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經濟概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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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強烈，原因之一在于他們擁有所謂部曲的私人隊伍。
物質生産進一步發展的東漢社會，同時也就産生出更強暴的豪強力量。
這種力量反過來阻礙生産以至摧毀生産，最後連進行生産的勞動人民也被盡量屠殺。
根源隻有一個，就是豪強的兼并性、割據性。
豪強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農業生産品成本比較低。
他們操縱市上谷價作為兼并土地的一種手段。
廣大農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們也必須有牛犁，并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同徒附一樣，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谷物在市上出賣，換取必要的錢來繳納官府賦斂和購買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
如果遭遇天災、額外賦斂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産當徒附的危險。
東漢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區大小不等的有災（水、旱、蝗、風雹等災）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額外賦斂更是東漢後期豪強政治的特點。
不難想見，農民困急隻好賣耕牛，失去耕牛隻好賣土地當徒附。
徒附不斷在增加，豪強勢力不斷在擴大，農民不斷在加速破産，如此循環，農業生産力自然逐漸由萎縮一直到被摧毀。
豪強制造器物用奴隸（奴隸身價最高不過二萬錢），民間手工業業主用傭工（如申屠蟠家貧，曾“傭為漆工”）。
業主要賣出自己的生産物，必須減輕成本，首先是壓低傭工的生活到奴隸的水準。
事實上使用傭工到底還不是使用奴隸，多少要付出一些傭錢，成本多少還得高一些，因此民間手工業受奴隸勞動的阻礙，不能順利地發展起來。
阻礙生産摧毀生産是豪強兼并性的表現。
兼并性發展到更大規模的混鬥割據，就表現出可駭的破壞力，東漢社會在這個破壞力的沖擊下崩潰了。
王莽亂後，戶口大耗損，經東漢前期的休養生息，漢和帝時，人口恢複到五千三百餘萬。
此後安、順、沖、質四帝人口都在五千萬以下，漢桓帝時又達到五千萬（《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萬）。
這些數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實性，至少還可以顯示當時人口是多而不是少。
現在看一九○年（漢獻帝初平元年）以後豪強們怎樣急劇地破壞社會生産力，使多的人口變為人口極少。
破壞的方式有下列幾種：屠殺--一九○年，董卓驅迫洛陽地區百姓遷往長安，沿路死人無數。
洛陽二百裡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燒毀。
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殺男女數十萬口。
一九二年董卓死後，部将們連年互鬥，燒毀長安城，關中居民數十萬戶，死亡略盡，長安成了空城，附近幾百裡内不見人迹。
二一九年曹仁屠宛。
長安、洛陽、南陽三大城市全毀滅了。
這隻是幾個例，其他屠城殺人，規模大小或有不同，殘暴性卻并無不相同。
搶掠--曹丕叙述一九○年以後豪強割據的情形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都以讨董卓為名，紛紛起兵。
大豪強占據州郡，中豪強占據縣城，小豪強占據鄉村，各依武力，互相吞滅。
這種豪強軍隊在割據地内過着“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的野獸生活，他們等到生産徹底被破壞，人民餓死得差不多的時候，自己也就很難生存下去。
袁紹軍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術軍在江淮吃蚌蛤過活，不久都潰敗了。
豪強占據州郡，到鄉村象蝗群那樣吃人民，吃完這一處再吃别一處，吃到無可吃時，即人民死亡略盡時，他們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續漢書?五行志》記漢靈帝時有五次大疫。
大醫學家張機在《傷寒論?序》裡說，我的宗族原來很大，人數在二百以上，建安紀元以來，還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傷寒病患占十分之七。
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沒有記載，因為它連年發生，不算是值得記載的大疫。
漢獻帝時大疫，據《五行志》所記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
曹丕說，那一年疫病，很多親友遭了災。
曹植也說，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門盡斃，或舉族滅亡。
以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餘王粲等五人都死在這次大疫中，可見喪亡确極嚴重。
疫病是暴政戰亂的自然産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從曹操攻孫權軍中開始），它不是所謂天災，它同殺死餓死一樣是統治階級制造的人禍。
人民不是被殺死就是餓死或疫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時期化為一片大荒原。
王粲從長安逃往荊州，寫一首《七哀詩》描述路上見到的慘狀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号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所，何能兩相完。
”仲長統《昌言》也說，東漢民戶，過去一般在一千萬戶左右，還有不少遺漏戶和居住漢地的外來族都不算在内。
到了今天（漢獻帝時），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這樣下去，人要滅絕了。
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安徽毫縣）下了一道命令說：“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
舊土人民，死喪略盡。
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槍傷懷”。
曹操在家鄉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個熟人，與王粲仲長統所寫破敗情狀都是親見的實事，完全可信。
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兩漢四百年積累起來的财富和文化以及創造财富和文化的勞動人民一起被統治階級毀滅了！
物質生産進一步發展的東漢社會，同時也就産生出更強暴的豪強力量。
這種力量反過來阻礙生産以至摧毀生産，最後連進行生産的勞動人民也被盡量屠殺。
根源隻有一個，就是豪強的兼并性、割據性。
豪強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農業生産品成本比較低。
他們操縱市上谷價作為兼并土地的一種手段。
廣大農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們也必須有牛犁，并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同徒附一樣，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谷物在市上出賣，換取必要的錢來繳納官府賦斂和購買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
如果遭遇天災、額外賦斂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産當徒附的危險。
東漢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區大小不等的有災（水、旱、蝗、風雹等災）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額外賦斂更是東漢後期豪強政治的特點。
不難想見，農民困急隻好賣耕牛，失去耕牛隻好賣土地當徒附。
徒附不斷在增加，豪強勢力不斷在擴大，農民不斷在加速破産，如此循環，農業生産力自然逐漸由萎縮一直到被摧毀。
豪強制造器物用奴隸（奴隸身價最高不過二萬錢），民間手工業業主用傭工（如申屠蟠家貧，曾“傭為漆工”）。
業主要賣出自己的生産物，必須減輕成本，首先是壓低傭工的生活到奴隸的水準。
事實上使用傭工到底還不是使用奴隸，多少要付出一些傭錢，成本多少還得高一些，因此民間手工業受奴隸勞動的阻礙，不能順利地發展起來。
阻礙生産摧毀生産是豪強兼并性的表現。
兼并性發展到更大規模的混鬥割據，就表現出可駭的破壞力，東漢社會在這個破壞力的沖擊下崩潰了。
王莽亂後，戶口大耗損，經東漢前期的休養生息，漢和帝時，人口恢複到五千三百餘萬。
此後安、順、沖、質四帝人口都在五千萬以下，漢桓帝時又達到五千萬（《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萬）。
這些數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實性，至少還可以顯示當時人口是多而不是少。
現在看一九○年（漢獻帝初平元年）以後豪強們怎樣急劇地破壞社會生産力，使多的人口變為人口極少。
破壞的方式有下列幾種：屠殺--一九○年，董卓驅迫洛陽地區百姓遷往長安，沿路死人無數。
洛陽二百裡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燒毀。
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殺男女數十萬口。
一九二年董卓死後，部将們連年互鬥，燒毀長安城，關中居民數十萬戶，死亡略盡，長安成了空城，附近幾百裡内不見人迹。
二一九年曹仁屠宛。
長安、洛陽、南陽三大城市全毀滅了。
這隻是幾個例，其他屠城殺人，規模大小或有不同，殘暴性卻并無不相同。
搶掠--曹丕叙述一九○年以後豪強割據的情形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都以讨董卓為名，紛紛起兵。
大豪強占據州郡，中豪強占據縣城，小豪強占據鄉村，各依武力，互相吞滅。
這種豪強軍隊在割據地内過着“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的野獸生活，他們等到生産徹底被破壞，人民餓死得差不多的時候，自己也就很難生存下去。
袁紹軍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術軍在江淮吃蚌蛤過活，不久都潰敗了。
豪強占據州郡，到鄉村象蝗群那樣吃人民，吃完這一處再吃别一處，吃到無可吃時，即人民死亡略盡時，他們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續漢書?五行志》記漢靈帝時有五次大疫。
大醫學家張機在《傷寒論?序》裡說，我的宗族原來很大，人數在二百以上，建安紀元以來，還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傷寒病患占十分之七。
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沒有記載，因為它連年發生，不算是值得記載的大疫。
漢獻帝時大疫，據《五行志》所記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
曹丕說，那一年疫病，很多親友遭了災。
曹植也說，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門盡斃，或舉族滅亡。
以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餘王粲等五人都死在這次大疫中，可見喪亡确極嚴重。
疫病是暴政戰亂的自然産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從曹操攻孫權軍中開始），它不是所謂天災，它同殺死餓死一樣是統治階級制造的人禍。
人民不是被殺死就是餓死或疫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時期化為一片大荒原。
王粲從長安逃往荊州，寫一首《七哀詩》描述路上見到的慘狀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号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所，何能兩相完。
”仲長統《昌言》也說，東漢民戶，過去一般在一千萬戶左右，還有不少遺漏戶和居住漢地的外來族都不算在内。
到了今天（漢獻帝時），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這樣下去，人要滅絕了。
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安徽毫縣）下了一道命令說：“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
舊土人民，死喪略盡。
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槍傷懷”。
曹操在家鄉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個熟人，與王粲仲長統所寫破敗情狀都是親見的實事，完全可信。
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兩漢四百年積累起來的财富和文化以及創造财富和文化的勞動人民一起被統治階級毀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