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經學、哲學、科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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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學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公羊》學以後，所有今文經學都陰陽五行化了。
它們都朝着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煩瑣；一個是迷信。
煩瑣--今文經學家解說經文，支離蔓衍，一經的經說多或百餘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所謂“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講經）小儒，破碎大道”，就是當時某些儒生對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的評論。
這種章句不僅為某些儒生所厭惡，甚至某些最高的統治者也感到太繁難，需要删節。
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經章句，每經都是二十萬字。
一個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燭下。
博士以浮辭煩多算作學問，要省簡他們的浮辭好似要他們的性命，王莽大概因阻力太大，隻好對博士讓步。
漢光武帝令儒臣議減省五經章句，沒有議出結果來。
他為皇太子選經師，鐘興被選教嚴氏《公羊春秋》，桓榮被選教歐陽氏《尚書》。
鐘興删去重複的章句，桓榮删舊章句四十萬字為二十三萬字，兩人都獲得漢光武帝的重賞。
從此有些儒生敢于删節章句，如桓郁删桓榮二十三萬字為十二萬字，伏恭删《齊詩》章句為二十萬字，張霸删嚴氏《公羊春秋》章句為二十萬字，張奂删牟氏《尚書》章句四十五萬餘字為九萬字。
在标榜“笃守師法”的經師群裡，這些删節了的新章句，并不影響删節以前的舊章句繼續傳授，更不影響其他經書的章句。
歸根說來，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為它和仕途結合在一起，隻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後，它才自然地逐漸歸于消滅。
迷信--孔子不談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學裡不占重要地位。
自從董仲舒用陰陽五行學附會經義，今文經學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
不過，章句受經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萬字，要快意地談鬼神怪異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師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說，到底也不很便利。
于是今文經師們另造一個談神怪立新說的孔子，集合一切古來相傳的和自造的經說和妖妄言辭，都說是孔子所寫的書。
這些書稱為緯書或秘經或谶緯。
東漢時期稱谶緯之學為内學，政治上地位比經書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裡載求雨止雨法，登壇禱告，極象一個巫師或道士。
他是推論災異的大師，有一年，漢高帝廟遭火災，董仲舒推論火災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給漢武帝。
漢武帝召集群儒察看。
董仲舒的大弟子呂步舒不知是本師所作，說是大愚妄，董仲舒幾乎被殺，吓得他後來不敢再談災異。
皇帝需要有利于統治的妖妄言辭，但禁止議論朝政。
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辭來提高自己所講那一經的地位，但必須避免大愚妄的危險。
最妥當的方法自然是托名孔子，董仲舒以後的經師都采用了這個方法。
谶是謎語式的預言，源出巫師和方士。
董仲舒用陰陽五行推論災異，預知吉兇，雖然還不算是谶而已為儒生造谶開了先路。
巫師方士造谶當然比不上用孔子名義的谶，因此西漢末年，造谶成為儒生的專業。
緯是一種大雜拌。
其中有（一）天文曆數學。
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頗有一些可取的學說。
（二）上古時代的神話和傳說。
這大概就是司馬遷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缙紳先生難言之”的那一部分。
西漢儒生還看到這些古雜書，錄入緯書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雜書的殘餘。
（三）地理知識。
（四）解說文字。
（五）叙述禮制。
（六）推演經義。
這些，不管它如何雜亂鄙陋，總還算是說經的一種。
但緯書之所以被朝廷重視和利用，并不在于單純說經的這一面，而是在于造作神話怪說，與谶混合在一起，随時添加迎合世務，借孔子名義肆無忌憚地傳播妖言的那一面（鄭玄說，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以備後世帝王采用）。
章句連篇浮辭使人昏迷，王莽漢光武帝和某些經師還可以主張删節，對谶緯則竭力提倡和保護，不許對它攻擊，足見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質，比章句更适合統治者的需要。
漢成帝時有所謂六經六緯。
漢哀帝漢平帝時谶緯盛行。
王莽大加提倡，借以證明自己得天命該做皇帝。
漢光武帝因谶緯有“劉秀”、“赤九”（漢高帝九世孫）等預言，崇信更甚。
他崇信谶緯，無非是要人們崇信他是個真正受天命的皇帝。
他用谶緯的說法來講五經，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據谶緯來作決定。
一個古文經學家桓譚極言谶緯妖妄，漢光武帝大怒，說“桓譚非聖無法”，要拿下去斬首。
桓譚叩頭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
他是七十多歲的老人，被貶出京，在路上病死了。
東漢儒生如果反對谶緯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
東漢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來愈黑暗，與谶緯愈來愈盛行，趨勢是一緻的。
今文經學特别是谶緯之學是東漢主要的上層建築物，它給這樣的一個社會基礎服務，就是豪強對農民進行着殘酷的掠奪，豪強集團相互間進行着劇烈的沖突，農民窮困流離，對統治階級不滿以至反抗繼續在增進。
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使東漢社會一開始就顯得不安穩，到後期更呈現危急狀态。
這樣的社會基礎，無怪乎自漢光武帝以下的統治者，都迫切尋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從它那裡獲得一副麻醉劑，好讓矛盾松弛下去。
不過，谶緯并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劑，它的效力遠不及佛教那樣大，而且它還有很大的副作用，因為預言可以随時新添加，願意添加些什麼話很方便。
漢桓帝時，谶緯裡出現漢朝氣數完了，“黃家當興”的預言，張角首先利用它發動黃巾軍起義。
後來曹丕引用大批谶緯證明自己就是“黃家”，劉備引用大批谶緯裡“備”字證明劉備該做皇帝，孫權大造符瑞，證明自己也得天命。
晉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禅讓方式滅舊朝廷，都有大批谶緯作證明。
谶緯用以欺騙人民，結果卻是黃巾起義；用以緩和内部争奪，結果卻是新朝廷滅舊朝廷。
統治階級感到谶緯不是好的麻醉劑了。
随着佛教的逐漸盛行，南朝宋孝武帝開始禁谶緯，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時禁令更嚴厲，隋炀帝派遣使官，在全國範圍内搜查有關谶緯的圖書一概燒毀，私藏者處死刑，谶緯學算是基本上被禁絕。
經學内部與今文經學對立的是古文經學。
原始經學大體上有魯學齊學兩種學風。
魯學主合古（複古），齊學主合時。
漢高帝令叔孫通定朝禮。
叔孫通請魯儒生們到京城去商議，有兩個儒生不肯去，斥責叔孫通道：朝廷要積德一百年才能談到興禮樂，你現在就想做起來，是不合古的。
我們不去。
你走罷，不要來污辱我們。
叔孫通笑道：你們真是鄙儒，不懂得時務。
魯兩儒生和叔孫通正表現出兩種學風的區别。
它們繼續演變，齊學成為今文經學，魯學成為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派代表統治階級一部分仕進心較淡，複古心較濃的士人。
這裡所謂仕進心較淡，并不是說他們不熱心仕進，而是說他們在今文經學的壓制下不得仕進。
所謂複古心較濃，也不是說他們真想恢複孔子所說的一切，而是說他們隻要求朝廷承認古文經學是真經學。
他們因為主張複古，所以反對今文經學特别是谶緯之學，在這一點上，古文經學确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它是複古主義者，和合時的今文經學一樣，本質上都不是進步的。
古文經學的一個特點是“通訓诂”“舉大義”，“不為（學）章句”。
所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就是古文經學家輕視今文經學的一般态度。
東漢主要古文經學家如桓譚、班固、王充、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人都博通群經，其中馬融是标準的古文經學家。
古文經學又一特點是反對谶緯。
桓譚、尹敏、王充、張衡、荀爽、荀悅等人都斥責谶緯，說它不合經義，非聖人（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著書反谶緯，是東漢最大的思想家。
今文經學是官學，不僅太學中有成萬的學生，就是一個名師建精廬（私立學校）開門教授，學生也常有數百人或數千人，如蔡玄教授經學，門徒（親受業的高第生稱弟子，轉相傳授不直接受業的普通學生稱門生，統稱為門徒或諸生）常有千人，曆年著錄（學生名冊）共有一萬六千人。
這種官立私立的學校以外，還有學童讀書的書館。
王充八歲（公元三四年）進書館，書館裡有小童百人以上。
當時正是漢光武帝初年，上虞又隻是會稽郡的屬縣，一個書館裡學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區的書館，學童當然會更多。
書館教師可能全是今文經學者，他們對廣大學童傳播今文經學的影響（主要是谶緯），所以今文經學在士人群中也在學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
古文經學是私學，但名師門下也常有學生數百人或千人。
他們人數遠不及今文經學者那樣多，學風上卻有顯著的不同趨向，這種趨向成為反對今文經學的力量。
自王莽時劉歆與博士們發生沖突以後，整個東漢經師繼續着古文今文的争鬥。
漢光武帝曾大會朝臣辯論是否可立古文經學博士。
經多次辯論，漢光武帝要收攬古文經學派，決定立左氏《春秋》博士。
今文博士們議論喧嘩，公卿大臣群起反對，《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廢除。
漢明帝時，賈逵代表古文經學派，利用朝廷特重谶緯的空隙，上書說《左傳》與谶緯相合，可立博士。
賈逵依靠這種迎合的本領，終于得到漢章帝的允許，讓《左傳》、《谷梁》、《古文尚書》、《毛詩》四經公開傳授，但不立博士，這就是朝廷不承認古文經學是士人求仕的正路。
在古文經學派方面，取得
它們都朝着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煩瑣；一個是迷信。
煩瑣--今文經學家解說經文，支離蔓衍，一經的經說多或百餘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所謂“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講經）小儒，破碎大道”，就是當時某些儒生對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的評論。
這種章句不僅為某些儒生所厭惡，甚至某些最高的統治者也感到太繁難，需要删節。
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經章句，每經都是二十萬字。
一個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燭下。
博士以浮辭煩多算作學問，要省簡他們的浮辭好似要他們的性命，王莽大概因阻力太大，隻好對博士讓步。
漢光武帝令儒臣議減省五經章句，沒有議出結果來。
他為皇太子選經師，鐘興被選教嚴氏《公羊春秋》，桓榮被選教歐陽氏《尚書》。
鐘興删去重複的章句，桓榮删舊章句四十萬字為二十三萬字，兩人都獲得漢光武帝的重賞。
從此有些儒生敢于删節章句，如桓郁删桓榮二十三萬字為十二萬字，伏恭删《齊詩》章句為二十萬字，張霸删嚴氏《公羊春秋》章句為二十萬字，張奂删牟氏《尚書》章句四十五萬餘字為九萬字。
在标榜“笃守師法”的經師群裡，這些删節了的新章句，并不影響删節以前的舊章句繼續傳授，更不影響其他經書的章句。
歸根說來，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為它和仕途結合在一起，隻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後，它才自然地逐漸歸于消滅。
迷信--孔子不談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學裡不占重要地位。
自從董仲舒用陰陽五行學附會經義，今文經學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
不過，章句受經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萬字，要快意地談鬼神怪異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師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說，到底也不很便利。
于是今文經師們另造一個談神怪立新說的孔子，集合一切古來相傳的和自造的經說和妖妄言辭，都說是孔子所寫的書。
這些書稱為緯書或秘經或谶緯。
東漢時期稱谶緯之學為内學，政治上地位比經書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裡載求雨止雨法，登壇禱告，極象一個巫師或道士。
他是推論災異的大師，有一年，漢高帝廟遭火災，董仲舒推論火災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給漢武帝。
漢武帝召集群儒察看。
董仲舒的大弟子呂步舒不知是本師所作，說是大愚妄，董仲舒幾乎被殺，吓得他後來不敢再談災異。
皇帝需要有利于統治的妖妄言辭，但禁止議論朝政。
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辭來提高自己所講那一經的地位，但必須避免大愚妄的危險。
最妥當的方法自然是托名孔子，董仲舒以後的經師都采用了這個方法。
谶是謎語式的預言，源出巫師和方士。
董仲舒用陰陽五行推論災異，預知吉兇，雖然還不算是谶而已為儒生造谶開了先路。
巫師方士造谶當然比不上用孔子名義的谶，因此西漢末年，造谶成為儒生的專業。
緯是一種大雜拌。
其中有（一）天文曆數學。
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頗有一些可取的學說。
（二）上古時代的神話和傳說。
這大概就是司馬遷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缙紳先生難言之”的那一部分。
西漢儒生還看到這些古雜書，錄入緯書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雜書的殘餘。
（三）地理知識。
（四）解說文字。
（五）叙述禮制。
（六）推演經義。
這些，不管它如何雜亂鄙陋，總還算是說經的一種。
但緯書之所以被朝廷重視和利用，并不在于單純說經的這一面，而是在于造作神話怪說，與谶混合在一起，随時添加迎合世務，借孔子名義肆無忌憚地傳播妖言的那一面（鄭玄說，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以備後世帝王采用）。
章句連篇浮辭使人昏迷，王莽漢光武帝和某些經師還可以主張删節，對谶緯則竭力提倡和保護，不許對它攻擊，足見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質，比章句更适合統治者的需要。
漢成帝時有所謂六經六緯。
漢哀帝漢平帝時谶緯盛行。
王莽大加提倡，借以證明自己得天命該做皇帝。
漢光武帝因谶緯有“劉秀”、“赤九”（漢高帝九世孫）等預言，崇信更甚。
他崇信谶緯，無非是要人們崇信他是個真正受天命的皇帝。
他用谶緯的說法來講五經，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據谶緯來作決定。
一個古文經學家桓譚極言谶緯妖妄，漢光武帝大怒，說“桓譚非聖無法”，要拿下去斬首。
桓譚叩頭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
他是七十多歲的老人，被貶出京，在路上病死了。
東漢儒生如果反對谶緯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
東漢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來愈黑暗，與谶緯愈來愈盛行，趨勢是一緻的。
今文經學特别是谶緯之學是東漢主要的上層建築物，它給這樣的一個社會基礎服務，就是豪強對農民進行着殘酷的掠奪，豪強集團相互間進行着劇烈的沖突，農民窮困流離，對統治階級不滿以至反抗繼續在增進。
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使東漢社會一開始就顯得不安穩，到後期更呈現危急狀态。
這樣的社會基礎，無怪乎自漢光武帝以下的統治者，都迫切尋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從它那裡獲得一副麻醉劑，好讓矛盾松弛下去。
不過，谶緯并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劑，它的效力遠不及佛教那樣大，而且它還有很大的副作用，因為預言可以随時新添加，願意添加些什麼話很方便。
漢桓帝時，谶緯裡出現漢朝氣數完了，“黃家當興”的預言，張角首先利用它發動黃巾軍起義。
後來曹丕引用大批谶緯證明自己就是“黃家”，劉備引用大批谶緯裡“備”字證明劉備該做皇帝，孫權大造符瑞，證明自己也得天命。
晉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禅讓方式滅舊朝廷，都有大批谶緯作證明。
谶緯用以欺騙人民，結果卻是黃巾起義；用以緩和内部争奪，結果卻是新朝廷滅舊朝廷。
統治階級感到谶緯不是好的麻醉劑了。
随着佛教的逐漸盛行，南朝宋孝武帝開始禁谶緯，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時禁令更嚴厲，隋炀帝派遣使官，在全國範圍内搜查有關谶緯的圖書一概燒毀，私藏者處死刑，谶緯學算是基本上被禁絕。
經學内部與今文經學對立的是古文經學。
原始經學大體上有魯學齊學兩種學風。
魯學主合古（複古），齊學主合時。
漢高帝令叔孫通定朝禮。
叔孫通請魯儒生們到京城去商議，有兩個儒生不肯去，斥責叔孫通道：朝廷要積德一百年才能談到興禮樂，你現在就想做起來，是不合古的。
我們不去。
你走罷，不要來污辱我們。
叔孫通笑道：你們真是鄙儒，不懂得時務。
魯兩儒生和叔孫通正表現出兩種學風的區别。
它們繼續演變，齊學成為今文經學，魯學成為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派代表統治階級一部分仕進心較淡，複古心較濃的士人。
這裡所謂仕進心較淡，并不是說他們不熱心仕進，而是說他們在今文經學的壓制下不得仕進。
所謂複古心較濃，也不是說他們真想恢複孔子所說的一切，而是說他們隻要求朝廷承認古文經學是真經學。
他們因為主張複古，所以反對今文經學特别是谶緯之學，在這一點上，古文經學确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它是複古主義者，和合時的今文經學一樣，本質上都不是進步的。
古文經學的一個特點是“通訓诂”“舉大義”，“不為（學）章句”。
所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就是古文經學家輕視今文經學的一般态度。
東漢主要古文經學家如桓譚、班固、王充、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人都博通群經，其中馬融是标準的古文經學家。
古文經學又一特點是反對谶緯。
桓譚、尹敏、王充、張衡、荀爽、荀悅等人都斥責谶緯，說它不合經義，非聖人（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著書反谶緯，是東漢最大的思想家。
今文經學是官學，不僅太學中有成萬的學生，就是一個名師建精廬（私立學校）開門教授，學生也常有數百人或數千人，如蔡玄教授經學，門徒（親受業的高第生稱弟子，轉相傳授不直接受業的普通學生稱門生，統稱為門徒或諸生）常有千人，曆年著錄（學生名冊）共有一萬六千人。
這種官立私立的學校以外，還有學童讀書的書館。
王充八歲（公元三四年）進書館，書館裡有小童百人以上。
當時正是漢光武帝初年，上虞又隻是會稽郡的屬縣，一個書館裡學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區的書館，學童當然會更多。
書館教師可能全是今文經學者，他們對廣大學童傳播今文經學的影響（主要是谶緯），所以今文經學在士人群中也在學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
古文經學是私學，但名師門下也常有學生數百人或千人。
他們人數遠不及今文經學者那樣多，學風上卻有顯著的不同趨向，這種趨向成為反對今文經學的力量。
自王莽時劉歆與博士們發生沖突以後，整個東漢經師繼續着古文今文的争鬥。
漢光武帝曾大會朝臣辯論是否可立古文經學博士。
經多次辯論，漢光武帝要收攬古文經學派，決定立左氏《春秋》博士。
今文博士們議論喧嘩，公卿大臣群起反對，《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廢除。
漢明帝時，賈逵代表古文經學派，利用朝廷特重谶緯的空隙，上書說《左傳》與谶緯相合，可立博士。
賈逵依靠這種迎合的本領，終于得到漢章帝的允許，讓《左傳》、《谷梁》、《古文尚書》、《毛詩》四經公開傳授，但不立博士，這就是朝廷不承認古文經學是士人求仕的正路。
在古文經學派方面，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