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秦怎樣建立漢族的統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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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加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
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實非民力所能勝任。
雖然形式上不發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農民被稱為罪人去服各種勞役，實際上等于部分的發闾左。
秦始皇末年，農民起義已經接近了爆發點。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國，此後秦政治是法家學說指導下的政治，國王極端專制，刑罰極端殘酷，山東六國稱秦為虎狼之國，是名符其實的。
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韓非學說，商鞅加韓非，秦政治殘暴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時，曾起着富國強兵摧毀領主勢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時，法家政治隻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強盛的學說轉成為促秦滅亡的學說了。
李斯勸秦二世《行督責書》，正是法家學說自然的産物。
李斯說，“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
..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
..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内獨視聽，..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
這種陰慘刻毒的民賊獨夫思想，與孔孟正統派的仁義學說恰恰處于對立的地位。
秦統一後，正統派儒家連同陰陽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勢力，比起李斯為代表的荀派儒學和法家學派來，自然是劣勢，但正統派儒家還是進行了激烈的鬥争。
荀子學派法家學派與孔孟正統派儒學的鬥争，集中表現在中央集權（地主政治）與分封諸侯（領主政治）的争論上，終于爆發了焚書坑儒的大破裂。
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縮為首的群臣，都主張在離秦較遠的燕齊楚等地分封皇子為王，獨廷尉李斯反對分封。
秦始皇從李斯議，确定行施郡縣制度。
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齊人淳于越倡議，主張學古法，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
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師今而學古，各尊私學，诽謗朝政，惑亂民心，建議禁私學。
辦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國史記以外，别國史記一概燒毀；除了博士官所藏圖書，私人所藏儒家經典和諸子書一概送官府燒毀。
下令後三十天不送所藏私書到官府，罰築長城四年。
聚談詩書的人斬首，是古非今的人滅族，隻有醫藥、蔔筮、農作書不禁。
民間求學以吏為師。
秦始皇從李斯議，實行了焚書法令。
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
這個焚書坑儒的野蠻行為，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内部鬥争的極端尖銳。
李斯主張中央集權，是适合時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學派（與韓非派法家合流）卻是一種極端壓制人民的政治思想。
王绾、淳于越主張分封諸侯，是違反時宜的，他們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統派（包括陰陽五行家與神仙家）卻是講仁義的政治思想。
政治上學派上的鬥争一直發展到大慘殺，把孟子學派的儒生大體殺盡（東漢趙岐說），李斯算是取得了勝利。
但是，焚書坑儒，絲毫也不能消滅學派上的分歧，而且還促成了秦朝的滅亡。
秦始皇實行李斯的主張，皇位的當然繼承人長子扶蘇，替孔孟派儒生說話，秦始皇發怒，使扶蘇到上郡（在陝西綏德縣）監蒙恬軍。
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
李斯怕扶蘇繼位，自己不得寵信，與韓非派法家宦官趙高用陰謀擁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為秦二世，僞造遺诏殺扶蘇、蒙恬。
不久，胡亥趙高又殺李斯。
秦失去頗得民心的扶蘇與擁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權落在胡亥、趙高手中。
胡亥厲行督責，昏暴無比，是完全的獨夫，秦崩潰的條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戰國時期，被山東諸國看作文化落後的國家，事實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創造。
自禹鑄九鼎的傳說開始，國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屬器物上鑄字，秦國發明刻石，比鑄金版、銅鼎、鐵鼎之類要方便得多。
唐初在今陝西鳳翔縣發現十個石鼓，每個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韻的詩。
考古學者根據甘肅出土《秦公白+七+幾+又》上的字體，斷定石鼓是秦器。
造器時間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紀。
與造石鼓同時，還有北宋時出土的秦《詛楚文》三石。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
東漢以下，石碑盛行，追溯遠源，出于秦國。
刻石要有鋼刀，刻石鼓用什麼刀，也是值得注意的。
秦始皇劃一全國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書，考古學者馬衡說“這實在是中國活字排印的開始，不過他雖已發明，未能廣泛應用”。
又說：秦穆公時的《秦公白+七+幾+又》，銘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範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
在公元前六、七世紀，秦國已有刻石和活字，說它比山東諸國文化落後，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
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實非民力所能勝任。
雖然形式上不發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農民被稱為罪人去服各種勞役，實際上等于部分的發闾左。
秦始皇末年，農民起義已經接近了爆發點。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國，此後秦政治是法家學說指導下的政治，國王極端專制，刑罰極端殘酷，山東六國稱秦為虎狼之國，是名符其實的。
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韓非學說，商鞅加韓非，秦政治殘暴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時，曾起着富國強兵摧毀領主勢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時，法家政治隻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強盛的學說轉成為促秦滅亡的學說了。
李斯勸秦二世《行督責書》，正是法家學說自然的産物。
李斯說，“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
..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
..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内獨視聽，..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
這種陰慘刻毒的民賊獨夫思想，與孔孟正統派的仁義學說恰恰處于對立的地位。
秦統一後，正統派儒家連同陰陽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勢力，比起李斯為代表的荀派儒學和法家學派來，自然是劣勢，但正統派儒家還是進行了激烈的鬥争。
荀子學派法家學派與孔孟正統派儒學的鬥争，集中表現在中央集權（地主政治）與分封諸侯（領主政治）的争論上，終于爆發了焚書坑儒的大破裂。
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縮為首的群臣，都主張在離秦較遠的燕齊楚等地分封皇子為王，獨廷尉李斯反對分封。
秦始皇從李斯議，确定行施郡縣制度。
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齊人淳于越倡議，主張學古法，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
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師今而學古，各尊私學，诽謗朝政，惑亂民心，建議禁私學。
辦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國史記以外，别國史記一概燒毀；除了博士官所藏圖書，私人所藏儒家經典和諸子書一概送官府燒毀。
下令後三十天不送所藏私書到官府，罰築長城四年。
聚談詩書的人斬首，是古非今的人滅族，隻有醫藥、蔔筮、農作書不禁。
民間求學以吏為師。
秦始皇從李斯議，實行了焚書法令。
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
這個焚書坑儒的野蠻行為，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内部鬥争的極端尖銳。
李斯主張中央集權，是适合時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學派（與韓非派法家合流）卻是一種極端壓制人民的政治思想。
王绾、淳于越主張分封諸侯，是違反時宜的，他們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統派（包括陰陽五行家與神仙家）卻是講仁義的政治思想。
政治上學派上的鬥争一直發展到大慘殺，把孟子學派的儒生大體殺盡（東漢趙岐說），李斯算是取得了勝利。
但是，焚書坑儒，絲毫也不能消滅學派上的分歧，而且還促成了秦朝的滅亡。
秦始皇實行李斯的主張，皇位的當然繼承人長子扶蘇，替孔孟派儒生說話，秦始皇發怒，使扶蘇到上郡（在陝西綏德縣）監蒙恬軍。
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
李斯怕扶蘇繼位，自己不得寵信，與韓非派法家宦官趙高用陰謀擁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為秦二世，僞造遺诏殺扶蘇、蒙恬。
不久，胡亥趙高又殺李斯。
秦失去頗得民心的扶蘇與擁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權落在胡亥、趙高手中。
胡亥厲行督責，昏暴無比，是完全的獨夫，秦崩潰的條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戰國時期，被山東諸國看作文化落後的國家，事實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創造。
自禹鑄九鼎的傳說開始，國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屬器物上鑄字，秦國發明刻石，比鑄金版、銅鼎、鐵鼎之類要方便得多。
唐初在今陝西鳳翔縣發現十個石鼓，每個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韻的詩。
考古學者根據甘肅出土《秦公白+七+幾+又》上的字體，斷定石鼓是秦器。
造器時間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紀。
與造石鼓同時，還有北宋時出土的秦《詛楚文》三石。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
東漢以下，石碑盛行，追溯遠源，出于秦國。
刻石要有鋼刀，刻石鼓用什麼刀，也是值得注意的。
秦始皇劃一全國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書，考古學者馬衡說“這實在是中國活字排印的開始，不過他雖已發明，未能廣泛應用”。
又說：秦穆公時的《秦公白+七+幾+又》，銘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範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
在公元前六、七世紀，秦國已有刻石和活字，說它比山東諸國文化落後，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