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經學、史學、曆數學、諸子
關燈
小
中
大
的博士學--今文經學趨向不同。
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
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範缜的學說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政治上收攬統治階級各部分勢力，經學上也對古文經學讓步，在太學裡立《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學博士。
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經學從私學上升為官學，與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進行了劇烈的宗派鬥争。
劉歆憑借政治力量，暫時壓倒今文博士。
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為私學。
東漢時期，私學在士人間盛行，産生不少著名的大師，經學上成績遠超過官學，但總是得不到官學的地位。
官私兩學的不斷沖突，正反映出東漢統治階級内部的不斷沖突。
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階級構成的，總是依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并發展的。
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系上，如果說，隻有一個鬥争性，或者說，隻有一個同一性，那末，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
自然，鬥争是絕對的，但階級鬥争不管怎樣尖銳，并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還有同一的一面，其間保持着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系。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三大學派的政治思想。
道家和法家所謂黃老刑名之學隻看對立面，對人民進行絕對的壓迫。
這種學說到秦二世行督責時達到了頂點，秦朝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
墨家隻看統一面，放棄鬥争性，勸告兩大敵對階級在同一性上實行尚同兼愛。
這種學說自然隻是一些天真的幻想。
儒家與道墨不同，它主張用禮來節制對人民的剝削，借以和緩階級間的鬥争性；主張仁民愛物、尚德緩刑，借以擴大階級間的同一性。
儒家學說比起道墨兩家來，較為接近對立統一的法則，也就是較為接近社會的實際，因之它成為漢以後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教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當然，儒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實于儒家學說的儒者，常為人民發出訴疾苦、申冤抑的言論，也常為人民做出去禍害、救災難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殺身對君主犯顔直谏，要求改善政治。
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
他們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的意義，為愛邦而愛及邦本，也就真誠地成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
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說有關的。
儒學特别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
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産，繼承并發揚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說入手。
孔子首創儒學。
儒學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
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為天子。
天與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
國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敗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興起。
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堯舜禅讓，其次是湯武革命。
這些根本觀點，與道家、法家的主張法治（霸道）、反對革命是對立的。
孟子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為透徹，西漢以下的儒學，基本上是孟子學說的衍變。
秦行法家政治，正統派儒學持異議，最後遭到焚書坑儒的慘禍。
西漢前期，朝廷并用儒學和黃老刑名之學，但黃老刑名之學仍處優勢。
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改革，成為合時宜的學說，形式上取得優勢，但黃老刑名之學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
西漢後期，儒學取得确實優勢，完成了排斥黃老刑名之學的願望，但所謂德治，無非是朝廷縱容官吏及豪強作惡，刑罰不加，綱紀廢弛，人民受盡貪暴政治的禍害，西漢也就滅亡了。
忠實于儒家學說的一些儒者，對着三個時期的政治，曾發出不少反對的議論。
叙述西漢儒學，應該看到多數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應該看到少數同情人民的正統儒者。
下面列舉幾條，略見正統儒者的代表性言論。
賈誼《新書?大政篇》說：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
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道說人事。
他在對策裡說，“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人君改過為善）而已矣”。
董仲舒所講天人之際，本意在利用天變災異來進行谏诤，剝去迷信部分，實質上仍是孔孟的仁義學說。
漢昭帝時，泰山等地發生怪異事。
眭弘上書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眭弘以為漢運已經終了，要求朝廷訪求天下賢人，“禅以帝位”，“以承順天命”。
朝廷加眭弘“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的罪名，殺眭弘。
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訓條，眭弘為這個訓條遭殺身之禍，足見他們是忠實于自己的學說的。
漢宣帝重用治獄之吏，蓋寬饒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家以傳子，官以傳賢。
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他暗示漢宣帝應讓位給賢者。
朝廷說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
蓋寬饒自殺。
漢元帝用儒生為政，朝綱不振。
貢禹上書說：“方今天下饑馑，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合）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谷永在漢成帝時上書說：“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
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
..去無道，開（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為新君），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鮑宣在漢哀帝時上書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
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緻耶
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
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範缜的學說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政治上收攬統治階級各部分勢力，經學上也對古文經學讓步，在太學裡立《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學博士。
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經學從私學上升為官學，與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進行了劇烈的宗派鬥争。
劉歆憑借政治力量，暫時壓倒今文博士。
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為私學。
東漢時期，私學在士人間盛行，産生不少著名的大師，經學上成績遠超過官學，但總是得不到官學的地位。
官私兩學的不斷沖突，正反映出東漢統治階級内部的不斷沖突。
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階級構成的，總是依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并發展的。
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系上，如果說，隻有一個鬥争性，或者說，隻有一個同一性，那末，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
自然，鬥争是絕對的，但階級鬥争不管怎樣尖銳，并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還有同一的一面，其間保持着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系。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三大學派的政治思想。
道家和法家所謂黃老刑名之學隻看對立面，對人民進行絕對的壓迫。
這種學說到秦二世行督責時達到了頂點，秦朝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
墨家隻看統一面，放棄鬥争性，勸告兩大敵對階級在同一性上實行尚同兼愛。
這種學說自然隻是一些天真的幻想。
儒家與道墨不同，它主張用禮來節制對人民的剝削，借以和緩階級間的鬥争性；主張仁民愛物、尚德緩刑，借以擴大階級間的同一性。
儒家學說比起道墨兩家來，較為接近對立統一的法則，也就是較為接近社會的實際，因之它成為漢以後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教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當然，儒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實于儒家學說的儒者，常為人民發出訴疾苦、申冤抑的言論，也常為人民做出去禍害、救災難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殺身對君主犯顔直谏，要求改善政治。
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
他們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的意義，為愛邦而愛及邦本，也就真誠地成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
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說有關的。
儒學特别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
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産，繼承并發揚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說入手。
孔子首創儒學。
儒學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
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為天子。
天與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
國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敗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興起。
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堯舜禅讓，其次是湯武革命。
這些根本觀點，與道家、法家的主張法治（霸道）、反對革命是對立的。
孟子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為透徹，西漢以下的儒學，基本上是孟子學說的衍變。
秦行法家政治，正統派儒學持異議，最後遭到焚書坑儒的慘禍。
西漢前期，朝廷并用儒學和黃老刑名之學，但黃老刑名之學仍處優勢。
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改革，成為合時宜的學說，形式上取得優勢，但黃老刑名之學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
西漢後期，儒學取得确實優勢，完成了排斥黃老刑名之學的願望，但所謂德治，無非是朝廷縱容官吏及豪強作惡，刑罰不加，綱紀廢弛，人民受盡貪暴政治的禍害，西漢也就滅亡了。
忠實于儒家學說的一些儒者，對着三個時期的政治，曾發出不少反對的議論。
叙述西漢儒學，應該看到多數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應該看到少數同情人民的正統儒者。
下面列舉幾條，略見正統儒者的代表性言論。
賈誼《新書?大政篇》說：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
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道說人事。
他在對策裡說，“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人君改過為善）而已矣”。
董仲舒所講天人之際，本意在利用天變災異來進行谏诤，剝去迷信部分，實質上仍是孔孟的仁義學說。
漢昭帝時，泰山等地發生怪異事。
眭弘上書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眭弘以為漢運已經終了，要求朝廷訪求天下賢人，“禅以帝位”，“以承順天命”。
朝廷加眭弘“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的罪名，殺眭弘。
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訓條，眭弘為這個訓條遭殺身之禍，足見他們是忠實于自己的學說的。
漢宣帝重用治獄之吏，蓋寬饒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家以傳子，官以傳賢。
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他暗示漢宣帝應讓位給賢者。
朝廷說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
蓋寬饒自殺。
漢元帝用儒生為政，朝綱不振。
貢禹上書說：“方今天下饑馑，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合）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谷永在漢成帝時上書說：“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
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
..去無道，開（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為新君），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鮑宣在漢哀帝時上書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
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緻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