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史學、文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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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完全相反，建安文學之所以美盛，提倡文學批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顔氏家訓?文章篇》說，“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音異yì）也”。
建安的優良作風，保持在南朝，這也是南朝文學發達的一個原因。
代表建安文學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倡導者。
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
曹操所作詩文，純是兩漢舊音，不過，因為他是撥亂世的英雄，所以表現在文學上，悲涼慷慨，氣魄雄豪。
特别是四言樂府詩，立意剛勁，造語質直，《三百篇》以後，隻有曹操一人号稱獨步。
不是他氣力十分充沛，四言詩是不能做好的。
說曹操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他的四言樂府詩應是一個重要的特征。
锺嵘《詩品》列曹操為下品，是齊梁人陋見，并非公評。
曹植文才富豔，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滿懷憂憤，發為詩文，情采并茂。
他的五言詩，不僅冠冕衆作者，而且為魏晉南北朝文士開出新門徑。
古代韻文在發展過程中，前後曾受過兩次大的外來影響，因而形成唐以前古體和自唐以後律體的兩大分野。
第一次外來（對北方文學說來）影響是楚聲。
第二次外來影響是梵聲。
《詩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與雅（《小雅》、《大雅》）兩種聲調，雅（正）聲即華夏聲，南聲即采自江漢流域的楚聲。
屈原宋玉作楚辭，在文學上有很高的地位，為文士所模習。
楚人劉邦建立漢朝，愛聽楚聲，楚聲盛行全國。
漢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屬于楚聲系統。
舊的雅聲衰息，雅聲化的楚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
唐時楚漢舊聲衰息，雅聲化的梵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
楚聲梵聲并不是本身不變而代替雅聲，相反，它們是作為一個新因素被雅聲吸收并消化，因而産生新的雅聲來代替舊的雅聲。
雅聲吸收梵聲，開始于東漢末年的音韻學，然後運用入文學。
最先運用的文學家就是曹植。
東漢時，印度聲明論（音韻學）随佛教傳入漢地。
胡僧學漢人語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漢字音。
漢儒接受這個啟示，用兩個漢字當作字母拼漢字音，因此發現反切法，東漢末儒者孫炎、劉熙、韋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讀若法前進了一步。
反切法逐漸通行，聲與韻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專學，韻學應時出現了。
最早的韻書是魏李登的《聲類》十卷，晉呂靜的《韻集》五卷。
兩書分字聲為宮商角徵羽五類，還隻能“始判清濁，才分宮羽”，為後來韻書作先驅。
南朝人聲韻學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彥倫《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
所謂四聲，即分字聲為平上去入四類。
凡韻書都是以四聲或五聲為綱，以韻目為緯。
隋陸法言等八人采集各家韻書和字書，斟酌古今南北的聲音，定聲為四，定韻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
自從《切韻》書出，聲韻有了定準，後世諸韻書無不依據《切韻》，隻是作些小的變革。
不論方音如何繁雜，但在韻文或半韻文（四六文）上，全國文人的聲音完全一緻。
這對漢族語言（寫在詩文上的語言）的統一起着穩定的作用，意義是巨大的。
上述音韻學由粗疏到精密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文學上吸收并運用梵聲的發展過程。
孫炎在音韻學方面開始作反切，相當于曹植在文學方面開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傳播教義，應用聲律以制贊呗，韻合弦管，令人樂聽。
據釋慧皎《高僧傳?經師論》所說，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始依梵聲創作梵呗，為學者所宗。
這種說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會，不過，曹植詩中也确有運用聲律的形迹。
如“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贈白馬王彪詩》）；“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情詩》）等句，平仄調諧，俨然律句，不能概指為偶合。
自然，這隻是律詩最初的胚胎，距律詩的形成還很遙遠，但既有胚胎，便會繼續成長。
陸機《文賦》主張“音聲疊代”。
就是說，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聲字或仄聲字。
吳亡後，陸機陸雲兄弟來洛陽。
有一天，陸雲與荀隐在張華家會見。
張華說，你們都是大名士，不要說平常話。
陸雲拱手報姓名：“雲間陸士龍”。
荀隐答，“日下荀鳴鶴”。
兩句不僅對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見南北文士都在聲律方面用功夫。
宋範晔《自序》說“性别宮商（四聲）識清濁（清音濁音）”；又說“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
所謂根本，就是聲律的确實掌握。
齊梁時，聲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約為代表，創四聲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說。
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裡闡發聲律的秘奧時說，“欲使宮羽（平仄）相變，低昂舛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範晔至死不肯告人的調聲術，自沈約公布八病後，大為文士所遵用，梁陳時，律詩律賦大體上定型了。
到唐朝，律詩律賦成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學。
所謂雅聲化的梵聲成為華夏正聲，實際意義就是有聲律的文學代替了無聲律的楚漢文學。
文學史上古體與律體是兩個大分野。
自建安訖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轉變時期。
這個轉變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聲律的研究和運用。
聲律之所以被研究和運用，是由于受到梵聲的影響，也就是印度聲明論對中國文學的一個貢獻。
三藝術 漢族傳統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說，就是幻想性少，寫實性多；浮華性少，樸厚性多；纖巧性少，闳偉性多；靜止性少，飛動性多。
這種文化特性東漢以前和以後，本質上無大變化。
但東漢末年，經漢靈帝的提倡，文學和藝術在形式上開始發生了變革。
這就是原來寓巧于拙，寓美于樸的作風，現在開始變為拙樸漸消，巧美漸增的作風。
建安三國正是這個變革的成功時期。
文學的成功已如上述，藝術的成功，下面舉出書法和繪畫兩個重要部門。
書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與圖畫相接近。
象形字描繪實物，指
《顔氏家訓?文章篇》說，“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音異yì）也”。
建安的優良作風，保持在南朝，這也是南朝文學發達的一個原因。
代表建安文學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倡導者。
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
曹操所作詩文，純是兩漢舊音，不過，因為他是撥亂世的英雄，所以表現在文學上，悲涼慷慨，氣魄雄豪。
特别是四言樂府詩，立意剛勁，造語質直，《三百篇》以後，隻有曹操一人号稱獨步。
不是他氣力十分充沛，四言詩是不能做好的。
說曹操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他的四言樂府詩應是一個重要的特征。
锺嵘《詩品》列曹操為下品，是齊梁人陋見，并非公評。
曹植文才富豔，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滿懷憂憤，發為詩文，情采并茂。
他的五言詩，不僅冠冕衆作者，而且為魏晉南北朝文士開出新門徑。
古代韻文在發展過程中，前後曾受過兩次大的外來影響，因而形成唐以前古體和自唐以後律體的兩大分野。
第一次外來（對北方文學說來）影響是楚聲。
第二次外來影響是梵聲。
《詩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與雅（《小雅》、《大雅》）兩種聲調，雅（正）聲即華夏聲，南聲即采自江漢流域的楚聲。
屈原宋玉作楚辭，在文學上有很高的地位，為文士所模習。
楚人劉邦建立漢朝，愛聽楚聲，楚聲盛行全國。
漢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屬于楚聲系統。
舊的雅聲衰息，雅聲化的楚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
唐時楚漢舊聲衰息，雅聲化的梵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
楚聲梵聲并不是本身不變而代替雅聲，相反，它們是作為一個新因素被雅聲吸收并消化，因而産生新的雅聲來代替舊的雅聲。
雅聲吸收梵聲，開始于東漢末年的音韻學，然後運用入文學。
最先運用的文學家就是曹植。
東漢時，印度聲明論（音韻學）随佛教傳入漢地。
胡僧學漢人語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漢字音。
漢儒接受這個啟示，用兩個漢字當作字母拼漢字音，因此發現反切法，東漢末儒者孫炎、劉熙、韋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讀若法前進了一步。
反切法逐漸通行，聲與韻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專學，韻學應時出現了。
最早的韻書是魏李登的《聲類》十卷，晉呂靜的《韻集》五卷。
兩書分字聲為宮商角徵羽五類，還隻能“始判清濁，才分宮羽”，為後來韻書作先驅。
南朝人聲韻學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彥倫《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
所謂四聲，即分字聲為平上去入四類。
凡韻書都是以四聲或五聲為綱，以韻目為緯。
隋陸法言等八人采集各家韻書和字書，斟酌古今南北的聲音，定聲為四，定韻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
自從《切韻》書出，聲韻有了定準，後世諸韻書無不依據《切韻》，隻是作些小的變革。
不論方音如何繁雜，但在韻文或半韻文（四六文）上，全國文人的聲音完全一緻。
這對漢族語言（寫在詩文上的語言）的統一起着穩定的作用，意義是巨大的。
上述音韻學由粗疏到精密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文學上吸收并運用梵聲的發展過程。
孫炎在音韻學方面開始作反切，相當于曹植在文學方面開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傳播教義，應用聲律以制贊呗，韻合弦管，令人樂聽。
據釋慧皎《高僧傳?經師論》所說，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始依梵聲創作梵呗，為學者所宗。
這種說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會，不過，曹植詩中也确有運用聲律的形迹。
如“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贈白馬王彪詩》）；“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情詩》）等句，平仄調諧，俨然律句，不能概指為偶合。
自然，這隻是律詩最初的胚胎，距律詩的形成還很遙遠，但既有胚胎，便會繼續成長。
陸機《文賦》主張“音聲疊代”。
就是說，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聲字或仄聲字。
吳亡後，陸機陸雲兄弟來洛陽。
有一天，陸雲與荀隐在張華家會見。
張華說，你們都是大名士，不要說平常話。
陸雲拱手報姓名：“雲間陸士龍”。
荀隐答，“日下荀鳴鶴”。
兩句不僅對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見南北文士都在聲律方面用功夫。
宋範晔《自序》說“性别宮商（四聲）識清濁（清音濁音）”；又說“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
所謂根本，就是聲律的确實掌握。
齊梁時，聲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約為代表，創四聲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說。
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裡闡發聲律的秘奧時說，“欲使宮羽（平仄）相變，低昂舛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範晔至死不肯告人的調聲術，自沈約公布八病後，大為文士所遵用，梁陳時，律詩律賦大體上定型了。
到唐朝，律詩律賦成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學。
所謂雅聲化的梵聲成為華夏正聲，實際意義就是有聲律的文學代替了無聲律的楚漢文學。
文學史上古體與律體是兩個大分野。
自建安訖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轉變時期。
這個轉變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聲律的研究和運用。
聲律之所以被研究和運用，是由于受到梵聲的影響，也就是印度聲明論對中國文學的一個貢獻。
三藝術 漢族傳統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說，就是幻想性少，寫實性多；浮華性少，樸厚性多；纖巧性少，闳偉性多；靜止性少，飛動性多。
這種文化特性東漢以前和以後，本質上無大變化。
但東漢末年，經漢靈帝的提倡，文學和藝術在形式上開始發生了變革。
這就是原來寓巧于拙，寓美于樸的作風，現在開始變為拙樸漸消，巧美漸增的作風。
建安三國正是這個變革的成功時期。
文學的成功已如上述，藝術的成功，下面舉出書法和繪畫兩個重要部門。
書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與圖畫相接近。
象形字描繪實物，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