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地主、大工商業主、高利貸商人、奴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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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等名稱。
國王、列侯、公主都有封地（國或邑），關内侯隻有爵号。
有封地的貴族，收入也分公費和私奉養兩種：公費是收田租與戶賦（每一民戶每年納錢二百），供朝見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費用。
私奉養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園池商市稅，供貴族私用。
貴族無權幹與封地内政事，并必須遵守朝廷的法令。
例如貴族犯了貸出錢谷利息過高、欠别人債過期六個月不還、厚葬超過規定、非法收買田宅、強迫已經贖身的婦女為婢、派人到匈奴買塞外禁物、役使民人過久或過多、私出封地境界、殺傷民人、淫亂無道等罪，不能免法律的懲罰。
不過，法令隻是對無寵無權的貴族有效，有寵有權的貴族，特别是西漢後期的外戚貴族根本不受法令的約束。
貴族公費收入有一定限度，必須力求私奉養有額外增加，才能滿足自己的貪欲。
增加額外收入的方法：一個是勾結高利貸商賈，大量放債，借債人畏貴族權勢，賣妻子田宅來償還。
貴族與商賈同享高利貸利益，受害者自然是農民和小工商。
還有權勢更大的貴族，如漢哀帝時曲陽侯王根在京師造大第宅，第宅内立兩市，自營商業。
一個是無限制地占有田地與奴婢。
這種情勢，到了西漢後期特别顯出它的嚴重性，迫得某些感到危險的大官僚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
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請國王、列侯、公主、關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地主與商賈）占有田地不得超過三十頃。
占有奴婢：國王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
孔光那種略為限制的主張，首先遭到貴族的反對，不得施行。
官僚&mdash&mdash官僚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
秦确立了官僚制度，西漢鞏固了這個制度，上起丞相，下至郡縣小吏，都是等級不同的官僚，他們也有廉潔的，也有為人民做成大小好事的，但嗜利和暴虐卻是一般官僚的本性。
官僚嗜利除了直接勒索人民，還用其他方法來滿足自己的貪欲。
例如漢昭帝死時，修建墓圹，大司農田延年雇用民間牛車三萬輛運沙土，每輛雇價一千錢。
田延年私增為二千，得贓三千萬。
又如丞相張禹，買上等田多至四百頃。
又如貢禹請禁止近臣（皇帝親信官）自諸曹、侍中以上各官，不得私自販賣。
足見有權勢的官僚，很多兼營商業。
朝廷大官嗜利，小官也自然嗜利。
一個大郡（十二萬戶以上郡）太守在任所死去，照例可得助葬錢一千萬以上，死了還是嗜利。
官僚嗜利成風，作為嗜利的一種手段的暴虐也随着成風。
《漢書?酷吏傳》說，西漢中期以後，酷吏衆多，多到數不清，這也就是貪吏衆多，多到數不清。
地主&mdash&mdash無市籍地主是地主階級的基層，丞相至郡縣小吏，出身在這個基層。
有市籍地主一般不得做官吏，隻能依附官吏的權勢。
地主中大地主如貴族、大官僚、大商賈，人數較少，多數是中小地主。
中小地主都想擴大自己的土地，但在通常情況下，一部分地主兼并土地上升了，也有一部分地主因子孫逐代分田下降為農民或遭遇其他原因破産了。
如果上升與下降都激劇增加，中小地主數量減少，地主階級内部和地主階級農民階級間的矛盾都将趨于激化，最後會爆發各種形式的戰亂。
中小地主要加速上升，必須采取其他途徑：一種是做官吏緻富，一種是經營商業和放債，還有一種是暴力掠奪貧弱人。
這三種一般是交錯着的，統稱為豪強。
自一郡以至一鄉一裡都有大小豪強。
西漢朝廷，常遷徙關東豪強到關中，借以緩和當地農民的反抗。
漢武帝沒收商賈的田産，嚴重打擊了有市籍豪強；又遷徙強宗大姓，不使聚族而居，無市籍豪強也多少受了些抑制。
漢武帝以後，豪強勢力一直在增長，前七三年，漢宣帝招募各郡國财産值一百萬錢以上的吏民遷居平陵（漢昭帝墓地）。
前四五年，漢元帝造初陵，免徙富人居陵下。
從強迫遷徙到自願應募又到免徙，顯示朝廷逐次對豪強讓步。
漢成帝造昌陵，陳湯奏稱：朝廷免徙郡國富民到諸帝陵下，已有三十餘年。
關東富家愈多，霸占良田，役使貧民，請徙居昌陵，使中産以下得均貧富。
漢成帝從陳湯議，前一九年，徙郡國财産值五百萬錢以上的豪強五千戶居昌陵。
五千戶不過是大豪強群裡的一部分，所謂均貧富，隻能給不遷徙的大豪強增加田産，被兼并的貧民依然還是被兼并。
漢宣帝時，涿郡接連來了幾任無能的太守，郡裡豪強非常猖獗。
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尤其兇橫，誰都怕他們，說，甯可得罪郡太守，不可得罪豪強大家。
兩高氏包庇一群盜賊，稱為賓客，搶掠後逃進高氏宅内，郡吏不敢追捕。
郡人要張着弓拿着刀才敢走路。
後來來了一個正直勇敢的太守嚴延年，治兩高氏罪，誅殺
國王、列侯、公主都有封地（國或邑），關内侯隻有爵号。
有封地的貴族，收入也分公費和私奉養兩種：公費是收田租與戶賦（每一民戶每年納錢二百），供朝見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費用。
私奉養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園池商市稅，供貴族私用。
貴族無權幹與封地内政事，并必須遵守朝廷的法令。
例如貴族犯了貸出錢谷利息過高、欠别人債過期六個月不還、厚葬超過規定、非法收買田宅、強迫已經贖身的婦女為婢、派人到匈奴買塞外禁物、役使民人過久或過多、私出封地境界、殺傷民人、淫亂無道等罪，不能免法律的懲罰。
不過，法令隻是對無寵無權的貴族有效，有寵有權的貴族，特别是西漢後期的外戚貴族根本不受法令的約束。
貴族公費收入有一定限度，必須力求私奉養有額外增加，才能滿足自己的貪欲。
增加額外收入的方法：一個是勾結高利貸商賈，大量放債，借債人畏貴族權勢，賣妻子田宅來償還。
貴族與商賈同享高利貸利益，受害者自然是農民和小工商。
還有權勢更大的貴族，如漢哀帝時曲陽侯王根在京師造大第宅，第宅内立兩市，自營商業。
一個是無限制地占有田地與奴婢。
這種情勢，到了西漢後期特别顯出它的嚴重性，迫得某些感到危險的大官僚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
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請國王、列侯、公主、關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地主與商賈）占有田地不得超過三十頃。
占有奴婢：國王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
孔光那種略為限制的主張，首先遭到貴族的反對，不得施行。
官僚&mdash&mdash官僚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
秦确立了官僚制度，西漢鞏固了這個制度，上起丞相，下至郡縣小吏，都是等級不同的官僚，他們也有廉潔的，也有為人民做成大小好事的，但嗜利和暴虐卻是一般官僚的本性。
官僚嗜利除了直接勒索人民，還用其他方法來滿足自己的貪欲。
例如漢昭帝死時，修建墓圹，大司農田延年雇用民間牛車三萬輛運沙土，每輛雇價一千錢。
田延年私增為二千，得贓三千萬。
又如丞相張禹，買上等田多至四百頃。
又如貢禹請禁止近臣（皇帝親信官）自諸曹、侍中以上各官，不得私自販賣。
足見有權勢的官僚，很多兼營商業。
朝廷大官嗜利，小官也自然嗜利。
一個大郡（十二萬戶以上郡）太守在任所死去，照例可得助葬錢一千萬以上，死了還是嗜利。
官僚嗜利成風，作為嗜利的一種手段的暴虐也随着成風。
《漢書?酷吏傳》說，西漢中期以後，酷吏衆多，多到數不清，這也就是貪吏衆多，多到數不清。
地主&mdash&mdash無市籍地主是地主階級的基層，丞相至郡縣小吏，出身在這個基層。
有市籍地主一般不得做官吏，隻能依附官吏的權勢。
地主中大地主如貴族、大官僚、大商賈，人數較少，多數是中小地主。
中小地主都想擴大自己的土地，但在通常情況下，一部分地主兼并土地上升了，也有一部分地主因子孫逐代分田下降為農民或遭遇其他原因破産了。
如果上升與下降都激劇增加，中小地主數量減少，地主階級内部和地主階級農民階級間的矛盾都将趨于激化，最後會爆發各種形式的戰亂。
中小地主要加速上升，必須采取其他途徑：一種是做官吏緻富，一種是經營商業和放債，還有一種是暴力掠奪貧弱人。
這三種一般是交錯着的，統稱為豪強。
自一郡以至一鄉一裡都有大小豪強。
西漢朝廷，常遷徙關東豪強到關中，借以緩和當地農民的反抗。
漢武帝沒收商賈的田産，嚴重打擊了有市籍豪強；又遷徙強宗大姓，不使聚族而居，無市籍豪強也多少受了些抑制。
漢武帝以後，豪強勢力一直在增長，前七三年，漢宣帝招募各郡國财産值一百萬錢以上的吏民遷居平陵（漢昭帝墓地）。
前四五年，漢元帝造初陵，免徙富人居陵下。
從強迫遷徙到自願應募又到免徙，顯示朝廷逐次對豪強讓步。
漢成帝造昌陵，陳湯奏稱：朝廷免徙郡國富民到諸帝陵下，已有三十餘年。
關東富家愈多，霸占良田，役使貧民，請徙居昌陵，使中産以下得均貧富。
漢成帝從陳湯議，前一九年，徙郡國财産值五百萬錢以上的豪強五千戶居昌陵。
五千戶不過是大豪強群裡的一部分，所謂均貧富，隻能給不遷徙的大豪強增加田産，被兼并的貧民依然還是被兼并。
漢宣帝時，涿郡接連來了幾任無能的太守，郡裡豪強非常猖獗。
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尤其兇橫，誰都怕他們，說，甯可得罪郡太守，不可得罪豪強大家。
兩高氏包庇一群盜賊，稱為賓客，搶掠後逃進高氏宅内，郡吏不敢追捕。
郡人要張着弓拿着刀才敢走路。
後來來了一個正直勇敢的太守嚴延年，治兩高氏罪，誅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