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統治集團的紛争與人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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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對西方天主教傳教士日益信用，南懷仁請求羅馬教廷增派傳教士來華。
一六八七年，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等五人來到北京。
一六九○年，清朝派出使團去尼布楚與俄國舉行談判。
張誠、徐日升等曾被任為使團譯員，在談判中奔走于雙方之間。
西方傳教士進而參予了清朝的外交活動。
一六九三年，白晉受命為清朝皇帝的欽差，去歐洲延聘人才。
一六九八年白晉返回北京，随同前來者有巴多明等十餘人。
西方傳教士得到清朝皇帝的信用，天主教也随之在清朝各地日益廣泛的傳播。
一六六九年任用南懷仁時，原曾曉谕直隸各省禁止立堂入教。
但事實上各地天主教勢力在不斷發展。
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撫張鵬翮曾重申康熙八年上谕，禁止浙江各地傳習天主教。
傳教士通過信教的大臣佟國綱等向康熙帝請求弛禁。
一六九二年，康熙帝傳谕“各處天主堂仍照舊存留。
凡進香供奉之人，不必禁止。
”（《奉教正褒》）康熙帝取消禁令，天主教迅速發展，遍及十五省。
據一七一○年統計，全國教徒多達三十餘萬人。
天主教的教義和理學的倫常說教尖銳對立。
明末，耶稣會士利瑪窦來華傳教，援引天主教義傅會理學的倫常，允許教徒祭天、祭祖和祭孔。
利瑪窦身着中國儒士冠服，被稱為“西儒”。
清初，湯若望、南懷仁、白晉等傳教也都遵從利瑪窦的方式，稱為“利瑪窦規矩”。
一六九二年弛禁後，天主教勢力日益強大。
以西班牙傳教士為主的天主教托缽修會之一的多明我會，聯合聖方濟會，堅持宣傳上帝是至高無上的唯一主宰，攻擊耶稣會允許中國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對教義的背棄。
雙方都上書羅馬教皇，相互指責，被稱為“禮儀之争”。
一七○四年，新任教皇克羅門十世決斷：中國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實屬異端，應予禁止。
铎羅攜帶禁止異端的谕令前來中國。
康熙帝傳谕：“慎無擾亂中國”；來華的西人必須“謹守法度”，勸铎羅返回。
铎羅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傳教士和中國教徒“一體遵照勿違”。
康熙帝怒其抗旨，将铎羅押送澳門。
教皇的禁令也自然要在漢人臣僚中引起強烈的反應。
一七○六年，康熙帝對理學名臣李光地、熊賜履等說：“汝等知西洋人漸漸作怪乎？将孔夫子亦罵了。
予所以好待他者，不過是用其技藝耳。
曆算之學果然好。
你們通是讀書人，見外面地方官與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
”（《榕村語錄續集》卷六）次年三月，康熙帝斷然傳谕各國傳教士：“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窦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康熙帝與羅馬使節關系文書》）。
康熙時期，歐洲各國已先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向外殖民。
各國傳教士來華，以傳教為主要任務，傳播西方科學技術隻是輔助的手段，同時也不能不在政治上為本國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務。
康熙帝企圖使傳教士服膺于理學的封建倫常，而單純地“用其技藝”，這當然不能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與教廷發生嚴重的沖突。
一七一八年，羅馬教皇克羅門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異端的禁令。
一七二二年，羅馬教廷派遣教士嘉樂攜帶“禁約”來中國見康熙帝。
“禁約”規定，在中國之西洋人和中國天主教徒，不許用“天”字，不許祭孔子、祭祖宗，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規處罰。
康熙帝接見嘉樂，駁斥說：“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隻可禁得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也。
”并明确宣布此後禁止天主教在中國流行，傳教之人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外，其餘均回西洋。
嘉樂被斥離去。
康熙帝随令廣東等地禁止天主教。
傳教士陸續離華返國。
理學戰勝天主教，更加鞏固了其思想統治的地位。
（三）吏治敗壞與人民的反抗 一、吏治的敗壞 康熙帝提倡理學，标榜仁政，對官吏的貪風由寬容演為妥協，吏治日益敗壞。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實際上是公開準許官吏加派火耗營私。
所謂“火耗”即稅戶向官府交納稅銀，額外加成，歸州縣官吏私有，并向上司饋送。
加火耗既屬合法，其他各種名目的加派也層出不窮。
一六八四年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兩即加至三、四錢（《聖祖實錄》卷一二二）。
一六九七年，禦史荊元實奏報說：“蓋言州縣居官一月不派費，則不能安其位，猶之京官賃房一月不出租，則不能安其居也”。
（《皇清奏議》卷二十三）一七○一年，禦史李發甲詳細地陳奏說：“一官入省，省費有派，夫馬有派，贽見有派，中夥長随跟役有派。
上官一飯，封赍四兩、六兩不等。
上官一席，封賞十二至二十四兩不等。
而又捏為公務，押令某府州縣捐銀若幹，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
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禮，生子生孫有三朝滿月之禮。
至于平日之生辰禮節，定為常規，無足論矣。
”“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
”（《皇清奏議》卷二十三）大官對小官，小官對小民，層層刻剝，最後都加到廣大農民的身上。
一七○二年，湖南巡撫趙申喬奏報湖南地方情形說：“計每歲科派有較正供額賦增至數倍者”，“百姓窮蹙不支，多緻流離轉徙”（《聖祖實錄》卷二一一）。
康熙帝晚年實行寬政，甚至對于證據确鑿的重大貪污案件，也任意寬縱，與早期嚴懲貪污，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七一○年，禦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内倉銀六十四萬餘兩，參予貪污的官吏多達一百數十人。
康熙帝說“朕反複思之，終夜不寐，若将伊等審問，獲罪之人甚多矣”（《聖祖實錄》卷二四二）。
經九卿複議，隻将希福納革職，其餘官員勒限賠完，免其議處。
次年三月，康熙帝對大學士等大臣說：“治天下之道，以寬為本”，“夫官之清廉，隻可論其大者。
今張鵬翮居官甚清，在山東兖州為官時，亦曾受人規例。
張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書甚多。
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此皆從何處來者？此等處亦不必究。
兩淮鹽差官員送人禮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聖祖實錄》卷二四五）。
康熙帝寬縱官吏貪剝，雖然得以使各級官員上下相安，與廣大人民間的矛盾，卻日益激化了。
二、人民的反抗 清朝在大規模戰争過後，封建經濟逐漸恢複，農民群衆遭受地主階級的壓榨也日益深重，出現大批的破産流民。
官吏的肆意加派，更使廣大農民饑寒交迫，不斷舉行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
杭州反加派鬥争--一七○七年六月間，浙江巡撫加派公費，下屬州縣，拟每畝加三。
這年又值大旱，歉收，百姓數千人到巡撫門前抗議，督撫被迫出告示安民（《文獻叢編?王鴻緒密繕小折》）。
十一月間，太倉州北門外永樂庵地方，有大批群衆，頭裹紅布，豎立旗幟聚集。
官兵出動鎮壓，群衆散走（《李煦奏折》）。
江浙搶米鬥争--杭州的鬥争，影響到江浙兩省。
一七○八年，戶部尚書王鴻緒奏報江浙情形說：“近因官法廢弛，又有不軌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倡率饑民吵鬧官府，打劫富家，一呼而集遂緻數百人，官府一時無法”。
江甯因粜賣官米刻剝居民，群衆聚集搶米鋪三四十家。
王鴻緒說：“其餘江浙之各府州縣在在有之。
至各府州縣之村鎮奸民，聚衆以米貴為名，抄搶富家者，尤不可勝數。
”（《文獻叢編?王鴻緒密繕小折》）。
泉州搶米鬥争--一七一一年時，福建泉州府永春、德化兩縣聯界地帶貧民以陳五顯等四人為首，聚集至二千餘人搶奪富戶米糧，抗拒官兵。
陳五顯等在各處張示揭帖說：屢次捐免錢糧，地方官員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窘于衣食，不得已而為此。
若各處富戶不将屯積米石粜賣，我等必搶奪。
”康熙帝得報，也不能不承認：“伊等原非盜賊，因年歲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聖祖實錄》卷二四六）。
官兵大舉出動，對搶米的貧民殘酷鎮壓，斬殺八十餘名，逮捕一百四十五名。
負傷逃走者甚衆。
雩都抗租賦鬥争--一七一三年，江西雩都縣佃戶丘蘭秀、陳萬餘、丁介卿等率衆要求“除賦捐租”，圍攻地主趙唐伯的田莊。
當地廣東人馬天祥等在各處響應，聚衆千人。
地主趙唐伯向縣衙報告。
官兵逮捕四十餘人入獄監禁。
陳萬餘等率衆據守禾豐。
十一月間，官兵前來鎮壓，陳萬餘率衆作戰，失敗被擒，被斬首犧牲。
次年，官府又将獄中三十餘人處死。
興國抗租鬥争--一七一三年時，江西興國縣也暴發了佃戶抗租的鬥争。
興國縣衣錦鄉佃戶李鼎三率領當地佃戶和閩、廣遷來的農民，共約數千人，向縣官要求“田骨田皮許退不許批”，并勒石為例（同治《興國縣志》）。
鬥争獲得勝利，反抗的佃戶即組織“會館”，進行長期的抗租鬥争。
每年秋收，倡議“七收、八收”，即将二成或三成交租。
田主如按原來高額收租，佃戶即聚集起來，奪回多收地租收入會館。
當地農民以“會館”為鬥争的組織和基地，堅持抗租達十三年之久。
至雍正時才被官府勒令将會館焚拆。
宜陽反加派鬥争--一七一六年，河南宜陽縣的農民群衆進行了反加派的鬥争。
河南巡撫李錫傳令八府所屬州縣加派田賦，每畝地私派銀四厘，又借故科派馬捐。
群衆二千餘人在亢珽等率領下起而反抗，将宜陽知縣擒捕。
官兵前來鎮壓，搶回知縣。
亢珽等聲言：“皇上因李錫居官甚劣，已取進京。
若李錫伏誅，我等情願引頸受刑。
”康熙帝谕：“李錫居官固屬不堪，但此賊不盡拿獲，斷乎不可。
”即派刑部尚書等乘驿急往當地，“嚴加查獲詳審，一面于彼處正法，一面奏聞。
”（《聖祖實錄》卷二七三）亢珽抗拒官兵失敗，自缢死。
其他領導者十五人被清朝處斬，十五人處絞。
二十四人流放到三姓等地做奴隸。
無錫人民鬥争--康熙末年（具體年代不詳），江蘇無錫縣人民因縣令李牧殘酷成性，草菅人命，村民數百人嘯聚山中反抗。
村民劉三公布李牧殘酷殺人數十事。
李牧派捕役下鄉擒拿，劉三率兵抵抗，逃匿後被捕。
黃印《錫金識小錄》記載說：“劉自知必死，訊時辭色侃侃，曆數其惡（指李牧）。
備受極刑，終不委靡乞哀，下于獄，瘐死獄中。
” 如上所舉，一七○七年以來，各地人民的反抗鬥争連綿不斷。
雖然這些鬥争都還限于局部地區，規模也很小，但它不斷地沖擊着清朝的統治，顯示着康熙末年社會矛盾在日趨激化。
三、禁礦與禁海 康熙帝面對着各地農民的鬥争，同時注意到對遊民、手工業者的防範。
一七一二年，告谕臣下說：“朕前谕各省督撫，查拿越省遊行者，另有深意。
蓋謂奸惡之徒，有為僧道而行者，亦有為市藥賣卦而行者。
..明代李自成即其驗也。
不予為之計可乎？”（《聖祖實錄》卷二五○）一七一四年，京師城内的遊民即達數十萬人。
康熙帝認為：這些人原來都是來京師貿易傭工者，因貿易無資，“栖泊京師，入于匪類者甚多。
”（《康熙起居注》）京師如此，各省區更為嚴重。
明末礦工和沿海工商遊民曾不斷舉行反官府的鬥争。
康熙帝以“安民防亂”為名，一再實行“禁礦”、“禁海”，以防止手工業工人、海上商販和各類遊民的反抗。
禁礦--礦業的開采是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必要的條件。
康熙帝親政初年，曾開放礦禁，工商業因而得到發展。
一七○四年，康熙帝傳谕：“開礦事情，甚無益于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俱著不準行。
”（雍正《會典》卷五十三）這還隻是不準再開新礦，已有之礦業尚未禁止。
所謂“無益于地方”即不利于統治。
次年，禦史景月畛上疏請禁閉廣東海陽縣礦，說是“聚衆幾至十餘萬，強梁争兢，時時有之。
”
一六八七年，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等五人來到北京。
一六九○年，清朝派出使團去尼布楚與俄國舉行談判。
張誠、徐日升等曾被任為使團譯員，在談判中奔走于雙方之間。
西方傳教士進而參予了清朝的外交活動。
一六九三年，白晉受命為清朝皇帝的欽差，去歐洲延聘人才。
一六九八年白晉返回北京，随同前來者有巴多明等十餘人。
西方傳教士得到清朝皇帝的信用，天主教也随之在清朝各地日益廣泛的傳播。
一六六九年任用南懷仁時，原曾曉谕直隸各省禁止立堂入教。
但事實上各地天主教勢力在不斷發展。
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撫張鵬翮曾重申康熙八年上谕，禁止浙江各地傳習天主教。
傳教士通過信教的大臣佟國綱等向康熙帝請求弛禁。
一六九二年，康熙帝傳谕“各處天主堂仍照舊存留。
凡進香供奉之人，不必禁止。
”（《奉教正褒》）康熙帝取消禁令，天主教迅速發展，遍及十五省。
據一七一○年統計，全國教徒多達三十餘萬人。
天主教的教義和理學的倫常說教尖銳對立。
明末，耶稣會士利瑪窦來華傳教，援引天主教義傅會理學的倫常，允許教徒祭天、祭祖和祭孔。
利瑪窦身着中國儒士冠服，被稱為“西儒”。
清初，湯若望、南懷仁、白晉等傳教也都遵從利瑪窦的方式，稱為“利瑪窦規矩”。
一六九二年弛禁後，天主教勢力日益強大。
以西班牙傳教士為主的天主教托缽修會之一的多明我會，聯合聖方濟會，堅持宣傳上帝是至高無上的唯一主宰，攻擊耶稣會允許中國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對教義的背棄。
雙方都上書羅馬教皇，相互指責，被稱為“禮儀之争”。
一七○四年，新任教皇克羅門十世決斷：中國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實屬異端，應予禁止。
铎羅攜帶禁止異端的谕令前來中國。
康熙帝傳谕：“慎無擾亂中國”；來華的西人必須“謹守法度”，勸铎羅返回。
铎羅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傳教士和中國教徒“一體遵照勿違”。
康熙帝怒其抗旨，将铎羅押送澳門。
教皇的禁令也自然要在漢人臣僚中引起強烈的反應。
一七○六年，康熙帝對理學名臣李光地、熊賜履等說：“汝等知西洋人漸漸作怪乎？将孔夫子亦罵了。
予所以好待他者，不過是用其技藝耳。
曆算之學果然好。
你們通是讀書人，見外面地方官與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
”（《榕村語錄續集》卷六）次年三月，康熙帝斷然傳谕各國傳教士：“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窦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康熙帝與羅馬使節關系文書》）。
康熙時期，歐洲各國已先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向外殖民。
各國傳教士來華，以傳教為主要任務，傳播西方科學技術隻是輔助的手段，同時也不能不在政治上為本國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務。
康熙帝企圖使傳教士服膺于理學的封建倫常，而單純地“用其技藝”，這當然不能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與教廷發生嚴重的沖突。
一七一八年，羅馬教皇克羅門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異端的禁令。
一七二二年，羅馬教廷派遣教士嘉樂攜帶“禁約”來中國見康熙帝。
“禁約”規定，在中國之西洋人和中國天主教徒，不許用“天”字，不許祭孔子、祭祖宗，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規處罰。
康熙帝接見嘉樂，駁斥說：“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隻可禁得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也。
”并明确宣布此後禁止天主教在中國流行，傳教之人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外，其餘均回西洋。
嘉樂被斥離去。
康熙帝随令廣東等地禁止天主教。
傳教士陸續離華返國。
理學戰勝天主教，更加鞏固了其思想統治的地位。
（三）吏治敗壞與人民的反抗 一、吏治的敗壞 康熙帝提倡理學，标榜仁政，對官吏的貪風由寬容演為妥協，吏治日益敗壞。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實際上是公開準許官吏加派火耗營私。
所謂“火耗”即稅戶向官府交納稅銀，額外加成，歸州縣官吏私有，并向上司饋送。
加火耗既屬合法，其他各種名目的加派也層出不窮。
一六八四年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兩即加至三、四錢（《聖祖實錄》卷一二二）。
一六九七年，禦史荊元實奏報說：“蓋言州縣居官一月不派費，則不能安其位，猶之京官賃房一月不出租，則不能安其居也”。
（《皇清奏議》卷二十三）一七○一年，禦史李發甲詳細地陳奏說：“一官入省，省費有派，夫馬有派，贽見有派，中夥長随跟役有派。
上官一飯，封赍四兩、六兩不等。
上官一席，封賞十二至二十四兩不等。
而又捏為公務，押令某府州縣捐銀若幹，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
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禮，生子生孫有三朝滿月之禮。
至于平日之生辰禮節，定為常規，無足論矣。
”“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
”（《皇清奏議》卷二十三）大官對小官，小官對小民，層層刻剝，最後都加到廣大農民的身上。
一七○二年，湖南巡撫趙申喬奏報湖南地方情形說：“計每歲科派有較正供額賦增至數倍者”，“百姓窮蹙不支，多緻流離轉徙”（《聖祖實錄》卷二一一）。
康熙帝晚年實行寬政，甚至對于證據确鑿的重大貪污案件，也任意寬縱，與早期嚴懲貪污，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七一○年，禦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内倉銀六十四萬餘兩，參予貪污的官吏多達一百數十人。
康熙帝說“朕反複思之，終夜不寐，若将伊等審問，獲罪之人甚多矣”（《聖祖實錄》卷二四二）。
經九卿複議，隻将希福納革職，其餘官員勒限賠完，免其議處。
次年三月，康熙帝對大學士等大臣說：“治天下之道，以寬為本”，“夫官之清廉，隻可論其大者。
今張鵬翮居官甚清，在山東兖州為官時，亦曾受人規例。
張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書甚多。
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此皆從何處來者？此等處亦不必究。
兩淮鹽差官員送人禮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聖祖實錄》卷二四五）。
康熙帝寬縱官吏貪剝，雖然得以使各級官員上下相安，與廣大人民間的矛盾，卻日益激化了。
二、人民的反抗 清朝在大規模戰争過後，封建經濟逐漸恢複，農民群衆遭受地主階級的壓榨也日益深重，出現大批的破産流民。
官吏的肆意加派，更使廣大農民饑寒交迫，不斷舉行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
杭州反加派鬥争--一七○七年六月間，浙江巡撫加派公費，下屬州縣，拟每畝加三。
這年又值大旱，歉收，百姓數千人到巡撫門前抗議，督撫被迫出告示安民（《文獻叢編?王鴻緒密繕小折》）。
十一月間，太倉州北門外永樂庵地方，有大批群衆，頭裹紅布，豎立旗幟聚集。
官兵出動鎮壓，群衆散走（《李煦奏折》）。
江浙搶米鬥争--杭州的鬥争，影響到江浙兩省。
一七○八年，戶部尚書王鴻緒奏報江浙情形說：“近因官法廢弛，又有不軌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倡率饑民吵鬧官府，打劫富家，一呼而集遂緻數百人，官府一時無法”。
江甯因粜賣官米刻剝居民，群衆聚集搶米鋪三四十家。
王鴻緒說：“其餘江浙之各府州縣在在有之。
至各府州縣之村鎮奸民，聚衆以米貴為名，抄搶富家者，尤不可勝數。
”（《文獻叢編?王鴻緒密繕小折》）。
泉州搶米鬥争--一七一一年時，福建泉州府永春、德化兩縣聯界地帶貧民以陳五顯等四人為首，聚集至二千餘人搶奪富戶米糧，抗拒官兵。
陳五顯等在各處張示揭帖說：屢次捐免錢糧，地方官員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窘于衣食，不得已而為此。
若各處富戶不将屯積米石粜賣，我等必搶奪。
”康熙帝得報，也不能不承認：“伊等原非盜賊，因年歲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聖祖實錄》卷二四六）。
官兵大舉出動，對搶米的貧民殘酷鎮壓，斬殺八十餘名，逮捕一百四十五名。
負傷逃走者甚衆。
雩都抗租賦鬥争--一七一三年，江西雩都縣佃戶丘蘭秀、陳萬餘、丁介卿等率衆要求“除賦捐租”，圍攻地主趙唐伯的田莊。
當地廣東人馬天祥等在各處響應，聚衆千人。
地主趙唐伯向縣衙報告。
官兵逮捕四十餘人入獄監禁。
陳萬餘等率衆據守禾豐。
十一月間，官兵前來鎮壓，陳萬餘率衆作戰，失敗被擒，被斬首犧牲。
次年，官府又将獄中三十餘人處死。
興國抗租鬥争--一七一三年時，江西興國縣也暴發了佃戶抗租的鬥争。
興國縣衣錦鄉佃戶李鼎三率領當地佃戶和閩、廣遷來的農民，共約數千人，向縣官要求“田骨田皮許退不許批”，并勒石為例（同治《興國縣志》）。
鬥争獲得勝利，反抗的佃戶即組織“會館”，進行長期的抗租鬥争。
每年秋收，倡議“七收、八收”，即将二成或三成交租。
田主如按原來高額收租，佃戶即聚集起來，奪回多收地租收入會館。
當地農民以“會館”為鬥争的組織和基地，堅持抗租達十三年之久。
至雍正時才被官府勒令将會館焚拆。
宜陽反加派鬥争--一七一六年，河南宜陽縣的農民群衆進行了反加派的鬥争。
河南巡撫李錫傳令八府所屬州縣加派田賦，每畝地私派銀四厘，又借故科派馬捐。
群衆二千餘人在亢珽等率領下起而反抗，将宜陽知縣擒捕。
官兵前來鎮壓，搶回知縣。
亢珽等聲言：“皇上因李錫居官甚劣，已取進京。
若李錫伏誅，我等情願引頸受刑。
”康熙帝谕：“李錫居官固屬不堪，但此賊不盡拿獲，斷乎不可。
”即派刑部尚書等乘驿急往當地，“嚴加查獲詳審，一面于彼處正法，一面奏聞。
”（《聖祖實錄》卷二七三）亢珽抗拒官兵失敗，自缢死。
其他領導者十五人被清朝處斬，十五人處絞。
二十四人流放到三姓等地做奴隸。
無錫人民鬥争--康熙末年（具體年代不詳），江蘇無錫縣人民因縣令李牧殘酷成性，草菅人命，村民數百人嘯聚山中反抗。
村民劉三公布李牧殘酷殺人數十事。
李牧派捕役下鄉擒拿，劉三率兵抵抗，逃匿後被捕。
黃印《錫金識小錄》記載說：“劉自知必死，訊時辭色侃侃，曆數其惡（指李牧）。
備受極刑，終不委靡乞哀，下于獄，瘐死獄中。
” 如上所舉，一七○七年以來，各地人民的反抗鬥争連綿不斷。
雖然這些鬥争都還限于局部地區，規模也很小，但它不斷地沖擊着清朝的統治，顯示着康熙末年社會矛盾在日趨激化。
三、禁礦與禁海 康熙帝面對着各地農民的鬥争，同時注意到對遊民、手工業者的防範。
一七一二年，告谕臣下說：“朕前谕各省督撫，查拿越省遊行者，另有深意。
蓋謂奸惡之徒，有為僧道而行者，亦有為市藥賣卦而行者。
..明代李自成即其驗也。
不予為之計可乎？”（《聖祖實錄》卷二五○）一七一四年，京師城内的遊民即達數十萬人。
康熙帝認為：這些人原來都是來京師貿易傭工者，因貿易無資，“栖泊京師，入于匪類者甚多。
”（《康熙起居注》）京師如此，各省區更為嚴重。
明末礦工和沿海工商遊民曾不斷舉行反官府的鬥争。
康熙帝以“安民防亂”為名，一再實行“禁礦”、“禁海”，以防止手工業工人、海上商販和各類遊民的反抗。
禁礦--礦業的開采是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必要的條件。
康熙帝親政初年，曾開放礦禁，工商業因而得到發展。
一七○四年，康熙帝傳谕：“開礦事情，甚無益于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俱著不準行。
”（雍正《會典》卷五十三）這還隻是不準再開新礦，已有之礦業尚未禁止。
所謂“無益于地方”即不利于統治。
次年，禦史景月畛上疏請禁閉廣東海陽縣礦，說是“聚衆幾至十餘萬，強梁争兢，時時有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