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經學、史學、曆數學、諸子
關燈
小
中
大
圖書因得蕭何收藏，可能未受損失。
漢武帝令民間獻書。
漢成帝使陳農到各郡國搜集遺書。
自漢武帝到漢成帝，照劉歆《七略》說，“百年之間，書集如山”。
漢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鹹校數算（占蔔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書）。
每校完一書，劉向做成本書提要，連同定本送給漢成帝。
劉向校書的程序是先用幾個本子校對，校正後寫在竹簡上，叫做殺青書（竹簡在火上炙幹，去竹汗，可免朽蠹）。
再經過校正，最後寫在素帛上，成為定本。
劉向校書二十餘年，死後，漢哀帝令劉歆完成這個巨大的工作。
劉歆繼承父業，做成了《七略》（劉向所作書名為《别錄》）。
《七略》是（一）《輯略》--諸書總論和分論；（二）《六藝略》--儒家經傳包括小學（文字學）共九種；（三）《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四）《詩賦略》--賦四種，詩一種；（五）《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天象氣候兼迷信）、技巧四種；（六）《數術略》--天文、曆譜（包括算術）、五行、蓍龜（蔔筮）、雜占（主要是占夢）、形法（看輿地形勢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種；（七）《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
《七略》書已亡佚，班固《漢書》據《七略》作《藝文志》，共有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綜合了西周以來主要是戰國的文化遺産，把不值得保存的書籍都廢棄了，例如經學博士的講義，一篇也不錄取。
它經過選擇、校勘、分類、編目、寫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學術性的總論和分論，是一部完整的巨著。
它不隻是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
西漢有《史記》、《七略》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
三曆數學 觀象授時向來是最重要的國政。
孔子述堯舜禹禅位時的诰語：“天之曆數在爾躬”，意思是現在該你掌管曆法了。
不管堯舜是否真說了這句話，曆法（雖然很幼稚）在農業上也就是在國政上的重大意義，上古人确實非常重視。
天象學曆數學因農業生産上的急需，不斷在進步。
傳習這一專門學問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稱為天官。
據說，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産上的成就（主要是農業）比其他國家高，就成為大國，夏、商、西周正是這樣的大國。
它們都在曆法上有新發見，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因此後一個戰勝前一個。
春秋時期，建子的周曆最通行，但宋國仍用殷曆，晉國行用夏曆。
宋用殷曆，由于保守，晉用夏曆，是尊重民間習慣（所謂“啟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長處。
周曆稱仲冬月（子月）為春正月，四時很不正常，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就是說周曆推歲首（冬至點）在子月是對的，但孟春應在寅月。
戰國時期，天文曆數學比春秋時期更進步。
專家多是民間學者，不限于少數史官。
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經》，就是這個時期民間天文學家的貢獻。
六曆（黃帝、颛顼、夏、殷、周、魯六曆）都是曆家假托，也是這個時期民間曆數學家的成就。
太陽曆（歲）可以定四時、節、氣；太陰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
自曆法萌芽時起，曆家即并用陰陽兩曆，并探求兩曆配合的法則（主要是閏月插入法）。
春秋時曆家已應用十九年插入七個閏月法。
最遲在戰國時曆家已定一歲的日數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數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
這兩個數字比一歲實數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實數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經三百年要差一天，季節經四百年要差三天。
由于推步和算術并不精确，實際上一種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見月出，必須重新測算使再合天象。
秦始皇采用颛顼曆，以十月為歲首，閏月放在九月後，稱為後九月。
在六曆中颛顼曆是比較合天象的一種曆法，但到漢武帝時已經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馬遷等建議造漢曆。
漢武帝選司馬遷、星官射姓、曆官鄧平等及民間專家共二十餘人造曆，其中大天文學家唐都（祖先是楚國史官）大曆數學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曆者。
前一○四年，新曆造成，漢武帝廢秦曆，采用新曆，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為歲首。
這個新曆法就是曆學史上著名的《太初曆》（又稱《鄧平曆》、《三統曆》）。
《太初曆》一歲日數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數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曆（六曆都是四分曆，每歲有四分之一的餘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
但在當時《太初曆》還是最進步的曆法，因為它根據天象實測與多少年來史官的忠實記錄（例如《春秋》經），得出一百三十五個月的日食周期（稱為“朔望之會”，約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
自從有了這個周期，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現象也不再是什麼可怕的天變而是可以預計的科學知識了。
《史記?曆書》特别是《漢書?律曆志》詳細記載《太初曆》的觀測法與計算法。
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開端，西漢以後曆朝改換曆法，都按照《史記》、《漢書》的舊例，詳記在正史裡，因此積累起豐富的天文、曆數學資料。
劉歆用《易經?系辭》的數理來解釋科學性的《太初曆》（《三統曆》），造出一整套的曆學理論；又造《世經》，凡經傳古史所記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統曆》推算得到說明。
這對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種貢獻，雖然準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創今文經學，司馬遷創紀傳體通史，鄧平、唐都、落下闳創太初曆，劉歆創古文經學和年代學，這些文化上的成就與當時經濟武力的發展相配合，充分表現出西漢一朝的偉大氣象。
四諸子 《漢書?藝文志》分諸子為十家，西漢人所著書為數不多，其中屬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揚雄《法言》；屬于農家的《氾勝之書》（亡佚）；屬于雜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在本國招集以道家為首的百家遊士，仿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鴻烈》、《淮南子》）。
《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衆家，不成為一家言。
戰國秦漢諸子百家學說，因漢武帝獨尊儒學，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遺說，在這一點上，還是一部值得重視的著述。
漢武帝令民間獻書。
漢成帝使陳農到各郡國搜集遺書。
自漢武帝到漢成帝，照劉歆《七略》說，“百年之間，書集如山”。
漢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鹹校數算（占蔔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書）。
每校完一書，劉向做成本書提要，連同定本送給漢成帝。
劉向校書的程序是先用幾個本子校對，校正後寫在竹簡上，叫做殺青書（竹簡在火上炙幹，去竹汗，可免朽蠹）。
再經過校正，最後寫在素帛上，成為定本。
劉向校書二十餘年，死後，漢哀帝令劉歆完成這個巨大的工作。
劉歆繼承父業，做成了《七略》（劉向所作書名為《别錄》）。
《七略》是（一）《輯略》--諸書總論和分論；（二）《六藝略》--儒家經傳包括小學（文字學）共九種；（三）《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四）《詩賦略》--賦四種，詩一種；（五）《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天象氣候兼迷信）、技巧四種；（六）《數術略》--天文、曆譜（包括算術）、五行、蓍龜（蔔筮）、雜占（主要是占夢）、形法（看輿地形勢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種；（七）《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
《七略》書已亡佚，班固《漢書》據《七略》作《藝文志》，共有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綜合了西周以來主要是戰國的文化遺産，把不值得保存的書籍都廢棄了，例如經學博士的講義，一篇也不錄取。
它經過選擇、校勘、分類、編目、寫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學術性的總論和分論，是一部完整的巨著。
它不隻是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
西漢有《史記》、《七略》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
三曆數學 觀象授時向來是最重要的國政。
孔子述堯舜禹禅位時的诰語：“天之曆數在爾躬”，意思是現在該你掌管曆法了。
不管堯舜是否真說了這句話，曆法（雖然很幼稚）在農業上也就是在國政上的重大意義，上古人确實非常重視。
天象學曆數學因農業生産上的急需，不斷在進步。
傳習這一專門學問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稱為天官。
據說，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産上的成就（主要是農業）比其他國家高，就成為大國，夏、商、西周正是這樣的大國。
它們都在曆法上有新發見，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因此後一個戰勝前一個。
春秋時期，建子的周曆最通行，但宋國仍用殷曆，晉國行用夏曆。
宋用殷曆，由于保守，晉用夏曆，是尊重民間習慣（所謂“啟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長處。
周曆稱仲冬月（子月）為春正月，四時很不正常，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就是說周曆推歲首（冬至點）在子月是對的，但孟春應在寅月。
戰國時期，天文曆數學比春秋時期更進步。
專家多是民間學者，不限于少數史官。
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經》，就是這個時期民間天文學家的貢獻。
六曆（黃帝、颛顼、夏、殷、周、魯六曆）都是曆家假托，也是這個時期民間曆數學家的成就。
太陽曆（歲）可以定四時、節、氣；太陰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
自曆法萌芽時起，曆家即并用陰陽兩曆，并探求兩曆配合的法則（主要是閏月插入法）。
春秋時曆家已應用十九年插入七個閏月法。
最遲在戰國時曆家已定一歲的日數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數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
這兩個數字比一歲實數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實數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經三百年要差一天，季節經四百年要差三天。
由于推步和算術并不精确，實際上一種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見月出，必須重新測算使再合天象。
秦始皇采用颛顼曆，以十月為歲首，閏月放在九月後，稱為後九月。
在六曆中颛顼曆是比較合天象的一種曆法，但到漢武帝時已經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馬遷等建議造漢曆。
漢武帝選司馬遷、星官射姓、曆官鄧平等及民間專家共二十餘人造曆，其中大天文學家唐都（祖先是楚國史官）大曆數學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曆者。
前一○四年，新曆造成，漢武帝廢秦曆，采用新曆，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為歲首。
這個新曆法就是曆學史上著名的《太初曆》（又稱《鄧平曆》、《三統曆》）。
《太初曆》一歲日數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數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曆（六曆都是四分曆，每歲有四分之一的餘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
但在當時《太初曆》還是最進步的曆法，因為它根據天象實測與多少年來史官的忠實記錄（例如《春秋》經），得出一百三十五個月的日食周期（稱為“朔望之會”，約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
自從有了這個周期，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現象也不再是什麼可怕的天變而是可以預計的科學知識了。
《史記?曆書》特别是《漢書?律曆志》詳細記載《太初曆》的觀測法與計算法。
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開端，西漢以後曆朝改換曆法，都按照《史記》、《漢書》的舊例，詳記在正史裡，因此積累起豐富的天文、曆數學資料。
劉歆用《易經?系辭》的數理來解釋科學性的《太初曆》（《三統曆》），造出一整套的曆學理論；又造《世經》，凡經傳古史所記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統曆》推算得到說明。
這對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種貢獻，雖然準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創今文經學，司馬遷創紀傳體通史，鄧平、唐都、落下闳創太初曆，劉歆創古文經學和年代學，這些文化上的成就與當時經濟武力的發展相配合，充分表現出西漢一朝的偉大氣象。
四諸子 《漢書?藝文志》分諸子為十家，西漢人所著書為數不多，其中屬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揚雄《法言》；屬于農家的《氾勝之書》（亡佚）；屬于雜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在本國招集以道家為首的百家遊士，仿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鴻烈》、《淮南子》）。
《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衆家，不成為一家言。
戰國秦漢諸子百家學說，因漢武帝獨尊儒學，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遺說，在這一點上，還是一部值得重視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