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唐朝的史學、科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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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文學，有如百花怒放；學術與藝術，也呈現着一片繁榮的景象。
下面，對唐代的史學、地理學、科學（天文、曆法、算學、醫藥學）、美術（書法、繪畫、雕塑、石窟藝術）、音樂舞蹈，作一些介紹。
一史學 五代史--武德中，唐高祖采納令狐德棻的建議，诏修魏、梁、陳、北齊、北周、隋諸史。
曆時數年，未能成書。
貞觀三年，唐太宗再下诏修撰。
至貞觀十年，梁、陳、北齊、北周、隋五史俱成（魏史先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甚詳備，無需再修），合稱《五代紀傳》，共二百二十五卷。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至唐高宗顯慶元年成書，共三十卷。
《五代紀傳》的修撰，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子繼父業，如《梁書》、《陳書》是由姚思廉續成其父姚察的遺稿，《北齊書》是由李百藥續成其父李德林的遺稿。
另一種是朝廷命官共撰，如《北周書》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等共撰，《隋書》由魏征、顔師古、孔穎達、敬播等共撰。
《五代史志》也是由令狐德棻、于志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集體修撰的。
這是初唐官修史書的成功經驗。
李延壽又獨撰《南史》、《北史》。
《南史》為宋、齊、梁、陳四代，《北史》為魏、北齊、北周、隋四代。
《南史》《北史》雖屬私撰，卻是在官修《五代紀傳》的基礎上進行的。
《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其特點（也是優點）在前後通貫。
自兩宋以後，《南史》、《北史》風行，而原來的八種斷代史俱微，以至于阙佚。
今本《宋書》、《魏書》、《北齊書》、《周書》的阙卷，多取《南史》、《北史》補充。
《晉書》--晉史撰述，前代已有多家。
初唐決定重修。
貞觀十八年着手，至二十年書成，共一百三十卷。
太宗自撰宣帝、武帝、陸機、王羲之四論，于是總題為“禦撰”。
新《晉書》既總結了前代人的成果（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并參考其他各家），又集中了當時人的特長（例如：《天文》、《律曆》、《五行》三志，以深明星曆的李淳風主修），堪稱初唐官修史書的代表作。
自新《晉書》頒行，原來的十九家晉史皆廢。
官修史書顯示出朝廷對史書編纂工作的控制越來越嚴，但也起了好的作用。
自唐以後，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為前朝修史，我國各封建朝廷的“正史”，得以連續不斷，從而保存了大緻完整的史料。
唐代還有兩部重要的史學著作。
劉知幾《史通》--《史通》成書于唐中宗景龍四年，劉知幾時年五十歲。
他十七歲前，已遍讀群史。
四十二歲後，在史館工作。
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知識和修史經驗，才能寫成這部著名的史學著作。
劉知幾推崇《文心雕龍》，自謂已能融會貫通，得其要領。
《史通》一書，即根據《文心雕龍?史傳篇》的要旨，詳加發揮，唐以前的全部史書，都受到審判，成為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史學評論。
禮部尚書鄭惟忠曾問劉知幾：為何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說：史有三長：才（技術）、學（資料）、識（觀點），缺一不可。
有學無才，好似愚拙的商人，擁有大批資金，但不能營運生利；有才無學，則如巧匠而無木材和工具，建築不成房屋。
至于史識，他更着重指出：必須秉心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所畏懼。
當然，他所謂善惡，不過是封建主義的道德标準，所謂秉心正直，無非是地主階級所認為的正直。
劉知幾着重指出的史識，不能不是受階級局限的見識，史學者要獲得正确的史識，除了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别無其他途徑，想從《史通》等書中獲得史識是不可能的。
《史通》論修史，以直筆為中心思想。
不僅有《直書篇》、《曲筆篇》，從正反兩面，詳加論述，其他各篇中，也貫穿着直筆的論點。
什麼是直筆？《史通?雜說篇》下有一個扼要的解說：“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
”意思是說，凡是有關褒貶勸誡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誰，都應該據實直書。
怎樣才能做到直筆？綜括《史通》所述，約有四端：不畏強暴（史德），分清邪正是非（史識），鑒别史料真僞（史學），不為浮詞妄飾（史才）。
直筆，是我國史家的傳統。
這個傳統，從孔子修《春秋》開始，曆代相傳，到劉知兒撰《史通》，予以總結。
《史通》在頌揚《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載文篇》）的時，指出《春秋》有五虛美、十二未喻（《惑經篇》），認為孔子親手筆削的《春秋》，也并未做到标準的直筆。
《史通》以宜筆為評價古今史家的标準，凡是符合這個标準的，熱烈表彰，不符合這個标準的，嚴厲批評，褒貶極為分明。
這樣，大大發揚了直筆的傳統，對後世産生深遠的影響。
例如，清初文士因私修明史，而遭殺戮者，即有多人。
這些史家，為了保存比較真實的明朝史事，為了抵制清朝對明史的歪曲篡改，不畏強暴，置生命于不顧，這說明中國史學确實存在着直筆的傳統。
杜佑《通典》--唐代宗大曆間，杜佑為淮南節度使從事時，得劉秩《政典》，以為條目未盡，開始編纂《通典》，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為淮南節度使時，方成書二百卷，用了三十餘年的工夫。
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官吏的杜佑，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理财經驗，對典章制度也很熟悉。
正因具備這種條件，才能寫成《通典》一書。
《政典》隻有三十五卷，以“《周禮》六官所職”分門編撰，杜佑擴充了五六倍，等于創作，《通典》成而《政典》廢。
《通典》之作，雖源于“正史”的書、志，但矯正了“正史”斷代之不便。
本書所載，上自黃帝，下迄天寶，肅代以後的重要因革，亦附載于注中，是我國第一部專門論述典章制度的通史，為史學開辟了新途徑。
爾後發展為三通，十通，蔚為大觀。
但《通典》一書的價值，還不止于此。
杜佑生活在由盛而衰的中唐，“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
他考究曆代沿革，編纂《通典》，是為了尋求解決當時政治經濟問題的方案。
《通典》計分九門，以《食貨》為首，理由是：“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杜佑以前，沒有一個史家這樣重視過食貨，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卓識。
《食貨門》又分若幹細目，以《田制》為首，杜佑說：“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
”這是《通典?食貨門》中一段重要的史論，也是杜佑針對時弊所提出的一條重要的理财意見。
杜佑反對“滞儒常情，非今是古”（《通典?禮》）。
他并不是隐諱時政的弊病，但認為複古不能解決問題，主張：“随時立制，遇事變通”（《職宮》）；“随時拯弊，因物利用”（《邊防》）。
所以李翰稱贊他“師古在乎随時”。
《通典》卷帙浩繁，杜佑輯錄其要點，成《理（治）道要訣》，以便觀覽。
朱熹說：“是一個非古是今之書。
”《通典》的精華就是“理道”的“要訣”，足見杜佑研究曆史，不是好古，而是為了今用。
這種治學精神是可貴的。
此外，唐德宗時，蘇冕編次唐高祖以後九朝事為《會要》。
唐宣宗時楊紹複等續編唐德宗以後七朝事為《續會要》（王溥的《唐會要》，即據此二書，補充唐宣宗以後事而成）。
蘇冕開創“會要”的體裁，不為無功；但《會要》隻羅列史實而缺乏見解，遠不能與《通典》相比拟。
二地理學 隋朝統一南北後，地理學有了新作品。
大業中，普令全國各郡，條上其風俗、物産、地圖，朝廷據以綜合而成《諸郡物産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等書。
唐朝進一步規定：全國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為五年）一造圖經，送尚書省兵部職方。
《十道圖》、《十道錄》（《十道要略》）就是各地圖經的綜合。
由于各地定期造送圖經，中央政府就能比較及時地掌握全國的新情況，有助于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統一。
見于著錄的《十道圖》、《十道錄》有多種，可見是每隔一定時期，就綜合制作一次，這當然是為了适應當時政治上的需要。
唐朝與周圍各國，交往頻繁。
外國使者來唐時，鴻胪寺訊其國之山川、風土，以至容貌、衣服，繪為圖畫。
唐朝使者至外國時，每有行記之作（如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等）。
可見唐人對外
下面，對唐代的史學、地理學、科學（天文、曆法、算學、醫藥學）、美術（書法、繪畫、雕塑、石窟藝術）、音樂舞蹈，作一些介紹。
一史學 五代史--武德中，唐高祖采納令狐德棻的建議，诏修魏、梁、陳、北齊、北周、隋諸史。
曆時數年，未能成書。
貞觀三年，唐太宗再下诏修撰。
至貞觀十年，梁、陳、北齊、北周、隋五史俱成（魏史先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甚詳備，無需再修），合稱《五代紀傳》，共二百二十五卷。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至唐高宗顯慶元年成書，共三十卷。
《五代紀傳》的修撰，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子繼父業，如《梁書》、《陳書》是由姚思廉續成其父姚察的遺稿，《北齊書》是由李百藥續成其父李德林的遺稿。
另一種是朝廷命官共撰，如《北周書》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等共撰，《隋書》由魏征、顔師古、孔穎達、敬播等共撰。
《五代史志》也是由令狐德棻、于志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集體修撰的。
這是初唐官修史書的成功經驗。
李延壽又獨撰《南史》、《北史》。
《南史》為宋、齊、梁、陳四代，《北史》為魏、北齊、北周、隋四代。
《南史》《北史》雖屬私撰，卻是在官修《五代紀傳》的基礎上進行的。
《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其特點（也是優點）在前後通貫。
自兩宋以後，《南史》、《北史》風行，而原來的八種斷代史俱微，以至于阙佚。
今本《宋書》、《魏書》、《北齊書》、《周書》的阙卷，多取《南史》、《北史》補充。
《晉書》--晉史撰述，前代已有多家。
初唐決定重修。
貞觀十八年着手，至二十年書成，共一百三十卷。
太宗自撰宣帝、武帝、陸機、王羲之四論，于是總題為“禦撰”。
新《晉書》既總結了前代人的成果（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并參考其他各家），又集中了當時人的特長（例如：《天文》、《律曆》、《五行》三志，以深明星曆的李淳風主修），堪稱初唐官修史書的代表作。
自新《晉書》頒行，原來的十九家晉史皆廢。
官修史書顯示出朝廷對史書編纂工作的控制越來越嚴，但也起了好的作用。
自唐以後，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為前朝修史，我國各封建朝廷的“正史”，得以連續不斷，從而保存了大緻完整的史料。
唐代還有兩部重要的史學著作。
劉知幾《史通》--《史通》成書于唐中宗景龍四年，劉知幾時年五十歲。
他十七歲前，已遍讀群史。
四十二歲後，在史館工作。
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知識和修史經驗，才能寫成這部著名的史學著作。
劉知幾推崇《文心雕龍》，自謂已能融會貫通，得其要領。
《史通》一書，即根據《文心雕龍?史傳篇》的要旨，詳加發揮，唐以前的全部史書，都受到審判，成為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史學評論。
禮部尚書鄭惟忠曾問劉知幾：為何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說：史有三長：才（技術）、學（資料）、識（觀點），缺一不可。
有學無才，好似愚拙的商人，擁有大批資金，但不能營運生利；有才無學，則如巧匠而無木材和工具，建築不成房屋。
至于史識，他更着重指出：必須秉心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所畏懼。
當然，他所謂善惡，不過是封建主義的道德标準，所謂秉心正直，無非是地主階級所認為的正直。
劉知幾着重指出的史識，不能不是受階級局限的見識，史學者要獲得正确的史識，除了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别無其他途徑，想從《史通》等書中獲得史識是不可能的。
《史通》論修史，以直筆為中心思想。
不僅有《直書篇》、《曲筆篇》，從正反兩面，詳加論述，其他各篇中，也貫穿着直筆的論點。
什麼是直筆？《史通?雜說篇》下有一個扼要的解說：“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
”意思是說，凡是有關褒貶勸誡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誰，都應該據實直書。
怎樣才能做到直筆？綜括《史通》所述，約有四端：不畏強暴（史德），分清邪正是非（史識），鑒别史料真僞（史學），不為浮詞妄飾（史才）。
直筆，是我國史家的傳統。
這個傳統，從孔子修《春秋》開始，曆代相傳，到劉知兒撰《史通》，予以總結。
《史通》在頌揚《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載文篇》）的時，指出《春秋》有五虛美、十二未喻（《惑經篇》），認為孔子親手筆削的《春秋》，也并未做到标準的直筆。
《史通》以宜筆為評價古今史家的标準，凡是符合這個标準的，熱烈表彰，不符合這個标準的，嚴厲批評，褒貶極為分明。
這樣，大大發揚了直筆的傳統，對後世産生深遠的影響。
例如，清初文士因私修明史，而遭殺戮者，即有多人。
這些史家，為了保存比較真實的明朝史事，為了抵制清朝對明史的歪曲篡改，不畏強暴，置生命于不顧，這說明中國史學确實存在着直筆的傳統。
杜佑《通典》--唐代宗大曆間，杜佑為淮南節度使從事時，得劉秩《政典》，以為條目未盡，開始編纂《通典》，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為淮南節度使時，方成書二百卷，用了三十餘年的工夫。
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官吏的杜佑，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理财經驗，對典章制度也很熟悉。
正因具備這種條件，才能寫成《通典》一書。
《政典》隻有三十五卷，以“《周禮》六官所職”分門編撰，杜佑擴充了五六倍，等于創作，《通典》成而《政典》廢。
《通典》之作，雖源于“正史”的書、志，但矯正了“正史”斷代之不便。
本書所載，上自黃帝，下迄天寶，肅代以後的重要因革，亦附載于注中，是我國第一部專門論述典章制度的通史，為史學開辟了新途徑。
爾後發展為三通，十通，蔚為大觀。
但《通典》一書的價值，還不止于此。
杜佑生活在由盛而衰的中唐，“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
他考究曆代沿革，編纂《通典》，是為了尋求解決當時政治經濟問題的方案。
《通典》計分九門，以《食貨》為首，理由是：“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杜佑以前，沒有一個史家這樣重視過食貨，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卓識。
《食貨門》又分若幹細目，以《田制》為首，杜佑說：“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
”這是《通典?食貨門》中一段重要的史論，也是杜佑針對時弊所提出的一條重要的理财意見。
杜佑反對“滞儒常情，非今是古”（《通典?禮》）。
他并不是隐諱時政的弊病，但認為複古不能解決問題，主張：“随時立制，遇事變通”（《職宮》）；“随時拯弊，因物利用”（《邊防》）。
所以李翰稱贊他“師古在乎随時”。
《通典》卷帙浩繁，杜佑輯錄其要點，成《理（治）道要訣》，以便觀覽。
朱熹說：“是一個非古是今之書。
”《通典》的精華就是“理道”的“要訣”，足見杜佑研究曆史，不是好古，而是為了今用。
這種治學精神是可貴的。
此外，唐德宗時，蘇冕編次唐高祖以後九朝事為《會要》。
唐宣宗時楊紹複等續編唐德宗以後七朝事為《續會要》（王溥的《唐會要》，即據此二書，補充唐宣宗以後事而成）。
蘇冕開創“會要”的體裁，不為無功；但《會要》隻羅列史實而缺乏見解，遠不能與《通典》相比拟。
二地理學 隋朝統一南北後，地理學有了新作品。
大業中，普令全國各郡，條上其風俗、物産、地圖，朝廷據以綜合而成《諸郡物産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等書。
唐朝進一步規定：全國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為五年）一造圖經，送尚書省兵部職方。
《十道圖》、《十道錄》（《十道要略》）就是各地圖經的綜合。
由于各地定期造送圖經，中央政府就能比較及時地掌握全國的新情況，有助于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統一。
見于著錄的《十道圖》、《十道錄》有多種，可見是每隔一定時期，就綜合制作一次，這當然是為了适應當時政治上的需要。
唐朝與周圍各國，交往頻繁。
外國使者來唐時，鴻胪寺訊其國之山川、風土，以至容貌、衣服，繪為圖畫。
唐朝使者至外國時，每有行記之作（如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等）。
可見唐人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