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經學、哲學、科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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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它們都屬于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
它們是哲學不是宗教。
戰國時，鄒衍結合五行與陰陽兩種思想成為陰陽五行學。
它不是簡單地結合，而是發展為神秘的德和運。
鄒衍把德（五行的性）當作本體，運（陰陽變化）當作作用，以德運為出發點，推斷自然和社會的命運。
屬于唯物論的原始五行論、陰陽論，經鄒衍改造後，成為唯心論的陰陽五行學，即五德終始論。
不過它仍是哲學的一種，還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剝削階級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别在秦漢統一以後，農民階級的鬥争力量比諸侯割據時代加強了。
統治階級更感到宗教的必需。
董仲舒開始說神怪，并造求雨止雨儀式，頗有創宗教的趨勢。
王莽時階級鬥争激化，王莽提倡符命圖谶，裝神作怪，企圖麻痹已經爆發了的農民起義。
東漢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勵今文學派神化孔子，期望變孔子為教主，變儒學為宗教。
但是，以史官文化為基礎的儒學，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僅古文經學派堅決反對，就是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說孔子是神或先知者。
“神怪之言，皆在谶記”，而谶記裡也有一些對董仲舒不滿的表示，說孔子預言“董仲舒亂我書”。
所謂亂我書，就是指谶緯亂六經章句，可見笃守章句的今文家并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谶緯。
這樣，儒學轉化為宗教的期望斷絕了。
太平道教開始時被認為“以善道教化”，結果卻被黃巾軍用來發動起義。
統治階級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适用的宗教，佛教正在這個時候獲得了流傳的好機會。
秦時，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傳教。
西漢時西域某些國家已信奉佛教。
漢武帝通西域後，中外交通順利，不能設想沒有一個僧徒東來，可是佛教傳入，到西漢末才見記載。
這是因為董仲舒以後，今文經學盛極一時，統治階級對它有足夠的信心，不需要那種看作異端的外來宗教。
公元前二年（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域佛教國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
當時西漢朝廷正在搖搖将墜，正在需要一種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盧從伊存受浮屠經，并不是偶然的。
從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為谶緯的輔助開始流傳起來。
這說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發生和發展，與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廣大人民的窮困無告、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有不可分開的關系。
它們生長在社會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長在土壤裡那樣。
東漢魏晉佛教流傳很快，而且繼續在興盛，雖然始終（包括南北朝）不能奪取儒學的傳統地位，但對思想界影響确極巨大。
從原始儒學改造出來的今文經學（谶緯）和魏晉老莊派玄學，原來都隻是些原始的唯心論，自從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後，唯心論哲學得到極大的發展，也就是統治階級所掌握的欺騙工具比專用儒學高超得太多了。
佛教在統治階級裡流傳的記載，最早見的是公元六五年--漢明帝永平八年。
漢光武帝的兒子楚王劉英招聚方士桑門（沙門），祭神求福。
漢明帝給劉英的诏書裡褒獎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提到伊蒲塞、桑門等名稱。
漢明帝将诏書宣示各王，可見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見永平八年以前佛教早已在流傳。
漢桓帝在官中立黃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縣祭老子。
襄楷上漢桓帝書裡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這個老子西行教化胡人的謠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黃老，隻好默認佛是老子的門徒。
漢桓帝漢靈帝時，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來洛陽，譯出佛經多種，佛教影響因此前進一步，有可能企圖脫離對黃老的依附。
東漢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論》，說漢明帝夢見神人，飛行在殿前。
次日問朝臣得知是佛。
乃遣張骞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經》），歸來後在洛陽城西造佛寺（白馬寺）。
佛徒造朝廷求經的謠言，意在自高身價，對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個謠言。
此後道佛兩教常用謠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未曾聞見過的新奇事物，“闳大不經”的鄒衍，“謬悠荒唐”的莊周，“妖妄神怪”的谶緯，比起它來真是相差太遠了。
這正是統治階級願意接受的新工具。
不過，佛教是外來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舊工具的抵抗。
道教經典《太平青領書》（《太平經》）采取佛教神話來裝飾教主老子，采取某些佛教教義來編造道教教義，但對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棄其親；（二）捐妻子、不好生、無後世；（三）食糞、飲小便（當是指僧徒用糞便治病）；（四）行乞；認為“道之大瑕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惡”，反覆予以駁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
當佛教默認老子化胡的時候，還可以相容，一朝企圖獨立，道教便和佛教對立。
《理惑論》說“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佛教）”，太學裡沒有人“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剃發）以為上”。
儒學自有一套傳統的禮教，當然要排斥佛教。
《嵇康集》所載《宅無吉兇攝生論》一文裡有一條說：“多食不消化，含黃丸（藥名）病自然會好。
有人求神問蔔，也有人從乞胡（西域僧）求福。
這種行為誰都看了好笑。
”凡迷信由于無知，從知者說來，不論那一種迷信都是乞胡。
嵇康逐條反駁這篇論文，獨不為乞胡辯護，足見玄學大師嵇康也并不擁護佛教。
佛教雖然遭受了這些阻礙，但絲毫也不影響它的直線上升，這是因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特别是當權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
以襄楷牟融等人為代表，調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一緻為統治階級服務。
在人們的頭腦裡，一向充滿着對自然的和社會的無數疑問。
既有疑問，就必須求得解答。
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卻不曾得出能令統治和被統治兩大階級都滿意的答案來。
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個外來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統治地位的區域内竟獲得相當長時期的盛行。
開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
它的教義是（一）人（身體）死精神不死（神不滅）。
神仙家（方士道士）長生不死，是一種容易敗露的拙劣騙術，當然比不上佛教神不滅說那樣“難得而測”。
（二）因果報應。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從索解的疑問，儒家學說歸之天與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天與命是什麼，還是一個疑問。
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現世禍福，說成種因可以在前世，報應可以在來世，也可以在死後（“有道（善人），雖死，神歸福堂（天堂）；為惡（惡人），雖死，神當其殃（地獄）”），一切疑問似乎都被它解決了，它的方法極巧妙，确能使人難得而測。
（三）輪回。
身體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
在輪回時按過去所作的因得各種不同的果。
這就是說，被剝削被壓迫的人，都由于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現世受報，如果反抗剝削者壓迫者，來世将受更重的惡報。
（四）布施。
子貢問孔子說，有一個人能夠廣泛地施舍給人民，救濟他們（“博施于民而能濟衆”），這個人可以叫做仁人了麼？孔子說，仁人可不行，這隻有聖人或許能做到，堯舜怕還做不到哩！《淮南子?主術（君道）訓》反對布施，它說，講慈惠的人崇尚布施，這是讓沒有功勞的人受厚賞，誰還願意守職勤力呢！這些話說明佛教傳入以前，統治階級是不懂得布施的。
佛教說布施是為本人造功德，于是布施便盛行起來。
例如東漢末佛教徒笮融（笮音責zé）霸占廣陵等三郡賦稅，兇暴放縱，任意殺人。
他大起佛寺，造銅佛像，上塗黃金。
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誦讀佛經。
又用免徭役法誘境内外民人來寺聽講道，前後誘得五千餘家。
每開佛會，路旁設席長數十裡，置酒飯任人飲食，用錢多至萬萬。
笮融造佛寺，養僧徒，免徭役，舍酒飯，大行布施，似乎真是博施濟衆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産過一粒米一塊磚，大布施的另一面，顯然是極其殘酷的剝削。
自從有了所謂布施，勞動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擔。
現存的或已毀的一切莊嚴精美的宗教物品，裡面都裝滿着當時勞動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條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神不滅論，很多人被它迷惑了。
它曾迷惑着窮苦無告的勞動人民，使反抗黑暗統治的鬥争精神受到損害；也曾迷惑着虔誠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證實的幻境而虛度一生。
原來有些宗教當它創始的時候，往往含有反抗舊勢力的進步成分，起着某些積極的作用。
可是當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及被各學派解釋修改以後，發揚起來的不是那些進步成分而是更巧妙地引人入迷。
所以宗教成為社會進化的巨大障礙，主要責任是在利用它宣揚它的統治階級方面。
佛教哲學的傳入，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步驟說來（由樸素唯物論到唯心論，再由唯心論到唯物論）并不是無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學、音韻、音樂、跳舞、建築、雕塑、醫學等伴随着同來，也是值得熱烈歡迎的。
因為在人們的交往中，除了言語與動作之外，就再沒有别的什麼了。
而文學、音樂、跳舞等等都是從言語動作中提煉出來的最純的精華，最高的典範。
民族間文化交流，等于民族間大量優秀代表在相互交談和學習。
東漢時期西方文化開始東流，而且此後數百年間不斷地大量東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餘都有助于漢文化的逐步豐富起來。
它們是哲學不是宗教。
戰國時，鄒衍結合五行與陰陽兩種思想成為陰陽五行學。
它不是簡單地結合，而是發展為神秘的德和運。
鄒衍把德（五行的性）當作本體，運（陰陽變化）當作作用，以德運為出發點，推斷自然和社會的命運。
屬于唯物論的原始五行論、陰陽論，經鄒衍改造後，成為唯心論的陰陽五行學，即五德終始論。
不過它仍是哲學的一種，還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剝削階級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别在秦漢統一以後，農民階級的鬥争力量比諸侯割據時代加強了。
統治階級更感到宗教的必需。
董仲舒開始說神怪，并造求雨止雨儀式，頗有創宗教的趨勢。
王莽時階級鬥争激化，王莽提倡符命圖谶，裝神作怪，企圖麻痹已經爆發了的農民起義。
東漢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勵今文學派神化孔子，期望變孔子為教主，變儒學為宗教。
但是，以史官文化為基礎的儒學，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僅古文經學派堅決反對，就是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說孔子是神或先知者。
“神怪之言，皆在谶記”，而谶記裡也有一些對董仲舒不滿的表示，說孔子預言“董仲舒亂我書”。
所謂亂我書，就是指谶緯亂六經章句，可見笃守章句的今文家并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谶緯。
這樣，儒學轉化為宗教的期望斷絕了。
太平道教開始時被認為“以善道教化”，結果卻被黃巾軍用來發動起義。
統治階級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适用的宗教，佛教正在這個時候獲得了流傳的好機會。
秦時，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傳教。
西漢時西域某些國家已信奉佛教。
漢武帝通西域後，中外交通順利，不能設想沒有一個僧徒東來，可是佛教傳入，到西漢末才見記載。
這是因為董仲舒以後，今文經學盛極一時，統治階級對它有足夠的信心，不需要那種看作異端的外來宗教。
公元前二年（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域佛教國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
當時西漢朝廷正在搖搖将墜，正在需要一種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盧從伊存受浮屠經，并不是偶然的。
從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為谶緯的輔助開始流傳起來。
這說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發生和發展，與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廣大人民的窮困無告、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有不可分開的關系。
它們生長在社會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長在土壤裡那樣。
東漢魏晉佛教流傳很快，而且繼續在興盛，雖然始終（包括南北朝）不能奪取儒學的傳統地位，但對思想界影響确極巨大。
從原始儒學改造出來的今文經學（谶緯）和魏晉老莊派玄學，原來都隻是些原始的唯心論，自從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後，唯心論哲學得到極大的發展，也就是統治階級所掌握的欺騙工具比專用儒學高超得太多了。
佛教在統治階級裡流傳的記載，最早見的是公元六五年--漢明帝永平八年。
漢光武帝的兒子楚王劉英招聚方士桑門（沙門），祭神求福。
漢明帝給劉英的诏書裡褒獎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提到伊蒲塞、桑門等名稱。
漢明帝将诏書宣示各王，可見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見永平八年以前佛教早已在流傳。
漢桓帝在官中立黃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縣祭老子。
襄楷上漢桓帝書裡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這個老子西行教化胡人的謠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黃老，隻好默認佛是老子的門徒。
漢桓帝漢靈帝時，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來洛陽，譯出佛經多種，佛教影響因此前進一步，有可能企圖脫離對黃老的依附。
東漢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論》，說漢明帝夢見神人，飛行在殿前。
次日問朝臣得知是佛。
乃遣張骞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經》），歸來後在洛陽城西造佛寺（白馬寺）。
佛徒造朝廷求經的謠言，意在自高身價，對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個謠言。
此後道佛兩教常用謠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未曾聞見過的新奇事物，“闳大不經”的鄒衍，“謬悠荒唐”的莊周，“妖妄神怪”的谶緯，比起它來真是相差太遠了。
這正是統治階級願意接受的新工具。
不過，佛教是外來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舊工具的抵抗。
道教經典《太平青領書》（《太平經》）采取佛教神話來裝飾教主老子，采取某些佛教教義來編造道教教義，但對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棄其親；（二）捐妻子、不好生、無後世；（三）食糞、飲小便（當是指僧徒用糞便治病）；（四）行乞；認為“道之大瑕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惡”，反覆予以駁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
當佛教默認老子化胡的時候，還可以相容，一朝企圖獨立，道教便和佛教對立。
《理惑論》說“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佛教）”，太學裡沒有人“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剃發）以為上”。
儒學自有一套傳統的禮教，當然要排斥佛教。
《嵇康集》所載《宅無吉兇攝生論》一文裡有一條說：“多食不消化，含黃丸（藥名）病自然會好。
有人求神問蔔，也有人從乞胡（西域僧）求福。
這種行為誰都看了好笑。
”凡迷信由于無知，從知者說來，不論那一種迷信都是乞胡。
嵇康逐條反駁這篇論文，獨不為乞胡辯護，足見玄學大師嵇康也并不擁護佛教。
佛教雖然遭受了這些阻礙，但絲毫也不影響它的直線上升，這是因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特别是當權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
以襄楷牟融等人為代表，調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一緻為統治階級服務。
在人們的頭腦裡，一向充滿着對自然的和社會的無數疑問。
既有疑問，就必須求得解答。
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卻不曾得出能令統治和被統治兩大階級都滿意的答案來。
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個外來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統治地位的區域内竟獲得相當長時期的盛行。
開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
它的教義是（一）人（身體）死精神不死（神不滅）。
神仙家（方士道士）長生不死，是一種容易敗露的拙劣騙術，當然比不上佛教神不滅說那樣“難得而測”。
（二）因果報應。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從索解的疑問，儒家學說歸之天與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天與命是什麼，還是一個疑問。
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現世禍福，說成種因可以在前世，報應可以在來世，也可以在死後（“有道（善人），雖死，神歸福堂（天堂）；為惡（惡人），雖死，神當其殃（地獄）”），一切疑問似乎都被它解決了，它的方法極巧妙，确能使人難得而測。
（三）輪回。
身體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
在輪回時按過去所作的因得各種不同的果。
這就是說，被剝削被壓迫的人，都由于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現世受報，如果反抗剝削者壓迫者，來世将受更重的惡報。
（四）布施。
子貢問孔子說，有一個人能夠廣泛地施舍給人民，救濟他們（“博施于民而能濟衆”），這個人可以叫做仁人了麼？孔子說，仁人可不行，這隻有聖人或許能做到，堯舜怕還做不到哩！《淮南子?主術（君道）訓》反對布施，它說，講慈惠的人崇尚布施，這是讓沒有功勞的人受厚賞，誰還願意守職勤力呢！這些話說明佛教傳入以前，統治階級是不懂得布施的。
佛教說布施是為本人造功德，于是布施便盛行起來。
例如東漢末佛教徒笮融（笮音責zé）霸占廣陵等三郡賦稅，兇暴放縱，任意殺人。
他大起佛寺，造銅佛像，上塗黃金。
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誦讀佛經。
又用免徭役法誘境内外民人來寺聽講道，前後誘得五千餘家。
每開佛會，路旁設席長數十裡，置酒飯任人飲食，用錢多至萬萬。
笮融造佛寺，養僧徒，免徭役，舍酒飯，大行布施，似乎真是博施濟衆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産過一粒米一塊磚，大布施的另一面，顯然是極其殘酷的剝削。
自從有了所謂布施，勞動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擔。
現存的或已毀的一切莊嚴精美的宗教物品，裡面都裝滿着當時勞動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條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神不滅論，很多人被它迷惑了。
它曾迷惑着窮苦無告的勞動人民，使反抗黑暗統治的鬥争精神受到損害；也曾迷惑着虔誠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證實的幻境而虛度一生。
原來有些宗教當它創始的時候，往往含有反抗舊勢力的進步成分，起着某些積極的作用。
可是當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及被各學派解釋修改以後，發揚起來的不是那些進步成分而是更巧妙地引人入迷。
所以宗教成為社會進化的巨大障礙，主要責任是在利用它宣揚它的統治階級方面。
佛教哲學的傳入，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步驟說來（由樸素唯物論到唯心論，再由唯心論到唯物論）并不是無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學、音韻、音樂、跳舞、建築、雕塑、醫學等伴随着同來，也是值得熱烈歡迎的。
因為在人們的交往中，除了言語與動作之外，就再沒有别的什麼了。
而文學、音樂、跳舞等等都是從言語動作中提煉出來的最純的精華，最高的典範。
民族間文化交流，等于民族間大量優秀代表在相互交談和學習。
東漢時期西方文化開始東流，而且此後數百年間不斷地大量東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餘都有助于漢文化的逐步豐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