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西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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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列子》，足見《列子》實已亡佚。
東晉張湛注《列子》書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遊事，與《穆天子傳》完全符合，造書顯然是在汲冢發掘以後。
東晉士族經過喪亂逃竄的苦難，放蕩的行為多少有些改變，《楊朱篇》所表現的極度腐朽思想，顯然是西晉士族思想的特産。
西晉佛學開始發展，佛家說空無，清談家說虛無，旨趣相投，玄學自然要吸收佛學。
《列子》書往往與佛經相參，也是造于西晉的一證。
或疑《列子》是張湛所自作，按張湛《列子序》詳述得書來曆，似非虛妄，注中疑《列子》書載列子以後事，似不需要詐僞到自造又故意自疑。
《列子》八篇當是西晉人僞造，因張湛作注而流傳。
東漢和魏初，傳佛教的都是胡僧，漢人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并不重視它的教義。
魏晉間東來胡僧更衆，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動則在西晉時）。
朱士行到于阗國求梵書及胡本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
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于世。
西晉時有不少漢胡人譯經，但法護譯經最多，聲名最大，為西晉佛教的代表人物。
僧徒不僅以空無宗旨與清談家相呼應，而且還模仿清談家放蕩生活。
東晉孫綽《道賢論》，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賢，陶潛《群輔錄》以沙門于法龍（即支孝龍）為八達之一，清談家取佛學來擴充自己的玄學，胡僧依附玄學來推行自己的宗教，老莊與佛教結合起來了。
胡僧在漢魏時守戒律而被輕視為乞胡，至晉時依附玄學而上升為賢達，佛教的流傳因此前進了一步。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争也開始萌芽。
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争，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沖突。
玄學崇尚老莊，是戰國道家學派的支流。
它不是宗教，因為清談家一般是無神論者，《楊朱篇》表現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張無鬼而著名。
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為佛教戒律與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離。
道教托名老子為教主，實是戰國陰陽五行學派和方士妖術的支流。
它是思想貧乏的一種宗教，但與儒家學派卻有若幹聯系。
東晉和南北朝，表現儒佛道玄四家分離結合，鬥争調和諸現象，在思想發展史上是戰國諸子大争鳴以後的又一次大争鳴。
如果說，戰國是原始的唯物論思想還占優勢的話，那末，魏晉南北朝卻是唯心論思想取得絕對優勢，并且為唐宋以來的唯心論建立起牢固的基礎。
佛教的輸入，對唯心論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裴頠作《崇有論》、王浮造《老子化胡經》正是這一次大争鳴的先聲。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準備戰鬥，久被廢棄的墨學也想乘機再起。
隐士魯勝注《墨辯》，又作刑名兩篇，闡發《墨辯》的要旨。
魯勝其他著述都在喪亂中遺失，隻有《墨辯注》得保存，可是墨學所講的同異是非，不适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因之不象魯勝所希望的那樣有人來興微繼絕。
六藝術 書法至西晉成為最重要的藝術。
晉武帝立書博士，設弟子員，教習書法，以鐘（繇）、胡（昭）二人為标準。
東漢末年劉德升首創行書體，鐘胡得劉德升傳授，都擅長行書。
鐘繇真書（楷書）尤獨擅盛名。
行書真書在各書體中是最合實用的書體，書博士規定以鐘胡為法，符合書體進步的趨勢。
繪畫在西晉也有新發展。
佛教藝術傳來，影響中國畫法，曹不興弟子衛協和另一畫家張墨都以佛畫著名。
漢魏畫法樸拙，衛協始在輪廓内加以細緻的描寫，張墨始注意所畫人物的風範氣韻，雖事出草創，未必盡善，但改舊創新的功績是必須珍視的。
晉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廟，用銅作柱，鑄成銅柱十二支。
柱上滿塗黃金，刻镂多種物象，并嵌綴明珠。
作為藝術品來說，是規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晉朝，在文化方面卻有不少創造性的貢獻。
陸機《文賦》指出作骈體文的規律，夏侯湛《昆弟诰》首唱古體文來和骈體文對立，裴秀創地圖六體，經師繼承魏人改變兩漢經學為魏晉經學，朝廷立書博士提倡行書真書，衛協張墨改漢魏舊畫法，别立新法，都起着為南朝文化開辟新道路的作用。
西晉文化發展于南朝，北朝末年以至隋唐統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發展成為隋唐文化。
所以西晉文化在文化發展過程上應有它的重要地位。
東晉張湛注《列子》書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遊事，與《穆天子傳》完全符合，造書顯然是在汲冢發掘以後。
東晉士族經過喪亂逃竄的苦難，放蕩的行為多少有些改變，《楊朱篇》所表現的極度腐朽思想，顯然是西晉士族思想的特産。
西晉佛學開始發展，佛家說空無，清談家說虛無，旨趣相投，玄學自然要吸收佛學。
《列子》書往往與佛經相參，也是造于西晉的一證。
或疑《列子》是張湛所自作，按張湛《列子序》詳述得書來曆，似非虛妄，注中疑《列子》書載列子以後事，似不需要詐僞到自造又故意自疑。
《列子》八篇當是西晉人僞造，因張湛作注而流傳。
東漢和魏初，傳佛教的都是胡僧，漢人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并不重視它的教義。
魏晉間東來胡僧更衆，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動則在西晉時）。
朱士行到于阗國求梵書及胡本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
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于世。
西晉時有不少漢胡人譯經，但法護譯經最多，聲名最大，為西晉佛教的代表人物。
僧徒不僅以空無宗旨與清談家相呼應，而且還模仿清談家放蕩生活。
東晉孫綽《道賢論》，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賢，陶潛《群輔錄》以沙門于法龍（即支孝龍）為八達之一，清談家取佛學來擴充自己的玄學，胡僧依附玄學來推行自己的宗教，老莊與佛教結合起來了。
胡僧在漢魏時守戒律而被輕視為乞胡，至晉時依附玄學而上升為賢達，佛教的流傳因此前進了一步。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争也開始萌芽。
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争，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沖突。
玄學崇尚老莊，是戰國道家學派的支流。
它不是宗教，因為清談家一般是無神論者，《楊朱篇》表現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張無鬼而著名。
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為佛教戒律與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離。
道教托名老子為教主，實是戰國陰陽五行學派和方士妖術的支流。
它是思想貧乏的一種宗教，但與儒家學派卻有若幹聯系。
東晉和南北朝，表現儒佛道玄四家分離結合，鬥争調和諸現象，在思想發展史上是戰國諸子大争鳴以後的又一次大争鳴。
如果說，戰國是原始的唯物論思想還占優勢的話，那末，魏晉南北朝卻是唯心論思想取得絕對優勢，并且為唐宋以來的唯心論建立起牢固的基礎。
佛教的輸入，對唯心論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裴頠作《崇有論》、王浮造《老子化胡經》正是這一次大争鳴的先聲。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準備戰鬥，久被廢棄的墨學也想乘機再起。
隐士魯勝注《墨辯》，又作刑名兩篇，闡發《墨辯》的要旨。
魯勝其他著述都在喪亂中遺失，隻有《墨辯注》得保存，可是墨學所講的同異是非，不适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因之不象魯勝所希望的那樣有人來興微繼絕。
六藝術 書法至西晉成為最重要的藝術。
晉武帝立書博士，設弟子員，教習書法，以鐘（繇）、胡（昭）二人為标準。
東漢末年劉德升首創行書體，鐘胡得劉德升傳授，都擅長行書。
鐘繇真書（楷書）尤獨擅盛名。
行書真書在各書體中是最合實用的書體，書博士規定以鐘胡為法，符合書體進步的趨勢。
繪畫在西晉也有新發展。
佛教藝術傳來，影響中國畫法，曹不興弟子衛協和另一畫家張墨都以佛畫著名。
漢魏畫法樸拙，衛協始在輪廓内加以細緻的描寫，張墨始注意所畫人物的風範氣韻，雖事出草創，未必盡善，但改舊創新的功績是必須珍視的。
晉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廟，用銅作柱，鑄成銅柱十二支。
柱上滿塗黃金，刻镂多種物象，并嵌綴明珠。
作為藝術品來說，是規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晉朝，在文化方面卻有不少創造性的貢獻。
陸機《文賦》指出作骈體文的規律，夏侯湛《昆弟诰》首唱古體文來和骈體文對立，裴秀創地圖六體，經師繼承魏人改變兩漢經學為魏晉經學，朝廷立書博士提倡行書真書，衛協張墨改漢魏舊畫法，别立新法，都起着為南朝文化開辟新道路的作用。
西晉文化發展于南朝，北朝末年以至隋唐統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發展成為隋唐文化。
所以西晉文化在文化發展過程上應有它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