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西晉的政治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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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蔭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農民，從私屬變為編戶。
晉滅魏時，得戶九十四萬餘，人口五百三十七萬餘（包括原來漢國的戶口），滅吳時，又得戶五十二萬餘，人口二百三十萬餘。
三國合計，戶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餘，人口不過七百六十七萬餘。
可是就在滅吳的一年，晉統計全國戶口，共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總戶口，戶增一百萬，人口增一倍以上。
晉滅魏至滅吳，前後僅十六年，戶口的增加很快，顯然是國家統一，統治力加強的結果。
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蔭佃客等措施，對增加戶口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大抵勞苦群衆為減輕賦稅與徭役，不免有些隐避，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時期，朝廷所得戶口數往往小于真實戶口數，所以太康戶口應是比較可信的數字。
統一以後，不少塞外落後族要求内附，晉武帝為增加人口，允許他們居住塞内。
《晉書》有下列内附諸部的記載：晉武帝即位後，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内附。
散居在平陽、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參離四千餘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種之一）等各率種落共十萬餘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一萬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萬人内附。
晉容納落後族居住塞内，遊牧生活逐漸改變為農業生活，這對兩方本來都是有益的。
但由于晉官吏的殘虐，使内徙諸部落受侵怨恨，本來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改定律令 兩漢律令極為煩雜，魏時已加改革，但還不夠簡括。
司馬昭集羊祜、杜預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穢，存其清約，訂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餘字。
律與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
又從令中劃分出條例章程，稱為故事，各歸本官府執掌。
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晉武帝令抄錄死罪條目，在亭、傳（旅舍）懸挂，使人民知所趨避。
從漢律令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減輕些動辄得罪輕重無準的威脅。
上列六條都各有其部分的積極意義，也都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久經喪亂的廣大勞動群衆，這才有可能來恢複社會經濟，補救戰争的創傷。
《晉書?食貨志》說，太康年間，“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自東漢末大亂以來，這算是一個難得的光明時期。
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
黑暗勢力的代表仍是這個以晉武帝為首的司馬氏集團。
黑暗勢力也就是割據勢力，具體表現在兩個制度上。
兩個制度實際隻是一個士族制度，即門閥制度。
它是西晉十六國大亂的禍根，也是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一種禍根。
晉武帝時這個禍根完全成熟了。
一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對曹氏政權的擁護。
司馬氏要奪取曹氏政權，當然也必須從争取士族入手。
司馬懿當權，夏侯玄請減削中正官權力。
司馬懿不敢得罪高級士族，謝絕夏侯玄的建議。
自司馬懿至司馬昭，用優厚的待遇收買士族，形成司馬氏集團。
依靠這個集團，殘酷地屠殺擁曹氏的士族。
到司馬昭時，擁曹士族已經全部消滅。
晉武帝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容。
例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發。
晉武帝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幹的事，劉友侵剝百姓來欺騙朝士，應誅死以懲邪佞，山濤等可不問罪。
晉武帝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
一個高級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晉武帝行政不要太寬。
晉武帝說，我對中等官以下，一點也不假借。
胡威說，我說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這一類人。
整肅法令必須從我等這一類人開端。
高級士族的利益，在于壓迫中下級士族不得上升，晉武帝約束中等官以下，實際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
他的約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來自高級士族的支持，對高級士族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整肅的法令。
高級士族政治上的權利，從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
州郡縣設中正官，朝廷設吏部尚書。
名義上中正官評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書執掌選用人才的權柄。
事實上中正官隻依據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依據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标準。
這種選舉法稱為門選，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
高級士族的經濟上權利，從蔭親屬制得到保障。
所謂蔭親屬，就是高級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蔭庇下，免向國家納租稅服徭役，也就是被蔭者須向蔭者納租稅服徭役。
所蔭親屬，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還有三世。
高級官以外，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先賢的後代、士人的子孫（名門世家）也得按門閥高低蔭
晉滅魏時，得戶九十四萬餘，人口五百三十七萬餘（包括原來漢國的戶口），滅吳時，又得戶五十二萬餘，人口二百三十萬餘。
三國合計，戶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餘，人口不過七百六十七萬餘。
可是就在滅吳的一年，晉統計全國戶口，共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總戶口，戶增一百萬，人口增一倍以上。
晉滅魏至滅吳，前後僅十六年，戶口的增加很快，顯然是國家統一，統治力加強的結果。
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蔭佃客等措施，對增加戶口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大抵勞苦群衆為減輕賦稅與徭役，不免有些隐避，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時期，朝廷所得戶口數往往小于真實戶口數，所以太康戶口應是比較可信的數字。
統一以後，不少塞外落後族要求内附，晉武帝為增加人口，允許他們居住塞内。
《晉書》有下列内附諸部的記載：晉武帝即位後，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内附。
散居在平陽、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參離四千餘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種之一）等各率種落共十萬餘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一萬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萬人内附。
晉容納落後族居住塞内，遊牧生活逐漸改變為農業生活，這對兩方本來都是有益的。
但由于晉官吏的殘虐，使内徙諸部落受侵怨恨，本來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改定律令 兩漢律令極為煩雜，魏時已加改革，但還不夠簡括。
司馬昭集羊祜、杜預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穢，存其清約，訂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餘字。
律與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
又從令中劃分出條例章程，稱為故事，各歸本官府執掌。
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晉武帝令抄錄死罪條目，在亭、傳（旅舍）懸挂，使人民知所趨避。
從漢律令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減輕些動辄得罪輕重無準的威脅。
上列六條都各有其部分的積極意義，也都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久經喪亂的廣大勞動群衆，這才有可能來恢複社會經濟，補救戰争的創傷。
《晉書?食貨志》說，太康年間，“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自東漢末大亂以來，這算是一個難得的光明時期。
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
黑暗勢力的代表仍是這個以晉武帝為首的司馬氏集團。
黑暗勢力也就是割據勢力，具體表現在兩個制度上。
兩個制度實際隻是一個士族制度，即門閥制度。
它是西晉十六國大亂的禍根，也是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一種禍根。
晉武帝時這個禍根完全成熟了。
一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對曹氏政權的擁護。
司馬氏要奪取曹氏政權，當然也必須從争取士族入手。
司馬懿當權，夏侯玄請減削中正官權力。
司馬懿不敢得罪高級士族，謝絕夏侯玄的建議。
自司馬懿至司馬昭，用優厚的待遇收買士族，形成司馬氏集團。
依靠這個集團，殘酷地屠殺擁曹氏的士族。
到司馬昭時，擁曹士族已經全部消滅。
晉武帝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容。
例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發。
晉武帝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幹的事，劉友侵剝百姓來欺騙朝士，應誅死以懲邪佞，山濤等可不問罪。
晉武帝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
一個高級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晉武帝行政不要太寬。
晉武帝說，我對中等官以下，一點也不假借。
胡威說，我說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這一類人。
整肅法令必須從我等這一類人開端。
高級士族的利益，在于壓迫中下級士族不得上升，晉武帝約束中等官以下，實際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
他的約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來自高級士族的支持，對高級士族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整肅的法令。
高級士族政治上的權利，從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
州郡縣設中正官，朝廷設吏部尚書。
名義上中正官評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書執掌選用人才的權柄。
事實上中正官隻依據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依據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标準。
這種選舉法稱為門選，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
高級士族的經濟上權利，從蔭親屬制得到保障。
所謂蔭親屬，就是高級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蔭庇下，免向國家納租稅服徭役，也就是被蔭者須向蔭者納租稅服徭役。
所蔭親屬，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還有三世。
高級官以外，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先賢的後代、士人的子孫（名門世家）也得按門閥高低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