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統治集團的紛争與人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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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至杭州。
三月，返抵京師。
五月間，據索額圖家人的告發，下谕斥責索額圖“背後怨尤，議論國事”，說“伊之黨類，朕皆訪知”。
舉出阿朱達、麻爾圖、額庫禮等多人，指斥“伊等結黨，議論國事，威吓衆人”。
并說：“至索額圖之黨，漢官亦多。
朕若盡指出，俱至滅族”。
命索黨“與索額圖絕交，将所行之事舉出”，否則“必被索額圖連累緻死”（《聖祖實錄》卷二一二）。
随後又谕刑部将索黨麻爾圖、額庫禮等鎖禁。
阿朱達因是年老舊臣，得到寬恕。
又傳谕索額圖說：“爾家人告爾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寬爾之意，爾并無退悔之意，背後仍怨尤，議論國事，結黨妄行。
爾背後之言，不可宣說，爾心内甚明。
”又說：“朕将爾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
尚念爾原系大臣，朕心不忍”，着交宗人府拘禁（同上書）。
索額圖之子并家内要人俱交拘禁。
索額圖死于獄中。
後來康熙帝曾稱因索額圖助太子“潛謀大事”，“将索額圖處死”。
索額圖出身滿族貴族，兩代俱為輔臣，朝臣中黨羽甚衆。
索額圖被處死，朝野震動。
廢太子康熙帝誅索額圖後，依然疑慮重重，常常舉措失度。
五年之後，一七○八年五月間，率領太子胤礽與長子胤礽、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等，巡視塞外。
八月，至鄂爾多斯。
十八子胤礽重病。
九月初，行至蒙古布爾哈蘇台地方。
初四日，康熙帝命太子胤礽跪見。
諸王大臣齊集行宮之前，斥責胤礽對胤礽患病“毫無友愛之意。
因朕加責讓，伊反忿然發怒。
”決意廢太子。
宣谕說：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朕包容二十年矣。
乃其惡愈張，僇辱在廷諸王貝勒大臣官員，專擅威權，鸠聚黨羽，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有将朕諸子不遺噍類之勢”。
并說：“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今胤礽欲為索額圖複仇，結成黨羽。
令朕未蔔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甯。
似此之人，豈可付以祖宗弘業”。
宣布将胤礽廢斥拘禁。
康熙帝廢太子，顯然是出于對索額圖黨的疑慮。
同時又宣布，将索額圖兩子及胤礽的親随四人正法。
是日，胤礽病死。
康熙廢胤礽後，仍然疑慮重重，惴惴不安。
九月十一日，對滿族大臣說，“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懑。
至今六日，未嘗安寝”。
兩天後，又宣谕内大臣等：“近觀胤礽行事，與人大有不同。
..語言颠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
回京後，将胤礽幽禁在上驷院旁的氈帳之内，特命皇長子胤礽和皇四子胤礽（雍正帝）看守。
康熙又對諸皇子及領侍衛内大臣、滿族大學士、尚書等宣布：“今胤礽事已完結。
諸阿哥（皇子）中，倘有借此邀結人心，樹黨相傾者，朕斷不能姑容也”。
但是，胤礽廢後，太子虛位，圍繞太子廢立的黨争，更加不可遏止。
（二）理學的提倡與西學的傳入 一、理學的提倡 康熙帝面對着清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在他的晚年越來越着意研究程朱理學（道學），從中尋求維護封建統治的權術。
康熙帝自幼即學習漢文化，研讀經史。
親政後任用儒臣，實行漢制，目的仍在于争取漢人地主階級的支持，以鞏固清朝的統治，并未把漢儒的理學作為執政的指導思想。
“三藩”反清戰争時，儒臣魏象樞谏阻用兵，力主招撫，康熙帝棄而不用。
台灣鄭氏降服後，理學名臣李光地建策棄地不守，康熙帝仍采施琅策統治台灣。
噶爾丹之亂，李光地谏奏，依《易》經蔔卦，出兵不利。
康熙帝平亂後，說：“汝輩漢人說予向征噶爾旦（丹）時，不必如此窮黩。
”“噶爾旦邊釁一動，兵疲于奔命，民窮于轉饷，欲休養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憚親征，去此大害。
今而後庶可言休養生息四字”（《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八）。
噶爾丹敗亡後，各地戰事大體平定，康熙帝轉而整饬内政，日益倡用程朱理學。
一六九七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向法皇路易十四報告說：“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這個資格加強了這位皇帝的權威。
”（《康熙皇帝》）一七一一年時，康熙帝曾自稱：“朕禦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
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
”康熙帝在一七○一年以後的二十年間，更加緻力于理學的研讨。
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命熊賜履、李光地等編輯《朱子全書》，并親自撰序言，說“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為。
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
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
”又說：“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為一家。
”李光地曾說：“朱子之意與皇上同，皇上近來大信朱子之言。
”（《榕村語錄續集》卷七）一七一七年，康熙帝并為新編《性理精義》一書撰序。
康熙帝非常自覺地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天下的統治思想，依用熊賜履、李光地、張伯行等儒臣，極力提倡理學，以穩定清王朝的統治秩序。
标榜“仁政”康熙帝親政後的三、四十年間，不斷嚴懲貪污，獎勵廉吏清官，以維護其統治。
康熙帝曾說：“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為要。
”又說：“朕恨貪污之吏，更過于噶爾丹。
此後澄清吏治，如圖平噶爾丹，則善矣。
”（《聖祖實錄》卷一八三）康熙帝親政初期，确曾出現過一些著名的清官，但以後的官場逐漸腐敗，貪墨風行。
康熙帝力言“澄清吏治”，也正證明吏治之不清。
平噶爾丹後，康熙帝标榜仁心仁政，變懲貪為寬政，以圖穩定政局。
張鵬翮以清廉著稱，對下甚嚴。
康熙帝對他說：“從來大儒持身接物當如光風霁月。
爾平日亦講理學，乃一味苛刻嚴厲，豈所謂光風霁月乎？況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需為國為民，事事皆有實濟。
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于國事何濟耶？”康熙帝甚至公然允許官吏貪取。
一七○九年九月，對河南巡撫鹿佑說：“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
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隻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
其實系貪黩無忌者，自當參處。
若一概從苛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
”（《聖祖實錄》卷二三九）康熙帝晚年标榜仁政，放縱官吏貪剝，其實是對不勝參的官吏們的妥協。
提倡寬政的結果，吏治更加敗壞了。
控馭臣下程朱理學把封建的政治學說哲學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不僅論述統治的理，并且還論述被統治的理，告誡人們自覺地去接受統治。
自稱“得宋儒之實據”的康熙帝，确已理解到這個奧秘，并着意加以利用。
他曾對進講的儒臣說：“向來進講，但切君身。
此後當兼寓訓勉臣下之意，庶使諸臣皆有所警省。
”（《聖祖實錄》卷一一一）又說：“使果系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為本。
豈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别作一等語者乎？”（《聖祖實錄》卷一六三）他告誡那些自稱信奉理學的漢大臣說：“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而忘私乃為正理，且理學諸書中，亦不過辨别公私二字。
事君者果能以公勝私，于治天下何難？若挾其私心，則天下必不能治。
”（《聖祖實錄》卷二五六）漢人大臣力圖以程朱理學影響康熙帝，以維護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
康熙帝則以理學為武器，要求漢人臣僚對皇帝無私地忠誠。
統治社會程朱理學的社會、政治學說以封建綱常為主要内容。
君臣、父子、夫婦稱為三綱。
不僅把政權家族化，也還把每個家族政權化，在血緣關系上建立起統治與被統治的準則，從而維護整個的社會秩序。
康熙帝遵從理學的準則，一再下诏褒揚各地的孝子節婦，标榜“以孝治天下”。
一七一三年，康熙帝诏谕大學士宣揚孝弟，說“倘天下皆知孝弟為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道德之根。
”（《聖祖實錄》卷二五四）一七一八年，又對臣下說：“朕臨禦天下垂六十年，仰惟祖宗付托之重，知天子以乂安海内為孝。
”“夫人皆知孝行之為先，則臣節必砥，此即經學之本也。
”（《聖祖實錄》卷二七八）皇帝行孝即要統治海内。
臣民行孝，即要服從皇帝的統治，在家孝父，在朝忠君。
這就是所謂的“以孝治天下”。
一七○六年頒布的聖谕十六條（見前）是康熙帝實行理學政治的綱領，也是“教化”臣民的條規。
十六條通行曉谕滿洲八旗并直隸各省督撫，轉行府州縣鄉村廣大居民。
每月朔望日，各地村莊都要向村民講解十六條，以推行“教化”。
清朝此後的曆代皇帝，奉康熙聖谕十六條為祖宗之法，影響極大。
宋代理學至朱熹而漸完備，宋理宗時始被尊為官方學說，但南宋不久即告滅亡。
元仁宗、文宗曾先後提倡理學，舉行科舉考試，表彰孝子節婦。
但元朝的統治随即衰落，理學并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占據統治地位。
明初再度倡行理學，萬曆以後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人的興起，理學在社會上已不再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行。
康熙帝倡行理學用以指導政治，并在社會上大力宣揚，深入到各地農村。
理學的倫常說教，經康熙帝提倡而普及于全國，影響是深遠的。
二、西學的傳入與傳教士的禁逐 康熙帝自即位以來，不僅随漢人儒臣學習儒家經書，也還從西方傳教士學習天文曆算等自然科學知識。
這在曆代皇帝中是極為罕見的。
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又不能不和理學的倡用形成嚴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萬曆年間，意大利耶稣會士利瑪窦等來到中國，帶來西方著述和工藝品。
利瑪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賞識。
據統計，明萬曆至清順治時，翻譯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學技術書籍，多達一百五十餘種。
晚明士大夫研習西學，一時成為風氣。
明禮部侍郎徐光啟與德國耶稣會士湯若望等依西法改訂曆法，編成《崇祯曆書》，未及頒行而明朝複亡。
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湯若望上書多爾衮，請用新曆，稱天主教“以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為務。
”次年清朝正式廢明大統曆，改用湯若望等編制的時憲曆。
湯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師”。
江南徽州官生楊光先自稱“素以理學自信”、著《辟邪論》，又上“正國體疏”，指責天主教是“無父無君”、“五倫俱廢”的邪教，西洋之學是“左道之學”，并控告湯若望“暗竊正朔，惑衆謀反。
”順治帝不予審理。
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楊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湯若望“邀結天下人心，叛形已成”。
輔政大臣逮湯若望入獄，廢時憲曆，複用明大統曆。
次年，命楊光先為欽天監正，楊的好友吳明烜為監副。
楊光先又著書，題為《不得已》，攻擊西學，稱“甯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湯若望出獄後病死。
康熙帝親政後，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上疏，指責吳明烜所制康熙八年曆種種差誤。
康熙帝傳谕：“曆法關系重大”，“應以合天象為主。
”命大臣圖海、李霨、索額圖、明珠等二十八人同往觀象台測驗。
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觀象台觀測星象測量日影以校定曆法。
楊光先托故不行，由吳明烜與南懷仁應對。
觀測結果，“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
”（《聖祖實錄》卷二八）康熙帝決定複用時憲曆，任南懷仁為欽天監副（一六七三年升為監正）。
楊光先從寬免死。
曆法的考辨促使年輕的康熙帝發憤學習西方科學知識。
他後來自稱：“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庭訓格言》）康熙帝在經筵學習儒學的同時，延聘南懷仁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闵完我等輪番進講自然科學。
每天約二、三小時，先後持續十餘年之久。
據說，他曾先後學習天文、數學、地理、醫藥、音樂、繪畫以及歐洲哲學、拉丁語文等知識，都能粗通大意。
南懷仁在一六七四年制成大型天文儀器，置于觀象台，被授任太常寺卿。
三月，返抵京師。
五月間，據索額圖家人的告發，下谕斥責索額圖“背後怨尤，議論國事”，說“伊之黨類，朕皆訪知”。
舉出阿朱達、麻爾圖、額庫禮等多人，指斥“伊等結黨，議論國事，威吓衆人”。
并說：“至索額圖之黨，漢官亦多。
朕若盡指出，俱至滅族”。
命索黨“與索額圖絕交，将所行之事舉出”，否則“必被索額圖連累緻死”（《聖祖實錄》卷二一二）。
随後又谕刑部将索黨麻爾圖、額庫禮等鎖禁。
阿朱達因是年老舊臣，得到寬恕。
又傳谕索額圖說：“爾家人告爾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寬爾之意，爾并無退悔之意，背後仍怨尤，議論國事，結黨妄行。
爾背後之言，不可宣說，爾心内甚明。
”又說：“朕将爾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
尚念爾原系大臣，朕心不忍”，着交宗人府拘禁（同上書）。
索額圖之子并家内要人俱交拘禁。
索額圖死于獄中。
後來康熙帝曾稱因索額圖助太子“潛謀大事”，“将索額圖處死”。
索額圖出身滿族貴族，兩代俱為輔臣，朝臣中黨羽甚衆。
索額圖被處死，朝野震動。
廢太子康熙帝誅索額圖後，依然疑慮重重，常常舉措失度。
五年之後，一七○八年五月間，率領太子胤礽與長子胤礽、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等，巡視塞外。
八月，至鄂爾多斯。
十八子胤礽重病。
九月初，行至蒙古布爾哈蘇台地方。
初四日，康熙帝命太子胤礽跪見。
諸王大臣齊集行宮之前，斥責胤礽對胤礽患病“毫無友愛之意。
因朕加責讓，伊反忿然發怒。
”決意廢太子。
宣谕說：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朕包容二十年矣。
乃其惡愈張，僇辱在廷諸王貝勒大臣官員，專擅威權，鸠聚黨羽，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有将朕諸子不遺噍類之勢”。
并說：“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今胤礽欲為索額圖複仇，結成黨羽。
令朕未蔔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甯。
似此之人，豈可付以祖宗弘業”。
宣布将胤礽廢斥拘禁。
康熙帝廢太子，顯然是出于對索額圖黨的疑慮。
同時又宣布，将索額圖兩子及胤礽的親随四人正法。
是日，胤礽病死。
康熙廢胤礽後，仍然疑慮重重，惴惴不安。
九月十一日，對滿族大臣說，“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懑。
至今六日，未嘗安寝”。
兩天後，又宣谕内大臣等：“近觀胤礽行事，與人大有不同。
..語言颠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
回京後，将胤礽幽禁在上驷院旁的氈帳之内，特命皇長子胤礽和皇四子胤礽（雍正帝）看守。
康熙又對諸皇子及領侍衛内大臣、滿族大學士、尚書等宣布：“今胤礽事已完結。
諸阿哥（皇子）中，倘有借此邀結人心，樹黨相傾者，朕斷不能姑容也”。
但是，胤礽廢後，太子虛位，圍繞太子廢立的黨争，更加不可遏止。
（二）理學的提倡與西學的傳入 一、理學的提倡 康熙帝面對着清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在他的晚年越來越着意研究程朱理學（道學），從中尋求維護封建統治的權術。
康熙帝自幼即學習漢文化，研讀經史。
親政後任用儒臣，實行漢制，目的仍在于争取漢人地主階級的支持，以鞏固清朝的統治，并未把漢儒的理學作為執政的指導思想。
“三藩”反清戰争時，儒臣魏象樞谏阻用兵，力主招撫，康熙帝棄而不用。
台灣鄭氏降服後，理學名臣李光地建策棄地不守，康熙帝仍采施琅策統治台灣。
噶爾丹之亂，李光地谏奏，依《易》經蔔卦，出兵不利。
康熙帝平亂後，說：“汝輩漢人說予向征噶爾旦（丹）時，不必如此窮黩。
”“噶爾旦邊釁一動，兵疲于奔命，民窮于轉饷，欲休養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憚親征，去此大害。
今而後庶可言休養生息四字”（《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八）。
噶爾丹敗亡後，各地戰事大體平定，康熙帝轉而整饬内政，日益倡用程朱理學。
一六九七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向法皇路易十四報告說：“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這個資格加強了這位皇帝的權威。
”（《康熙皇帝》）一七一一年時，康熙帝曾自稱：“朕禦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
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
”康熙帝在一七○一年以後的二十年間，更加緻力于理學的研讨。
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命熊賜履、李光地等編輯《朱子全書》，并親自撰序言，說“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為。
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
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
”又說：“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為一家。
”李光地曾說：“朱子之意與皇上同，皇上近來大信朱子之言。
”（《榕村語錄續集》卷七）一七一七年，康熙帝并為新編《性理精義》一書撰序。
康熙帝非常自覺地以程朱理學作為治天下的統治思想，依用熊賜履、李光地、張伯行等儒臣，極力提倡理學，以穩定清王朝的統治秩序。
标榜“仁政”康熙帝親政後的三、四十年間，不斷嚴懲貪污，獎勵廉吏清官，以維護其統治。
康熙帝曾說：“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為要。
”又說：“朕恨貪污之吏，更過于噶爾丹。
此後澄清吏治，如圖平噶爾丹，則善矣。
”（《聖祖實錄》卷一八三）康熙帝親政初期，确曾出現過一些著名的清官，但以後的官場逐漸腐敗，貪墨風行。
康熙帝力言“澄清吏治”，也正證明吏治之不清。
平噶爾丹後，康熙帝标榜仁心仁政，變懲貪為寬政，以圖穩定政局。
張鵬翮以清廉著稱，對下甚嚴。
康熙帝對他說：“從來大儒持身接物當如光風霁月。
爾平日亦講理學，乃一味苛刻嚴厲，豈所謂光風霁月乎？況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需為國為民，事事皆有實濟。
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于國事何濟耶？”康熙帝甚至公然允許官吏貪取。
一七○九年九月，對河南巡撫鹿佑說：“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
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隻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
其實系貪黩無忌者，自當參處。
若一概從苛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
”（《聖祖實錄》卷二三九）康熙帝晚年标榜仁政，放縱官吏貪剝，其實是對不勝參的官吏們的妥協。
提倡寬政的結果，吏治更加敗壞了。
控馭臣下程朱理學把封建的政治學說哲學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不僅論述統治的理，并且還論述被統治的理，告誡人們自覺地去接受統治。
自稱“得宋儒之實據”的康熙帝，确已理解到這個奧秘，并着意加以利用。
他曾對進講的儒臣說：“向來進講，但切君身。
此後當兼寓訓勉臣下之意，庶使諸臣皆有所警省。
”（《聖祖實錄》卷一一一）又說：“使果系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為本。
豈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别作一等語者乎？”（《聖祖實錄》卷一六三）他告誡那些自稱信奉理學的漢大臣說：“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而忘私乃為正理，且理學諸書中，亦不過辨别公私二字。
事君者果能以公勝私，于治天下何難？若挾其私心，則天下必不能治。
”（《聖祖實錄》卷二五六）漢人大臣力圖以程朱理學影響康熙帝，以維護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
康熙帝則以理學為武器，要求漢人臣僚對皇帝無私地忠誠。
統治社會程朱理學的社會、政治學說以封建綱常為主要内容。
君臣、父子、夫婦稱為三綱。
不僅把政權家族化，也還把每個家族政權化，在血緣關系上建立起統治與被統治的準則，從而維護整個的社會秩序。
康熙帝遵從理學的準則，一再下诏褒揚各地的孝子節婦，标榜“以孝治天下”。
一七一三年，康熙帝诏谕大學士宣揚孝弟，說“倘天下皆知孝弟為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道德之根。
”（《聖祖實錄》卷二五四）一七一八年，又對臣下說：“朕臨禦天下垂六十年，仰惟祖宗付托之重，知天子以乂安海内為孝。
”“夫人皆知孝行之為先，則臣節必砥，此即經學之本也。
”（《聖祖實錄》卷二七八）皇帝行孝即要統治海内。
臣民行孝，即要服從皇帝的統治，在家孝父，在朝忠君。
這就是所謂的“以孝治天下”。
一七○六年頒布的聖谕十六條（見前）是康熙帝實行理學政治的綱領，也是“教化”臣民的條規。
十六條通行曉谕滿洲八旗并直隸各省督撫，轉行府州縣鄉村廣大居民。
每月朔望日，各地村莊都要向村民講解十六條，以推行“教化”。
清朝此後的曆代皇帝，奉康熙聖谕十六條為祖宗之法，影響極大。
宋代理學至朱熹而漸完備，宋理宗時始被尊為官方學說，但南宋不久即告滅亡。
元仁宗、文宗曾先後提倡理學，舉行科舉考試，表彰孝子節婦。
但元朝的統治随即衰落，理學并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占據統治地位。
明初再度倡行理學，萬曆以後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人的興起，理學在社會上已不再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行。
康熙帝倡行理學用以指導政治，并在社會上大力宣揚，深入到各地農村。
理學的倫常說教，經康熙帝提倡而普及于全國，影響是深遠的。
二、西學的傳入與傳教士的禁逐 康熙帝自即位以來，不僅随漢人儒臣學習儒家經書，也還從西方傳教士學習天文曆算等自然科學知識。
這在曆代皇帝中是極為罕見的。
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又不能不和理學的倡用形成嚴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萬曆年間，意大利耶稣會士利瑪窦等來到中國，帶來西方著述和工藝品。
利瑪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賞識。
據統計，明萬曆至清順治時，翻譯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學技術書籍，多達一百五十餘種。
晚明士大夫研習西學，一時成為風氣。
明禮部侍郎徐光啟與德國耶稣會士湯若望等依西法改訂曆法，編成《崇祯曆書》，未及頒行而明朝複亡。
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湯若望上書多爾衮，請用新曆，稱天主教“以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為務。
”次年清朝正式廢明大統曆，改用湯若望等編制的時憲曆。
湯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師”。
江南徽州官生楊光先自稱“素以理學自信”、著《辟邪論》，又上“正國體疏”，指責天主教是“無父無君”、“五倫俱廢”的邪教，西洋之學是“左道之學”，并控告湯若望“暗竊正朔，惑衆謀反。
”順治帝不予審理。
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楊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湯若望“邀結天下人心，叛形已成”。
輔政大臣逮湯若望入獄，廢時憲曆，複用明大統曆。
次年，命楊光先為欽天監正，楊的好友吳明烜為監副。
楊光先又著書，題為《不得已》，攻擊西學，稱“甯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湯若望出獄後病死。
康熙帝親政後，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上疏，指責吳明烜所制康熙八年曆種種差誤。
康熙帝傳谕：“曆法關系重大”，“應以合天象為主。
”命大臣圖海、李霨、索額圖、明珠等二十八人同往觀象台測驗。
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觀象台觀測星象測量日影以校定曆法。
楊光先托故不行，由吳明烜與南懷仁應對。
觀測結果，“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
”（《聖祖實錄》卷二八）康熙帝決定複用時憲曆，任南懷仁為欽天監副（一六七三年升為監正）。
楊光先從寬免死。
曆法的考辨促使年輕的康熙帝發憤學習西方科學知識。
他後來自稱：“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庭訓格言》）康熙帝在經筵學習儒學的同時，延聘南懷仁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闵完我等輪番進講自然科學。
每天約二、三小時，先後持續十餘年之久。
據說，他曾先後學習天文、數學、地理、醫藥、音樂、繪畫以及歐洲哲學、拉丁語文等知識，都能粗通大意。
南懷仁在一六七四年制成大型天文儀器，置于觀象台，被授任太常寺卿。
