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史學、文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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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锺繇變隸書為楷書(又稱真書或正書),書寫比隸書更方便。

    锺繇學曹喜的篆書,劉德升的行書,蔡邕的八分書,集東漢書法的精華,創楷書法。

    他所寫魏文帝《受禅碑》,尤為精絕。

    唐張懷瓘(音灌guàn)《書斷》稱“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因為他首創秦漢所未有的楷書。

    漢族文字從此定型,曆代沿用不再有較大的變革。

    楷書(包括其他輔助字體如行書草書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發展的新時代,又成為文化的障礙,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将愈益顯出它的障礙作用,但不容否認它曾是代替隸書的一種進步字體。

    沒有充分的準備、成熟的條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難的,因為它是适合漢語特點的字體,拼音文字也必須同樣适合漢語特點,才能取得通行的權利。

    當然,拼音文字要做到這一點,是完全可能的。

     吳孫權時,畫家曹不興開始畫佛像,為南北朝以來宗教藝術開風氣之先。

    宗教故事豐富了繪畫的題材,西方畫法也給漢畫以補益,兩漢相傳的繪畫從此大改觀。

    宗教畫逐漸盛行,雕刻也随着發達起來。

    它們為宗教服務,耗費社會财富比兩漢不知高出多少倍,但從藝術本身來說,卻是極大的進步。

    剔除它們的宗教毒素,采取它們在藝術上的成就,無疑是古代文化的一種珍貴遺産,有助于今天人民藝術的發展。

    曹不興是這種宗教藝術的創始者,在藝術史上應有顯著的地位。

     東漢文學藝術都不曾脫離西漢的舊作風。

    東漢末年,社會遭受極大破壞,建安三國的文學藝術卻呈現出新氣象。

    主要原因在于東漢經學所加于人們思想上的束縛,随着社會的破壞而減輕了,文學藝術也就有可能離開舊作風表現自己的創造力。

    佛教文化開始被吸收,成為新創造的一個重要來源,在藝術方面,佛教藝術特别顯出它的重要性。

     簡短的結論 以漢光武帝為首,以南陽豪強為基幹的豪強集團,推翻王莽的新朝,擊敗農民起義軍,建立起豪強統治的東漢。

    南陽是一個商業中心城市,南陽豪強多兼營商業,因之東漢的統治,是地主式的剝削和商人式的剝削同時并行,這和西漢統治以重本抑末為名,地主式剝削比商人式剝削較占優勢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處。

     作為中央集權體現者的朝廷,在東漢前期,對豪強還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

    漢和帝時,朝廷向豪強讓步,廢除鹽鐵官賣制,放任私家經營鹽鐵業。

    豪強勢力更加強大了,轉過來實行對朝廷的控制。

     在西漢,上層豪強與下層豪強一向進行着鬥争。

    東漢前期,上層豪強以外戚為代表,獨享政治權利。

    鹽鐵私營以後,下層豪強的财力也大有增加。

    他們要求分享政權,找到宦官做他們的代表。

    這樣,外戚宦官兩個集團,為争奪對朝廷的控制權而展開劇烈的鬥争。

    這個鬥争延續至東漢末年,以兩敗而告結束。

     出身無市籍的中小地主階層、被征辟為官吏的士人,以大官僚為代表,形成一個官僚集團。

    這個集團通常依附外戚集團,缺乏獨立活動的力量。

    但在外戚宦官兩敗以後,它成為上層豪強的代表者。

    魏文帝定九品官人法,承認官僚集團的權利,也就是保證下層豪強不得侵犯上層豪強的權利,從此确立了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制度。

     東漢農業已普遍使用牛耕,工商業也比西漢發達。

    一般說來,東漢生産力是提高了。

    統治階級憑借這個經濟力量,對境外,用武力擴張疆土,并吸引許多境外族來歸附,強盛不亞于西漢;對境内,壓迫農民小工商以及少數族,榨取更多的财物來滿足淫侈生活,貪虐尤甚于西漢。

     上下層豪強和大官僚(上層豪強的一部分)大都據有塢壁,奴役貧苦農民當徒附,強迫精壯徒附當部曲。

    這些塢主壁帥,實際是大小地方割據者。

    他們兼并農民,也兼并附近的塢壁,這就使得東漢後期,社會呈現非常不安的狀态。

    農民與地主,下層豪強與上層豪強,鬥争愈來愈尖銳。

    自漢安帝時起,全國各地發生農民暴動,最後爆發了黃巾軍大起義。

    豪強間鬥争,反映為外戚宦官的鬥争,最後爆發了軍閥大混戰。

     豪強武裝鎮壓了黃巾軍,同時也沖破了中央集權的外殼,瘋狂地進行大混戰。

    向來是經濟文化中心的黃河流域,遭受毀滅性的破壞,戶口驟減,十不存一。

    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壞,也是東漢二百年豪強統治應有的後果。

     經過大混戰,最後形成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三個割據勢力成立魏漢吳三國。

    這對東漢末年大喪亂說來,是一個喘息時期。

    在這個時期裡,漢魏間戰争,目的在争取統一,與混戰的性質不同。

    三國内部,經濟都多少有些進展。

    黃河流域進展較速,優勢逐漸恢複,晉武帝時,全國又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完成了統一的事業。

     東漢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反映在統治階級的文化思想上也處處表現出顯著的對立。

    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屬于古文經學派的王充唯物論思想與屬于今文經學派的谶緯唯心論思想,以及文學藝術上的變革派與保守派,都各有社會力量錯綜曲折地支持它們對立起來。

    到了建安三國時期,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玄學思想壓倒了唯物論思想,文學藝術變革派也壓倒了保守派,大體上各種對立都得到解決。

     解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文化發生了明顯的或不明顯的影響,因而動搖了各種對立間的均勢。

     不斷地發展唯心論思想,以适應政治上需要,是統治階級對上層建築物的基本要求。

    今文經學到了東漢,在章句方面,在思想方面,都暴露出難以補救的弱點,統治者看來,它不再是一件适用的工具了。

    章句方面,讓位給專講訓诂名物、本身毫無思想性的古文經學,是保持儒經的最好方法。

    思想方面,讓位給宗尚老莊的玄學,老子與浮屠在東漢時已有當作同類的趨勢,玄學與佛教相繼而起,是壓抑唯物論思想的最好方法。

    玄學代替今文經學的淺薄唯心論,後來佛教又代替規模狹小的老莊玄學。

    唯心論思想一步深入一步地發展着,和魏晉南北朝統治階級一步深入一步地腐朽堕落是互相配合的。

    文學藝術變革派的得勢,也因為接受了佛教的影響。

     東漢三國時期,佛教逐漸流傳,雖然還沒有取得重要地位,但必須重視這個新因素所發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