寂靜。
晉武帝統一中國，是東漢末年以來的一個進步，他實行了一些有利于統一和人民的積極性措施，也應該予以肯定。
但是，他至少做了兩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戰亂的引火線。
第一是西漢景帝以後，皇子受封為國王，除在國内收取規定的租稅，并無其他權力。
曹魏設禁尤為嚴厲，國王等于囚犯。
晉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為國王。
國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國内是實在的統治者。
這種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漢景帝以前的狀況。
第二是曹魏嚴防外戚幹預政權，糾正了東漢外戚宦官相互争奪的慣例。
晉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東漢的狀況。
曆史是前進的，那怕是極遲緩的前進，倒退一定要受到曆史的懲罰。
司馬氏收買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司馬氏集團，奪取曹氏政權。
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對另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的曹氏集團充分使用了險詐殘忍的手段，對本集團則盡量縱容優待，換取這些人的擁護。
統一中國後，朝廷上新氣象很少，相反，險詐殘忍貪污腐朽的氣氛更濃厚了。
執掌政權的高級士族由司馬氏諸王公、外戚、高門（大臣和名士）組成。
這群人中間，外戚與諸王公、外戚與外戚、王公與王公有複雜的利害沖突，高門與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級士族和中下級士族間的利害沖突。
在高級士族的貪暴統治下，西晉社會間存在着三個亂源：第一，被高門壓抑的中下級士族投奔諸王公、外戚和少數族豪酋，企圖突破門閥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貴。
高級士族和少數族豪酋（石勒是農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階級中作亂的階層，中下級士族是地主階級中助亂的階層。
作亂者和助亂者都急于乘機動手，大戰亂就在這些人的活動裡接連爆發了。
第二，居住邊境上和内地的少數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從遊牧轉化為農民，當然是願意安居樂業的，可是，西晉統治者的殘酷壓榨，迫使少數族農民不得不尋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
這種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從反晉戰争引導到各族間混戰。
第三，漢族農民被西晉統治者壓榨，大量流亡。
在蜀地，流民發動了起義。
在黃河流域，因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晉，有些随從乞活帥反抗匈奴軍，有些投靠塢主壁帥（豪強大姓）守地自衛，有些逃到邊境外依靠遊牧族的豪酋。
這種混亂分散的情況，使得農民不能組成龐大有力的起義軍，同時也就助長了非漢族豪酋和漢族豪強大姓的割據勢力。
二九○年外戚楊賈兩姓争權之亂，促使各種矛盾開始爆發了。
從而引起三○○年開始的諸王混戰，再從而引起三○四年開始的劉淵起兵反晉，到三一六年，西晉朝廷完全覆沒。
從此，以反晉為名的戰亂轉入五個少數族豪酋相繼混戰的階段。
匈奴族羯族表現破壞性最為猛烈，鮮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政治比較良好，黃河流域人民得到暫時的喘息。
前秦敗亡後，在前燕、前秦及前涼舊境内，紛紛出現許多割據小國，這時候鮮卑拓跋部強大起來，逐漸消滅這些小國，統一了中國北部。
在長期戰亂中，漢族人民鍛煉了堅固的民族性。
冉闵對羯人的報複，苻堅的攻晉大敗，姚泓的戰敗被俘，都是漢族人民不願接受非漢族人的統治，有機會就要推翻它的顯例。
由于五個少數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國土地上的統治地位，本來居住在偏僻山谷裡和居住在邊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進入統治區内的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
本族豪酋失勢以後，他們也就逐漸和漢族融合了。
西晉高級士族過着極度腐朽的生活，極度腐朽的玄學思想得以發達起來。
十六國時期，社會變成現實的地獄，宣揚天堂樂趣的佛教得以廣泛流傳。
佛教能麻痹勞苦群衆的鬥争性，因之從石勒石虎開始，統治者利用儒學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