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史學、文學、藝術
關燈
小
中
大
一史學
司馬遷作通史體的《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
此後，褚少孫、劉歆等多人補撰史事，積累了不少的西漢史材料。
東漢初班彪作《史記後傳》，有紀傳共數十篇。
班彪子班固，繼承遺業，專心精研，前後凡二十餘年，修成《漢書》紀、表、志、傳一百篇。
《漢書》前半部多取《史記》，後半部多本《後傳》，班固用力處在于博采群書所長，加以精确的考核，首尾洽通，創立斷代的新體。
《漢書》叙事詳備周密，在封建主義的正史體曆史書中，《史記》、《漢書》是最成熟的兩部巨著，後世用紀傳體編寫的正史，沒有一部能超過它們。
孔子左丘明以後，司馬遷班固應是傑出的曆史學者。
他們都能擺脫舊傳統，開創新體裁，在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周秦史書的基礎上，推動史學向前大進一步。
《漢書》的精華在十志。
《史記》八書取法于儒經，十志又取法于八書。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比八書豐富。
《律曆志》合并《史記》的《律》和《曆》兩書，《禮樂志》合并《史記》的《禮》和《樂》兩書，《食貨志》補充《史記》的《平準書》，《郊祀志》補充《史記》的《封禅書》，《天文志》補充《史記》的《天官書》，《溝洫志》補充《史記》的《河渠書》，此外又增立《史記》所無的《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
十志比八書詳備，顯然可見。
後世正史多有志書，大體依據十志有所增減。
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間馬端臨作《通考》，大大發展了志書體。
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書得以保存，八書十志創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東漢末，荀悅依《春秋》和《左傳》的體裁，撰西漢一朝編年史--《漢紀》。
這種體裁經北宋司馬光擴充，成為通史體的《資治通鑒》。
東漢會稽郡人趙晔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
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的先例。
此後曆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晉常琚作《華陽國志》），沿至明清，成書更多，構成史書中很大的一部分。
東漢和西漢一樣，在史學上都有重大的創造。
二文學 東漢文學比西漢發達。
《後漢書》特立《文苑傳》，因為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成為文士的一種專業。
東漢文學作品主要是辭賦與五言詩。
辭賦是西漢辭賦的末流，五言詩是西漢五言詩的發展。
到了東漢末年和曹魏時，一部分賦别開新境，五言詩則達到古詩的最高峰。
兩漢盛行楚辭和古賦。
《漢書?藝文志》的《屈原賦》類，有賦三百六十一篇，加上東漢人所作，篇數當更多。
東漢王逸選兩漢人所作（主要是西漢人，東漢僅王逸一人）與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書，并作叙和注釋，稱為《楚辭章句》。
王逸所選漢人楚辭，除了确有楚人風格的《招隐士篇》，其餘都是模拟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創意。
《遠遊篇》剽襲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王逸指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襲賈誼《吊屈原賦》，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賦》，足見選篇并不精審。
不過，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績的。
楚辭的音和義，在兩漢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經王逸采集後得以流傳，使後人讀屈宋文有所依據。
古賦到東漢時作者甚多，大抵模拟西漢人體制，陳陳相因，可有可無。
比較有些特色的是大賦，如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和《南都賦》等，取材廣博，按事類排比，在類書未出以前，這種大賦實際上起着類書的作用，因之文學價值雖不高，流傳卻很廣。
東漢末年，某些有創造性的作者厭棄陳腐已極的賦體，别創新體賦。
這種新體賦以發抒情感，篇體較小，詞旨清顯，少用典故為特色。
趙壹作《窮鳥賦》、《刺世疾邪賦》，一篇不過一二百字。
稍後王粲作《登樓賦》，祢衡作《鹦鹉賦》，魏初曹植作《洛神賦》，情緻深遠，文境更高。
自從有了新體賦，東漢模拟因襲的作風漸漸消除了，賦又成為重要的文學。
魏晉人所作賦，不論它的體制大小，一般說來，都是清新可喜，在漢賦外别開新境界。
賦體句法多用整句，影響到散體文，東漢時散體文漸變為骈體文。
反過來又影響到賦的句法，整句漸變為俪句（對偶句）。
班固《兩都賦》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等句，張衡《東京賦》有“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等句，都是有意識地造成對偶句，借以增加詞句的彩色。
此後逐次增飾，到南朝時，對偶既極工整，音節又複諧和，古賦漸變為俳賦。
由于聲律的運用愈益熟習，到南朝末年，以庾信為代表，又變俳賦為律賦。
所以東漢賦一般是西漢賦的末流，而某些新創卻是後來賦體的開始。
西漢民間流行的五言詩體還沒有被上層士人所采用。
到了東漢，著名文士開始作五言詩。
應亨《贈四王冠詩》，班固《詠史詩》，傅毅《孤竹篇》（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龍》說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見的詩篇。
此後有張衡作《同聲歌》、趙壹作《疾邪詩》、秦嘉作《留郡贈婦詩》、郦炎作《見志詩》。
這些詩篇大抵質木無文，惟《孤竹篇》《同聲歌》最為出色，情緻與詞采都達到高境，再發展便成建安五言詩。
五言詩以外，還有張衡《四愁詩》，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
七言詩也見于民間歌謠，不過文士用七言作詩，主要是受楚辭的影響。
一句五言詩是兩句四言詩的省約，一句七言詩是兩句五言詩的省約。
文句由繁趨簡，含義由簡趨繁，是詩的自然趨勢。
兩漢至南北朝五言詩壓倒四言詩，唐以後七言詩超越五言詩，唐宋長短句（詞）沖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沖破詞的拘束，一個比一個得到較大的自由來描寫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
這種主要文學的發展過程是和社會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大體上相适應的，而這種主要文學的首先創造者一定是處在社會下層的勞動群衆。
這裡說到東漢五言詩開始由民間文學上升為上層文學，因而附帶說一說主要文學的一般發展規律。
民間五言詩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為建安諸子所作的高級文學，保持原來形态的部分則有托名蔡琰的《悲憤詩》和無名氏的《為焦仲卿妻作》兩篇大詩。
蔡邕女蔡琰遭亂，沒入南匈奴，生二
此後，褚少孫、劉歆等多人補撰史事，積累了不少的西漢史材料。
東漢初班彪作《史記後傳》，有紀傳共數十篇。
班彪子班固，繼承遺業，專心精研，前後凡二十餘年，修成《漢書》紀、表、志、傳一百篇。
《漢書》前半部多取《史記》，後半部多本《後傳》，班固用力處在于博采群書所長，加以精确的考核，首尾洽通，創立斷代的新體。
《漢書》叙事詳備周密，在封建主義的正史體曆史書中，《史記》、《漢書》是最成熟的兩部巨著，後世用紀傳體編寫的正史，沒有一部能超過它們。
孔子左丘明以後，司馬遷班固應是傑出的曆史學者。
他們都能擺脫舊傳統，開創新體裁，在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周秦史書的基礎上，推動史學向前大進一步。
《漢書》的精華在十志。
《史記》八書取法于儒經，十志又取法于八書。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比八書豐富。
《律曆志》合并《史記》的《律》和《曆》兩書，《禮樂志》合并《史記》的《禮》和《樂》兩書，《食貨志》補充《史記》的《平準書》，《郊祀志》補充《史記》的《封禅書》，《天文志》補充《史記》的《天官書》，《溝洫志》補充《史記》的《河渠書》，此外又增立《史記》所無的《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
十志比八書詳備，顯然可見。
後世正史多有志書，大體依據十志有所增減。
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間馬端臨作《通考》，大大發展了志書體。
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書得以保存，八書十志創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東漢末，荀悅依《春秋》和《左傳》的體裁，撰西漢一朝編年史--《漢紀》。
這種體裁經北宋司馬光擴充，成為通史體的《資治通鑒》。
東漢會稽郡人趙晔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
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的先例。
此後曆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晉常琚作《華陽國志》），沿至明清，成書更多，構成史書中很大的一部分。
東漢和西漢一樣，在史學上都有重大的創造。
二文學 東漢文學比西漢發達。
《後漢書》特立《文苑傳》，因為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成為文士的一種專業。
東漢文學作品主要是辭賦與五言詩。
辭賦是西漢辭賦的末流，五言詩是西漢五言詩的發展。
到了東漢末年和曹魏時，一部分賦别開新境，五言詩則達到古詩的最高峰。
兩漢盛行楚辭和古賦。
《漢書?藝文志》的《屈原賦》類，有賦三百六十一篇，加上東漢人所作，篇數當更多。
東漢王逸選兩漢人所作（主要是西漢人，東漢僅王逸一人）與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書，并作叙和注釋，稱為《楚辭章句》。
王逸所選漢人楚辭，除了确有楚人風格的《招隐士篇》，其餘都是模拟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創意。
《遠遊篇》剽襲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王逸指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襲賈誼《吊屈原賦》，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賦》，足見選篇并不精審。
不過，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績的。
楚辭的音和義，在兩漢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經王逸采集後得以流傳，使後人讀屈宋文有所依據。
古賦到東漢時作者甚多，大抵模拟西漢人體制，陳陳相因，可有可無。
比較有些特色的是大賦，如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和《南都賦》等，取材廣博，按事類排比，在類書未出以前，這種大賦實際上起着類書的作用，因之文學價值雖不高，流傳卻很廣。
東漢末年，某些有創造性的作者厭棄陳腐已極的賦體，别創新體賦。
這種新體賦以發抒情感，篇體較小，詞旨清顯，少用典故為特色。
趙壹作《窮鳥賦》、《刺世疾邪賦》，一篇不過一二百字。
稍後王粲作《登樓賦》，祢衡作《鹦鹉賦》，魏初曹植作《洛神賦》，情緻深遠，文境更高。
自從有了新體賦，東漢模拟因襲的作風漸漸消除了，賦又成為重要的文學。
魏晉人所作賦，不論它的體制大小，一般說來，都是清新可喜，在漢賦外别開新境界。
賦體句法多用整句，影響到散體文，東漢時散體文漸變為骈體文。
反過來又影響到賦的句法，整句漸變為俪句（對偶句）。
班固《兩都賦》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等句，張衡《東京賦》有“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等句，都是有意識地造成對偶句，借以增加詞句的彩色。
此後逐次增飾，到南朝時，對偶既極工整，音節又複諧和，古賦漸變為俳賦。
由于聲律的運用愈益熟習，到南朝末年，以庾信為代表，又變俳賦為律賦。
所以東漢賦一般是西漢賦的末流，而某些新創卻是後來賦體的開始。
西漢民間流行的五言詩體還沒有被上層士人所采用。
到了東漢，著名文士開始作五言詩。
應亨《贈四王冠詩》，班固《詠史詩》，傅毅《孤竹篇》（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龍》說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見的詩篇。
此後有張衡作《同聲歌》、趙壹作《疾邪詩》、秦嘉作《留郡贈婦詩》、郦炎作《見志詩》。
這些詩篇大抵質木無文，惟《孤竹篇》《同聲歌》最為出色，情緻與詞采都達到高境，再發展便成建安五言詩。
五言詩以外，還有張衡《四愁詩》，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
七言詩也見于民間歌謠，不過文士用七言作詩，主要是受楚辭的影響。
一句五言詩是兩句四言詩的省約，一句七言詩是兩句五言詩的省約。
文句由繁趨簡，含義由簡趨繁，是詩的自然趨勢。
兩漢至南北朝五言詩壓倒四言詩，唐以後七言詩超越五言詩，唐宋長短句（詞）沖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沖破詞的拘束，一個比一個得到較大的自由來描寫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
這種主要文學的發展過程是和社會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大體上相适應的，而這種主要文學的首先創造者一定是處在社會下層的勞動群衆。
這裡說到東漢五言詩開始由民間文學上升為上層文學，因而附帶說一說主要文學的一般發展規律。
民間五言詩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為建安諸子所作的高級文學，保持原來形态的部分則有托名蔡琰的《悲憤詩》和無名氏的《為焦仲卿妻作》兩篇大詩。
蔡邕女蔡琰遭亂，沒入南匈奴，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