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西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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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駁未必全對，但敢于駁正經，比谯周的墨守正經，在史學上應是一個進步。
司馬彪撰《續漢書》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東漢制度，甚有條理，梁劉昭分八志為三十卷，并為作注，附宋範晔《後漢書》中。
《後漢書》有志，才能和《史記》、《漢書》相配，因為正史沒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陳壽本是蜀漢人，蜀漢亡後仕晉，撰魏蜀（漢）吳《三國志》六十五篇。
《三國志》叙事核實，但不免過于簡略。
宋裴松之為作注和補，征引漢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數十種，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訂異同，足以補陳壽書的不足。
《三國志》有了裴注，在正史類中，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并稱為最好的正史。
至遲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圖。
《尚書?洛诰》載周公經營洛邑，制洛邑圖獻給周成王。
戰國時制圖術又有進步，《管子?地圖篇》說地圖要具備地形、距離、經濟等條件。
西晉朝廷所藏，隻有漢朝輿圖及括地諸雜圖。
這種地圖都隻有粗形，極不精審。
二七一年，裴秀創制《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結束了以前制地圖的原始狀态。
裴秀在《序文》裡指出制圖要有六體：（一）分率（計裡畫方，每方百裡或五十裡）；（二）準望（辨正方位）；（三）道裡（某地至某地若幹裡）；（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勢有高下）；（五）方邪（方謂道路如矩之鈎，邪謂道路如弓之弦，遠近不同）；（六）迂直（迂謂道路曲折，直謂道路徑直，遠近不同）。
裴秀創造性的理論，改進了制圖法，确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唐歐陽詢《北堂書鈔》及張彥遠《曆代名畫記》都說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圖》。
《禹貢地域圖》是曆代地理沿革圖，《地形方丈圖》則是西晉輿地圖。
《北堂書鈔》說《方丈圖》“以一分為十裡，一寸為百裡，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
裴秀圖雖失傳，他的六體論卻為制地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四博物 西晉統一，影響到各個方面，士人博學也是其中之一。
左思《三都賦》、張華《博物志》都是聞見甚廣，取材宏富。
不過《三都賦》限于文體，《博物志》多載怪異，總不及郭璞《爾雅注》的廣博而切實。
《爾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積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訓诂以至魚鳥獸畜，幾乎包括當時所有的知識。
郭璞作注，簡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說“未詳”，避免注家強不知以為知的陋習。
後儒雖多所補正，終不能超出郭注的範圍。
郭璞又注《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楚辭注》亡佚）。
在《山海經注》中發凡說“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倔奇不常也”。
晉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宮中，郭璞上書請驅逐任谷，說“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
郭璞學術屬于古文經學派，但也兼今文谶緯之學。
《晉書?郭璞傳》把他描寫成一個術士，是誇大了他的谶緯之學的一面。
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歲。
他在三○四年劉淵起兵時，向江南避亂，年約三十餘歲。
郭璞《爾雅?序》說，少年時學《爾雅》，鑽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
據此以推，注《爾雅》當在西晉時期。
五哲學 老子《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裡所謂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間（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這個最高最大的自然裡，日月星是有，太空是無，所以說，“有無相生”，“有生于無”，意謂有“無”才會有“有”，有“有”才會有“無”。
有和無是對立的統一。
這個統一體稱之為自然，它的法則稱之為道。
先有自然後有道，這個道對人所生存的天地說來，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
因而老子道家學說屬于唯物論範疇。
魏晉玄學雖然自稱學老子，但隻強調“有生于無”，這樣，道生于無，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
因而玄學屬于唯心論範疇，是變質的道家學說。
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
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着腐朽的生活。
裴頠（音偉wěi）著《崇有論》，主張儒學禮法，反對虛無放蕩，王衍等人群起攻擊，《崇有論》不起任何作用，但有無之辯卻反映了當時儒玄兩家思想的鬥争。
顯然，儒家思想處在絕對的劣勢。
郭象是著名清談家，王衍稱他“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絕”，想見他有很高的辯才。
向秀曾注《莊子》，郭象據向秀注再加修訂，成為《莊子注》的定本。
《莊子》書得郭象注，對玄學說來是一個大發展。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
魏晉之際清談家從不談
司馬彪撰《續漢書》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東漢制度，甚有條理，梁劉昭分八志為三十卷，并為作注，附宋範晔《後漢書》中。
《後漢書》有志，才能和《史記》、《漢書》相配，因為正史沒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陳壽本是蜀漢人，蜀漢亡後仕晉，撰魏蜀（漢）吳《三國志》六十五篇。
《三國志》叙事核實，但不免過于簡略。
宋裴松之為作注和補，征引漢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數十種，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訂異同，足以補陳壽書的不足。
《三國志》有了裴注，在正史類中，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并稱為最好的正史。
至遲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圖。
《尚書?洛诰》載周公經營洛邑，制洛邑圖獻給周成王。
戰國時制圖術又有進步，《管子?地圖篇》說地圖要具備地形、距離、經濟等條件。
西晉朝廷所藏，隻有漢朝輿圖及括地諸雜圖。
這種地圖都隻有粗形，極不精審。
二七一年，裴秀創制《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結束了以前制地圖的原始狀态。
裴秀在《序文》裡指出制圖要有六體：（一）分率（計裡畫方，每方百裡或五十裡）；（二）準望（辨正方位）；（三）道裡（某地至某地若幹裡）；（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勢有高下）；（五）方邪（方謂道路如矩之鈎，邪謂道路如弓之弦，遠近不同）；（六）迂直（迂謂道路曲折，直謂道路徑直，遠近不同）。
裴秀創造性的理論，改進了制圖法，确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唐歐陽詢《北堂書鈔》及張彥遠《曆代名畫記》都說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圖》。
《禹貢地域圖》是曆代地理沿革圖，《地形方丈圖》則是西晉輿地圖。
《北堂書鈔》說《方丈圖》“以一分為十裡，一寸為百裡，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
裴秀圖雖失傳，他的六體論卻為制地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四博物 西晉統一，影響到各個方面，士人博學也是其中之一。
左思《三都賦》、張華《博物志》都是聞見甚廣，取材宏富。
不過《三都賦》限于文體，《博物志》多載怪異，總不及郭璞《爾雅注》的廣博而切實。
《爾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積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訓诂以至魚鳥獸畜，幾乎包括當時所有的知識。
郭璞作注，簡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說“未詳”，避免注家強不知以為知的陋習。
後儒雖多所補正，終不能超出郭注的範圍。
郭璞又注《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楚辭注》亡佚）。
在《山海經注》中發凡說“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倔奇不常也”。
晉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宮中，郭璞上書請驅逐任谷，說“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
郭璞學術屬于古文經學派，但也兼今文谶緯之學。
《晉書?郭璞傳》把他描寫成一個術士，是誇大了他的谶緯之學的一面。
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歲。
他在三○四年劉淵起兵時，向江南避亂，年約三十餘歲。
郭璞《爾雅?序》說，少年時學《爾雅》，鑽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
據此以推，注《爾雅》當在西晉時期。
五哲學 老子《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裡所謂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間（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這個最高最大的自然裡，日月星是有，太空是無，所以說，“有無相生”，“有生于無”，意謂有“無”才會有“有”，有“有”才會有“無”。
有和無是對立的統一。
這個統一體稱之為自然，它的法則稱之為道。
先有自然後有道，這個道對人所生存的天地說來，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
因而老子道家學說屬于唯物論範疇。
魏晉玄學雖然自稱學老子，但隻強調“有生于無”，這樣，道生于無，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
因而玄學屬于唯心論範疇，是變質的道家學說。
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
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着腐朽的生活。
裴頠（音偉wěi）著《崇有論》，主張儒學禮法，反對虛無放蕩，王衍等人群起攻擊，《崇有論》不起任何作用，但有無之辯卻反映了當時儒玄兩家思想的鬥争。
顯然，儒家思想處在絕對的劣勢。
郭象是著名清談家，王衍稱他“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絕”，想見他有很高的辯才。
向秀曾注《莊子》，郭象據向秀注再加修訂，成為《莊子注》的定本。
《莊子》書得郭象注，對玄學說來是一個大發展。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
魏晉之際清談家從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