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經學、史學、曆數學、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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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恻隐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
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民）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民），視之（官與民）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飽），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
陛下不救，将安所歸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上列諸儒言論，自董仲舒以下，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
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擁護一姓常存。
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勸告朝廷，并不同情農民起義。
所以儒學始終是适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封建統治則是絕對的。
二史學 儒家的六經，原來是周史官所藏各種曆史記錄，經孔子删訂解釋以後，師弟相傳，别成一種所謂經學，但曆史學并不因經學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發展。
如果說，在前一階段裡，孔子左丘明是最偉大的曆史著作家，那末，在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上，太史公司馬遷是更大的曆史著作家。
自從司馬遷著《史記》，中國才開始出現了規模巨大的、組織相當完備的曆史著作。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太史。
司馬談非常博學，精通天文學、《易》學、黃老學。
他以黃老學為主，批判儒、墨、名、法、陰陽各家學說，比起當時的一般儒生來，他确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
司馬遷十歲以前曾學過耕地和牧畜，十歲讀古文書籍，二十歲以後，遊曆全國名都大邑，采訪遺聞佚事。
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父職做太史，遍讀石室金匮（宮中藏書處）裡所藏舊史和群書，因此，他是西漢一代稀有的大博學家。
司馬遷繼承司馬談家學，又博通古今文經學，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學，但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更不受陰陽五行學的影響，他是西漢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前九九年，司馬遷四十八歲（據王國維說），遭受漢武帝殘暴的刑罰（宮刑）。
這對司馬遷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司馬遷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進了，于是發憤著《史記》，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樣，傳給“後世聖人君子”。
他著《史記》不是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筆，他著《史記》不是為了好事，所以态度極認真。
他著《史記》是為了“成一家之言”，與經傳比高下，所以竭盡他的才力與知識，一心為完成《史記》而述作。
司馬遷具備着上述諸條件，再加上他的創造力，以二十餘年的時間，寫成了《史記》一百三十篇（西漢時已缺十篇），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凡當時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綜合在《史記》裡面。
這一偉大著作的出現，标志着孔子以來曆史學又大進了一步。
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史記》一百三十篇。
本紀仿《春秋》經十二公，按年月标舉大事，為全書總綱。
表仿周史官舊譜的體制，創世表、年表、月表三種，記事最為省便。
書仿《尚書?禹貢篇》及《禮經》、《樂經》的體制，總述古來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總結了天文、曆數學、地理學、經濟學的知識，意義更為重大。
自此以後，史家相繼述作，二千年來有關制度、經濟、文化發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馬遷創始的功績是極其巨大的。
世家中有西周至戰國十七個重要的侯國史（本紀中《秦本紀》也是侯國史），大大豐富了這一段曆史的内容。
列傳中有重要人物傳，有特殊事業傳，有國境内諸少數族傳，有藩屬國傳，有外國傳，叙述的方面甚為廣泛。
司馬遷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所以還能看到社會上各種活動的人物，為名醫、俠客、大商賈、優伶、刺客、占蔔人立傳。
他為酷吏立傳，說豪強兼并，什麼道理都不能感化，隻有不顧一切，用嚴刑削平他們。
酷吏、遊俠、貨殖等列傳，特别顯著地表現出司馬遷對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同情心。
當然，司馬遷貫穿在全部《史記》裡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階級思想的界限，這就是說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學（除去陰陽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魯國史，《史記》擴大為全中國史，《春秋》以魯君為主，《史記》以曆代天子為主（《秦本紀》例外）。
《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記》十二本紀上通到黃帝堯舜二千餘年。
《史記》改變了分國割據的曆史概念，建立起曆史的統一觀和正統觀。
《史記》十二本紀上起五帝，曆三代以至秦漢，一脈相傳，這是有極大意義的，它表示國家的統一和人心的統一。
春秋戰國時有百國春秋，《周春秋》與《魯春秋》沒有尊卑的區别（例如《國語》中《周語》與諸侯國語并列）。
沒有一個明确的中心。
《史記》稱天子為本紀，稱諸侯為世家，稱天子在位年為全國共同的紀年，稱諸侯在位年為本國内的紀年，這樣，全中國以天子為中心，精神上統一起來了，雖然戰國以前，實際的中國是分裂割據的。
天子成為全國的中心，天子所屬的朝代，自然被認為正統的朝代。
在封建時代裡，正統朝代與非正統朝代的區别，曾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這裡包含天子的族類問題，政治的仁暴問題，疆域的統一與分裂問題，其中族類問題尤為特出。
漢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廣大人民推翻了，但繼起的如果是非漢族的朝代，那個被推翻了的漢族朝代，就會被用來作号召廣大人民起義的旗幟，一直到推翻非漢族的朝代才停止。
反之，非漢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後，絕對不可能用來作号召民衆的旗幟。
這個自西晉至清朝毫無例外的曆史事實，與廣大人民承認正統朝代反對僭僞偏閏朝代的傳統思想有密切聯系。
這個傳統思想發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馬遷《史記》，十二本紀正是這個傳統思想的正确反映。
由于這個正确反映，傳統的曆史正統觀更加鞏固，成為封建時代進行民族鬥争的一個重大力量。
司馬遷《史記》創紀傳體通史，東漢初班固《漢書》創紀傳體斷代史。
《漢書》叙事詳密，可是缺少司馬遷那樣比較自由的思想。
此後各朝紀傳體史稱為正史，雖然都不及《史記》和《漢書》，但在各體史書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漢後期，繼司馬遷而起的大博學家劉向、劉歆父子，做了一個對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的事業，那就是劉向創始劉歆完成的《七略》。
漢高帝滅秦，蕭何收秦朝廷所藏圖書。
後來項羽燒秦宮室，
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民）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民），視之（官與民）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飽），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
陛下不救，将安所歸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上列諸儒言論，自董仲舒以下，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
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擁護一姓常存。
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勸告朝廷，并不同情農民起義。
所以儒學始終是适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封建統治則是絕對的。
二史學 儒家的六經，原來是周史官所藏各種曆史記錄，經孔子删訂解釋以後，師弟相傳，别成一種所謂經學，但曆史學并不因經學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發展。
如果說，在前一階段裡，孔子左丘明是最偉大的曆史著作家，那末，在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上，太史公司馬遷是更大的曆史著作家。
自從司馬遷著《史記》，中國才開始出現了規模巨大的、組織相當完備的曆史著作。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太史。
司馬談非常博學，精通天文學、《易》學、黃老學。
他以黃老學為主，批判儒、墨、名、法、陰陽各家學說，比起當時的一般儒生來，他确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
司馬遷十歲以前曾學過耕地和牧畜，十歲讀古文書籍，二十歲以後，遊曆全國名都大邑，采訪遺聞佚事。
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父職做太史，遍讀石室金匮（宮中藏書處）裡所藏舊史和群書，因此，他是西漢一代稀有的大博學家。
司馬遷繼承司馬談家學，又博通古今文經學，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學，但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更不受陰陽五行學的影響，他是西漢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前九九年，司馬遷四十八歲（據王國維說），遭受漢武帝殘暴的刑罰（宮刑）。
這對司馬遷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司馬遷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進了，于是發憤著《史記》，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樣，傳給“後世聖人君子”。
他著《史記》不是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筆，他著《史記》不是為了好事，所以态度極認真。
他著《史記》是為了“成一家之言”，與經傳比高下，所以竭盡他的才力與知識，一心為完成《史記》而述作。
司馬遷具備着上述諸條件，再加上他的創造力，以二十餘年的時間，寫成了《史記》一百三十篇（西漢時已缺十篇），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凡當時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綜合在《史記》裡面。
這一偉大著作的出現，标志着孔子以來曆史學又大進了一步。
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史記》一百三十篇。
本紀仿《春秋》經十二公，按年月标舉大事，為全書總綱。
表仿周史官舊譜的體制，創世表、年表、月表三種，記事最為省便。
書仿《尚書?禹貢篇》及《禮經》、《樂經》的體制，總述古來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總結了天文、曆數學、地理學、經濟學的知識，意義更為重大。
自此以後，史家相繼述作，二千年來有關制度、經濟、文化發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馬遷創始的功績是極其巨大的。
世家中有西周至戰國十七個重要的侯國史（本紀中《秦本紀》也是侯國史），大大豐富了這一段曆史的内容。
列傳中有重要人物傳，有特殊事業傳，有國境内諸少數族傳，有藩屬國傳，有外國傳，叙述的方面甚為廣泛。
司馬遷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所以還能看到社會上各種活動的人物，為名醫、俠客、大商賈、優伶、刺客、占蔔人立傳。
他為酷吏立傳，說豪強兼并，什麼道理都不能感化，隻有不顧一切，用嚴刑削平他們。
酷吏、遊俠、貨殖等列傳，特别顯著地表現出司馬遷對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同情心。
當然，司馬遷貫穿在全部《史記》裡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階級思想的界限，這就是說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學（除去陰陽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魯國史，《史記》擴大為全中國史，《春秋》以魯君為主，《史記》以曆代天子為主（《秦本紀》例外）。
《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記》十二本紀上通到黃帝堯舜二千餘年。
《史記》改變了分國割據的曆史概念，建立起曆史的統一觀和正統觀。
《史記》十二本紀上起五帝，曆三代以至秦漢，一脈相傳，這是有極大意義的，它表示國家的統一和人心的統一。
春秋戰國時有百國春秋，《周春秋》與《魯春秋》沒有尊卑的區别（例如《國語》中《周語》與諸侯國語并列）。
沒有一個明确的中心。
《史記》稱天子為本紀，稱諸侯為世家，稱天子在位年為全國共同的紀年，稱諸侯在位年為本國内的紀年，這樣，全中國以天子為中心，精神上統一起來了，雖然戰國以前，實際的中國是分裂割據的。
天子成為全國的中心，天子所屬的朝代，自然被認為正統的朝代。
在封建時代裡，正統朝代與非正統朝代的區别，曾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這裡包含天子的族類問題，政治的仁暴問題，疆域的統一與分裂問題，其中族類問題尤為特出。
漢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廣大人民推翻了，但繼起的如果是非漢族的朝代，那個被推翻了的漢族朝代，就會被用來作号召廣大人民起義的旗幟，一直到推翻非漢族的朝代才停止。
反之，非漢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後，絕對不可能用來作号召民衆的旗幟。
這個自西晉至清朝毫無例外的曆史事實，與廣大人民承認正統朝代反對僭僞偏閏朝代的傳統思想有密切聯系。
這個傳統思想發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馬遷《史記》，十二本紀正是這個傳統思想的正确反映。
由于這個正确反映，傳統的曆史正統觀更加鞏固，成為封建時代進行民族鬥争的一個重大力量。
司馬遷《史記》創紀傳體通史，東漢初班固《漢書》創紀傳體斷代史。
《漢書》叙事詳密，可是缺少司馬遷那樣比較自由的思想。
此後各朝紀傳體史稱為正史，雖然都不及《史記》和《漢書》，但在各體史書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漢後期，繼司馬遷而起的大博學家劉向、劉歆父子，做了一個對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的事業，那就是劉向創始劉歆完成的《七略》。
漢高帝滅秦，蕭何收秦朝廷所藏圖書。
後來項羽燒秦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