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經學、哲學、科學、宗教
關燈
小
中
大
天何言哉”，好象說天是無知的自然。
“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好象說天是有知的神。
孔子很少談天道和天命，象子貢那樣高級的弟子，還說“不可得而聞也”。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緻而至者命也”。
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對天與命的傳統态度。
後來荀子作《天論》，才确定天是無知的自然物。
事在人為，并無宿定的命運。
董仲舒創今文經學，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禍降福，那末，命運就不能是固定不變的了。
今文經學派實際已與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無稽比墨家更甚。
谶緯妖化了孔子，古文經學派要恢複不談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對谶緯。
一般地說來，古文經學家反對谶緯是一緻的，不過他們實際的作為卻在以訓诂反章句，對谶緯的攻擊，局限于“非聖人所作”，缺少理論上的發揮。
隻有王充立足在理論上對谶緯進行了有力的攻擊。
他盡一生精力，著成巨書，根據實在的事理系統地全面地将所有“儒書”（主要是指谶緯）、“道家”（方士神仙術）的種種謬說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迷信行為（陰陽五行家各派别的法術），一概予以駁斥。
古文經學派專力于訓诂，頭腦裡似乎沒有什麼思想，統治東漢人頭腦的基本上是今文經學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經學派的圈子，單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堅決鬥争，這種豪傑氣概，不僅在東漢是唯一的，就在整個封建時代裡也是稀有的。
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氣，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唯物論上面，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勞動人民的智慧上面。
民間諺語說“知星宿，衣不覆”。
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兇，會窮得穿不上衣服。
這是對迷信家多麼深刻的譏笑，王充就是這種人民智慧的表達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漢光武帝建武三年），死當在公元九六年（漢和帝永元八年）前後。
早年曾到太學讀書，并從大史學家班彪求學。
他的家庭是“細族孤門”，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時宜，一生隻做了幾年州郡吏，其餘年月都居家教授，專力著書，寫成《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字。
《自紀篇》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慾）不放（放縱），居貧苦而志不倦，淫（多）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王充是這樣一個反對流俗獨立思考的人物。
這個性格使他不求仕進，甘願處貧苦，為考論真僞而生活。
他對流俗的批判是嚴厲的，對廣大人民則采取誠心訓導的态度。
《自紀篇》說“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明顯）文..言無不可曉（懂），指（意）無不可睹”，又說“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
文字與言同趨（一緻），何為猶當隐蔽指意”。
王充用當時接近口語的文體寫《論衡》，目的在通過有書館文化程度的人影響廣大民衆，使朝廷提倡的“世書俗說”失去欺騙的對象。
從這一點說來，王充是反對東漢主要上層建築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論實虛”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
就是說，實際存在的物體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實現的物事都是虛妄的物事。
從虛妄物事出發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虛妄的言行，檢驗它們的尺度就是實際存在的物事。
王充使用這個方法确定天與地一樣是“自然無為”的物。
《自然篇》說，為什麼知道天是自然無為的物？因為天沒有口目（感官）。
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識），有嗜欲才有作為。
既然天沒有口目，那就不會有嗜欲，因而也不會有作為。
為什麼知道天沒有口目？因為地沒有口目。
王充又确定人死無鬼。
《論死篇》說，世人以為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
按照物類來考驗，可以斷言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
有什麼證據呢？物可以作證。
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為鬼，人死為什麼獨能為鬼？人之所以生，因為有精氣，人死則精氣消滅。
精氣之所以存，依靠血脈，人死則血脈枯竭。
血脈枯竭因而精氣消滅，精氣消滅因而形體腐朽，形體腐朽因而成為土壤，從那裡來的鬼呢！《訂鬼篇》說，鬼不是人死精神變成的，它是人的一種幻想。
發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
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據不外乎有神論，即天有知有為，鬼有知能害人。
王充根本推倒了這兩個虛妄根據，從新解釋了自然現象（如《談天》、《說日》等篇）和社會現象（如《薄葬》、《蔔筮》等篇）。
在谶緯盛行的東漢時期，《論衡》是黑夜裡發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燈，統治階級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卻是智慧的光芒。
聖賢和經傳是兩個主要虛妄根據以外的一個重要根據。
王充同樣用“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方法，作《問孔》、《刺孟》、《書虛》、《儒增》、《藝增》等篇。
生在東漢的社會裡，敢于質問孔孟，懷疑經典，實在是無比的勇士。
他這種批判的精神，嚴重地打擊了拘執師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經學派，同時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經學派。
所以，王充不是東漢古文經師，而是偉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
但是，由于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貧乏，引作論據的物事，認識往往不真實，因之有些論斷難免錯誤。
例如雷電擊樹破屋，俗說是天神取龍，《龍虛篇》辯明俗說的虛妄，但信書上的記載，仍認為龍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魚相似，能乘雷電飛行。
又如曆學家說“日食是月掩日光”，《說日篇》認為大體上四十一二個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損。
因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
曆學家發現了日食的真實，王充卻變真實為虛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時候，這種錯誤是難免的，但到底是一種錯誤。
王充當然不可能發現階級構成社會的真理。
他看到社會普遍存在着講不通的現象，例如“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行為）濁，不可保以必卑賤”。
要說明這種現象，不得不“歸之于天”。
他認為天地好比是夫婦，大地無意識地生人。
人受性同時受命。
命是“吉兇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變動。
命可以預見，那就是“人禀貴命于天，必有吉驗見于地”，“富貴之人，生而有表見于面”（骨相）。
王充引許多物事來證明這些論斷，結果不能和谶緯截然分開，依然帶着一些神秘主義的色彩。
人的吉兇禍福是自然無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兇避禍的法術都是虛妄無效的。
這就是《論衡》的思想。
王充從唯物思想方面發揮了原始儒學，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學的範圍。
如果說，在西漢，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東漢，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東漢朝廷提倡今文經學，驅使士人在章句、谶緯、選舉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這并不是所有士人都願意走的道路。
古文經學講訓诂，沖擊着煩瑣的章句，王充《論衡》攻擊宣揚迷信的谶緯，太學裡名士議政，攻擊拘守禮法、謀求選舉的陋習。
到了東漢末年，朝廷為士人設置的道路基本上被沖壞了。
作為路基的儒學卻依然保持着不變。
由于魏定九品官人法，門第成為仕進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種困人的儒學思想和繁缛的禮法，開始向舊路基沖擊。
以曠達放蕩為特征的道家老莊之學--玄學，為了奪取儒學的統治地位，向儒學實行沖擊。
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用玄學講《周易》。
《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漢儒以象數講《周易》，不管它講得如何支離，總還不離蔔筮之學（先知術）的傳統性質，自從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記》、《周易講說》，書佚）用老莊玄虛的道理講《周易》，性質全變，根本沖壞了兩漢儒學的思想本原。
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否認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禮法）。
公然宣稱“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嵇康在《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裡說，你說六經是太陽，不學是黑夜。
照我看來，如果把禮堂看作墳堂屋，讀經看作鬼話，六經看作穢物，仁義看作臭爛，一起把它們抛棄掉，那末，不學何嘗是長夜，六經何嘗是太陽。
阮籍作《大人先生論》，斥禮法之士是破褲裆裡的虱子。
劉伶作《酒德頌》，笑禮法之士是些微小蟲子。
這種大膽的沖擊，正是兩漢尊儒的反動。
自原始儒學引申出來的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唯物思想的《論衡》都失勢了（古文經學還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莊引申出來的玄學一躍而成為思想界的統治者。
這說明統治階級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斷發展，今文經學那種低級的唯心思想應該讓位給玄學那種較高級的唯心思想。
三科學 東漢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鬥争的科學知識表現出光輝的成就。
《嵇康集》有一篇《宅無吉兇攝生論》（不知作者為誰），說迷信的原因很透徹。
它說，不懂得養蠶的人，出口動手都有禁忌。
不得蠶絲愈甚，禁忌跟着愈多，還抱怨自己犯了禁忌。
等到有人教他養蠶法，掌握桑葉和火候，寒暑燥濕都有規矩，那就百忌全失，獲利十倍。
這是因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煩多，後來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确。
所以說禁忌生于不知，如果能知各種物事的性質象知蠶那樣，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
這種正确的觀點，是王充思想的繼續，遭到玄學首領嵇康的堅決反對是很自然的。
這也就是說，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裡，被提倡發揚的
“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好象說天是有知的神。
孔子很少談天道和天命，象子貢那樣高級的弟子，還說“不可得而聞也”。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緻而至者命也”。
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對天與命的傳統态度。
後來荀子作《天論》，才确定天是無知的自然物。
事在人為，并無宿定的命運。
董仲舒創今文經學，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禍降福，那末，命運就不能是固定不變的了。
今文經學派實際已與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無稽比墨家更甚。
谶緯妖化了孔子，古文經學派要恢複不談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對谶緯。
一般地說來，古文經學家反對谶緯是一緻的，不過他們實際的作為卻在以訓诂反章句，對谶緯的攻擊，局限于“非聖人所作”，缺少理論上的發揮。
隻有王充立足在理論上對谶緯進行了有力的攻擊。
他盡一生精力，著成巨書，根據實在的事理系統地全面地将所有“儒書”（主要是指谶緯）、“道家”（方士神仙術）的種種謬說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迷信行為（陰陽五行家各派别的法術），一概予以駁斥。
古文經學派專力于訓诂，頭腦裡似乎沒有什麼思想，統治東漢人頭腦的基本上是今文經學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經學派的圈子，單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堅決鬥争，這種豪傑氣概，不僅在東漢是唯一的，就在整個封建時代裡也是稀有的。
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氣，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唯物論上面，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勞動人民的智慧上面。
民間諺語說“知星宿，衣不覆”。
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兇，會窮得穿不上衣服。
這是對迷信家多麼深刻的譏笑，王充就是這種人民智慧的表達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漢光武帝建武三年），死當在公元九六年（漢和帝永元八年）前後。
早年曾到太學讀書，并從大史學家班彪求學。
他的家庭是“細族孤門”，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時宜，一生隻做了幾年州郡吏，其餘年月都居家教授，專力著書，寫成《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字。
《自紀篇》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慾）不放（放縱），居貧苦而志不倦，淫（多）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王充是這樣一個反對流俗獨立思考的人物。
這個性格使他不求仕進，甘願處貧苦，為考論真僞而生活。
他對流俗的批判是嚴厲的，對廣大人民則采取誠心訓導的态度。
《自紀篇》說“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明顯）文..言無不可曉（懂），指（意）無不可睹”，又說“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
文字與言同趨（一緻），何為猶當隐蔽指意”。
王充用當時接近口語的文體寫《論衡》，目的在通過有書館文化程度的人影響廣大民衆，使朝廷提倡的“世書俗說”失去欺騙的對象。
從這一點說來，王充是反對東漢主要上層建築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論實虛”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
就是說，實際存在的物體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實現的物事都是虛妄的物事。
從虛妄物事出發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虛妄的言行，檢驗它們的尺度就是實際存在的物事。
王充使用這個方法确定天與地一樣是“自然無為”的物。
《自然篇》說，為什麼知道天是自然無為的物？因為天沒有口目（感官）。
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識），有嗜欲才有作為。
既然天沒有口目，那就不會有嗜欲，因而也不會有作為。
為什麼知道天沒有口目？因為地沒有口目。
王充又确定人死無鬼。
《論死篇》說，世人以為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
按照物類來考驗，可以斷言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
有什麼證據呢？物可以作證。
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為鬼，人死為什麼獨能為鬼？人之所以生，因為有精氣，人死則精氣消滅。
精氣之所以存，依靠血脈，人死則血脈枯竭。
血脈枯竭因而精氣消滅，精氣消滅因而形體腐朽，形體腐朽因而成為土壤，從那裡來的鬼呢！《訂鬼篇》說，鬼不是人死精神變成的，它是人的一種幻想。
發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
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據不外乎有神論，即天有知有為，鬼有知能害人。
王充根本推倒了這兩個虛妄根據，從新解釋了自然現象（如《談天》、《說日》等篇）和社會現象（如《薄葬》、《蔔筮》等篇）。
在谶緯盛行的東漢時期，《論衡》是黑夜裡發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燈，統治階級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卻是智慧的光芒。
聖賢和經傳是兩個主要虛妄根據以外的一個重要根據。
王充同樣用“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方法，作《問孔》、《刺孟》、《書虛》、《儒增》、《藝增》等篇。
生在東漢的社會裡，敢于質問孔孟，懷疑經典，實在是無比的勇士。
他這種批判的精神，嚴重地打擊了拘執師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經學派，同時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經學派。
所以，王充不是東漢古文經師，而是偉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
但是，由于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貧乏，引作論據的物事，認識往往不真實，因之有些論斷難免錯誤。
例如雷電擊樹破屋，俗說是天神取龍，《龍虛篇》辯明俗說的虛妄，但信書上的記載，仍認為龍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魚相似，能乘雷電飛行。
又如曆學家說“日食是月掩日光”，《說日篇》認為大體上四十一二個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損。
因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
曆學家發現了日食的真實，王充卻變真實為虛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時候，這種錯誤是難免的，但到底是一種錯誤。
王充當然不可能發現階級構成社會的真理。
他看到社會普遍存在着講不通的現象，例如“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行為）濁，不可保以必卑賤”。
要說明這種現象，不得不“歸之于天”。
他認為天地好比是夫婦，大地無意識地生人。
人受性同時受命。
命是“吉兇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變動。
命可以預見，那就是“人禀貴命于天，必有吉驗見于地”，“富貴之人，生而有表見于面”（骨相）。
王充引許多物事來證明這些論斷，結果不能和谶緯截然分開，依然帶着一些神秘主義的色彩。
人的吉兇禍福是自然無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兇避禍的法術都是虛妄無效的。
這就是《論衡》的思想。
王充從唯物思想方面發揮了原始儒學，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學的範圍。
如果說，在西漢，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東漢，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東漢朝廷提倡今文經學，驅使士人在章句、谶緯、選舉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這并不是所有士人都願意走的道路。
古文經學講訓诂，沖擊着煩瑣的章句，王充《論衡》攻擊宣揚迷信的谶緯，太學裡名士議政，攻擊拘守禮法、謀求選舉的陋習。
到了東漢末年，朝廷為士人設置的道路基本上被沖壞了。
作為路基的儒學卻依然保持着不變。
由于魏定九品官人法，門第成為仕進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種困人的儒學思想和繁缛的禮法，開始向舊路基沖擊。
以曠達放蕩為特征的道家老莊之學--玄學，為了奪取儒學的統治地位，向儒學實行沖擊。
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用玄學講《周易》。
《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漢儒以象數講《周易》，不管它講得如何支離，總還不離蔔筮之學（先知術）的傳統性質，自從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記》、《周易講說》，書佚）用老莊玄虛的道理講《周易》，性質全變，根本沖壞了兩漢儒學的思想本原。
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否認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禮法）。
公然宣稱“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嵇康在《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裡說，你說六經是太陽，不學是黑夜。
照我看來，如果把禮堂看作墳堂屋，讀經看作鬼話，六經看作穢物，仁義看作臭爛，一起把它們抛棄掉，那末，不學何嘗是長夜，六經何嘗是太陽。
阮籍作《大人先生論》，斥禮法之士是破褲裆裡的虱子。
劉伶作《酒德頌》，笑禮法之士是些微小蟲子。
這種大膽的沖擊，正是兩漢尊儒的反動。
自原始儒學引申出來的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唯物思想的《論衡》都失勢了（古文經學還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莊引申出來的玄學一躍而成為思想界的統治者。
這說明統治階級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斷發展，今文經學那種低級的唯心思想應該讓位給玄學那種較高級的唯心思想。
三科學 東漢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鬥争的科學知識表現出光輝的成就。
《嵇康集》有一篇《宅無吉兇攝生論》（不知作者為誰），說迷信的原因很透徹。
它說，不懂得養蠶的人，出口動手都有禁忌。
不得蠶絲愈甚，禁忌跟着愈多，還抱怨自己犯了禁忌。
等到有人教他養蠶法，掌握桑葉和火候，寒暑燥濕都有規矩，那就百忌全失，獲利十倍。
這是因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煩多，後來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确。
所以說禁忌生于不知，如果能知各種物事的性質象知蠶那樣，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
這種正确的觀點，是王充思想的繼續，遭到玄學首領嵇康的堅決反對是很自然的。
這也就是說，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裡，被提倡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