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史學、文學、藝術
關燈
小
中
大
事字描繪虛象，會意字、形聲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體。
所謂“書者如也”，就是說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狀（包括象聲）。
隸書離圖畫較遠，楷書又較遠，但書法與畫法仍有相通處，因之書法在藝術上與繪畫有同樣的地位。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李斯以秦國通行的文字為主，創制小篆體。
古文籀文以及戰國時六國異體文字一概被廢棄，小篆成為全國劃一的文字。
小篆對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複的形體）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态），在文字形體的改革上，顯然有進步意義。
不過，小篆仍屬于古籀系統，字體圓形，書寫不便。
程邈擺脫小篆的拘束，創制隸書體，改圓形為方形，書寫起來比小篆便利得多。
這在當時是一種最進步的文字。
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說），創制八分書。
八分書篆體多于隸體，是一種保守性的文字。
又有隸草，是隸書的變體，書寫比隸書更簡易。
兩漢文字除漢元帝時，史遊作章草，東漢末，張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獨立，今草前後字相連），劉德升作行書（草書兼真書），字體有些改革，其餘沿用秦文字，并無新創。
但有一點是特殊的，那就是兩漢尤其是東漢，不少文士以“工書”著名，有些竟以寫字為專業。
經漢靈帝提倡後，書法在藝術上的地位更為顯著。
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了最高境界。
蔡邕能畫工書，八分尤為精工。
一七六年（漢靈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體寫《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五部經書，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太學講堂前。
這是有名的熹平石經。
從經學方面說，它校正了五經文字，從藝術方面說，石經文字是兩漢書法的總結。
繪畫 兩漢承春秋戰國時期繪畫的傳統，以曆史故事為主題，在宮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畫。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記壁畫情形：最先是太古裸體怪形、質野無知的神話中人物。
其次是黃帝堯舜，有衣裳冠冕。
其次是夏商周三代興亡。
凡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的事迹，國君的賢愚，政事的成敗，都用來“惡以誡世，善以示後”，對觀者進行政治、道德教育。
主題以外，再用天地、萬物、神怪、異事作輔助，配合成丹青鮮明、形狀生動的大圖畫。
魯靈光殿壁畫可以代表兩漢一般的壁畫，區别隻在規模有大小，畫法有高低，用曆史故事誡世示後是一緻的。
墳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畫。
曾經發現的漢墓壁畫，畫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會、娛樂、遊行等事。
據墓中壁畫考察當時統治階級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記載要具體些，所以它雖然隻是片斷的材料，但可以補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國獨有的藝術品，加上生動的彩畫，更是精緻無比。
戰國和兩漢漆器，近年來出土漸多，很可珍貴，在繪畫史上漆畫與壁畫應得到同樣的重視。
雕刻 與寫字繪畫相輔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種重要的藝術。
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寫頌文，刻石紀功，開立碑碣的風氣。
東漢富貴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幹塊，用以頌揚墓中人的功德。
《蔡邕集》中碑文約有一半，其中胡廣、陳寔各三碑，甚至袁滿來死時才十五歲，胡根才七歲，蔡邕也為二人作碑文。
《文心雕龍》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其浮濫可知，但刻石技術卻愈益普遍而精工。
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遠，并由此發現摹拓術。
班固學李斯書法，許慎學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學李斯，工篆書，似東漢時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是李斯的其他手迹，不過，東漢有紙，用紙拓碑字也是可能的）。
王羲之用蔡邕石經和張昶《西嶽華山堂阙碑銘》的拓本學習書法，顧恺之工摹拓術，足見東晉時确有摹拓術并在改進中。
又由此逐漸發現雕版印刷術。
事實上石經拓本已經是五經刊本，隻要變石刻為木刻，就成為雕版印刷術。
陝西興平縣有霍去病冢，冢前有石胡人石馬石牛等雕像。
這種雕像形體雖較質樸，但與墓中霍去病的豐功偉業配合起來，卻顯得氣象壯健，意義深長。
東漢富貴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縣高頤（二○九年死）墓前石獅，姿态生動，充分表現獅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冢前石馬，技術上是前進了一步。
東漢盛行刻字，同樣也盛行刻畫。
現存東漢刻石壁畫，最著名的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和肥城縣的孝堂山祠。
兩祠所畫故事與魯靈光殿大體相似。
在技術上，武梁祠用陽刻，孝堂山祠用陰刻，雕刻法已經完備了。
一九五四年山東沂南縣發現大批漢墓中石刻，所畫多是當時社會上層人的享樂生活。
其中角牴戲一幅，有戲車上倒投，兩人走索上相逢，輕身人爬長木杆，戲豹舞罴，大雀走動等妙伎，證明張衡《西京賦》所寫并非虛構，而生動具體卻優于《西京賦》的文字描寫。
漢墓中還有畫像磚，近年來發現漸多，如在成都、德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車馬飛騰，屋宇齊整，與石畫同是可珍的藝術品。
河南輝縣出土戰國時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種精緻的藝術品。
此後逐漸發展，陶制器物愈益繁雜。
漢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園、廬舍、倉庫、車馬、井竈、家畜、魚蟲、用具和奴隸、伎樂等模型，這些殉葬品，表現出當時富貴人的生活狀況，也表現出當時的社會關系。
四川綿陽縣漢墓裡發現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幾個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誰是生産者，誰是剝削者。
一具水田模型，實際是一幅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圖。
東漢書法繪畫和雕刻所以發達的原因，與當時統治階級中人好名成風，與生時奢侈死後厚葬的習俗是分不開的。
各地方都有富貴人，他們生前死後，都要請文學家畫家書家和雕刻家給他們表揚功德與誇耀富貴，有技藝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勞的财物。
技藝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門出專家，各地有名家。
蔡邕作袁滿來胡根碑文，當然為取得潤筆。
孫敬家貧，刻苦學寫字，後因善書而得富。
可知東漢時藝術已成為文士的兼業或專業。
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變革派和保守派的區别，漢靈帝獎勵變革派以後，寫字繪畫與文學一樣，發生重大的新變。
隸書比小篆八分有進步意義，但書寫仍不夠方便。
建安
所謂“書者如也”，就是說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狀（包括象聲）。
隸書離圖畫較遠，楷書又較遠，但書法與畫法仍有相通處，因之書法在藝術上與繪畫有同樣的地位。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李斯以秦國通行的文字為主，創制小篆體。
古文籀文以及戰國時六國異體文字一概被廢棄，小篆成為全國劃一的文字。
小篆對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複的形體）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态），在文字形體的改革上，顯然有進步意義。
不過，小篆仍屬于古籀系統，字體圓形，書寫不便。
程邈擺脫小篆的拘束，創制隸書體，改圓形為方形，書寫起來比小篆便利得多。
這在當時是一種最進步的文字。
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說），創制八分書。
八分書篆體多于隸體，是一種保守性的文字。
又有隸草，是隸書的變體，書寫比隸書更簡易。
兩漢文字除漢元帝時，史遊作章草，東漢末，張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獨立，今草前後字相連），劉德升作行書（草書兼真書），字體有些改革，其餘沿用秦文字，并無新創。
但有一點是特殊的，那就是兩漢尤其是東漢，不少文士以“工書”著名，有些竟以寫字為專業。
經漢靈帝提倡後，書法在藝術上的地位更為顯著。
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了最高境界。
蔡邕能畫工書，八分尤為精工。
一七六年（漢靈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體寫《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五部經書，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太學講堂前。
這是有名的熹平石經。
從經學方面說，它校正了五經文字，從藝術方面說，石經文字是兩漢書法的總結。
繪畫 兩漢承春秋戰國時期繪畫的傳統，以曆史故事為主題，在宮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畫。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記壁畫情形：最先是太古裸體怪形、質野無知的神話中人物。
其次是黃帝堯舜，有衣裳冠冕。
其次是夏商周三代興亡。
凡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的事迹，國君的賢愚，政事的成敗，都用來“惡以誡世，善以示後”，對觀者進行政治、道德教育。
主題以外，再用天地、萬物、神怪、異事作輔助，配合成丹青鮮明、形狀生動的大圖畫。
魯靈光殿壁畫可以代表兩漢一般的壁畫，區别隻在規模有大小，畫法有高低，用曆史故事誡世示後是一緻的。
墳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畫。
曾經發現的漢墓壁畫，畫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會、娛樂、遊行等事。
據墓中壁畫考察當時統治階級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記載要具體些，所以它雖然隻是片斷的材料，但可以補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國獨有的藝術品，加上生動的彩畫，更是精緻無比。
戰國和兩漢漆器，近年來出土漸多，很可珍貴，在繪畫史上漆畫與壁畫應得到同樣的重視。
雕刻 與寫字繪畫相輔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種重要的藝術。
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寫頌文，刻石紀功，開立碑碣的風氣。
東漢富貴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幹塊，用以頌揚墓中人的功德。
《蔡邕集》中碑文約有一半，其中胡廣、陳寔各三碑，甚至袁滿來死時才十五歲，胡根才七歲，蔡邕也為二人作碑文。
《文心雕龍》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其浮濫可知，但刻石技術卻愈益普遍而精工。
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遠，并由此發現摹拓術。
班固學李斯書法，許慎學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學李斯，工篆書，似東漢時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是李斯的其他手迹，不過，東漢有紙，用紙拓碑字也是可能的）。
王羲之用蔡邕石經和張昶《西嶽華山堂阙碑銘》的拓本學習書法，顧恺之工摹拓術，足見東晉時确有摹拓術并在改進中。
又由此逐漸發現雕版印刷術。
事實上石經拓本已經是五經刊本，隻要變石刻為木刻，就成為雕版印刷術。
陝西興平縣有霍去病冢，冢前有石胡人石馬石牛等雕像。
這種雕像形體雖較質樸，但與墓中霍去病的豐功偉業配合起來，卻顯得氣象壯健，意義深長。
東漢富貴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縣高頤（二○九年死）墓前石獅，姿态生動，充分表現獅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冢前石馬，技術上是前進了一步。
東漢盛行刻字，同樣也盛行刻畫。
現存東漢刻石壁畫，最著名的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和肥城縣的孝堂山祠。
兩祠所畫故事與魯靈光殿大體相似。
在技術上，武梁祠用陽刻，孝堂山祠用陰刻，雕刻法已經完備了。
一九五四年山東沂南縣發現大批漢墓中石刻，所畫多是當時社會上層人的享樂生活。
其中角牴戲一幅，有戲車上倒投，兩人走索上相逢，輕身人爬長木杆，戲豹舞罴，大雀走動等妙伎，證明張衡《西京賦》所寫并非虛構，而生動具體卻優于《西京賦》的文字描寫。
漢墓中還有畫像磚，近年來發現漸多，如在成都、德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車馬飛騰，屋宇齊整，與石畫同是可珍的藝術品。
河南輝縣出土戰國時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種精緻的藝術品。
此後逐漸發展，陶制器物愈益繁雜。
漢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園、廬舍、倉庫、車馬、井竈、家畜、魚蟲、用具和奴隸、伎樂等模型，這些殉葬品，表現出當時富貴人的生活狀況，也表現出當時的社會關系。
四川綿陽縣漢墓裡發現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幾個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誰是生産者，誰是剝削者。
一具水田模型，實際是一幅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圖。
東漢書法繪畫和雕刻所以發達的原因，與當時統治階級中人好名成風，與生時奢侈死後厚葬的習俗是分不開的。
各地方都有富貴人，他們生前死後，都要請文學家畫家書家和雕刻家給他們表揚功德與誇耀富貴，有技藝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勞的财物。
技藝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門出專家，各地有名家。
蔡邕作袁滿來胡根碑文，當然為取得潤筆。
孫敬家貧，刻苦學寫字，後因善書而得富。
可知東漢時藝術已成為文士的兼業或專業。
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變革派和保守派的區别，漢靈帝獎勵變革派以後，寫字繪畫與文學一樣，發生重大的新變。
隸書比小篆八分有進步意義，但書寫仍不夠方便。
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