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幾個重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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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免一切徭役。
西漢末，諸劉凡十餘萬人。
優待有爵人&mdash&mdash第九級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終身免役。
買五大夫爵，價值粟四千石。
優待武功爵&mdash&mdash漢武帝賣武功爵，規定用金錢，不得用粟。
第七級武功爵千夫相當于五大夫，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下級官吏&mdash&mdash凡下級官吏，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士人&mdash&mdash凡士人入太學讀書，本人終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統治階級中人的支持，必須讓他們分享剝削的權利，同時又要防止兼并的過度迅速。
朝廷堵住了鑄錢、冶鐵、煮鹽三條兼并的捷徑，兼并者隻好走比較緩慢的一條長路。
因為在這條路上農民進行抵抗，即使窮困到“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還為着保存一小塊耕地而堅持鬥争。
皇帝制定法令，幫助地主商賈向農民進攻，有時也限制或打擊他們，給農民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
這樣做，可以延緩分裂局面的到來，有利于國家統一的維持。
五尊儒立官學 漢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正統地位。
但西漢前期，指導政治的學說是黃老刑名之學，其次是陰陽五行之學，儒學博士不為朝廷所重視。
著名儒生如賈誼雜陰陽五行學，晁錯雜刑名學，講純儒學的大儒隻能做博士官。
漢景帝的母親窦太後好讀老子書，《詩》博士轅固當面斥老子書是奴仆書，窦太後發怒說，那裡來的罪徒書！儒家罵道家是奴仆，道家罵儒家是罪徒，儒道兩大學派沖突，對政治統一是有害的。
漢武帝完成了學術統一的巨大任務，把道、名、法、陰陽五行各家統一在儒家裡面。
漢武帝采用策問（考試）的方法，凡對策公開講黃老刑名縱橫的人一概罷黜不取，獨取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都給好官做。
董仲舒、公孫弘講《春秋公羊》學，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中最大的儒者，公孫弘後來做丞相封侯。
從此諸子百家被黜，儒學獨尊，特别是《春秋公羊》學成為最通顯的儒學。
西漢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條：一條是郎官，家有中等财産（财産十萬錢以上，漢景帝改為四萬），自備車馬服裝生活費，可以到京師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
一條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财産。
一條是大官府指名征召。
漢武帝采董仲舒、公孫弘的建議，京師立學校，又令郡縣推舉孝廉、茂才，供朝廷選用。
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要做官非學儒不可，士人都變成儒生了。
京師的學校（太學），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
全國各郡保薦學生到博士處受業，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樣，名額不定。
兩種學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兩等的給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學。
又選通經學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職務是用經義裝飾政事。
從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會講經學，政治思想統一了。
漢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額為一百人。
漢宣帝增為二百人。
漢元帝增為一千人。
又在郡國設五經卒史，地方上開始也有學校（漢景帝時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學校）。
漢成帝時太學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
自從漢武帝立官學，兩漢學術上隻有儒家派别間的争辯，不再有儒與非儒不同學派的鬥争。
這是封建國家統一以後自然産生的結果。
這個結果不利于學術思想的發展，但也有助于國家統一的鞏固。
貴族、官僚、地主、商賈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時又是破壞者。
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确立後，貴族不能稱兵割據了。
鑄錢、冶鐵、煮鹽三大利收歸官營後，豪強兼并的速度延緩了。
賦稅制度重賦役，給地主商賈以兼并的便利，輕田租，也讓農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
官學制度規定中庸主義的儒學作為官吏的思想标準，同時以儒學為基礎，吸收其他有利于統治者的各種學說，使儒學經常适合于統治階級的需要。
西漢創立了這些重要的制度，不僅為兩漢所遵守，西漢以後整個封建時代的各皇朝，也隻能修改補充，不能廢除另創。
擴展疆域的漢武帝在創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現了他的雄材大略，隻有他才能壓服豪強，收回三大利。
西漢末，諸劉凡十餘萬人。
優待有爵人&mdash&mdash第九級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終身免役。
買五大夫爵，價值粟四千石。
優待武功爵&mdash&mdash漢武帝賣武功爵，規定用金錢，不得用粟。
第七級武功爵千夫相當于五大夫，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下級官吏&mdash&mdash凡下級官吏，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士人&mdash&mdash凡士人入太學讀書，本人終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統治階級中人的支持，必須讓他們分享剝削的權利，同時又要防止兼并的過度迅速。
朝廷堵住了鑄錢、冶鐵、煮鹽三條兼并的捷徑，兼并者隻好走比較緩慢的一條長路。
因為在這條路上農民進行抵抗，即使窮困到“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還為着保存一小塊耕地而堅持鬥争。
皇帝制定法令，幫助地主商賈向農民進攻，有時也限制或打擊他們，給農民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
這樣做，可以延緩分裂局面的到來，有利于國家統一的維持。
五尊儒立官學 漢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正統地位。
但西漢前期，指導政治的學說是黃老刑名之學，其次是陰陽五行之學，儒學博士不為朝廷所重視。
著名儒生如賈誼雜陰陽五行學，晁錯雜刑名學，講純儒學的大儒隻能做博士官。
漢景帝的母親窦太後好讀老子書，《詩》博士轅固當面斥老子書是奴仆書，窦太後發怒說，那裡來的罪徒書！儒家罵道家是奴仆，道家罵儒家是罪徒，儒道兩大學派沖突，對政治統一是有害的。
漢武帝完成了學術統一的巨大任務，把道、名、法、陰陽五行各家統一在儒家裡面。
漢武帝采用策問（考試）的方法，凡對策公開講黃老刑名縱橫的人一概罷黜不取，獨取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都給好官做。
董仲舒、公孫弘講《春秋公羊》學，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中最大的儒者，公孫弘後來做丞相封侯。
從此諸子百家被黜，儒學獨尊，特别是《春秋公羊》學成為最通顯的儒學。
西漢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條：一條是郎官，家有中等财産（财産十萬錢以上，漢景帝改為四萬），自備車馬服裝生活費，可以到京師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
一條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财産。
一條是大官府指名征召。
漢武帝采董仲舒、公孫弘的建議，京師立學校，又令郡縣推舉孝廉、茂才，供朝廷選用。
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要做官非學儒不可，士人都變成儒生了。
京師的學校（太學），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
全國各郡保薦學生到博士處受業，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樣，名額不定。
兩種學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兩等的給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學。
又選通經學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職務是用經義裝飾政事。
從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會講經學，政治思想統一了。
漢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額為一百人。
漢宣帝增為二百人。
漢元帝增為一千人。
又在郡國設五經卒史，地方上開始也有學校（漢景帝時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學校）。
漢成帝時太學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
自從漢武帝立官學，兩漢學術上隻有儒家派别間的争辯，不再有儒與非儒不同學派的鬥争。
這是封建國家統一以後自然産生的結果。
這個結果不利于學術思想的發展，但也有助于國家統一的鞏固。
貴族、官僚、地主、商賈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時又是破壞者。
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确立後，貴族不能稱兵割據了。
鑄錢、冶鐵、煮鹽三大利收歸官營後，豪強兼并的速度延緩了。
賦稅制度重賦役，給地主商賈以兼并的便利，輕田租，也讓農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
官學制度規定中庸主義的儒學作為官吏的思想标準，同時以儒學為基礎，吸收其他有利于統治者的各種學說，使儒學經常适合于統治階級的需要。
西漢創立了這些重要的制度，不僅為兩漢所遵守，西漢以後整個封建時代的各皇朝，也隻能修改補充，不能廢除另創。
擴展疆域的漢武帝在創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現了他的雄材大略，隻有他才能壓服豪強，收回三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