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唐朝的史學、科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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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地理知識也是相當重視的。
唐代的地理學家，以賈耽、李吉甫為最有成就。
賈耽--唐代宗大曆時，任鴻胪卿，因而有機會熟悉外國地理。
唐德宗貞元時，升任宰相，更能看到全國各地的圖經。
自吐蕃占據隴右，唐朝退守内地，舊時鎮戍，不可複知。
賈耽乃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并撰《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别錄》六卷、《吐蕃黃河錄》四卷（合稱《通錄》）進呈。
圖中，“歧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沖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象真”，以備國家軍事參考。
貞元十七年，賈耽又繪《海内華夷圖》一幅，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進呈。
《古今述》卷帙較多，觀覽費時，賈耽“又提其要會，切于今日”，為《貞元十道錄》四卷。
《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裡。
在繪圖方法上，賈耽繼承裴秀的“六體”（分率、準望、道裡、高下、方邪、迂直），而又區别古今。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這個新創造應歸功于賈耽。
今西安碑林所藏僞齊（劉豫）阜昌七年（一一三七年）上石的《華夷圖》，刻着“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等語，當是參考賈耽《華夷圖》縮繪。
李吉甫--唐憲宗元和時，兩任宰相。
根據他的政治經驗，以為“成當今之務，樹将來之勢”，沒有比版圖、地理吏為切要，故先後撰進《元和國計薄》十卷、《元和郡縣圖志》四十二卷，以求有助于當時封建統治的穩定。
《元和國計簿》是李吉甫與史官等輯錄當時戶賦兵籍而成，《元和郡縣圖志》當亦成于衆手，而由李吉甫裁定。
此書系元和八年所上，但書中更置有州一條，乃元和九年事，是書成之後又補充進去的。
李吉甫批評“搜古而略今”的地理書籍，“莫切根要”，《元和郡縣圖志》注重現實問題，十分明顯。
初啟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有志無圖，不能算完備。
賈耽則有圖有說，圖說并行--《九州圖》與《通錄》并行，《華夷圖》與《古今述》并行。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是圖志合一，圖在志前。
後世官修方志，皆遵照李吉甫的體例，“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範圍。
” 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記載外國地理的名著。
《西域記》内容豐富，在晉釋法顯《佛國記》、魏釋惠生《使西域記》之上。
惠生僅至北天竺，法顯僅至西、中、東三天竺，唯玄奘遍曆五天竺，前後十七年之久。
《西域記》共記一百三十八國，書行者（根據親身巡遊）一百一十國，書至者（根據傳聞）二十八國。
玄奘生動地描述出一個個國家的面貌，使讀者如身曆其境。
《西域記》的缺點是“侈陳靈異”。
《新唐書?藝文志》置此書于《道家類?釋氏》，而不列入《地理類》。
其實，剔除其中宣傳宗教迷信的糟粕，尚不失為記載古代中外交通以及中亞、天竺一帶曆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三科學 天文 渾天儀是我國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測器。
自漢以後，天文學家皆以制造渾天儀為其首要任務，技術不斷地進步。
唐貞觀七年，李淳風用銅造渾天儀，表裡三層：最外層是六合儀，中間是三辰儀，最内層是四遊儀。
“下據準基，狀如十字。
末樹鳌足，以張四表。
”在此以前，渾天儀隻含有相當于四遊儀和六合儀的部分，沒有三辰儀的部分。
渾天儀用三層，是從李淳風開始的。
于是黃道經緯、赤道經緯、地平經緯都能測定，時稱其妙。
開元十一年，釋一行和梁令瓒共同造黃道遊儀（先以木試制，後改鑄以銅鐵），用以觀測日、月運動，并測量星宿的經緯度。
從漢以來，人們一直錯誤地認為，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速度，均勻不變。
一行經過觀察，發現太陽在冬至時速度最快，以後漸慢，到春分速度平，夏至最慢，夏至後則相反。
這是比較接近天文實際的。
一行又發現當時的星宿位置，與古代不同。
不僅是赤道上的位置和距極度數，因歲差關系而有差異，即黃道上的位置，也是不同的。
清齊召南說：“自古皆謂恒星随天不移，西法始謂恒星亦自移動，其說甚确，一行以銅儀測驗，即知古今不符，已開西法之先。
” 在制造黃道遊儀的同時，一行又造“複矩圖”，發起實測九州晷影和北極高度，以定各地食分的多寡和南北晝夜的長短。
南宮說測量得出：地差三五一裡八○步（唐代長度），北極高度相差一度。
這個數字雖不夠精确，卻是世界上第一次測量子午線的長度。
曆法 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中，曆法變更了十次，《舊唐書?曆志》“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曆法”，這确是三部有價值的曆法。
《戊寅曆》--道士傅仁均所造，于武德二年頒行。
我國古代曆家推步合朔有二法：一、平朔，自前朔至後朔，中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
二、定朔，用日、月的實際運行，來定合朔的日期。
如日行盈，月行遲，則日月相合必在乎朔之後；日行縮，月行疾，則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前。
求得平朔，用盈、縮、遲、疾之差數來加減。
定朔比平朔精密。
唐朝以前的曆法，均用平朔，大抵一大月一小月相間。
《戊寅曆》廢平朔，用定朔，是我國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麟德曆》--貞觀十九年九月以後，連續四個大月，反對用定朔的曆家，認為這不是平常應有的現象，又改用平朔。
高宗時，李淳風造新曆，于麟德二年頒行，名《麟德曆》。
《麟德曆》再用定朔，但立進朔遷就之法，即改變當時小數點進位的方法，以避免連續四個大月的現象。
反對用定朔的曆家，從此失去了借口。
《麟德曆》還有一項改進。
它廢去章（以十九年七閏月為一章）蔀（四章為一蔀）紀（二十蔀為一紀）元（三紀為一元）的方法，立總法以為推算的基礎。
運算省約，勝于古人。
曆家遵用，沿及宋元。
《大衍曆》--開元九年，因《麟德曆》所推算的日食不效，玄宗命釋一行重造新曆。
一行全面研究過我國曆法的結構，并且參考過天竺的曆法，吸收其中某些精華，是唐朝最傑出的曆家。
開元十五年《大衍曆》草成。
《大衍曆》共分七篇：一，步中朔（計算平朔望、平氣）；二，步發斂術（計算七十二候）；三，步日躔術（計算每天太陽的位置和運動）；四，步月離術（計算月亮的位置和運動）；五，步軌漏（計算每天見到的天空星象和晝夜時刻）；六，步交會術（計算日月食）；七，步五星術（計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運動）。
在一行以前，曆家編寫曆法，格式不一，自有《大衍曆》以後，曆家均遵循其格式，直至明末采用西洋法編曆時，始有所改變。
《大衍曆》在我國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見。
一行迷信漢代的《易經》象數說及陰陽五行說。
《大衍曆》依靠“《易》蓍”之數作為立法的根據，又牽合“爻象”以顯示立數的有據。
當時保守勢力占優勢，一行曆法有許多創見，如果不依據儒經，必遭強大的攻擊。
算學 唐代對算學的重視，超過以前各朝。
顯慶元年，設算學館，以李淳風等注釋的“十部算經”為課本。
三年，廢算學館。
龍朔二年，又在國子監内設“算學”。
科舉中設有“明算科”。
“十部算經”之一的《緝古算經》（原名《緝古算術》），是初唐的王孝通所著。
孝通自稱“長自闾閻，少小學算，镌磨愚鈍，迄将皓首，鑽尋秘奧，曲盡無遺”。
《緝古算經》共二十個問題，大部分問題運用高次方程來解決，在當時确是比較艱深的。
李淳風等注釋“十部算經”，明辨是非，很有貢獻。
舉一例來說：傳本《周髀算經》（原名《周髀》）有趙爽注，甄鸾重述。
李淳風等的注釋指出，一，《周髀》以地差千裡、影差一寸的假定，作為算法的根據，是脫離實際的。
二，趙爽用等差級數插直法，來推算二十四氣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實際測量的結果。
三，甄鸾對趙爽的句股圓方圖說，多有誤解，等等。
注述龐雜的古算書，經過李淳風等的整理，得到澄清，為後世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條件。
醫藥學 隋末唐初孫思邈所撰的《備急千金要方》，天寶間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是集唐以前醫學大成的兩部名著。
《千金方》--孫思邈是一位不貪慕名利，而以人民疾苦為重的好醫師。
他拒絕過隋文帝、唐太宗、高宗所授予的官職，但從未拒絕過病人的求救。
他在《千金方》的序言中，以“人命至重，有貴千金”的
唐代的地理學家，以賈耽、李吉甫為最有成就。
賈耽--唐代宗大曆時，任鴻胪卿，因而有機會熟悉外國地理。
唐德宗貞元時，升任宰相，更能看到全國各地的圖經。
自吐蕃占據隴右，唐朝退守内地，舊時鎮戍，不可複知。
賈耽乃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并撰《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别錄》六卷、《吐蕃黃河錄》四卷（合稱《通錄》）進呈。
圖中，“歧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沖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象真”，以備國家軍事參考。
貞元十七年，賈耽又繪《海内華夷圖》一幅，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進呈。
《古今述》卷帙較多，觀覽費時，賈耽“又提其要會，切于今日”，為《貞元十道錄》四卷。
《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裡。
在繪圖方法上，賈耽繼承裴秀的“六體”（分率、準望、道裡、高下、方邪、迂直），而又區别古今。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這個新創造應歸功于賈耽。
今西安碑林所藏僞齊（劉豫）阜昌七年（一一三七年）上石的《華夷圖》，刻着“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等語，當是參考賈耽《華夷圖》縮繪。
李吉甫--唐憲宗元和時，兩任宰相。
根據他的政治經驗，以為“成當今之務，樹将來之勢”，沒有比版圖、地理吏為切要，故先後撰進《元和國計薄》十卷、《元和郡縣圖志》四十二卷，以求有助于當時封建統治的穩定。
《元和國計簿》是李吉甫與史官等輯錄當時戶賦兵籍而成，《元和郡縣圖志》當亦成于衆手，而由李吉甫裁定。
此書系元和八年所上，但書中更置有州一條，乃元和九年事，是書成之後又補充進去的。
李吉甫批評“搜古而略今”的地理書籍，“莫切根要”，《元和郡縣圖志》注重現實問題，十分明顯。
初啟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有志無圖，不能算完備。
賈耽則有圖有說，圖說并行--《九州圖》與《通錄》并行，《華夷圖》與《古今述》并行。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是圖志合一，圖在志前。
後世官修方志，皆遵照李吉甫的體例，“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範圍。
” 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記載外國地理的名著。
《西域記》内容豐富，在晉釋法顯《佛國記》、魏釋惠生《使西域記》之上。
惠生僅至北天竺，法顯僅至西、中、東三天竺，唯玄奘遍曆五天竺，前後十七年之久。
《西域記》共記一百三十八國，書行者（根據親身巡遊）一百一十國，書至者（根據傳聞）二十八國。
玄奘生動地描述出一個個國家的面貌，使讀者如身曆其境。
《西域記》的缺點是“侈陳靈異”。
《新唐書?藝文志》置此書于《道家類?釋氏》，而不列入《地理類》。
其實，剔除其中宣傳宗教迷信的糟粕，尚不失為記載古代中外交通以及中亞、天竺一帶曆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三科學 天文 渾天儀是我國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測器。
自漢以後，天文學家皆以制造渾天儀為其首要任務，技術不斷地進步。
唐貞觀七年，李淳風用銅造渾天儀，表裡三層：最外層是六合儀，中間是三辰儀，最内層是四遊儀。
“下據準基，狀如十字。
末樹鳌足，以張四表。
”在此以前，渾天儀隻含有相當于四遊儀和六合儀的部分，沒有三辰儀的部分。
渾天儀用三層，是從李淳風開始的。
于是黃道經緯、赤道經緯、地平經緯都能測定，時稱其妙。
開元十一年，釋一行和梁令瓒共同造黃道遊儀（先以木試制，後改鑄以銅鐵），用以觀測日、月運動，并測量星宿的經緯度。
從漢以來，人們一直錯誤地認為，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速度，均勻不變。
一行經過觀察，發現太陽在冬至時速度最快，以後漸慢，到春分速度平，夏至最慢，夏至後則相反。
這是比較接近天文實際的。
一行又發現當時的星宿位置，與古代不同。
不僅是赤道上的位置和距極度數，因歲差關系而有差異，即黃道上的位置，也是不同的。
清齊召南說：“自古皆謂恒星随天不移，西法始謂恒星亦自移動，其說甚确，一行以銅儀測驗，即知古今不符，已開西法之先。
” 在制造黃道遊儀的同時，一行又造“複矩圖”，發起實測九州晷影和北極高度，以定各地食分的多寡和南北晝夜的長短。
南宮說測量得出：地差三五一裡八○步（唐代長度），北極高度相差一度。
這個數字雖不夠精确，卻是世界上第一次測量子午線的長度。
曆法 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中，曆法變更了十次，《舊唐書?曆志》“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曆法”，這确是三部有價值的曆法。
《戊寅曆》--道士傅仁均所造，于武德二年頒行。
我國古代曆家推步合朔有二法：一、平朔，自前朔至後朔，中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
二、定朔，用日、月的實際運行，來定合朔的日期。
如日行盈，月行遲，則日月相合必在乎朔之後；日行縮，月行疾，則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前。
求得平朔，用盈、縮、遲、疾之差數來加減。
定朔比平朔精密。
唐朝以前的曆法，均用平朔，大抵一大月一小月相間。
《戊寅曆》廢平朔，用定朔，是我國曆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麟德曆》--貞觀十九年九月以後，連續四個大月，反對用定朔的曆家，認為這不是平常應有的現象，又改用平朔。
高宗時，李淳風造新曆，于麟德二年頒行，名《麟德曆》。
《麟德曆》再用定朔，但立進朔遷就之法，即改變當時小數點進位的方法，以避免連續四個大月的現象。
反對用定朔的曆家，從此失去了借口。
《麟德曆》還有一項改進。
它廢去章（以十九年七閏月為一章）蔀（四章為一蔀）紀（二十蔀為一紀）元（三紀為一元）的方法，立總法以為推算的基礎。
運算省約，勝于古人。
曆家遵用，沿及宋元。
《大衍曆》--開元九年，因《麟德曆》所推算的日食不效，玄宗命釋一行重造新曆。
一行全面研究過我國曆法的結構，并且參考過天竺的曆法，吸收其中某些精華，是唐朝最傑出的曆家。
開元十五年《大衍曆》草成。
《大衍曆》共分七篇：一，步中朔（計算平朔望、平氣）；二，步發斂術（計算七十二候）；三，步日躔術（計算每天太陽的位置和運動）；四，步月離術（計算月亮的位置和運動）；五，步軌漏（計算每天見到的天空星象和晝夜時刻）；六，步交會術（計算日月食）；七，步五星術（計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運動）。
在一行以前，曆家編寫曆法，格式不一，自有《大衍曆》以後，曆家均遵循其格式，直至明末采用西洋法編曆時，始有所改變。
《大衍曆》在我國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見。
一行迷信漢代的《易經》象數說及陰陽五行說。
《大衍曆》依靠“《易》蓍”之數作為立法的根據，又牽合“爻象”以顯示立數的有據。
當時保守勢力占優勢，一行曆法有許多創見，如果不依據儒經，必遭強大的攻擊。
算學 唐代對算學的重視，超過以前各朝。
顯慶元年，設算學館，以李淳風等注釋的“十部算經”為課本。
三年，廢算學館。
龍朔二年，又在國子監内設“算學”。
科舉中設有“明算科”。
“十部算經”之一的《緝古算經》（原名《緝古算術》），是初唐的王孝通所著。
孝通自稱“長自闾閻，少小學算，镌磨愚鈍，迄将皓首，鑽尋秘奧，曲盡無遺”。
《緝古算經》共二十個問題，大部分問題運用高次方程來解決，在當時确是比較艱深的。
李淳風等注釋“十部算經”，明辨是非，很有貢獻。
舉一例來說：傳本《周髀算經》（原名《周髀》）有趙爽注，甄鸾重述。
李淳風等的注釋指出，一，《周髀》以地差千裡、影差一寸的假定，作為算法的根據，是脫離實際的。
二，趙爽用等差級數插直法，來推算二十四氣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實際測量的結果。
三，甄鸾對趙爽的句股圓方圖說，多有誤解，等等。
注述龐雜的古算書，經過李淳風等的整理，得到澄清，為後世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條件。
醫藥學 隋末唐初孫思邈所撰的《備急千金要方》，天寶間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是集唐以前醫學大成的兩部名著。
《千金方》--孫思邈是一位不貪慕名利，而以人民疾苦為重的好醫師。
他拒絕過隋文帝、唐太宗、高宗所授予的官職，但從未拒絕過病人的求救。
他在《千金方》的序言中，以“人命至重，有貴千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