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經學、哲學、科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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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唯心思想，代表人民智慧的科學知識，總要受到各種形式的阻礙和反對。
東漢時期迷信盛行，科學家獨能探求真理，對抗迷信，他們的科學成就雖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們這些成就對文化的貢獻卻有巨大的進步意義。
天文學--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
天變災異都被說成上天對皇帝（天子）示譴。
朝廷口頭上認些錯或調動幾個大官（三公），惡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則使人們相信天變災異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則何必示譴。
王充在《論衡》的《變虛》、《感虛》、《談天》、《說日》、《自然》等許多篇裡反複論證天與人事并無感應關系，他指出天的“自然無為”性，有很大的科學意義。
緯書連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學發現。
《尚書?考靈曜》說“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裡，夏至地下南而東複三萬裡，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
《春秋?感精符》說“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論衡?說日篇》引儒者說，日食是月掩日，當即《感精符》一類的儒書）。
《周髀算經》說天體有四遊（二分二至是天體運動的四個極點），又說“日兆月”（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考靈曜》創地遊說，說日月地都在上下遊動，從而推論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蝕的說法，比地靜說，日月自損說都前進了一步。
漢安帝時，張衡做太史令，職掌天文。
張衡用精銅制造渾天儀，用銅漏（古代計時刻器）水轉動渾天儀，星宿出沒與天象密合。
東漢末年，劉洪造《乾象曆》，有推日食月食的算法。
這些天文學上的每個進步，都起着沖擊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證明“自然無為”說的正确。
候風儀、地動儀--張衡生于公元七八年，死于一三九年。
據《五行志》所記，自九二年以後，幾乎連年地震，地震地區有時大至數十郡，有些地區發生地坼、地裂、地陷、山崩、水湧。
此外還經常發生大風，某次拔樹多至三萬餘株。
迷信家議論紛纭，災禍都成了谶緯學的有力證據。
張衡研究這些自然現象，一三二年，作候風儀和地動儀。
候風儀制法不見記載，可能是一種預測大風的儀器。
《晉書?五行志》記魏時洛陽西城上有候風木飛鳥被雷震壞，或即張衡的候風儀。
地動儀是用精銅制造，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内部安置機關，按照八個方面，裝八個龍頭。
那一個方向地動，同方向的龍就口吐銅丸。
從此以後，史官記錄地動所起方向。
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學思想；張衡的發明，推進了科學知識。
《論衡》與地動儀是東漢兩大創造，王充與張衡是東漢文化界的兩個偉人。
數學--漢儒用數理講《周易》，緯書兼講天文曆數學，因之數學成為儒學的一部分。
揚雄模仿《易經》作《太玄經》，實際是揚雄的數學著作。
劉歆也是著名數學家。
東漢儒者更研習數學，張衡著《算網論》，與《靈憲論》（張衡論渾天的原理）相配合。
鄭玄劉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術》。
魏時劉徽總結各家學理，注《九章算術》，數學成就比《周髀算經》前進一步。
醫學--《淮南子》說，神農嘗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醫方從此興起。
大抵古來有神農嘗百草的神話，因而民間曆代積累起來的藥物知識都托名神農。
藥物主要是草藥（鄭玄注《周禮》五藥：草、木、蟲、石、谷），所以稱為《本草》或神農《本草經》。
自漢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诏若幹人。
樓護家世代做醫師，樓護誦習醫經本草方術書數十萬字，漢成帝漢哀帝時，出入京師權貴人家很有聲名。
公元五年，王莽召集全國通方術本草的人到京師考校技能。
《漢書?藝文志》不曾記錄神農《本草經》，但西漢确有這一部名叫《本草》的藥物書。
書中多見東漢時地名，當是東漢醫家有較多的補充和說明。
東漢末年，屢起大疫。
南陽士人張機深研醫學，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北宋時所傳《傷寒論》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論》三卷，當即《雜病論》）。
他在《傷寒論序》裡說：看當今醫生，不肯探求醫經（《素問》、《難經》等），推演新知，各承家傳，始終守舊。
問病狀務在口舌敏捷，辨脈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脈）。
草率處方，難治大病。
和這些醫生相反，他是以極嚴肅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裡陰陽五行說基本上被排除了。
後世醫學者稱張機為醫聖，稱《傷寒》《金匮》為醫經，是有理由的，因為他脫離陰陽五行的束縛，推動醫學向科學發展。
《靈樞經》所傳用針治病法，東漢時有顯著的進步。
廣漢隐士涪翁著《針經診脈法》，傳弟子程高。
程高傳弟子郭玉。
漢和帝時，郭玉做太醫丞，治病多有效應，針法傳授更廣。
郭玉喜為貧賤人治病，盡心竭力，應手見效。
治貴人病卻常不愈。
漢和帝責問郭玉，郭玉答道，貴人威風太大，好自作主張，不聽從醫者的法度。
骨節又柔弱，用了針不能再用藥。
有時用針難免要出些血，我心裡恐怖，那裡還顧得治病。
谯縣人華佗精針法，尤精外科手術。
将動手術，先使病人飲麻沸散，失去知覺，刳割腹背後縫合創口，塗敷膏藥，四五天便合口。
華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使身體輕便，血脈流通，可以預防疾病，延年不老。
曹操患頭風病，要華佗治療斷病根。
華佗說隻能緩治延歲月，不能斷根。
曹操發怒，殺華佗。
華佗兩個弟子，吳普擅長外科，樊阿擅長針術。
關羽左臂中箭毒，醫師刳肉刮骨，關羽言笑自如；司馬師目上生瘤，讓醫師割去。
這種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藥。
醫學在戰國是一個發展時期，到東漢又有新的發展，它的特點是陰陽五行的色彩比戰國時醫經大見輕減。
四宗教 巫是一種原始宗教。
随着華夏地區的擴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漸失去它的宗教作用。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看來就是在保持着巫師的楚國，巫師也隻能和醫師同列，而醫師的社會地位在當時是不高的。
漢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礎上制造出一個普遍流行的宗教，許多外來宗教的陸續傳入和佛教的一時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獨尊的地位。
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來，應歸功于史官文化，因為它含有抵抗（雖然是不徹底的）宗教的因素。
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體是儒學（其次是道家學說）。
儒學創始人孔子，教人專重人事。
“季路問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談鬼神和死後事，是孔子也是儒學對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學的思想體系裡，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導地位。
宗教得以興盛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對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絕對信仰，而儒學對鬼神則是懷疑，敬而遠之，這就形成漢族曆史上允許各宗教并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徹底排斥，從不發生所謂宗教戰争的特殊現象。
史官文化的發育地在黃河流域。
黃河經常發生災禍，人力不能完全控制它，因此迷信思想有了它的來源，但治水到底要依靠人力，鬼神并不真可靠，因此實際經驗使人們體會到人力的作用大于鬼神。
其他自然界災禍也給人們同樣的經驗。
例如前五二六年，鄭國大旱，鄭君使大夫屠擊等祭桑山求雨。
屠擊等斬伐樹木。
子産說，祭山為的是增植山林，現在反把山林砍了，多大的罪過呵！削掉屠擊等人的官和邑。
科學的曆史，就是逐漸廢除這種胡想（迷信）的曆史，或者是用新的比較不那樣荒謬的胡想來代替它的曆史。
祭山求雨是一種胡想，增植山林卻是科學性的實踐，兩者結合在一起，而重點則在後者，這就有逐漸廢除胡想的可能。
所以史官文化與以迷信為重點的宗教，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礎上不可能創立宗教。
史官文化在哲學上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夏商相傳的五行論；一種是周朝新創的陰陽論。
五行首見于《尚書?洪範篇》，它認為水火木金土是構成萬物的五種要素。
五行各有屬性，用眼睛來看，看出水性潤濕向下，火性炎熱向上，木性可曲可直，金性可以熔解，土性可以種植谷物。
用鼻舌來試，試出水（海水最大）味鹹，火味苦（焦氣），木味酸（果實），金味辛，谷物味甘。
這種原始的五行隻是企圖解釋物的生成和作用，并沒有包含神秘的意義。
陰陽首見于《周易》。
孔子闡明《易》理，認為最大的物是天地，它們的屬性是陽和陰。
天永恒在上，地永恒在下，天體運動，地體靜止。
天的運動是循環式的運動，地的靜止不是獨立的而是順承上天也就是附屬于天的靜止。
根據這樣的世界觀，抽象出陰陽兩種屬性，用來解釋自然界的社會的各種現象。
已見的現象用陰陽來解釋，未見的現象（事物的變化）用蔔筮（數理）來探求。
因為數有陰陽（單數陽、雙數陰），從數的陰陽可以先知事物變化的後果（吉兇），這就成為孔子宿命論的根據。
蔔筮的答案，有答對一半的機會，有答不對的一半，叫做“陰陽不測之謂神”。
不測不等于說一定有鬼神在使人不測，也不等于說一定沒有鬼神在使人不測，這就成為孔子的鬼神觀。
這種帶有一些神秘色彩的陰陽論，隻是比五行論抱着更大的企圖，就是想用天地之道來解釋萬事萬物（“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法象（法則形象）莫大于天地”）。
本質
東漢時期迷信盛行，科學家獨能探求真理，對抗迷信，他們的科學成就雖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們這些成就對文化的貢獻卻有巨大的進步意義。
天文學--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
天變災異都被說成上天對皇帝（天子）示譴。
朝廷口頭上認些錯或調動幾個大官（三公），惡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則使人們相信天變災異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則何必示譴。
王充在《論衡》的《變虛》、《感虛》、《談天》、《說日》、《自然》等許多篇裡反複論證天與人事并無感應關系，他指出天的“自然無為”性，有很大的科學意義。
緯書連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學發現。
《尚書?考靈曜》說“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裡，夏至地下南而東複三萬裡，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
《春秋?感精符》說“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論衡?說日篇》引儒者說，日食是月掩日，當即《感精符》一類的儒書）。
《周髀算經》說天體有四遊（二分二至是天體運動的四個極點），又說“日兆月”（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考靈曜》創地遊說，說日月地都在上下遊動，從而推論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蝕的說法，比地靜說，日月自損說都前進了一步。
漢安帝時，張衡做太史令，職掌天文。
張衡用精銅制造渾天儀，用銅漏（古代計時刻器）水轉動渾天儀，星宿出沒與天象密合。
東漢末年，劉洪造《乾象曆》，有推日食月食的算法。
這些天文學上的每個進步，都起着沖擊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證明“自然無為”說的正确。
候風儀、地動儀--張衡生于公元七八年，死于一三九年。
據《五行志》所記，自九二年以後，幾乎連年地震，地震地區有時大至數十郡，有些地區發生地坼、地裂、地陷、山崩、水湧。
此外還經常發生大風，某次拔樹多至三萬餘株。
迷信家議論紛纭，災禍都成了谶緯學的有力證據。
張衡研究這些自然現象，一三二年，作候風儀和地動儀。
候風儀制法不見記載，可能是一種預測大風的儀器。
《晉書?五行志》記魏時洛陽西城上有候風木飛鳥被雷震壞，或即張衡的候風儀。
地動儀是用精銅制造，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内部安置機關，按照八個方面，裝八個龍頭。
那一個方向地動，同方向的龍就口吐銅丸。
從此以後，史官記錄地動所起方向。
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學思想；張衡的發明，推進了科學知識。
《論衡》與地動儀是東漢兩大創造，王充與張衡是東漢文化界的兩個偉人。
數學--漢儒用數理講《周易》，緯書兼講天文曆數學，因之數學成為儒學的一部分。
揚雄模仿《易經》作《太玄經》，實際是揚雄的數學著作。
劉歆也是著名數學家。
東漢儒者更研習數學，張衡著《算網論》，與《靈憲論》（張衡論渾天的原理）相配合。
鄭玄劉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術》。
魏時劉徽總結各家學理，注《九章算術》，數學成就比《周髀算經》前進一步。
醫學--《淮南子》說，神農嘗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醫方從此興起。
大抵古來有神農嘗百草的神話，因而民間曆代積累起來的藥物知識都托名神農。
藥物主要是草藥（鄭玄注《周禮》五藥：草、木、蟲、石、谷），所以稱為《本草》或神農《本草經》。
自漢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诏若幹人。
樓護家世代做醫師，樓護誦習醫經本草方術書數十萬字，漢成帝漢哀帝時，出入京師權貴人家很有聲名。
公元五年，王莽召集全國通方術本草的人到京師考校技能。
《漢書?藝文志》不曾記錄神農《本草經》，但西漢确有這一部名叫《本草》的藥物書。
書中多見東漢時地名，當是東漢醫家有較多的補充和說明。
東漢末年，屢起大疫。
南陽士人張機深研醫學，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北宋時所傳《傷寒論》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論》三卷，當即《雜病論》）。
他在《傷寒論序》裡說：看當今醫生，不肯探求醫經（《素問》、《難經》等），推演新知，各承家傳，始終守舊。
問病狀務在口舌敏捷，辨脈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脈）。
草率處方，難治大病。
和這些醫生相反，他是以極嚴肅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裡陰陽五行說基本上被排除了。
後世醫學者稱張機為醫聖，稱《傷寒》《金匮》為醫經，是有理由的，因為他脫離陰陽五行的束縛，推動醫學向科學發展。
《靈樞經》所傳用針治病法，東漢時有顯著的進步。
廣漢隐士涪翁著《針經診脈法》，傳弟子程高。
程高傳弟子郭玉。
漢和帝時，郭玉做太醫丞，治病多有效應，針法傳授更廣。
郭玉喜為貧賤人治病，盡心竭力，應手見效。
治貴人病卻常不愈。
漢和帝責問郭玉，郭玉答道，貴人威風太大，好自作主張，不聽從醫者的法度。
骨節又柔弱，用了針不能再用藥。
有時用針難免要出些血，我心裡恐怖，那裡還顧得治病。
谯縣人華佗精針法，尤精外科手術。
将動手術，先使病人飲麻沸散，失去知覺，刳割腹背後縫合創口，塗敷膏藥，四五天便合口。
華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使身體輕便，血脈流通，可以預防疾病，延年不老。
曹操患頭風病，要華佗治療斷病根。
華佗說隻能緩治延歲月，不能斷根。
曹操發怒，殺華佗。
華佗兩個弟子，吳普擅長外科，樊阿擅長針術。
關羽左臂中箭毒，醫師刳肉刮骨，關羽言笑自如；司馬師目上生瘤，讓醫師割去。
這種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藥。
醫學在戰國是一個發展時期，到東漢又有新的發展，它的特點是陰陽五行的色彩比戰國時醫經大見輕減。
四宗教 巫是一種原始宗教。
随着華夏地區的擴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漸失去它的宗教作用。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看來就是在保持着巫師的楚國，巫師也隻能和醫師同列，而醫師的社會地位在當時是不高的。
漢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礎上制造出一個普遍流行的宗教，許多外來宗教的陸續傳入和佛教的一時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獨尊的地位。
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來，應歸功于史官文化，因為它含有抵抗（雖然是不徹底的）宗教的因素。
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體是儒學（其次是道家學說）。
儒學創始人孔子，教人專重人事。
“季路問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談鬼神和死後事，是孔子也是儒學對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學的思想體系裡，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導地位。
宗教得以興盛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對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絕對信仰，而儒學對鬼神則是懷疑，敬而遠之，這就形成漢族曆史上允許各宗教并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徹底排斥，從不發生所謂宗教戰争的特殊現象。
史官文化的發育地在黃河流域。
黃河經常發生災禍，人力不能完全控制它，因此迷信思想有了它的來源，但治水到底要依靠人力，鬼神并不真可靠，因此實際經驗使人們體會到人力的作用大于鬼神。
其他自然界災禍也給人們同樣的經驗。
例如前五二六年，鄭國大旱，鄭君使大夫屠擊等祭桑山求雨。
屠擊等斬伐樹木。
子産說，祭山為的是增植山林，現在反把山林砍了，多大的罪過呵！削掉屠擊等人的官和邑。
科學的曆史，就是逐漸廢除這種胡想（迷信）的曆史，或者是用新的比較不那樣荒謬的胡想來代替它的曆史。
祭山求雨是一種胡想，增植山林卻是科學性的實踐，兩者結合在一起，而重點則在後者，這就有逐漸廢除胡想的可能。
所以史官文化與以迷信為重點的宗教，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礎上不可能創立宗教。
史官文化在哲學上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夏商相傳的五行論；一種是周朝新創的陰陽論。
五行首見于《尚書?洪範篇》，它認為水火木金土是構成萬物的五種要素。
五行各有屬性，用眼睛來看，看出水性潤濕向下，火性炎熱向上，木性可曲可直，金性可以熔解，土性可以種植谷物。
用鼻舌來試，試出水（海水最大）味鹹，火味苦（焦氣），木味酸（果實），金味辛，谷物味甘。
這種原始的五行隻是企圖解釋物的生成和作用，并沒有包含神秘的意義。
陰陽首見于《周易》。
孔子闡明《易》理，認為最大的物是天地，它們的屬性是陽和陰。
天永恒在上，地永恒在下，天體運動，地體靜止。
天的運動是循環式的運動，地的靜止不是獨立的而是順承上天也就是附屬于天的靜止。
根據這樣的世界觀，抽象出陰陽兩種屬性，用來解釋自然界的社會的各種現象。
已見的現象用陰陽來解釋，未見的現象（事物的變化）用蔔筮（數理）來探求。
因為數有陰陽（單數陽、雙數陰），從數的陰陽可以先知事物變化的後果（吉兇），這就成為孔子宿命論的根據。
蔔筮的答案，有答對一半的機會，有答不對的一半，叫做“陰陽不測之謂神”。
不測不等于說一定有鬼神在使人不測，也不等于說一定沒有鬼神在使人不測，這就成為孔子的鬼神觀。
這種帶有一些神秘色彩的陰陽論，隻是比五行論抱着更大的企圖，就是想用天地之道來解釋萬事萬物（“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法象（法則形象）莫大于天地”）。
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