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工商業與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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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營商業
官營商業規模巨大，以京師為中心，建立起全國範圍的商業網。
各地貨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貨物流通而愈益加強，漢武帝這一措施，對進一步增加全國經濟的聯系性，起着重大的作用。
大司農是掌全國财政的大官，屬官中有掌運輸的均輸官（郡國也各設均輸官）和調劑物價貴賤的平準官。
郡國每年向朝廷貢獻本地産物，人工來回，費用往往超過貢物的原價，貢物也往往采用劣等貨充數。
漢武帝創均輸法，令郡國繳納貢物錢及運輸費。
平準官熟悉各地物價貴賤，通過均輸官，令郡國均輸官在價低地方買進貨物，運到京師，轉運到價貴地方出賣。
運輸時所用工具如車和其他器具，都由工官制造，運輸時所用人工，名義上付出僦費（僦音就jiù雇傭工錢），實際是征發民卒，作為農民服徭役的一種。
官營商業因有各種便利，每年獲得巨大赢利。
漢武帝曾一次出遊，耗費帛一百餘萬匹，錢好幾萬萬，就是從商業赢利中支出的一部分。
朝廷設平準官，說是要平抑天下的物價，不讓富商大賈牟大利。
其實地方均輸官收買貨物，不是直接從農民、手工業者買來。
商賈積儲當地貨物，高價賣給均輸官，私營商業并不因官營商業而受阻礙。
私營商業 在豐富的農産品和精美的手工業産品的基礎上，西漢私營商業有很大的發展。
這首先由于政治統一，國内商賈往來，不征關稅，實現了戰國政論家“關譏（檢查）而不征”的理想。
《史記?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内一統，關梁開放，山澤弛禁（鹽鐵業私營），因此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有無，各得所求。
漢元帝時貢禹說：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歲獲二分利息。
《鹽鐵論》說，漢武帝征服百越，“民間厭橘柚”。
北方富貴人（所謂“民間”）吃厭了橘柚，想見有很多特産物借商人轉運到各地。
西漢國内通商，貨物順暢地流通，起着刺激農工業發展的作用。
商業城市 官私營商業并行發展，全國出現了比戰國時更多更大的商業城市。
其中長安是全國的中心商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是一個大地區的中心商市，此外還有許多較小地區的中心商市。
這些較小地區的中心商市，依水陸商路的便利，聯系到大地區的中心商市，最後總彙到全國中心商市的長安。
長安&mdash&mdash關中地區物産富饒，特産有竹、檀、柘，号稱陸海。
西漢建都長安，皇室、貴族、官吏集中在都城裡，附近諸帝陵，居民多是從全國各地遷移來的大官、巨富及豪強。
富貴人家生活侈靡，需要大量消費品，商業自然發達起來。
巴蜀地區與内地貿易，必需通過褒斜道（褒在陝西褒城縣北，斜谷在陝西郿縣西南），西北地區畜牧業特盛，與内地貿易，必需通過長安。
長安是全國首都，又控制着西北、巴蜀兩大地區的商業，本身又是最大的消費城市，因之市區規模特别宏大。
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有九個市，六市在大路西邊，統稱為西市，三市在大路東邊，統稱為東市。
前九一年，漢武帝太子劉據起兵殺佞臣江充，驅四市人數萬衆與丞相軍戰鬥五日。
四個市有衆數萬，足見市上人物非常殷盛。
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
太學諸生朔望在槐樹林下聚會，交易各人帶來的本郡物産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
東漢市上專有書肆，如劉梁在甯陽縣（山東甯陽縣）市上賣書為業，王充在洛陽市書肆看書成博學。
西漢還隻有太學附近一月兩次的文物市，想見西漢文化的傳播不及東漢那樣普遍。
洛陽&mdash&mdash河南地區的商業中心城市。
西周初年，周公因洛陽地處四方的中央，建立洛邑，作為周天子的東都。
洛邑居民主要是商國頑民，他們保持着商人以富為貴的舊俗，從事商業和手工業。
遠自西周以來，洛陽常是著名的商工業城市。
戰國時更為發達，東與齊魯，南與梁（魏）楚有商業上的聯系。
《漢書?地理志》叙述洛陽一帶民俗說：周人巧詐嗜利，重錢财不重道德，富人受尊敬，貧人被輕視，大家都愛做商賈，企圖發大财。
這種民俗正是長期經營商業的表現。
邯鄲&mdash&mdash戰國時趙國舊都，是黃河北岸（包括河内、河東兩區）最大的商業中心城市。
邯鄲北與燕，南與衛鄭有商業上聯系。
燕地物産有魚、鹽、棗、栗。
燕國都薊，是北方大商業城市。
它和邊塞外烏丸、夫餘、朝鮮、真番等族貿易，但更重要的是通過邯鄲、臨淄與河南、齊魯兩地區相聯系。
河内區有溫（河南溫縣）轵（河南濟源縣）兩個商業城市，聯系西方上黨區與
各地貨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貨物流通而愈益加強，漢武帝這一措施，對進一步增加全國經濟的聯系性，起着重大的作用。
大司農是掌全國财政的大官，屬官中有掌運輸的均輸官（郡國也各設均輸官）和調劑物價貴賤的平準官。
郡國每年向朝廷貢獻本地産物，人工來回，費用往往超過貢物的原價，貢物也往往采用劣等貨充數。
漢武帝創均輸法，令郡國繳納貢物錢及運輸費。
平準官熟悉各地物價貴賤，通過均輸官，令郡國均輸官在價低地方買進貨物，運到京師，轉運到價貴地方出賣。
運輸時所用工具如車和其他器具，都由工官制造，運輸時所用人工，名義上付出僦費（僦音就jiù雇傭工錢），實際是征發民卒，作為農民服徭役的一種。
官營商業因有各種便利，每年獲得巨大赢利。
漢武帝曾一次出遊，耗費帛一百餘萬匹，錢好幾萬萬，就是從商業赢利中支出的一部分。
朝廷設平準官，說是要平抑天下的物價，不讓富商大賈牟大利。
其實地方均輸官收買貨物，不是直接從農民、手工業者買來。
商賈積儲當地貨物，高價賣給均輸官，私營商業并不因官營商業而受阻礙。
私營商業 在豐富的農産品和精美的手工業産品的基礎上，西漢私營商業有很大的發展。
這首先由于政治統一，國内商賈往來，不征關稅，實現了戰國政論家“關譏（檢查）而不征”的理想。
《史記?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内一統，關梁開放，山澤弛禁（鹽鐵業私營），因此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有無，各得所求。
漢元帝時貢禹說：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歲獲二分利息。
《鹽鐵論》說，漢武帝征服百越，“民間厭橘柚”。
北方富貴人（所謂“民間”）吃厭了橘柚，想見有很多特産物借商人轉運到各地。
西漢國内通商，貨物順暢地流通，起着刺激農工業發展的作用。
商業城市 官私營商業并行發展，全國出現了比戰國時更多更大的商業城市。
其中長安是全國的中心商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是一個大地區的中心商市，此外還有許多較小地區的中心商市。
這些較小地區的中心商市，依水陸商路的便利，聯系到大地區的中心商市，最後總彙到全國中心商市的長安。
長安&mdash&mdash關中地區物産富饒，特産有竹、檀、柘，号稱陸海。
西漢建都長安，皇室、貴族、官吏集中在都城裡，附近諸帝陵，居民多是從全國各地遷移來的大官、巨富及豪強。
富貴人家生活侈靡，需要大量消費品，商業自然發達起來。
巴蜀地區與内地貿易，必需通過褒斜道（褒在陝西褒城縣北，斜谷在陝西郿縣西南），西北地區畜牧業特盛，與内地貿易，必需通過長安。
長安是全國首都，又控制着西北、巴蜀兩大地區的商業，本身又是最大的消費城市，因之市區規模特别宏大。
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有九個市，六市在大路西邊，統稱為西市，三市在大路東邊，統稱為東市。
前九一年，漢武帝太子劉據起兵殺佞臣江充，驅四市人數萬衆與丞相軍戰鬥五日。
四個市有衆數萬，足見市上人物非常殷盛。
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
太學諸生朔望在槐樹林下聚會，交易各人帶來的本郡物産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
東漢市上專有書肆，如劉梁在甯陽縣（山東甯陽縣）市上賣書為業，王充在洛陽市書肆看書成博學。
西漢還隻有太學附近一月兩次的文物市，想見西漢文化的傳播不及東漢那樣普遍。
洛陽&mdash&mdash河南地區的商業中心城市。
西周初年，周公因洛陽地處四方的中央，建立洛邑，作為周天子的東都。
洛邑居民主要是商國頑民，他們保持着商人以富為貴的舊俗，從事商業和手工業。
遠自西周以來，洛陽常是著名的商工業城市。
戰國時更為發達，東與齊魯，南與梁（魏）楚有商業上的聯系。
《漢書?地理志》叙述洛陽一帶民俗說：周人巧詐嗜利，重錢财不重道德，富人受尊敬，貧人被輕視，大家都愛做商賈，企圖發大财。
這種民俗正是長期經營商業的表現。
邯鄲&mdash&mdash戰國時趙國舊都，是黃河北岸（包括河内、河東兩區）最大的商業中心城市。
邯鄲北與燕，南與衛鄭有商業上聯系。
燕地物産有魚、鹽、棗、栗。
燕國都薊，是北方大商業城市。
它和邊塞外烏丸、夫餘、朝鮮、真番等族貿易，但更重要的是通過邯鄲、臨淄與河南、齊魯兩地區相聯系。
河内區有溫（河南溫縣）轵（河南濟源縣）兩個商業城市，聯系西方上黨區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